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陆伟国 ：五十年前我见证的人大血腥武斗
作者简介
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和140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年）。
1968年3月29日，聂元梓的“新北大”从31楼开始武力驱赶对立面同学，拉开了北京高校群众组织之间武斗的大幕。
面对局势的混乱、武斗重新抬头，高层反而显得束手无策、举措失当。4月29日各校群众组织头头的学习班搞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令人不解的是，市革委和卫戍区还干脆来了个“四不”方针，“不管，不急，不压，不怕乱”。5月7日，市革委主任谢富治在市革委会议上就说：“反掉无产阶级的派性，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给我们纠正啦。”这使对立各派以为放手一搏、重整旗鼓的机会到了。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此时，人民大学校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进校时敲锣打鼓大不一样，5月10日，驻校“军训团”面对失控局面无能为力，突然撤走。应该说，这是高层的一个重大失策。两派之间顿时失去一个第三方的制衡因素，都急于要抢夺“制高点”，扩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儿讲的“制高点”，不只是个地理概念。于是，就不顾一切地发生了直接碰撞。再加上江青又曾一再发出“要文攻武卫”的号召，于是最血腥的面对面杀人的武斗开始了。
当天，对方“新人大公社”占据了林园9楼。那是栋教工家属楼。有11户“三红”教师的家被抄和赶走。
第一场大武斗
人民大学第一场大的武斗，就是发生在这第二天，5月11日，由“三红”攻打红楼。
此红楼，非贾宝玉的“红楼”，而是人大校门口西北侧的单身职工楼。
打它干什么呢？
“人大三红”在学校东南角的控制范围主要是东风楼的三座楼，和留学生楼、教学办公楼、新教学大楼（这些都是当时的叫法，新教学大楼现在叫公共教学二楼），基本上是一字排开，没有纵深，无法形成防御体系。于是，要攻占东风楼北面隔着一块空地的红楼。攻击是傍晚开始的，用的是砖块木棒。对方在楼内退至二楼抵抗，这一方也没有采取登梯强攻，双方形成对峙。
晚上，灯光大亮。双方的群众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线后面，高声呐喊助威。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喊声中，本方人员一次次地向红楼冲锋，楼上则雨点似地抛下事先准备好的砖块杂物。每当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哗哗”从半空堕落，嗷嗷的呐喊声就爆发出一阵阵的高潮。一些同学则“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捡起地上的砖块往上扔，想为攻势添把力。
但要攻下一座楼谈何容易。对方楼上的人员，因无路可退，抵抗也很顽强。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为此往返数次。即使有冲进楼内的，也很难坚持，又跑了出来。一个个伤员，被扶了回来。从红楼到“三红”总部大楼的几百米路上，布满了点点血滴，接连不断，可见现场攻防之激烈。这种情况，真要强攻，伤亡必然很大。从现场来看，双方的指挥还算比较克制。可能是对方考虑到他们控制的区域范围较大也较为分散，难以分兵把守，容易被分割包围。最后，双方停火，攻方暂时后退，让守方撤出，再由“三红”接管。“三红”由一条单薄的防线，形成了有几个楼可以互为犄角、相互依托的“防区”。
这整个过程，我都在现场，但没有冲上去，也没扔石头。我的体质不行，扔块石头不见得比女同学远，就算是扔，恐怕连墙也够不着，别上去丢人现眼了。
夜袭兵工厂
武斗不可能带来“安全”，既然有了开端，渐渐地也就不断发生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防备对方的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宿舍楼，都是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等堵死。二楼的窗户只留半扇，另半扇就用板挡上钉死。楼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个人勉强侧身而过，这样大大增加对方可能的攻楼的难度。
为了便于自卫防身，防备对方冲进来突袭抓人，我们男生几乎每人都配备了一根长矛。平常下楼出去，哪怕是上食堂打饭，都要随身扛着。那长矛，是把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截成两米长一根，一头磨成极锐利的尖刺。据说那东西比刺刀还好使，刺中对方后，血从管内喷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进人体后因有血肉的压迫，有时很难拔出，甚至出现卷曲。
这些长矛和其它一些简易武器，上哪儿去制作？学校的西面有个1965年初刚建成的校办工厂，那是一个小型机械厂，里面有一些机床、钢条，被对方所占据，成了对方制作刀枪的“兵工厂”。这可是涉及到双方力量对比的重大因素，不可不“为之一战”。
5月15日，“三红”这边向校办工厂发起突然袭击。那次行动是在晚上，所以叫“夜袭兵工厂”。原本是想以极短时间迅速抢夺一些钢条、简单工具过来，尽量不发生对抗。之所以放在晚上，也是以为对方的守卫人员会少一些，可能造成的后果会小一些。结果，真的冲进去时，还是与厂里对方的留守人员发生冲突，引来了对方人员的增援。双方在厂门口和围墙处，用铁棍木棒大打了一番。前后约四十分钟，而且还是发生了惨痛的伤亡事件。对方中文系的王锡中同学不幸身亡。他是死在房顶上，很可能是受伤后，躲避到屋顶，而永远地倒在那里。
我们是天亮后知道这事的。事后还听说对方有位工人师傅，面对长矛的尖刺还慌不择言、跪地哀求：“我家还有三个老婆、一个孩子哪，放过我吧。”那一阵还把这当作笑料来传，其实那也是几多辛酸泪啊。
捣毁野猪林
武斗的车轮越转越快。
防备在全方位地进行。连我们的宿舍，也有了张不知从哪儿来的弓箭，说是可以在对方攻楼时派上用场。我试了下，要拉开弓还真得费点劲。朝着门上，拉了还不到一半就放手，“砰”的一声，真厉害，那箭头把门板都打穿了。不过，我知道，真要到那时候，还没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倒了。
宿舍里有了长矛，还出了个小意外。没等对方来，就差点伤了自己人。一天，在我们宿舍里，有个同学闲极无聊，想试试那东西管不管用，拿起来就往墙上捅了上去。谁知，那墙不是砖墙，而是两层带缝的木条，中间是空的，有一块砖样子的间隔，外面用泥巴和石灰糊上。长矛捅上去，那墙哪里经得起，“哗”的一声，掉下一大面泥巴、石灰，就穿了过去。引得旁边宿舍的那位同学生气了，过来就把我们门上面气窗的玻璃给砸了。我们知道有点理亏，悄悄的，都没出声。
“三红”除了在东南面有一个控制区域，在西面还有南五楼、五处的一片，两个区域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可大路的北侧有片不大的松树林，林中有个体育用品房，常被对方当作埋伏武装人员之处，用来偷袭伤害这一边过路的人。于是这一边就要铲除这一隐患。
5月17日，那天下午，先是手持棍棒长矛的“武斗队”冲入树林，把那小板房彻底砸烂了。对方也没有人在那儿。里面的体育用品，就往回搬到教学大楼里堆起来。搬东西的事，没有人提前通知，也没有人组织指挥，大家见状都纷纷主动跑来搬。武斗队排成一排，在外面警戒保护。大道上，上百人在来回奔跑，抱的、扛的、提的，忙得不亦乐乎。整个过程，动作很迅速。我正好碰上，也去一手抱一个球，一次拿两个，急急忙忙地跑了两趟。心里还在想，这也是在保护国家财产?
因为有这片松树林，所以这次动作，称之为“捣毁野猪林”。由于双方没有发生直接冲突，这一天在现场的同学们都是兴冲冲的。这场没有对手的行动，就像是一堂课外活动。
但事情又很快就到了最血淋淋的一幕。
专职武斗队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武斗，各群众组织都成立了专门的武斗队，装备也在不断升级。两派斗争到了真正意义上你死我活的地步。
“三红”也组织了一支四五十人的专门“武斗队”。这时的“武斗队员”，装备已经非同一般。每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帽沿下面连着铁丝编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铁皮剪成的铠甲，铁皮下都垫着书本。那时的铁皮有的是，到处都是毛的语录牌，正好用上，剪成一片片的铠甲。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个古代的武士，浑身上下冷冷的，连从铁丝罩后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
他们这支队伍的成员，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级的同学，以转业军人居多，“战斗力”比较强。有次，他们就在我窗外的楼下操练，双双对刺，“哈，哈”地喊着刺杀声。尽管是全身铠甲，脸前有铁丝罩保护。不料，还是有人当场受伤，被对面的尖刺穿过面罩上的铁丝网，打掉了门牙，嘴巴鲜血直流，多危险哪！要是再捅进去一点点呢？到真的拼杀时，那会是什么结果啊？不过，他们的军事素质看来很好。出了这样的事，其他人就像没发生一样，依旧在原地双双对刺。只是领队的过来看一下，也没多说什么，叫他下去休息。那位受伤的同学，也很坚强，连头盔也没摘。那时的青年学生，都被“革命”熏陶到了什么样子。
出于好奇，我也曾穿上这身装束试试。感觉太异样了。重，还是其次。就是太别扭，太拘束，手脚无法施展，浑身上下都动弹不了。做什么动作都完全变形，力度和方向没法把握。尽管曾有过多次的军训和体育课，作为那时的大学生，对刺杀动作已很熟练，但这时好像我已经不是我，完全是被机器支配着，就像一根拽在别人手里、任由他人挥动的棍棒。
透过面前的铁丝罩向外看去，别的人，也就都像是一个个要消灭、要杀戮的对象，是一个个要啖其肉、噬其血的猎物。头脑在发热，热血在翻腾，浑身在膨胀，手脚几乎都不听指挥了，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杀人，杀人”的字样，就想要刺杀出去。我从心里感到可怕，不只是怕真要上了武斗场，这身装束将成为别人刺杀的对象。更怕的是，在这身装束下，人已经被彻底地扭曲了，已经不再是有正常人性的人，而是一只杀人与被杀的野兽。“革命”的意义，“造反”的意义，此时都露出了本意。
血腥之剑一旦拔出，就像狂暴的野兽横冲直撞，想挡也挡不住、想停也停不下了，局面很快就失去控制。离“捣毁野猪林”仅仅过了几天，1968年5月22日，一场空前的血腥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
暴力之火是不能随便玩的，一点小小的无意的火花，说不准就能酿成无法扑灭的烈焰。这场武斗，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自己控制区的边缘挖壕沟、拉铁丝网、修筑工事。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像是朝鲜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到出动“武斗队”拼杀。
那天，下午，当时，好像一切都很平常，我在楼下，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跟往常一样。突然，有同学从大路边走过来，神色紧张地对我们在外面的几个叫着：“西面打起来了！西面打起来了！你们这儿还像没事一样，不知道啊？”“怎么啦？”我们问。“打起来了！都打起来了！”他使劲地嚷着，我们却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时，“哗啦”一声，“武斗队”从总部大楼出发了。我们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
所以，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我们想跟着去，被队伍后面的人制止了。我想也是，我们跟着去，只能给他们添麻烦、增加负担，所以没有坚持。
喋血大操场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当时的新图书馆，是“新人大”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叫图书馆东馆）。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前后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听说，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途中劫持。随车的，还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同学，听说是个教授的女儿，一身黑衣，手持一把长剑，真称得上是英姿飒爽。
这一夜，开始是异常的寂静，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到半夜时分，突然，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国际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我们一听，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个个都面面相觑。后半夜，传来话说，“有你们班的一个”，我们大惊。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叫陈江，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我们还都抱着希望，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总觉得不会是他，但愿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得到了确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现好，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他平常很谨慎、也很到位，有什么事情，既不能冲在前面，也不能落在后面。虽然我们班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对这场“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认真。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讲的这个原因，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现，竟然也出现在武斗场上，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尽管满心的不愿。
痛哉！陈荣祖
几十年后，我能慢慢地复原当时的现场情况。那天的情况是，“新人大”一方对武斗的准备不充分，装备、训练、指挥和应急方案均不到位。第一线的“主力部队”交锋几下，很快就顶不住，又匆忙动员二线队员上去。而二线队员不但没有防护服，也没有像样点的武器，就是拿着木棒铁棍之类，有的甚至拿着食堂的扫帚、拖把就跑过来。我们班的李原好和陈荣祖同学拿的就是根木棍。而“三红”这边提前有所准备，在装备、训练、气势各方面均优于对方。双方在实力上，明显不在一个档次。
由于“新人大”这边一线人员顶不住回撤过快，把本来在后面的非主力二线队员反而闪在了前面。当“三红”的武斗队冲到这边二线队员面前时，现场发生混乱，指挥失灵。有的见势不妙就往后跑，有的竟然站那儿不知所措，有的心里还想着“坚强勇敢”的人还在往前冲。陈荣祖同学没有很快后撤，而是拿着木棍还想抵挡一下，就被无情地刺上了。
只几分钟的时间，地上就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伤员。等“三红”稍有后退，这边的人大喊：“刺死人啦！快救人啊！”人们不顾一切地赶紧上去抢救。我们的班长李原好冲过来一看，发现自己班的陈荣祖也躺在了那儿，满脸满身都是血，胸口的血水像泉水一样往外涌。同学们七手八脚把受伤倒地的人往后抬到路上。校医赶过来看的时候，说已经不行了，不用送医院了。等到了积水潭医院，医生确诊已经去世。这时，李原好同学抱着陈荣祖的遗体失声痛哭、满脸是泪。所有在场的人，都哭成一片。谁都没想到，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
在医院的太平间里，陈荣祖躺在那儿，满脸的血污，紧闭的双眼，那毫无血色、苍白得吓人的脸，那浸透了血渍、被刺破了的衣服，使见过他遗容的同学至今都闭目难忘。也说不上整容，只是擦去脸上的血块。在我们的班长给他收殓的时候，连件替换的衣服都没有。他的衣物还在被“三红”占据的东风三楼，不敢过去拿。还是历史系的一个老师给了件稍微好一点的，给他穿上。临离开这个世界，都没能穿上自己的衣服。他的血衣，听说被我们班的一位同学保存了很长的时间，直到那位同学自己去世。
更痛心的是，他家在苏北农村，景况十分贫寒。而且很早就结婚了，已经有了个一岁多的孩子。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他妻子拖着孩子赶来北京，已是和自己至亲的亲人阴阳相隔。这位不幸的妻子来到城内分部的那夜，在住宿的楼里，一个门、一个门地拍打着，满楼道呼喊着她丈夫的名字，呼天呛地，悲痛欲绝，寻找着她的丈夫，寻找她生命的全部依靠。她，一个农村妇女，听不懂别人劝她的普通话，别人也听不懂她满心要说的苏北土话。整整一夜，那整个楼就一直回响着这凄厉悲呛的声音。
第二天，到了积水潭医院，见到已经僵硬了的丈夫，她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撕心裂肺地哭叫着，翻开丈夫的衣服，颤抖地抚摸着他丈夫身上累累的伤痕，几次昏死过去。见者也无不落泪。
事后，因为是群众组织，没有经济能力，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在陈荣祖妻儿快要离开时，李原好冒险回东风楼拿回了陈荣祖的遗物。最后，我们班的李原好、王松岷、朱婉珍、米受光等同学去北京站为陈荣祖妻儿送行。当他们把陈荣祖的骨灰盒和遗物交给陈荣祖妻儿时，他的妻子和孩子跪地接过，磕头嚎啕大哭。几个同学把她扶起，也都哭成一团。车开了，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他们都在牵挂着这对孤儿寡母将要踏上怎样艰难的人生之路。当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每次修改看到这段文字，依然忍不住鼻子酸楚、泪水盈眶。
（这一节文字在出版的书稿中没有，他妻子来校时住在城内分部，我们在西郊的另一方当时不知道。在本书出版后，我的班长联系上我，告诉了这些事。陈荣祖同学的血衣，当时被田永祯同学保存着。他说要等陈荣祖的儿子长大后，亲手交给他儿子。不幸的是，田永祯同学也已去世。前不久，我还在试图寻找陈荣祖血衣的下落，但未有结果。）
在这一边的我，虽然不能为他送行，几十年来，他却始终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给每个班讲课，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都要讲这件事，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九十年代的一天，我讲完后，下课时，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对我说：“老师，你讲的，就是我的叔叔。”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孩子已长大成人，还是当地粮食部门的一名基层干部。如果没有改名的话，他孩子叫陈东林，现在应该有五十几了。
哭泣吧，苍天
“5.22”事件，是北京高校唯一一次面对面拼杀、造成重大伤亡的武斗事件。在这次武斗中，尤其最不应该、最令人痛惜的是，这三位死者中，竟然有一位是女同学，农业经济系的廖金妹（还有一位也是农经系的杨大志同学）。她是作为卫生员，真的是奋不顾身地上去抢救受伤倒地的同学，却也被刺杀了，被活生生地刺杀了，永远地倒在自己母校的操场上。她是我们班一位同学的老乡，还来过我们宿舍几次，能记起她的模样。我不是现场目击者。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些带血的长矛是怎么刺进一个倒在地上的女孩子，在她单薄而柔弱的身躯上，拔出又刺进，拔出又刺进！
还都是同窗手足啊！
哭泣吧，苍天！苍天！！苍天！！！
当然，在这腥风血雨中，也难得有一些人性的闪光。当年参与这场武斗的我方的李同学前不久告诉我，当他手持武器踏上这操场时，看到这场面，既要保护己方的同学，又看到对方倒在地上的人，心里是异常的复杂。在他往前冲的时候，对方一位同学往后跑，因慌不择路而跌倒在地，他还上去跟他说，快起来，赶紧跑吧。
或许有人会说，要是大家都这样就好了。但是在一个泯灭人性的大环境里，不能指望这样。暴虐的滔天洪水，早已吞没了一切。被践踏得七零八落的理性是挡不住这些的，最多不过是狂涛中一些稍纵即逝的泡沫而已。
惨剧过后，“新人大公社”隆重地召开了一个追悼大会。会上群情激愤，高唱着国际歌和毛主席语录歌。王锡中同学的父亲作为死难者家属代表在大会发言：儿子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光荣的；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现在想来，他们的血还真不应该白流。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带给我们今天的人们有哪些思考呢？今天的我们还认真地想过这些没有呢？
（本文系作者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的一节）
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
人民大学文革片章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永远的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