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郭建梅：我是最典型的弱势群体，但我们在做强势的事

张晴新三届 2019-06-06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本期人物

郭建梅，出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理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现任北京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她是中国第一位专职公益律师，也是中国首位艾滋病反歧视宣传大使。

　200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07年获“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章， 2010年获法国西蒙·德·波伏娃女权奖，同年被中国正义网评为“中国十大正义人物”。2011年获“国际妇女勇气奖”。她20年来一步步推动完善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被喻为中国妇女权益保护事业前进中的一面鲜亮旗帜。

原题

中国首位公益律师的苦与乐

认识著名公益律师郭建梅女士，缘于十多年前她的丈夫——著名作家刘震云老师的引荐。那时，她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美丽、热情、善良、真诚、极富悲悯情怀。

十多年后，重新审视她，让我吃惊的是，她的热情、善良、真诚与悲悯情怀，在十几年的岁月长河中，在中国经济翻天覆地、人情人心因物欲横流发生颠覆性变化中，竟然丝毫没有受到诱惑而改变。而她的美丽也依旧，只是这时的美丽，已经升华，不再仅仅是当初漂亮容颜的美丽，而是人格魅力与人性闪光的令人感到温暖的美丽。这种属于心灵和精神的美丽，是所有美丽中，最高境界的不会因岁月的侵蚀而衰败的永恒的美丽。

当我静坐下来，准备写写这位令我非常尊敬的一直以来称之为“梅姐”的老朋友和知心大姐时，我的脑海里，油然响起一首老歌，随着熟悉的旋律，我忍不住对着电脑屏幕轻轻哼唱：

　真情像梅花开放
　冷冷冰雪不能掩没
　就在最冷
　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啸啸
　天地一片苍茫
　一剪寒梅
　傲立雪中
　……　

试想，寒梅，傲立雪中的精彩与美丽；更试想，那寒梅，欲在最冷的枝头绽放，它要为之付出多少酷寒与寂寞，承受多少风霜与凄冷呢？

　　郭建梅，正是这样一枝在酷寒的折磨中，不屈不挠，凛然挺立绽放的美艳寒梅。

　　在自我感性的歌曲哼唱中，我的心里，不禁盈满了潮水，它们热热地缓缓地涌上我的眼眸，在晶莹的热泪中，我朦胧看到郭建梅这枝寒梅，正又笑又泪地灿然绽放在我的眼前，于是，我用文字走进她，我的手指开始在键盘上充满激情地舞蹈，我的心，向着她那傲雪挺立的精神家园一点一点靠近。

公益律师之路，

缘起苦难的童年

　　公益律师之路，是一条对底层弱势群体充满同情和正义法律援助的路，更是一条十分艰辛崎岖的道路，尤其是在宪政不健全的中国，这条路走起来更是举步为艰。

　　当我问郭建梅：“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艰辛的路呢？”

　　郭建梅神情陷入了回忆，娓娓讲述起她辛酸的童年——

　　1961年，郭建梅出生于河南滑县的一个贫困村庄。她父母都是农村的公办教师，平常工作很忙，无暇照顾她，这使她从小一直跟着祖辈们生活。那时候，每一个家庭，男尊女卑的思想都很严重，她的姥姥，便是重男轻女封建礼教下的受害者。姥姥头胎生了一个女孩，从此就过上了时常遭受公婆毒打责骂的生活。当第二胎生下又是一个女孩时，姥爷就干脆找了个小老婆，然后把姥姥暴打一顿一纸休书逐出了家门。

后来，姥姥只好改嫁到了北京，嫁的是一个最底层的劳动工人，因为收入低，姥姥白天给别人当保姆，晚上借着路灯沿街捡破烂。当时刚刚两岁的郭建梅，被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和继姥爷一起生活，三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艰苦度日。

从此，小小的郭建梅，常常紧跟在姥姥身后，帮着姥姥捡垃圾，一捡就捡了六年。至今在她的记忆中，姥姥最清晰的背影是：颠着小脚走在前面，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却挺得笔直。她说：“那个背影，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身子里有姥姥那样的骨头，特硬。”

　　提起在北京的童年记忆，郭建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说：“在北京生活了6年，就被人歧视了6年。”在工厂宿舍院子里，她的各方面都跟其他孩子格格不入，她土气、不会讲普通话、里里外外一副河南乡下人的样子，由此常常受到其他人的排挤和欺负。她特别想跟其他孩子玩，但人家都不带她玩。

一次，她跟在一群孩子后面，想跟着一起去别人家玩，结果，到了别人家门前，别人就故意把门一关，夹住了她的手，血，瞬间顺着门框直往下流。说到这儿，她伸出左手，指着上面的一个突出点，说：“你看，手上这个地方高出一点，这就是当年被夹过的地方。”

　　比这更令她心痛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元宵节。大家都提着各色灯笼走街串巷，对她不错的继姥爷，也给她买了一个粉红色的画着菊花的灯笼。继姥爷对她说：“小梅啊，跟着他们去走走吧。”于是，她欢天喜地地提着灯笼跟在一群小孩的后面。可是，走着走着，当有人发现她跟着时，转过身就把她的灯笼一脚踢倒在地上，瞬间，灯笼被烧着了，火焰如血，不一会儿，心爱的灯笼就化为了灰烬……她呆望着月亮下，惨白的灰烬，眼泪唏哩哗啦直往下淌。她说：“那一刻，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被毁灭了！”

　　在北京的童年，也有苦涩的快乐，那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继姥爷下班后会给她带回一些烂桃子，她觉得“那味道很香！”直至现在，烂桃子的味道，都会让她的思绪飘荡，使她想起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她还记得有一次，在月坛公园，别人在吃包子，她们买不起，只能站在一边看。等人走了，她挪过去，拿起别人吃剩下的就往嘴里塞。她觉得“那味道也很香！”……

　　八岁时，因为要上学，她又被从北京送回河南乡下，开始了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日子。她的爷爷，给家里营造了一种极其典型的男权文化超级严重的家庭氛围。吃饭的时候，白面馍专属于爷爷和爸爸。而奶奶和家里其她的女人和女孩子们，只能吃红薯、窝窝头之类的东西，而且还限量，吃饱吃不饱，就那个数。

那时候，奶奶除了做家务，还做卖馍的营生，卖的是白面馍。为了防止奶奶偷吃白面馍，每天出门前，爷爷都会把篮子里的馍很仔细地数一遍，回家后钱跟馒头要进行盘点。如果奶奶路上偷吃，回家就会被爷爷毒打一顿。

奶奶死的时候，才43岁，她是被活活饿死在卖馍的路上的，尸体被发现时，她随身挎着的篮子里还有几个没卖出去的完整的馍。郭建梅双眼湿润着说：“奶奶又冷又饿，馍在篮子里，可她就是不敢吃馍啊……”

　　这些童年的经历，刻骨铭心地烙在郭建梅的记忆中，使她情感的天平，后来一直都重重地偏向女性和儿童。尤其是奶奶的死，让她开始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她说：“我相信童年的经历对我影响蛮大的。我小时候生活在最底层，被人像蚂蚁一样踩过，对于弱势群体，对于尊严和人格，我体会很深。”顿了顿，她又说：“出生在大城市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底层人们的疾苦的……”

　　也就从那时候开始，关注和体恤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便在她心中扎下了深根，为弱势群体做事，也成了她心目中懵懵懂懂的一种理想。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正式点燃了她的理想

　　苦难，会促使一个人的成熟。对于苦难体会很深刻的郭建梅，早早地开始思考：作为女性，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思考的答案是：发奋学习！

　　所以，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保持着优秀的劲头。等到上了高中，她的学习目标更清晰了，她立志考大学要考到北京去，而且非北大、清华莫属。她在房间的墙上、旧挂历上，凡目光能及的地方，都贴满了“北大”“清华”的字样，并在床围子上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后面还连跟了10个感叹号。

这是一种被成功学非常推崇的良性暗示和视觉化的激励，当然那时候，她并不知道这是成功学的内容。她只知道，她一定要上北大或清华。她还觉得自己“郭建梅”的名字太女性化，太软，便擅自改了一个叫“郭永攀”的名字，并刻在钢笔上以自勉。

　　1979年，她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如愿以偿考入了北大。成为改革开放32年来那所高中唯一考入北大的学生，更成为被当地人们传颂的一代又一代学子们的榜样。

　　之前，在填报志愿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曾看过的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情节，片中的一位律师，怀着一腔悲悯情怀，不顾种种压力和风险，为一个被诬陷为小偷的流浪者辩护，其威严正义，铿锵有力，滔滔不绝，言辞凿凿的形象，深深吸引和折服了她，于是她毫不犹豫的就在志愿表上选择了“法律系”。

　　在谈及当时考上北大的心情时，她说：“我记得很清楚，北大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要比一般信封大得多，我当时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把信封很显眼地拿在手上，希望别人都能看到这是北大寄来的。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一种特别自信又自豪的感觉。”

　　然而，到了北大之后，她的自信，又被掀翻在地了。因为在班上，她是12个女生中最贫穷的两个之一。其他女同学家境都很好，衣着打扮都很洋气。她们戴着眼镜，很斯文地念泰戈尔诗的样子，让她十分羡慕，而她一身的寒酸土气相，一如童年时一样跟别人格格不入，之前的那一点自信心，再次被一种难以言说的自卑感而取代。

　　好在她再一次发奋学习，又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进入国家司法部研究室，并曾全程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后来，她又在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工作，不久，开始在《中国律师》杂志社担任主编助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非政府组织，即意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在北京怀柔举行，作为《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郭建梅前去采访。

本来她只打算在会场呆一天回去写个豆腐块文章交差，结果她被“NGO论坛”之“公益律师”的陌生议题迷住了。在会场，有一个有200人参加的女律师讨论组，她们都是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相互之间大都不曾认识的公益律师。可是在会场，她们彼此热情地打招呼，微笑着击掌，仿佛是早已相识的心灵相通的姐妹。

她们一个个目光闪亮，浑身上下都充盈着生命的活力和激情，她们深深感染了她，使她的心也汹涌澎湃了起来，她一连听了十几天。尤其是来自美国白宫的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的激情演说《妇女权利就是人权》，犹如在她的眼前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使她心中懵懵懂懂的理想，一下子从潜意识变成了显意识。

郭建梅和希拉里合影

　　希拉里说：“不管我们的外表差异有多大，但始终都有一些东西能够把我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我们有着共同的未来，我们在这里为了找到共同点，以便给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女孩带来新的尊严和尊重。”

　　“每个女性都应该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天赋。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除非他们的人权受到保护和尊重，否则女性永远不会赢得充分的尊重。”

　　“妇女沦为牺牲品之际，家庭、社会及国家的安定都会遭到侵蚀，从而危及全球民主与繁荣的前景。”

　　“在过去的25年里，我坚持做关于妇女、孩子和家庭的工作。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有机会了解在我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各地妇女所面临的挑战。妇女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多，占世界贫困人口的70%，其中三分之二的人不会阅读和写作。我们当中有机会在这里的人，有责任为那些没有机会的人说话。”

　　“我在白宫，收到数千件礼物，最希望及渴求的，莫过于这样12种无形的礼物：辨识力、和平、同情、信仰、友情、远见、宽恕、美德、智慧、爱、快乐和勇气。”

　　“坚持你们的梦想，迎接超越自己、创造新我的挑战，只有超越自我，你才能发掘你自己；关心那些你本不必操心的事情；投身于这个世界，使你说的话变得有价值，有影响力……”

　　希拉里激情饱满的演讲，每一句话，都像一团火焰一样，在郭建梅心中熊熊燃烧。烧得她感动不已，激动难抑，她心中久藏的理想之火，就这样被点燃了。尤其是当一位外国朋友问：“中国有没有从事妇女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机构？”这样的问题，答案为否定之时，她当时就觉得，这样的空白，应该由她来填补。她说：“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找到了自己的生命家园。”

　　于是，三个月后，她亲手砸掉了自己被无数人羡慕的铁饭碗，毅然辞去《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助理的职位，带领北京大学几位老师，组建成立了以“励行法律援助，保护妇女权益，维护法律公正，研究妇女权益问题，推动国家法律援助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发展”为宗旨的中国第一个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从此，她转行走上了做公益律师的艰辛之路，这一走，就走了整整20年。

　她是一个执着的“傻子”

　　当年，对于一位才刚刚34岁的女性来说，郭建梅拥有国家级带“中国”字头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副高职称，拿着优厚的薪水，并且杂志社内部意见已经宣布她即将被提拔为副主编。她的辞职和所选择的“公益律师”之举，在当时简直就是惊世骇俗，引起了周围极大的非议。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边倒的骂她“傻子”“脑子进水了”，甚至连她的父母、哥哥嫂子都觉得她疯了。

但她还是顶着种种非议和压力，租下了一个地下旅馆的两间房，与包括她自己在内的4名专职律师，开始了免费为没钱、没地位、求助无门的弱势群体代理案件的公益事务。所有开支，全靠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的4万美元启动资金。

　　万事开头难，她们真正的难处，更多的是不被人们理解和歧视的艰难。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有能力、有水平的律师都是承办经济案件且能赚大钱，只有没能力的律师才会去当“公益律师”，干收入很低的法律援助工作。仅这种世俗的看法，她都要承受人们太多的白眼和讥嘲。甚至面对一些法官时，他们投给她的眼神，除了不屑，就是蔑视，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更是透着冷漠、傲慢与偏见。每每这个时候，她心中就充满了难以言表的酸楚与苦涩。她说：“我们常常像阿Q一样，自己给自己打气、鼓劲：既然选择了法律援助，就要奉献，就要忍耐，我们称自己为精神胜利者。虽是戏言，却也真实，当然，我们以此自居自勉，也是无可奈何。”

　　让她至今记忆深刻的，是中心成立初期的一个案子——有一位江苏妇女在儿子意外死亡后到北京上访，谁知说法没讨到，自己却因车祸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也被摘除。虽然交管局认定肇事司机负全责，但其所属的企业却只赔了3万元。她去起诉，法院根本不支持。心灰意冷的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她们援助中心。

一见面，郭建梅就呆住了：眼前这个妇女浑身散发着臭味，发炎的眼窝因无钱医治向外流着黏稠污黄带着血色的脓，样子十分可怕又可怜。郭建梅带她去上诉，法官捏着鼻子将她们赶出办公室后，轻蔑地问郭建梅：“你怎么给这种人代理？是找不来案子吧？就她，能给你多少钱？”

此言让郭建梅很受侮辱，她愤愤地说：“我有案源，但我就是愿意代理这个案子！”法官无语，很不理解地白了她一眼。开庭前，郭建梅洋洋洒洒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写得连自己都被感动了，但她却没有获得宣读的机会，就连她对案情的陈述，也被法官一句：“哦，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噎了回去。

那场官司，郭建梅彻底败诉，去领判决书时，法官没有把判决书递到她手上，而是扔到了地上。当时，她心里的悲愤就像汪洋的水库一样随时等待着开闸，一出法院大门，她再也忍不住，无力地蹲在法院门口，失声痛哭起来……那一刻，她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律师的无力和无助。

　　尽管，她们遭受的种种白眼和冷遇很多，但她们中心的工作却很忙碌。除了外宾来访、汇报工作、接听热线电话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外，上门求救求助的弱势群体也络绎不绝，有不少冤屈巨大的妇女，一进门就抱住她们的腿，声泪俱下，长跪不起。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郭建梅的嗓子一刻也不能闲下来，最后因不堪负荷，她的声带出了问题，说话的声音明显地变得嘶哑。至今，她的嗓子，再也没能恢复到当初那种婉转清丽的状态。

　　她们援助的对象，都是特别贫困的女性当事人，且不少案例都是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典型的大案、要案、疑案。这就注定了郭建梅的对手，不仅仅是刁蛮的凶手，还可能是某个地方的行政阻力，甚至黑道的什么人。

有一次在外地办案，法庭上聚集了众多对方当事人一方的人，并扬言开庭结束后要教训她们，以此示威；还有一次刚到办案地住下，就听说有人会来报复，半夜三更，她们只好东躲西藏，转移地方，堂堂律师，却反而被搞得像逃犯一样，那一刻，她心中的苦涩感，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

　　在种种艰难的阻碍下，她们第一年的工作，一直都是败诉、败诉、再败诉，一年后，她们四名专职律师中，就有两名难以承受艰难之重而离开了中心。那一刻，郭建梅也怀疑自己能否坚持下去？看不到任何光亮，工作也成了煎熬。

可是，她骨子里，那股如姥姥捡着垃圾骨头却挺得笔直的硬气，使她的意志也变得特硬，她绝不甘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撒手撤退。于是，她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坚韧，再坚韧。别人都骂她是十足的傻子，而她也坦言承认：“说我傻，我认了！”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提名等众多殊荣

　　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平，但同时又有铁定的公平，那就是：只要你执著付出，你终会有所收获。

　　三年后，也就是1998年6月，希拉里以美国第一夫人的身份，陪同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她特别提出要看看郭建梅的法律援助中心。

当时，郭建梅和10多个工作人员挤在北大南门附近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条件很是艰苦。她们特意借了隔壁一个条件非常简陋的小会议室，怀着忐忑的心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希拉里。

交谈中，希拉里告诉郭建梅，她自己也当过公益律师，也创立了妇女维权组织，并且说她们的办公条件跟她年轻时在阿肯色大学担任法学教授时办的机构出奇地相似。

希拉里热情称赞她们的工作是“勇敢的、开创性的”，并说：“很感谢你们为推进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所作的贡献。”最后，她在给中心的留言中，写道：“地方虽小，意义重大。”随后，还进一步鼓励郭建梅说：“我年轻的时候跟你开创事业是一样的！我们是同路人！当事人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历史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是的，在每一场官司打赢后，郭建梅都会接到当事人感激涕泣赠送的如“维法护权好律师，贫困妇女救命人”、“无私奉献，捍卫正义”等诸多横幅，而没钱做横幅的当事人，回报给她的，只是几把花生、或煮几个鸡蛋、或热泪翻滚的道谢和无限感激地叩首，看到当事人那一张张因苦难而麻木的脸上终于绽开笑容时，郭建梅由衷地感受到助人的幸福，这种幸福朴素而纯净，深深慰藉着她的心，她喜欢这种幸福。由此，她感觉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在郭建梅心中，一直铭记着一句20年前希拉里在世界妇女大会上讲的话：“投身于这个世界，使你说的话变得有价值，有影响力！”

　　20年来，郭建梅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她只想为弱势群体说话，只想在这个男权世界中为妇女权利争得一席地位，以抚慰多苦多难的妇女们的心灵，为她们因痛苦而麻木甚至扭曲的脸上添加一抹生动的笑容。与此同时，她为中国多项法律的改进、建立与健全，都做出了积极推动的卓越贡献，为中国公益律师铸造了一个传奇，更为中国NGO(非政府组织)缔造了一个响亮的品牌。

除了希拉里多次到她的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夫人切莉、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夫人娜内女士等，都来过中心看望过她们。在中心创立10周年时，彭佩云为他们中心题字：“再接再厉为保障妇女权益努力奋斗！”

　　20年来，她领导的中心，已提供免费法律咨询7万多人次，代理案件近3000件，其中，仅出嫁女土地财产权案就办了100多个，惠及妇女5万多人。承办相关培训及研讨会80多场次，提交法律法规专家意见稿70多件，出版专业书籍13部。同时，她们还关注职场性别歧视、男女退休年龄、男女同工同酬、性骚扰、家庭暴力、离婚财产藏匿或转移、妇女劳动权利、妇女劳动保险等，为妇女的尊严和社会地位做着不懈的努力。

　　就是这样，她带动了一个机构和一群人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执著，对生命价值的探索以及对法律与正义的思考和见证。

2011年3月，郭建梅获国际妇女勇气奖

　　2005年，郭建梅与全球千名杰出女性，共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同年，获得《南风窗》杂志“2005年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2006年获得中国第三届公益事业发展论坛颁发的“公益楷模”奖章；接着又获得“中国法律界2007年十大社会公益人物奖”，同年，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郭建梅走上主席台，从希拉里手中接过了“2007年全球女性领导者”的奖章，那一年，全世界仅有8人获此荣誉。2010年度获法国西蒙·德·波伏娃女权奖。随后，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正义网评为“中国十大正义人物”。2011年3月，获得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美国第一夫人奥巴马·米歇尔亲自为她颁发了奖牌……

　　“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我们。”面对诸多荣誉，郭建梅欣慰地发出感慨。无比艰辛地付出后，终于有了收获，尤其是，她逐渐实现了希拉里20年前说的那句话，如今在中国，她说的话，已经“变得有价值，有影响力”了。同时，她满怀深深感激，她认为：这些荣誉更属于她的团队，属于跟随她一起向前跋涉的16位专职律师和工作人员们，属于她们这个“家”——在她们办公中心的墙上，悬挂着一个醒目的篆书“家”字。郭建梅解释说：这里不仅仅是她和同事们一直经营的“小家”，也是所有前来寻求法律援助的妇女们的“大家”。

脆弱时，作家丈夫刘震云

始终是她温馨的港湾

　　在异常艰辛的公益律师路上，郭建梅携着骨子里的那股硬劲儿，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她最大的感慨就是孤独，这种孤独，是因为读懂她的人太少太少。

　　唯让她庆幸的是，她的作家丈夫刘震云，给予了她最大的理解与支持。

　　就在她当年砸掉铁饭碗改行做公益律师时，身边唯一支持她的人就是刘震云。对于郭建梅的重大决定，刘震云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感到多么震惊，平常话就比较少的他，只对她说了一句话：“只要你觉得快乐，你就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干涉你。”这句貌似简单的话，其实道出了爱情的真谛——真正的爱，是希望自己的爱人是快乐的。

　　从2001年开始，郭建梅因为长期的体力透支和外界的误解、办案的挫败、潜在的风险、案情触及地方政府利益时，当地官员不断找她谈话的阻力以及冤屈的当事人泪流满面长跪不起的样子和祈求的眼神等种种不能承受之重的超常压力，使一向乐观、坚强的她，不能自控地变成了一个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祥林嫂”，到处诉说她为什么要做公益律师及一路走来的不易。但是，却没人听得懂或不理解。这使她突然特别恨这个社会不可救药，恨自己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那段日子，宏大的脆弱伴着她，使她常常忍不住流泪，爱生气，在家里也动不动就冲丈夫刘震云发脾气、嚷嚷，但是，刘震云是个好脾气，无论她怎么嚷嚷，刘震云都不急，笑笑就过去了。其实，从她内心来讲，压根儿就不想把工作的烦恼带回家里，但就是忍不住常常发火、伤心、哭泣。

　　就在她们中心成立5周年的庆典上，她本来是想上台鼓舞大家士气，结果，一站到台上，她却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流满面，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之后一位国外专家告诉她，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之后她去看心理医生，不料，确诊结果为：“中度偏重抑郁症加重度焦虑症。”医生开了4个月药量，强令她回家休息。

　　自打得知妻子得了抑郁症，刘震云立即停止写作，把全身心的注意力都放在妻子身上。他四处为妻子寻医问药，并向抑郁症治愈后的崔永元取经。同时他还一边查阅大量资料，给妻子寻找“快乐处方”，比如：对自己大笑、讲风趣幽默的故事、回忆生活中美好的片断等等，一边陪郭建梅跑步、打乒乓球和羽毛球、教她下军棋，同时还带她去风景优美的地方旅游散心，倾心交谈并督促她服药，照顾无微不至。他开导她说：“你选择的事业是超前的引领性的，你要相信自己，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你既然选择这项工作，就应该接受它的辛苦和清贫。”为了进一步鼓励妻子，刘震云还给她写了一句励志语录：“你是你的敌人，只有你才能打倒你；你是你的天使，只有你才能拯救你！”

郭建梅和作家丈夫刘震云及女儿妞妞

　　那段时间，刘震云在郭建梅的眼里，不仅仅是丈夫和作家，而是一位悉心陪护她的心理治疗师。在丈夫的不断鼓励和自我信心的逐渐调整下，病情开始有了好转，并最终使她重新回到了公益律师的岗位。谈及这段特殊的经历，梅姐脸上洋溢着感激与幸福的笑容，她说：“震云照顾人的时候，还是很体贴入微的，如果没有他的照顾、理解和支持，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如今，每当有人向刘震云问起她老婆的事业，他就毫不含糊地说：“她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帮助了很多弱势群体。”一次聚会上，有人问刘震云：觉得你老婆怎么样？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她特别伟大。”

　　要我说，他们夫妇俩人都很伟大。刘震云是中国作家中被公认的平民作家，他用手中的笔，专注书写着底层百姓的生活；郭建梅是中国第一位公益律师，她用法律援助之手，执著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可以说他们的大方向是夫唱妇随，相得益彰。如果说，他们当初因为同是河南老乡和北大校友走在一起，如今，他们和谐幸福的爱情婚姻，则是因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天长地久。他们双双活在理想的精神世界里，活在赋予生命价值的意义里。

　　当年，郭建梅和刘震云是在北大一位同学的宿舍里认识的。第一次见面，刘震云给郭建梅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因为刘震云一开口就说到了托尔斯泰之类的话，郭建梅一听，就觉得中文系的人很酸，玩文字玩高深，比较浮躁，靠不住，当时就想走。但随着多次接触和观察，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

那会儿的刘震云，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穷小子，一年到头穿着他妈妈做的布鞋，穿久了，脚上的大拇指都露在外面。去食堂打饭，手里总是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盆。梅姐说：“我留心了一下，他每天都喝粥。当时学校有猪肉馅饼，1毛钱一个，特别香，我都没见他吃过。但是在街上看到要饭的，他都会给点钱，五分、一毛，五毛都给过。”

梅姐在大三过生日时，刘震云攒钱给她买了两朵八毛钱的塑料花，还有4个有虫洞的梨，就是两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和塑料花，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这些钱来。这使梅姐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

有时候，他们一起外出时，在路上遇到农民工，刘震云会说：“看，那是我兄弟。”遇到乞讨者，他每次都会掏钱。

郭建梅和丈夫刘震云及女儿妞妞

　　后来，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郭妈妈一趟又一趟上楼下楼，有时实在背不动了，他就站在那里休息片刻，然后再背着走。那时学校的助学金只有19块5毛钱，他省吃俭用拿出来作贴补，为了给病人买肉包子吃，他就偷偷跑到外头给人抄稿子，自己从来都没吃过好吃点的东西。这使郭妈妈忍不住对郭建梅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他自己去吃馒头。”……这一切，使郭建梅特别感动，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妈妈病危。妈妈最后想看到的事情，就是想看到她和刘震云结了婚才肯放心地走。就这样，在河南老家，刘震云请来一辆吉普车，穿着借来的呢子衣服，把相隔50多里地的郭建梅接走了……

　　刘震云用他的真诚、善良、憨厚，深深感动了郭建梅，即使他后来成了著名作家，这些可贵又可靠的品质和骨子里的朴实也丝毫没有改变。

　　前不久，我跟梅姐聊天，因为她影响力越来越大，有关部门就开始盯梢，这可能是中国特色，凡是在中国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都会很感兴趣地盯梢。说起此事，她很直言地说：“晴妹，你说我这坦坦荡荡，两袖清风，做的事情全是为了底层老百姓，你说他们盯什么盯？真是很可笑！”为此事，她心里自然觉得烦，继而，她忍不住给去河南探亲的刘震云打电话，她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刘震云说：“有什么事吗？”她说：“没事，就是觉得烦！”刘震云一听，立即连声安抚她说：“很快就回去，很快就回去了，啊！别着急。”郭建梅一听，立即踏实挂了电话。这一细节，看得我深为感动，表面看只是一个电话，实际上却透着丈夫对妻子的格外在乎和深情，当然，也透着妻子对丈夫在精神上的依赖。正是因为刘震云对家庭用爱和责任营造了温馨的港湾，才使郭建梅感到可靠和踏实，也才使她更加信心十足的向她的公益事业继续挺进。

出类拔萃的女儿妞妞，

是她的慰籍

　　郭建梅和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小名妞妞)，充分汲取了他们俩人的所有优点，长得很是漂亮和水灵。

　　妞妞上小学时，在鲁迅文学院附近，我经常碰到刘震云老师推着破自行车，任劳任怨地接送妞妞上下学，每次我都忍不住要逗逗小妞妞。有好几次，在红领巾公园，碰到刘震云带小妞妞玩，多次听到小妞妞直呼刘震云的大名，我当时就想，在中国，这样的父女真不一般。

　　随着长大，每次见妞妞，都觉得漂亮天真的她，变得更美更可爱了。妞妞大学学的是新闻播音专业，2010年8月下旬，她因为喜欢电影选择去美国纽约读导演研究生，她的理想是将来能当一名独立电影导演。

　　她赴美临行前夕，我去她家为她送行，两年没见，我惊叹她一下子变成大美女了：标准的小瓜子脸，皮肤光洁细腻，漂亮的大眼睛顾盼生辉，1.69米的高挑身材，婷婷袅袅，惹人喜欢。尤其是，妞妞非常礼貌，富有教养，待人热情真诚的言谈举止，透着一股颇有内涵的迷人气质。

幸福的一家三口

　　对于妈妈的公益律师工作和面临的压力，妞妞很是理解，也很心疼妈妈。她跟着妈妈出差很多次，到过不少最穷困的地方，当她看到那些最穷苦的人，看到他们的生活，善良的妞妞哭了，哭了好多回，然后把压岁钱都捐给了那些穷人。

与此同时，当郭建梅忙着向援助对象了解情况时，妞妞拿着DV拍下了她看到的种种事件和情境。回来后，她把拍下的素材，剪辑成了一个短片，取名叫《眼睛》，她在向美国的大学提出留学申请的同时也寄上了她的短片《眼睛》，并如愿以偿获得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

她对郭建梅说：“妈妈，等将来我学成了，第一个片子就要拍中国的公益律师。”多懂事的孩子啊！女儿的话，让郭建梅倍感欣慰。妞妞不仅很理解妈妈，自己也很独立，就连赴美留学，她都打算不让任何人送，独自远行。后经妈妈执意要送，她才同意妈妈送她去美国。

　　当我假设性地问郭建梅，有没有想过让妞妞也学法律、当公益律师时，郭建梅摇头说：“从自私的角度讲，我不希望女儿和我走一样的路。太苦了，压力、风险、挑战……我们的生活状态太沉重。对于女儿，我只希望她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014年美国洛杉矶时间6月7日晚(北京时间6月8日上午)，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好莱坞导演工会剧院举行。由郭建梅和刘震云的女儿小名叫妞妞的刘雨霖，导演拍摄的中国故事短片《门神》，一举获得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当我收到郭建梅当天用微信从美国发来的他们一家三口在奥斯卡颁奖现场时的幸福照片时，我真心感动，并为他们欢呼，为他们一家三口个人成就皆如此优秀卓著而欢呼，为他们幸福和睦的家庭欢呼！

一年赚一百万，

跟玩似的，可是……

　　世界上有一种人，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在你没成功之前他们蔑视嘲笑你；二是在你成功之后他们嫉妒诋毁你。

　　郭建梅在做公益律师初期，屡屡败诉，受尽了来自各方面的蔑视与嘲笑，尤其是，她曾在北大法律系的当时学习很差的同学，有的成了财团老总，有的是身家上亿的大律师，有的当了司法部门的大官，唯独她这个当年班上的优秀生，却一直很穷酸地行进在公益律师的路上。每到同学聚会，她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谁谁又升官了，谁谁办了一个案子挣了几百万，谁谁又换了辆名车，谁谁又在某某风水宝地买了更大的别墅云云，他们言语间无不透着财大气粗的荣耀和金钱带给他们的骄傲。与此同时，有人会用既轻视又同情的口吻对她说：“你没有案源吧？我分给你一些案源，一年做两个就可以收入20万。”其态度，俨然把她当成了一个没有生存能力而需要别人施舍的困难户和乞讨者。每每此时，她就感到特别寒心和孤独。这不得不让人感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郭建梅很看不惯现在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是钱钱钱。她说：“现在判断律师的成功与否，就是你赚了多少钱，你是多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为多少个名人打过官司？我遇到好多男律师，包括我们同学，年收入千万以上，每天头发抹得光光的，小金丝眼镜，西服革履，出去全是奔驰奥迪，飞机全是头等舱，到哪儿去都是温泉泡澡按摩，他们过得高兴死了。他们的娱乐、寄托来源于朋友聚会、喝酒、侃大山，再就是养小蜜，每个人都好几个。这种处处炫耀奢侈的生活，我受不了，也看不惯。”

　　如今，她在公益律师路上走成功了，出名了，有影响力了，嫉妒与诋毁也相伴而来。

　　面对种种非议，她无奈地说：“很多人认为我做公益律师是作秀，也有人说我纯粹为了出名，更有人怀疑我能力不行，当商业律师没人要……有时候，听到这样的质疑，真的会感觉自己是在被侮辱。”顿了顿，她一只手伸进头发里，捋捋头发又说：“晴妹啊，给你说实话，找我的商业案子多了，随便接一两个，一年赚一百万，跟玩似的，可是，一看到弱势的老百姓，我就特别心疼啊，你不知道她们有多可怜，活得多么没有尊严。”说这话时，她疲倦的脸上，堆满了源自内心的宏大的悲悯神情。

　　就是在她内心一腔宏大悲悯情愫的推动下，随着“中心”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公益律师网的建成，越来越多的律师们也参与到她们中心来做事。各方面的开支都在加大，而她们得到的慈善赞助明显不够用了，用她的话说就是“我得给员工们找吃饭钱啊”。就在这个时候，芬必得公司拿出100万找她拍广告，但她却陷入了矛盾，在她看来，广告是明星们做的事，她一个公益律师，在广告中抛头露面，不知又会招致多少人的非议？尤其是她怕使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带上商业的成分。在思想斗争了好久后，为了给中心的员工们能发出工资，她终于还是答应接拍了这个广告，所得的100万广告费，她全部捐了出来，在她的要求下，芬必得公司直接把钱打到了她们“中心”的账户上。

　　2010年1月11日，郭建梅在法国领取了“西蒙·波伏娃女性自由奖”。在颁奖仪式现场，郭建梅表示：将把所获的15000欧元的奖金全部捐出来，以促进法律中心的发展。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那一刻，她的脸上绽放着十分灿然的光辉，那一刻，她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快乐的女人。

　　在路上：为理想，为信仰

　　虽然，郭建梅从事公益律师工作已经整整20年了，但公益律师一词，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新概念。可是在国外，这类群体非常多，并且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包括激励机制、完善的社会保障等。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她的夫人切丽、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等这些为大众所熟知的人，都曾经当过公益律师。公益律师主要肩负两方面的使命，一方面是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维护法律公平、正义、平等，他们为弱势群体的人打官司是不收费或者只收很少的费用。另一方面，公益律师也肩负着推动社会民主发展、推动法制完善的使命。在美国，一个个案甚至可能改变联邦法律。这就是公益律师们在做的事情。

　　如今，郭建梅的服务中心，与希拉里当初看到的大不一样了，她们已经成为拥有16名专职律师、50多名专家以及众多志愿者组成的中国最专业的妇女权益保障非政府组织，并且正朝着像美国一样的公益机构的方向发展。

　　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目前的律师有13万，对应于14亿人口，1万多人才有一个律师。而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都在下层。

　　为了改变中国律师在法制功能担当上这种严重失衡的状况，2009年3月，郭建梅和同事启动了“公益律师网络”，希望能联合全国力量，吸纳更多年轻的律师从事公益诉讼的事业。目前，全国已有近百个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参加到这个网络中来，下一步她们还打算推出一个类似“1+1”那样的工程，进一步整合法律援助与公益诉讼资源，以帮助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们。郭建梅说：“作为有知识的律师群体，我们应该努力帮助那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人们，让他们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让不同性别、年龄、民族，有钱或没钱的人平等地享受法制的阳光。”

　　就此，她谈到了上访，她忍不住激动地说：“中国这么多弱势群体，这么多人上访，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给关起来啊，得解决问题啊，不能总是拿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随后她举了一个找她寻求法律援助的例子：一位老妇背着厚厚的材料来找她，老妇已经上访了12年，住在京城的南边，靠捡垃圾维持生活。老妇的儿子12年前在河南的一处看守所中死去，看守所叫人把她儿子的尸体埋了。老妇去找儿子，通过埋尸体的人带路，才找到儿子被埋的断了两根手指的尸体……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对于已经走过的艰辛20年，郭建梅总结说：“我是中国第一个专职公益律师，已经做了20年了。在这20年间，我经历了很多困难，遭遇过各种误解，也承受了很多压力。但是，我觉得这2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精彩、最有意义的20年。我认为中国确实非常需要公益律师。有人说我们是一群朝圣者，是悲壮的，但我更愿意把我们说成是一群追求理想的、有价值的、快乐的法律人，我们从不停留在困难上，因为我们心里还有一个太阳，还有一束光！”同时，她对中国法律的未来也抱着乐观的态度，她说：“中国法律虽然还存在司法腐败、地方保护、行业保护、黑恶势力、官官相护、行政干预等等，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在逐步完善的。最可喜的变化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和维权意识在提高，越来越多人敢于站出来打官司，即便败诉了，也是对社会的推动。”

作家刘震云携夫人郭建梅共同颁奖

　　在跟梅姐谈及生命的意义时，她说：“很多人活着的时候拼啊挣啊的挺厉害，但到八宝山看几个葬礼就全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什么是值得你追求的？我自己也没想明白。我觉得自己像一列火车呼地就冲出去了，还没顾得上想为什么。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像我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的。要怎么对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才不枉费一生？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公益律师，这样才快乐。人要为精神活着，否则，人生就没有意义。”说完她笑起来，笑容纯净而坚定。随后她还开玩笑说：“在中国，但凡受歧视的标签全都让我给占了：河南人、农村人、女人、不会吸金的公益律师，我就是最典型的弱势群体，但是我们弱势的人在做强势的事。”……

　　虽然她做着强势的事，但她本人却是一个很感性、很细腻、很会关心人的一个人。譬如，我住的地方离她家很近，坐公交和地铁都特别方便，可是每次去她家离开时，她都要执意叫车送我回家，执意送我下楼，并在我上车后一直目送到车子拐了弯才回去。

　　跟梅姐相识十多年了，每次见到她，都感觉她比上次瘦了、黑了、脸上长斑了，说心里话，她的样子，很让人心疼，总忍不住要说几句保重身体、健康之类的话，可她，总是把手伸进头发中，连续捋两下头发后，扬扬头说：“晴妹，没事儿，我没事儿的！”继而笑起来，笑容累累地，倦倦地，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美丽。

　　在我的手机中，一直保存着她的一条短信：“为弱势群体服务是我的信念和理想，说不上多么高尚，只是一种职业选择，也是一种兴趣。愿我们都生活在公正平等的环境里！”短短几言，透着大气，透着她的精神宿求。

　　2010年6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来北京访问，她第7次接见了郭建梅。当她问到郭建梅对未来的规划时，郭建梅泰然自若，胸有成竹，表示就算风浪再起，她也会倾力而赴，决不放弃。她的刚毅打动了希拉里，也打动了身边所有的人。

　　然而，磨难，总是试探并考验着郭建梅的耐心和信心。

　　2011年3月25日，北京大学突然公布“撤销令”，也就是说，郭建梅苦心经营了15年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突然被撤销了。

　　惊闻此消息，郭建梅一遍遍追问：“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这是在做好事呀！”校方如此突然的决定，让她措手不及，更让她感到“悲凉”。

　　不过，面对这一突发的困境，郭建梅并不气馁，她说：“被撤销，并不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只是无数个困难之后的又一个而已。我坚信我们是在做一项伟大的事业，因此在这条路上，我们会无怨无悔地走下去。”

　　随后，他们不得不从北大搬了出来，几经努力，重新另立门户注册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家”——北京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

　　20年如一日，郭建梅就是怀着这种骨子里的刚毅和精神宿求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她也将继续这样走下去，就在前几天跟她交流，也可说是对她的最近一次采访中，她说：“做好公益律师是我唯一的目标和使命。现在我非常坚定，不会被其他因素所左右。我会坚持到70岁，直到我干不动的那一天为止。”说着，她自信满满地笑起来，笑容十分纯净、脱俗，如霁月般清朗。这让我想起芬必得广告中，她紧紧抱着那个弱势女孩子同样笑容纯净地说：“我们永远在一起！”的画面。真诚、温暖，令人感动。

　　随着郭建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国外法律机构，以非常优厚的待遇邀请她移民海外，可她却坚定地说：“我对移民不感兴趣，我觉得我的事业还是在中国！”这跟那些明星们比赛似的加入海外国籍的景象形成了截然的反差。她是在用实际行动，把公益律师的社会责任扛在肩上，把委托人的信任和感激装在心里，更用推动中国法治进步与发展的美好愿望，眷恋着她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郭建梅，20年，只做了一件事。她的公益律师脚印，踏在中国的大地上，坚定有力，清晰可见。她20年来一步步推动完善中国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被喻为中国妇女权益保护事业前进中的一面旗帜。

　　她的人，如她的名字一样，是寒雪中绽放的腊梅，美丽、坚韧，逆天问道，傲骨铮铮，20年痴情不改，为理想，为信仰。

　　在我看来，她这种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犹如一个虔诚追随上帝的圣徒，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坚强前行，一个又一个深深的脚印，和着泪，印着血，却也映着暖，闪着光……

　　写到这里，我的心中如设定好的程序一样，自动打开了播放器，《一剪梅》的老歌再次响起，只是歌词，已被我篡改：

一剪寒梅傲立雪中，

　　只为弱势群体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此情长留温暖人间！

郭建梅(左)与本文作者张晴在“中心之家”

原载《中国报告文学》杂志2016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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