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陆伟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一家的悲惨遭遇
作者简介
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和140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年）。
朱德前任秘书，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一家在文革中受到了江青“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残酷迫害，经历了极其悲惨的遭遇。
年轻时的孙泱
（1）革命历史
这是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典型事例。
孙泱，曾用名孙宁世，生于1913年，四川南溪人，早年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肄业，1938年入党，长期在部队工作，并在延安担任朱德秘书。解放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1964年4月，为加强人民大学的领导班子，配合新调来的郭影秋的工作，由中共中央任命为人大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人大副校长和政治部主任）。
孙泱的引人注意，不只是他的个人经历，更在于他非同一般的身世。他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按现在的说法，那就是响当当的“红二代”。他父亲孙炳文与朱德是好友，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1922年两人同去法国，11月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两人一起入党。
孙炳文
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携妻儿从广州坐船北上，准备去武汉就任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结果刚到上海港下船时即被捕，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20日，被腰斩于上海龙华。当时，孙泱14岁，女儿孙维世才5岁。此后，朱德对孙炳文家人关心甚多。孙泱也就长期随朱德工作，任朱德秘书。所以，后来孙泱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
左起：前排：孙泱、孙维世（孙泱三妹）、黄富生；中排坐者：任锐（孙泱母亲）、任馥坤、黄志烜；被抱者：孙济世（孙泱二弟）、黄连生、黄直生；后排：孙炳文（孙泱父亲）、任载坤、任焕坤。摄影时间约在1925年左右
【说明：任馥坤是任锐的大姐，黄志烜是大姐夫（矿业专家），黄富生、黄连生、黄直生是他们的孩子。任载坤、任焕坤是任锐的三妹、四妹，任载坤的丈夫是冯友兰，任焕坤21岁就已去世。他们中有不少人早年参加革命，后来颇有作为。】
1956年冬摄于北大燕南园冯友兰住宅前。左起：后排：孙泱、金山、冯友兰；中排：孙维世、宗璞、石崎、任载坤、任均；前排：王延风、冯枚、冯蓓、王津津、王乔乔
【说明：石崎为孙泱妻子，金山为孙维世丈夫，任载坤是孙泱的三姨，任均是孙泱的六姨，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
孙泱在1950年代的著作。孙泱既是领导干部，也很注重学术研究，写有不少著作
（2）文革受难
但是到了文革，这份光荣历史却带来了巨大麻烦。尤其是孙泱在延安枣园给朱德当秘书时，和江青同住在一排窑洞，还真不是好事情。极左势力很早就盯上了孙泱。1966年6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那次会上，康生找到已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谈话。康生问：“孙泱这个人怎么样？”郭影秋回答:“他还不错，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后代，做过朱老总的秘书，政治思想表现和工作能力都可以。”但康生却沉着脸说:“是这样吗？！”稍后又说:“这个人很坏，不能说做过朱老总的秘书就一定可信，你要注意。”
文革初期，批判孙泱的大字报
果然，孙泱是人民大学领导干部里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人民大学对当权派的第一场大批判会，是在6月13日，工作组进校的前一天。那天上午9点，学校依据上面的要求宣布，孙泱停止领导职务。10点，孙泱等人就在文化广场上被批斗。这次还只是叫几位领导站在台上，垂手而立，接受批判，还没有怎么动手动脚，但这已经是很惊人的了。因为是第一次看到领导会被这样对待，站在下面参加大会的我，感到很突然、很惊讶，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啦。
1966年6月13日在文化广场首次批斗孙泱大会
1966年10月之后，文革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左势力的矛头更加明显，其打击目标也包括了要打倒朱德。他们采用的战术是首先点名批判孙泱编写的《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这是张春桥出的点子。张春桥大骂《朱德传》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11月对孙泱的斗争开始升级。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写书是尊重历史事实的。
在反对朱德、反对孙泱的浪潮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极左势力的干将戚本禹充当了急先锋。他亲自担任中央文革“孙泱专案组”的组长。1967年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召见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看到红卫兵有所不解，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有人问：“怎么个批法？”戚本禹说：“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
想说明的是，本来孙泱是关在“三红”这边的。这天晚上，戚本禹对人大的两派组织都召见了，而且双方是一同去的。但戚先对“新人大”谈，“新人大”的人也就先打电话回学校。学校里的“新人大”的人马上就去“三红”那边，把孙泱带走了。“三红”这边的看守人员还没当回事，问了句“你们要带走孙泱干什么？”就放走了。等“三红”的头头们回到学校，“新人大”就已经把孙泱抓走了。这之后的几个月，孙泱是两边关押，哪派要斗了，就被哪派带走。
不久之后，戚本禹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他在大会上，对孙泱的问题，讲的很具体，也很明确。他说：“孙泱是几号（被罢的官）？（会场呼应：六月十三号）六月十三号，孙泱六月十三号的罢官是个大阴谋。孙泱是个什么人物？是蓝衣社的特务，钻到共产党内部里边来，与陆定一黑帮严慰冰反革命分子有密切的联系。长期给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服务的。在这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你们革命的，这样一个人。你们现在看，你们进行什么斗争？进行的斗争，水平高不高？（不高）他们居然对你们的战斗队十分猖狂，说他有权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没资格问他的问题，为什么他敢于说这样的话？所以说你们没打倒孙泱，孙泱敢于同你们那样嚣张，敢于跟你们说，‘你们没有资格弄清这个问题’。‘我有权力不回答你们这个问题’。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对他有了解。是的，我们对他是有了解的，我们了解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最后他说：“人民大学的问题变成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最复杂的问题。什么道理？就是没有掌握这个对敌斗争大方向。”在戚本禹的煽动和指令之下，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迫害，就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典型的就是6月8日和6月13日，连续大会批斗孙泱。
但事不遂愿，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在政治上就先跛脚了。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极左势力想想，还是枪杆子比笔杆子重要。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先后被甩了出来。戚本禹就再没有话语权了。
（3）惨遭杀害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本禹不行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1967年9月6日，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特务多。同月26日，陈伯达、江青两人也迫不及待地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的大会上再次讲这个话。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是蓝衣社特务。而且，她还对人民大学的人特别地强调说，“你们要狠狠地斗孙泱，不要手软。”
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像腔。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像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而且，这些极左势力的头面人物，不但语调怪异，实际上性格、行为和心理都是反常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这些人物的心理反常而导致行为、语言的反常，并进一步导致运动和整个社会进程的反常。
1967年，对孙泱的批斗大会
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孙泱除了大会批斗，还被连续审讯和毒打，打得很厉害，受到严重内伤。郭影秋在他的“临终口述”中讲到：“我有段时间就关在孙泱隔壁的房间，那时我常常听到屋子里传来皮带的鞭打声、打手们的叫骂声，和一种令人心碎的痛苦呻吟。”“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说明：这一段和上面第一次批斗孙泱大会的文字，在前面讲到郭影秋的时候已经有过，但为了这儿的内容相对完整，所以再重复一下。）
在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之后，被“新人大”关在“总部”地下室的孙泱就再没有被拉出来批斗，而是日益加重拷打，非要弄出所谓的“材料”来。
10月5日，“中央文革孙泱专案组”又来到“新人大”关押孙泱的图书馆地下室，这次一定要拿下孙泱。因为孙泱始终拒绝揭发朱德的“罪行”，专案组事先都写好了所谓的检举揭发材料，只要孙泱抄一遍，哪怕是签个字就可以了。但是孙泱依然拒绝，始终沉默不语，着就激怒了专案组。
“你抄不抄？”
沉默。
“不识好歹的东西，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沉默。
“再不说话，就给你过电。”
沉默。
一根特制的铁棍一头接上了220伏的电流。专案组的打手将带电的一头捅向孙泱的后背。孙泱顿时浑身抽搐，发出凄惨的呻吟。他昏了过去，扑倒在地。
“别他妈装蒜。”打手不住地把电棍摁在孙泱身上，看着他一阵阵地抽搐，直至心脏停止了跳动。以致连泼了两盆水，也没有浇醒。
他们为了推卸责任，在孙泱的被褥里翻出了一份遗书，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安排好以后，临走，他们对“新人大”的看守说：“你们要好好看住孙泱”。等第二天，10月6日早上，“新人大”的人进去，却发现孙泱坐在铺得整整齐齐的地铺上，已经死亡。现场留了个自杀的样子，床单拧成了一条绳，一头套在脖子上，另一头绑在暖气管子上。可是暖气管道很矮，如果要自杀，只能使劲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地将自己的勒死，这是很难的。更有可能的是，被别人勒死，或遭受毒打伤重致死，而后再伪造个现场。（孙泱的死，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坐在那种上下铺的双人床的下铺，用裤子系在暖气管上。这种方法，人离暖气管的高度更低，自杀的难度更大。）
由于有中央办公厅的指示，孙泱遗体被送到北医三院做法医鉴定。鉴定中写有：“孙泱胃、肠空无一物，胆囊萎缩，至少五至七天没有进食......,背后有明显的电流击痕......脖子上的勒痕清晰，足以造成窒息死亡......”而中央文革得知后，又立即下达命令：“孙泱属敌我矛盾，立即火化，不留骨灰......不可透露法医文件......”
火化前，三红坚决表示反对，但是，没用。只保留了标本，几个内脏碎片，分别保存在福尔马林水的玻璃瓶里。
（4）三方调查组
孙泱的死，始终是个谜。连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也是个谜。尽管有句话说，文革中的自杀，其实都是他杀。
很多人不相信孙泱会是自杀。1967年6月的一个下午，孙泱在被“三红”关押时最后一次回家，还对家人说：“我始终相信问题会搞清楚，过去历次运动党内也冤枉过不少好人，最后不是搞清楚了么？”“一定要挺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他还特别讲到：“我才不自杀呢，我没问题为什么要自杀？人死了，问题就难说清楚了”。在被三红关押期间，他还想着要练几下太极拳。
当然，孙泱是留了封遗书。但这封遗书，并不表明孙泱就是要选择自杀，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拷打中，他自知身体挺不过去了。到了这时，他知道极左势力不会放过自己，预感生命已经到了尽头，熬不过去了。于是，他给妻子石琦写下遗书交代后事，要她好好带领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在遗书中，他写道：“我已经不能以一个最最普通的劳动者来为人民服务，我已经成了人民的负担......”“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我只能从地缝里看到光明......”这封遗书没能发出，只能卷在被褥里。
10月8日，为孙泱的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特地来到人大，找来了人大两派的负责人，三红去的是孔宪龙，新人大去的是张祖义。周荣鑫说“总理有指示，孙泱突然死亡，一定要调查清楚，要有个专门调查组。你们三红要参加，新人大也要参加。”两天后，李水清来到人大图书馆专门就组成三方调查组进行安排。李水清当时挂名是济南军区副司令，来北京参与首都管理工作（后来，1977年李水清任二炮司令，进驻人大。人大复校后，正好和要求归还校舍的人大学生成了不同的两个方面）。
调查组的组成，北京卫戍区、新人大和三红都参加了。卫戍区方面（实际上还有中央办公厅、市公安局九处等单位）是由副司令李钟奇来具体负责调查组。就是这个李钟奇，一个月前，在1967年9月1日北京卫戍区批斗彭德怀时，居然为了表现自己，不顾将军之尊，对彭德怀动手，拳打脚踢，连扇耳光。
三红的代表是计统系三年级的谭立清，他坚决要求查清孙泱的死因。不巧，他家中发生变故，在去财务处借钱准备回家的途中，被“新人大”抓去毒打。关在一个公用盥洗室里，用橡皮管包着的铁棍殴打。全身鉄青，皮肤肿起一厘米多高，并把一个膝盖打成粉碎性骨折。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把奄奄一息的他扔到了大字报区。后被三红的同学发现，赶忙送往北医三院。三院医生表示，伤成这样了，很难救治。经三红的拥军办主任、哲学系的武振海同学联系，解放军309医院的胡医生和王医生着便装立即来到北医三院，设法把谭转到了他们医院。经他们的全力救治，谭立清得以基本康复，一个多月后出院。三方调查组的工作也就此了无进展。“三红”总部曾多次打电话向国务院询问调查情况，也没有明确答复。
也不知道后来工宣队进驻后，对孙泱遇难一事调查的正式结论是什么。按说，那时对关押“走资派”的看管是很严密的。比如“三红”这边对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副校长的关押，就是每天都有两个女同学24小时连续看管。尽管李在1965年初已经离校去邮电部任监察组长。我们班的两个“三红”女同学就去看管过一天。不知他们那边怎么会出这个问题。
孙泱一案有关当事人里，后来被处理的，只听说有个哲学系二年级的辅导员顾兆纯，文革后被清查，开除了党籍。
（5）平反昭雪
但是，孙泱像他父亲一样，表现刚强，至死不屈，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应当说，孙泱是为了维护朱总司令的形象，维护人民军队的形象，维护党的形象而英勇牺牲的。他同样是一位烈士，一位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烈士。
四十年前，孙炳文被国民党腰斩，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他的妻子任锐忍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四十年后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烈士子女身上再次重演。孙泱失去他父亲时只有14岁，而他的长女失去他的时候才12岁。只是凶手不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天理难容啊天理难容！
改革开放后，孙泱得到了平反昭雪。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对江青的指控中也包括了对孙泱的迫害。1978年8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为孙泱在八宝山公墓召开追悼大会。大会由北京市委书记毛联珏主持，成仿吾致悼词。
联想到孙泱的妹妹，“红色公主”孙维世，也是在文革中被江青迫害致死。在追悼会后，康克清见到孙泱的弟弟孙济世时，拉着他的手，很动感情地连说了两遍：“共产党对不起孙家呀，共产党对不起孙家呀！”
郭影秋在孙泱去世之后还写了两首五律，摘录一首如下：
相识只三载，分飞各一方，
交心铮信任，夜话见肝肠。
沉痛听哎哟，横眉藐暗枪，
如磐风雨夕，早晚现阳光。
孙泱一案在人大的文革过程里，很值得深思。之前通常都把郭影秋作为人大文革史的重心。由于对郭影秋的评价和态度的不同而分成了两派，并一直贯穿了下来（尽管后来有所淡化），这样认识是对的。但对孙泱一案关注的不够。其实，它的影响因素比郭影秋问题更多更深更复杂。
首先，孙泱问题的由来是直接与高层斗争相关联。孙泱是朱德的秘书，他妹妹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兄妹俩很早就与江青认识，其中的复杂程度不是外人所能想象。江青一伙早就讲明了要以孙泱作为打倒朱德的突破口。尽管朱德后来没有被彻底打倒，但江青一伙敢于如此猖狂，绝对不是没有缘由的。而孙泱却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人大干部教师队伍的背景是很复杂的，内部斗争也是一言难尽。上到校领导的成仿吾、胡锡奎之间，下到所谓华大、革大之分，中宣部、北京市委之分，里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利益牵连。郭影秋来得晚，没有牵连进去，作为一把手还有时间展现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而孙泱来得更晚，虽然也没有牵连进去，作为二把手，却没有展现自己、让全校了解自己的机会了。因为在校内没有更多的联系，反而就失去了相互保护的最后遮挡。在许多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某一派时，孙泱却被丢在了空旷孤独的中间，成了各方重点打击的牺牲品。
由此，两派都争相把孙泱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尤其是“新人大”一方，为了摆脱由“八一八”演变过来而留下的曾经的保守派形象，在孙泱问题上走得更远。
（6）石崎和孙冰
中国的政治运动，受到冲击的，往往不只是打击对象本人，而且是影响到他的家人、他的家庭，甚至相当大范围的亲朋好友。文化大革命，尤其如此。因此，它的惨烈程度，又远超过之前的各项运动。
孙泱一家所遭遇的正是这样，不仅是他自己不明不白地含冤而死，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甚至他的一些亲戚，也都受到株连。说是陷于灭顶之灾，毫不为过。
孙泱最后一张全家合影，摄于文革前。左起：孙宁、石崎、孙冰、孙泱、孙名
孙泱的妻子石崎，也是人大的教师，从文革一开始就跟着孙泱一次次地被批斗、被游街，家里一次次地被抄家，被砸得一塌糊涂，几无插足之地。这种批斗、游街、抄家，到了日以继夜无止境的地步。这时有些坏人不但趁机整人、夹私报复，还起了偷盗财物、耍流氓的坏念头。文革初，一个老职工、老红军吴什么俊，起来造反、控诉“走资派”最起劲，他儿子却趁机偷盗“走资派”家里的财物。后来此人在偷盗时被当场抓获。1971年，海淀公安局特地通知还在江西干校的石崎到北京来认领从吴家收缴出来的物品，东西就放在学校大教室里，但已经寥寥无几。承认偷盗的2000元，也没有完全退赔。当时，最混乱恐怖的时候，甚至有人借审问之机夜里进门，企图非礼。她女儿拿出剪刀相逼，才迫使那人悻悻退去。
就在这家庭面临变故、难以支撑的时候，又雪上加霜，1967年9月，石崎也被“新人大”抓去，关押了一年九个月。孙泱遇难后，他们对石崎不但没有放松一些，反而迫害得更厉害。石崎专案组的人，个个一脸凶相，腰间皮带上总挂着一条钢丝鞭和一把有皮套的匕首。他们把她推到在地，用钢丝鞭抽，揪着她的头往水泥地上撞，被撞断了两颗门牙，血流得满脸都是。连石崎的父亲也在他们单位连续审讯中被活活打死，审讯中人民大学去过好几个人。她母亲在这几天之后，就接着自杀了。
在被关押期间，一方面受审挨打，一方面还要牵挂家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当得知孙泱死讯，石崎几乎崩溃，失声痛哭，就连这也被看守大声遏止，更不用说去见下遗体，告个别。甚至还卑鄙到引诱她自杀，在单人牢房里特地掛上绳索，放上剪刀。只要她一死，他们专案组就省了事了。想插一句的是，石崎专案组的人，石崎知道名字的只有一个，就是农经系一年级的一位女同学廖金妹。而廖金妹在后来的两派武斗中不幸被刺身亡，对一些真相的追寻也就更难了。
文革中期，她们娘四个也去了江西干校，却被安排在一间最差的仅仅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子。墙都向外倾斜，靠两根长木棍顶着。不但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窗户，屋顶还漏雨，屋里都长出了蘑菇。屋后就是厕所，漫溢的脏水沿着墙缝渗进来。就这样又臭又脏又潮湿的屋子，也没让石崎住多久。一周以后，她就和孩子们分开，去了几十里以外的修路队干活，有时一个多月也不能回来。留下三个孩子在家，由于孙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地学校不接受他们上学，这三个孩子只能整天流浪在外。想想看，当母亲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
1965年孙泱在山西社教期间给孩子们的家信，那时孙冰叫孙磐
再说说孙泱的孩子吧。文革轰然到来的时候，大的女儿孙冰只有十二岁，还是个小学生，两个儿子更是刚从幼儿园上小学。也是这样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一起过着那段最黑暗最悲惨的日子。
在父母亲被批斗被游街的日子里，十二岁的孙冰也没能逃脱这个命运，也是一次次地被大学的红卫兵、被小学的红小兵批斗、戴高帽、牵着绳子游街，嘴里还要喊：“我是小黑帮，我是小黑帮！”稍有不从，就是劈头盖脸的拳打脚踢。有一次，孙泱父母在游街时看到了自己的女儿竟然也被拖着游街，孙泱就跟红卫兵说：“我有错，就批斗我吧。我女儿没有错，放了她吧。”得到的却是一阵阵的狂吼、一阵阵的唾沫、一阵阵的拳打脚踢。石崎只能是满脸的泪水。
在学校里，孙冰在上课前还要站在全班同学前面接受批判，要反复不停地说，我爸是特务，我是小黑帮，我要跟他划清界限。稍有不满意，就得一直站着，不许回座位。这种毫无尊严、生不如死、充满着悲愤和伤痛的日子，孙冰也想到了死。可是看看两个更需要自己的弟弟，她硬是咬着牙怎么也要坚持下来。
至于日常生活，由于父母亲都被隔离关押，小小年纪的孙冰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买菜做饭是最起码的，还要天天给爸爸妈妈去送饭。父母的工资都停了，只发给极少的生活费，不够用，就捡拾废纸去卖。有一次，实在不行了，孙冰还去卖了400cc的血，换回40元钱，买了点肉回家吃。开始两个弟弟还挺高兴，当追问姐姐哪来的钱，孙冰如实说了。两个弟弟痛哭着说，我们是在吃你的血呀，我们吃不下呀，你以后不能这样啊！孙冰这才不去卖血了。
1970年秋，孩子们随母亲一起去了江西干校。正如前面已说到，石崎一个星期后就离开了孩子们，一个人去了近百里外的修路队，留下孩子们自己过，当地学校因为他们是黑帮子女又不肯接受他们上学。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偏僻之地，这个日子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叫这些孩子们怎么过？即使是现在笔者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都想象不出来。为了防止可能有的歹徒的侵扰，孙冰在屋里贴上了朱德和孙泱的照片，据说还起了点作用。
有一次，因为钱花完了，更因为想念母亲，三个孩子竟然步行几十里去找母亲。正常走，大约是五六十里，但他们小孩不认识路，还会余外走不少冤枉路。走之前，他们也不知道这几十里的路途，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早晨出发，一直走到了后半夜。没有灯光，没有行人，没有标识。中途又下起了大雨，三个湿透了的孩子，在泥泞的野外小路上，相互搀扶着艰难跋涉。带的干粮也不敢吃，怕万一在山里迷了路，还有更需要的时候。直到后半夜，终于见到了妈妈。当敲开门的时候，石崎完全出乎意料，母子四人相拥而哭。
孩子们的灾难，还远不止这些。因为有反对文革、反对江青的言论，1968年，孙泱去世后没多久，十四岁的孙冰就被捕入狱。关了近二年，由于年龄实在太小，没法判刑。直到1970年因为人大解散，要撤往江西，才取保候审出了狱。到了江西，干校还特地给孙冰办的学习班。到了1977年，已经参了军的孙冰又因为曾经积极参加“清明节活动”，又是最早公开要求对“四五运动”平反而再一次被捕。九个月后，幸亏“四五运动”得到平反，孙冰才得以出狱，送到了山西一个很偏僻的卫生所。以她那种坚强率真、敢于反抗的性格，如果不是“四五运动”及时平反，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这位英勇的女孩子，真可以说是活着的林昭、张志新。
今天的孩子们，是怎么也想象不出还会有那样的生活。
孙泱女儿孙冰的近照
（7）朱德的最后日子
朱德得知孙泱的死讯后十分悲痛，说：“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误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孙泱遇难前后，朱德还曾几次想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说：“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些。我保了他，日子更难过了。”（参见：《劫世红格格孙维世四十年祭》，圆月弯刀，新浪博客，2010年10月13日）
朱老总自己的境况，也是一言难尽。远的不说，“文革”一开始，在1966年5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受到了林彪等人的围攻。在这次会上林彪指着朱德说：“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他是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也没做过总司令。”（《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朱和平，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朱老总的逝世，更觉蹊跷。2011年11月20日，年过八旬的朱德的儿媳赵力平女士在北京玉泉路国防大学对面公寓接受采访时，证实了朱德被“意外”感冒的情节。1976年6月21日，已是九十高龄的朱德被安排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却在空调房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出现了感冒症状。进医院治疗几天后，一直未见好转。家属中有懂医疗的，当时还特地向医疗组提出，“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但医疗组却拒绝换药。朱德就这样在“意外”感冒十余天后不治身亡。（来源：《同舟共进》，作者：周海滨，原题：《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而朱德夫人康克清则进一步回忆道：1976年6月26日，朱老总住进医院。“当时天气很热，老总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样，我就紧张起来，老总的病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我说什么也不相信，他各方面看来都很正常。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朱老总从住院到逝世，只有十天……他走得如此匆忙，他自己怕也毫无思想准备。”（参见：《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杨胜群、陈晋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
首都各界群众前往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沉痛悼念朱德去世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离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这之前，周恩来于那年1月8日逝世。这三个主要领导人恰巧都在同一年里相继离世，而且前后相差仅八个月。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提出过。
（本文原为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里的一节，现作了较大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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