79缘丨刘玉瑛：我上北大纯属偶然，这真的不是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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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缘丨刘玉瑛：我上北大纯属偶然，这真的不是谦虚

刘玉瑛新三届 2019-08-25

作者简介

刘玉瑛，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人。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学习，毕业后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题

我上北京大学，纯属偶然

作者：刘玉瑛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自己能上大学，更别说是上北京大学了。我能上北大，纯属偶然。这真的不是谦虚，这事我也没有必要谦虚，再谦虚就是虚伪了。

我之所以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自己能上大学，这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山沟屏蔽了我的视野。

1956年11月，我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永甸公社牛皮闸大队（现在叫永甸乡牛皮闸村）。村名的来历我不是太清楚，但我清楚，我们村四面环山，进出都需爬山越岭。

我现在一看见山就头疼，就是当年爬山爬得多了。上学爬山，种地爬山，进城爬山，都快成“爬行动物”了。

作者家乡的房屋和门前的小河

现在有人去我们村，会说我们那里山清水秀。比如说我先生某年秋季去我们家，看到赤橙黄绿的山中景色和清澈的河水，就问我，这么漂亮的地方你干嘛还考出去。我说，废话，我不考出去，你怎么能有机会来这里欣赏山水。

但当时，我却从来没有觉得那山那水有多美，有的只是饥饿的记忆、打柴的艰难和爬山的辛苦。

我是4岁半上的小学，不是我聪明，这跟聪明不搭界。主要是姐姐上学了，没人在家陪我玩。我妈妈在村里缝纫社上班，我饿了就拽住缝纫机轮子，不让我妈妈干活，妈妈没有东西给我吃，就让我跟姐姐一起去学校了。

刚上学时，我因为个矮，够不着桌子，还得在凳子上垫一块石头。上课时，我基本上坐不住，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我开门就跑出去到操场上玩去了。还经常在课堂上喊老师妈妈，人家没结婚的女老师被我喊成了大红脸。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是闻汽油的味道。不是我有什么癖好，而是另有原因。

我们村当时交通不方便，去乡里或县城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和牛车，汽车是罕见之物。

但每到秋收时，会有多辆汽车来运输粮食。统购统销，尽管我们自己粮食不够吃，但也要把粮食按比例交给国家，叫“交公粮”。

每当有汽车来，我跟几个小伙伴就跟在汽车后面跑，闻汽油的味道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掉点玉米粒，捡回家填肚子。

饥饿玩耍中度过了小学时光。

1970年秋，我到永甸公社高中开始读书，高中校址在一个叫庙沟的地方。刚入学时，学校新建，没有宿舍，我们几个女生就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老乡家里。记忆中，房屋低矮，是个火坑，七八个女生睡在一铺炕上。

因为学校新建，学生们几乎是半工半读，不仅要帮着平地基，还要到山上捡石头，每当周六，捡不够学校规定数量的石头不许回家。

我因为比其他同学年纪小，搬不动石头，经常哭鼻子。哭鼻子很管用，有同学一看我哭，就来帮忙，我就完成任务回家了。（感谢当时帮我捡石头的同学）

我们家距学校有40多里，要翻两个山头。每周去学校都背点粮食和咸菜。粮食到学校换餐券，咸菜是一周的蔬菜。因为家里困难，舍不得买菜，姐姐有时候会用一分钱给我买一碗汤（蒸窝头锅里的水放点葱花调料）让我解馋，她自己舍不得买。

入学的第二年，学校的学生有了自己的宿舍，不住在老乡家了。说实话，我宁愿住老乡家，也不愿住宿舍。宿舍是上下大通铺，住着几十个学生。冬天宿舍即使是生个火炉子，也抵不住严寒，每天晚上都缩成一团，我自称为“团长”。

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棉花褥子，妈妈爸爸就把玉米壳用梳子梳细，给我做成褥子。现在想想也就是个草窝，不过是上面裹一层带补丁的旧布。

读高中时，我们学校早上有一景：学校有个专门的洗脸池，早晨，有校工给灌满热水，大家排队在一起洗脸。

我刚洗了一周，就洗成了沙眼。去县城医院治疗好了之后，我宁愿去河沟里凿冰弄点水洗脸，也不去水池子里洗了。就东北那天气，冬天凿冰哪那么容易，所以，我也就是蜻蜓点水、心到神知地洗脸了。

我曾跟先生自嘲：我皮肤没你的皮肤白，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脸没洗干净的原故。

在读高中时，虽然生活很苦，但我遇到了几个非常好的老师，他们有的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有的从辽宁大学毕业。

因为我当时学习好，他们都很喜欢我。记得我要毕业时，辽大毕业的张杰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毕业后，别忘了看书，将来有机会考大学。

说实话，我当时一脸懵圈，不知道大学是个什么东西。

1972年底，我完成了所谓的高中学业，回到了村里。我爸爸当时在县里供销总社工作，他看我太小，干农活有困难，就想拜托公社供销社的朋友，帮忙让我去公社供销社做饭。为此，他还专门请这个朋友来家里吃了一顿饭。

我满怀期待准备去做饭，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得到消息，去不成了，公社一位领导的闺女去了。唉，厨师梦断。

记得爸爸告诉我去不成供销社的时候，我怕爸爸难过，还安慰他，没关系，我将来靠自己的本事走出牛皮闸。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走出去，就是自己给自己画个大饼。

我对大学生有印象是1974年的一天，我在县城大街上，看到一群年轻人戴着鲁迅美术学院的校徽，街道上的人都看着他们，我羡慕得不行。尽管羡慕，但却不知如何才能上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我们村，我也跃跃欲试。赶紧准备复习，环顾家中，仅有一本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爸爸在县城废品站捡的）和一本新华字典。再就是我的高中课本。我把这几样东西看了看，就去考试了。结果可想而知。

1978年，我又走进了考场。这期间，书多了几本，但村里的活还要干，正巧我们家当时还盖房子，临考试前我还当小工抹墙呢。结果又名落孙山。

但这次考试我的成绩仅差12分就达到了录取线。我准备再战。什么是屡败屡战？这就是。

考试的前半年，我准备到原来的高中复习一段时间。那天，我正在一个沙滩工地干活，我姐夫开车来到了工地。他告诉我：“我今天要去公社送货，你姐让我把你送到中学去。”

我简单地跟一个队干部打了招呼，就回家拿上行李坐车奔永甸高中去了。

汽车刚开到高中所在地庙沟的沟口，就见到了公社的一位领导和派出所的一个警察，领导问我干什么，我说来复习考大学。

领导眼睛一瞪，跟我说，怎么这么无法无天，没经过批准就来复习了？（我当时在村里当没品的芝麻官，跟公社打过报告，但公社一直没有回复）我笑笑，没说话。

领导接着说，你要考上了，就原谅你，你要考不上，看整党的时候你怎么过关？我还是笑着没说话。但心想，考不上我就找个远点的地方嫁了，让你们找不到我。（这我得检讨，党性不强，组织纪律性差）

考试结束了，走出考场，我是前所未有地轻松，我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了。但能考上什么大学，不知道。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别说是大学，就是中专，我也会南天门作揖。

要报志愿了。我对大学没什么了解。高中的一位领导让我填报吉林大学。

我拿起钢笔要填报志愿，结果钢笔没墨水了。我去一个办公室找墨水，办公室有位名叫任福宝的老师问我，你报哪个学校了。我说准备报吉林大学。他一听就急了，怎么能报吉大呢？报北大。

我以为他开玩笑呢。他跟我说，咱们丹东就是考上一个也是你。因为当时先出成绩，后报志愿，他知道我的成绩。他还怕我不听他的话，跟着我到了填报志愿的那间办公室，盯着我把北大填上了。（感谢恩师，让我跟北大结缘。）

我当时报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觉得可以游山玩水。没想到考古当年不招女生，我就调剂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了。

说到报志愿，后来还有个花絮。我高中有个学弟叫高星，他1981年参加高考，在报志愿的时候，高中老师告诉他，报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那个专业好考，前年刘玉瑛报的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调剂到了中文系语言专业。他就报了中文系语言专业。结果，他调剂到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历史就是这么神奇。他现在已经是中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

1980年春天，作者在北大西门

我的录取通知书是我爸爸给我拿回家的。爸爸告诉我，他下乡刚回到单位，单位的人就告诉他，让他回来到教育局去一趟。刚进教育局，教育局的人就向他祝贺，告诉他：“老刘，你得请客，你闺女考上北京大学啦！”

虽然爸爸没说他当时的心情，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特别高兴。我们家就姐妹俩，家里没有男孩子，在当时的农村，家里没有男孩子，我妈妈总觉得是低他人一头。

爸爸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细心地收藏好，又去食品店想办法买了点猪肉准备包饺子给我庆贺。然后。他步行三十多里，把好消息给我带回了家。

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正在家里剁猪草，爸爸一进院子就高声叫我，告诉我考上北京大学了。当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既有即将走出大山的喜悦，也有离开父母外出的不舍，更有对未来大学生活的担忧。

我按照学校报到的时间，只身坐火车前往北京。出了火车站，我找到了北京大学新生接待站。接待站的老师让我先去排队，我一看，长长的队伍，还有许多人拎着塑料桶，我觉得很奇怪，心想，上大学干嘛还拎着塑料桶，要抗旱？

到学校，我知道了，塑料桶是南方同学带着冲凉用的。

站在队伍里，我前面有两个人在说话，他们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我以为他们说外语呢。听着他们熟练地说着“外语”，我心里忐忑不安：人家外语都这么好，我一句外语都不会说，这可怎么是好？后来，我才清楚，他们说的是上海话。

毕业时，我在同学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当我踏进燕园，已是迟到的春天。春风，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春风，伴随我渡过四个暑寒。如今，伴着春风离去，我将永远怀念这燕园的春天。

1979～2019，入学40年。虽然我跟北大是偶然结缘，但偶然的结缘却是长久的相伴。能成为北大人，是我的幸运，更是我一生的骄傲。

1998年5月4日，北大建校100年，北大中文系办公室门口，从左往右：方梅、杨平、刘玉瑛、刘一玲、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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