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55年前的记忆丨北大618事件: 我被人的丑恶所震惊

周国平 新三届 2021-11-06


  学者简历

周国平
周国平,1945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68年毕业后到湖南军队农场劳动一年半,分配到广西资源县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读研。哲学博士、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


原题

文革北大618事件:

被人的丑恶所震惊



作者:周国平
选自作者著
《我的心灵自传》



 从农村回到学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种火热的气氛之中了。校园里,在临时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墙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大抵是指向业已倒台的旧北京市委、校党委以及各系总支的。在第三学生食堂,开辟了内部大字报栏,揭批彭、罗、陆、杨和其他大人物。

不过,这个内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们十分兴奋,三五成群热烈地议论着。聂元梓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的,从贴出到广播,几天之内,留校的师生已分成两派。当我们回校时,胜负早已分晓,保陆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聂元梓的一派则兴高采烈,四处演讲,向刚返校的听众介绍其光荣的战斗经历。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我也异常兴奋。一向在台上指手画脚的校领导突然被打倒了,虽然派进了工作组,但学校仍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常轨不复起作用。列宁曾把革命称作人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是一派过节的景象。革命意味着暂时的权力空白,人民一向受着严格的管束,现在突然没有家长了,成了无人管束的孩子,洋溢着乍获自由的喜气。大字报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隐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开眼界。

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强烈的隐忧乃至恐惧。事实上,早在半年以前,报上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种忧惧就已经开始。我不知道高层斗争的内幕,但是,对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作出极端牵强附会的解释和臆测,据此在政治上提出吓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轨一起,常识也被打破了,如果说常轨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识的打破却使人迷惘了。魔鬼已从瓶中放出,它将施怎样的魔法,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报栏前流连,贪婪地读着,惊讶着,激动着。北大是一座大字报的森林,我一头扎了进去。有一天,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突然看见了郭世英的名字,并用红墨水打着一个可怕的叉叉。那张大字报列数校党委的罪状,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动学生郭世英。我的头脑一下子痴乱了。当时的感觉是,当我在大字报的森林里漫游时,不期而看见其中的一棵树上吊着我的朋友。我立刻逃离大字报区,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乱走,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
    
返校后不久,北大发生了六一八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是我住的38楼前,我目睹了全过程。

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干学生把本系的“黑帮分子”揪来,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进行批斗。所谓“黑帮分子”,在哲学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生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一级的“黑帮分子”。

在学生宿舍楼里,只有38楼的楼前有高台阶,很适合做“斗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生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斗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黑墨汁和红蓝墨水,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斗毕押往校园游街。在这场暴行中,活跃着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身影。我在一旁无言伫立,一阵阵冷颤,为人的丑恶而震惊。

文革中的聂元梓
   
六一八事件后,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新的一轮辩论掀起,有三派意见。一派说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派说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捣乱,甚至有黑后台。一派说是错误事件。我持第三种意见,出发点仍是常识,觉得这种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为与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纯粹是刑事犯罪。这场辩论没有结果,很快就转为对工作组的性质展开辩论。

由于工作组倾向于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激进分子便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推行反动路线,已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赶走。正当自发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来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个晚上在东操场举办万人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际上已有定论,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驱逐工作组。
    
这两场辩论大会对我震动极大,使我第一次对文革产生了明确的怀疑。人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对江青也怀有相当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江青的历史和个人品质,对这个突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红角的第一夫人充满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

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在第二场辩论会上,形势已经明确,支持工作组的人不再有发言权,台上站着北大附中“红旗”的中学生,其头目彭小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做了一个火药味浓烈的发言。江青为之助威,高喊:“谁不革命,谁就走开!”群情激愤之时,康生又火上浇油,厉声宣布:“张承先不只是反动路线,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反动路线!”话音刚落,彭小蒙等举起皮带抽向张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皆作壁上观。

在作总结发言时,江青越说越激动,一声“我要控诉”,便开始详细数落张韶华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与之同居,张韶华的母亲又是一个多么坏的女人,说到最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家没有这么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媳妇!”会场上立即响起呼应的声音:“把张韶华揪出来示众!”张韶华当时是北大学生,幸亏她早已逃匿,不在现场,暂时躲过了一劫。
    
辩论会之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现,也记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时间里,我仍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陆续记下了许多困惑。随着运动向前推进,不断有人遭殃,这些日记就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

北大校园的大字报
    
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以天真的热情接受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个神,甚至偶尔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生理活动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一种亵渎。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

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因此,虽然我对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

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关心国家大事”,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

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九、十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

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风点火的坏作用。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

一个北大女生的留影,站在当年井冈山兵团唯一的出入口


外一篇
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
(摘录)



作者:马生祥



(1966年)6月18日早饭后,我们62级在38斋分班学习批判。62级当时分成了3个班,考古班(1963年分出)、中国史班和世界史班(1964年分出)。与往常不同的是没有工作组成员参加。10点多一点,中国史班开始乱起来,有人把许保福和王彩霞推搡着往楼下走,我和其他人跑下去看。

38斋东门有一个拐角,门前有一个平台,可容纳几十人。东门前有一片开阔地,可容纳数千人聚会。我看到,在平台上被批斗的人中有历史系的前团总支书记、留苏预备人员范达人,现团支书记赵德教,前任团总支书记张元杰,辅导员贾梅先;学生干部有61级党支部书记尹振玲(人称“尹大姐”)、杨绍明(杨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许保福等20多人,其余的是哲学系的师生。我认识一人,那就是从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保送到北大哲学系、时任哲学系64级党支部书记的张晓恒。

他们个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有的来不及糊高帽子,就从厕所中找一个字纸篓子,戴在头上充高帽子。字纸篓是铁丝编织而成的,往头上戴时,有人被划破了脸,鲜血直淌;还有不少人脸上被涂了黑墨汁,惨不忍睹。批判斗争某人时,令其低头、下跪,若不服从便遭毒打。他们挂的纸牌上分别写着“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黑帮”、“保皇派”等等。批判斗争达两三个小时,后被工作组闻讯赶来制止。

当日下午,工作组分头组织学生讨论这个事件的性质,大家认识不一,分歧很大。有的认为这是革命行动,类似于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有的则认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

我当时的看法是:这是无序乱斗。有的人该被批判,如杨绍明,他是中央点名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中杨的儿子,但斗争过火了;揪斗者中有人出于“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他们的要求受到校系党组织的反对和阻挠,于是便自行其是,充其量是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犯的错误。

我的看法接近校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结论,避开工作组而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为。所以,工作组派我到世界史教研组去协助郝斌发动中青年教师。

后来,“六一八事件”被中央定为“革命事件”,38斋东门被人们称为“斗鬼台”,被视为文化革命中北大的一个“革命圣地”。北大“革命造反派”每月的18日都要纪念这个日子,纪念“六一八”×周月;每年6月18日都要纪念“六一八”×周年。这个事件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榜样”,开始了全国性“乱批乱斗”,其影响极大、极其恶劣。


百度百科

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

(1966年6月18日)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的学生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一些人趁工作组集中开会的机会,大肆活动,设立所谓“斗鬼台”,乱揪乱斗干部、群众40多人,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打人、侮辱妇女的现象。

工作组发现后,明确指出乱打乱斗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工作组及时写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报送中央。刘少奇把这份简报批转全国各地,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

在外地的毛泽东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这一事件开始了全国性的“乱批乱斗”的先河。

(本词条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内容 。)


延伸阅读
周国平忆郭世英:
他是影响我一生的人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文革中的老五届

章华荣:为共和国的这一代大学生立传

郑克中:北大“文革”二三事

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

王友琴:未曾命名的湖和未曾面对的历史

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出笼记

鞠甲:我目睹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

刘冰在清华“渣滓洞”十个月
吴一楠:蒯大富向教授借钱发津贴

北外文革记事

批判“资反路线” 与少数派“翻身”

“十一月黑风” 和“二月逆流”中的陈毅

陆伟国:1968年人民大学的两派武斗
陆伟国:孙泱一家的悲惨遭遇
陆伟国:胡锡奎之死
陆伟国: 郭影秋的文革往事
陆伟国:人民大学文革大事记
陆伟国:肖前在"文革"风口浪尖上
陆伟国 :我见证的人大血腥武斗
陆伟国:林彪侄女婿阚玉瑶之死
陆伟国:四位同班同学的文革遭遇
张宝林:人民大学教授蒋荫恩之死
李豫生: 我与 "人大七同学的一封信"
李豫生:长矛刺入同学头颅七厘米
许景禹:我要向校长和老师当面道歉
 李秉铎: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敖艾莉:革命时代的女大学生剪影
 敖艾莉:1967年“五·一九”惊魂
敖艾莉:一个女生的徒步“大串联”
王光虹:川大学生把上膛AK47瞄准我
苏兆瑞:文革中大学男生女生的那些事儿
苏兆瑞:文革中的"复课闹革命"
苏兆瑞:难忘1967年冬夜大出血
刘金霞:致我亲爱的老五届同胞
潘松庆:武汉文革拾忆
邵学新:武汉"八 一"渡江惨案
周永威:我见证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周永威:悬崖边边上的师生之恋
周永威: 我的"武斗"是毛骨悚然的游戏
周永威:运动伊始我呛了一口水
周永威:我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王学泰: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
陶铸之女陶斯亮:百折不回的无悔人生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  上山当兵月  青工光阴  高考校园  浪漫  菁英职业  学术  家国……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 . Video Mini Program Like ,轻点两下取消赞 Wow ,轻点两下取消在看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