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文革北外记事（02）：批判“资反路线” 与少数派“翻身”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向立山，1945年出生，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8年~1975年参加援建坦赞铁路，1975年~1979年参加修建大型引进项目湖北省化肥厂，1980年后在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

原题

批判“资反路线”

与少数派“翻身”

——文革北外记事（02）

作者：向立山

自从工作队进驻北外后，院党委便形同虚设，后来工作队干脆取而代之。工作队撤离后，由工作队一手包办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筹会”）成为了北外新的权力机构，行使着运动的领导权。

在北京的大专院校，情况同北外类似，“文筹会”的成立都没有按照所谓的“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直接的选举制，而更多院校的“文筹会”人选，则是在工作组在撤走前，匆忙指定或内定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运动中坚定的“左派”以及原班子中争议较小的“革命干部”。因此，完全可以说“文筹会”是工作队留下的“遗产”（在北外，反工作队的“少数派”称其为工作队的“私生子”），实行的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播下了在对待工作队问题上“少数派”（即后来的“造反派”）与“多数派”（即后来的“保守派”或“保皇派”）矛盾的种子，埋藏下了日后两派“内斗”和“打派仗”的祸根。

1966年的8月被称为“红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斗争目标直接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刘少奇被孤立了，他的权力被削弱了，他在中央领导人排名顺序中从第二位跌到了第八位，种种迹象表明，摧毁刘少奇司令部的进军号已经吹响！

在这一关键时刻，是抓住工作组的问题不放，为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少数派彻底平反，并穷追猛打，直捣刘、邓“黑司令部”？还是放过工作组，继续压制被工作组定性的大小“游鱼”，立即转入“斗黑帮”？立即成为了“两条路线斗争”进入新阶段的交锋焦点。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需要“革命的造反派”（即被工作组打压的“少数派”）冲锋陷阵，再接再厉，直捣黄龙；“革命造反派”更需要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摘掉“反革命”和“右派”帽子，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轻装上阵，再立新功。由于中央文革和“革命造反派”在这个阶段互有所需，互有所求，你支持我，我配合你，所以这个阶段堪称是二者的“蜜月期”。

此时，掌握了文化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北外“文筹会”极力将斗争的大方向转入“斗、批、改”，并以此来压制少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维护工作组“扫障碍、抓游鱼”的成果。

进入8月后，关于工作组不应该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学生，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种种小道消息不断传来，在这种背景下，北外被工作队打成的大小“游鱼”开始“蠢蠢欲动”了。而广大师生员工则吸取了“抓游鱼”的深刻教训，决心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而眼下跟党走就是跟“文筹会”走。基于这个认识，学校的大部分人都站到了文筹会一边，包括原来的学生会干部和党团积极分子。这些骨干分子曾以保院党委和保工作队闻名，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或“保守派”，现在他们在人数上是“多数派”。

工作队虽然撤离学校了，但是，在如何看待工作队的问题上，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少数派认为，刘新权带领的工作队开展“反干扰、扫障碍、抓游鱼”运动，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搞人人过关，把激进的学生打成“反革命”，犯下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应该回来做深刻检查；而多数派认为，工作队是外交部派出的，陈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新权是信得过的老红军，即便工作队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不应该揪住工作队不放，而应该牢牢掌握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两派各执一词，对立情绪严重。最后，双方商定推举出各自的代表，于8月8日在大操场辩论对决。

辩论开始的那天，代表少数派出场的是法语系二年级的学生何世德，代表多数派出场的是西班牙语系五年级的学生杨汉炎。这场辩论会气氛十分热烈，多数派仗着人数的优势和“文筹会”做后盾，频频呼喊口号为杨汉炎加油，在声势上明显压倒了对方；而少数派不甘示弱，针对对手不断为工作队评功摆好，就用工作队整同学的一桩桩血泪实例加以反驳，将辩论会变成了对工作队的控诉会。辩论进行到高潮时，两派学生情绪十分激动，争相跳上讲台抢话筒发言，台下响起阵阵助威的起哄声。

应该说，两人的辩才都发挥到了极致，如同棋逢对手，不分上下。但是，考虑到现场多数派和少数派人数悬殊和两派啦啦队多寡的效应，公允地讲，应该判定少数派获胜。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后，这两位在工作队“革”与“保”问题上不分上下的辩手，同样在仕途上不分高低：何世德曾任解放军总参某局局长，杨汉炎曾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

辩论会后不久，少数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战斗大队”（以下简称“红旗大队”）。“红旗大队”以“大游鱼”为核心，其成员都是在运动前阶段受批挨整的“中、小游鱼和虾米”。他们人数不多，属于少数派，在声称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时，每个人都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伸冤，为争得平反而斗争，所以能量特别大。“红旗大队”成立后，从各种渠道频频传来的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都是支持曾经受工作组“迫害”的少数派学生的，大形势对他们越来越有利，处于攻势；而多数派尽管有“文筹会”的支持，掌握高音喇叭等舆论工具，却感受到每天《人民日报》的社论都在为少数派撑腰，越来越没有底气，越来越觉得被动挨打，逐渐处于守势。

在此期间，各个大专院校也同北外一样，少数派和多数派互相指责对方“转移斗争大方向”，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对立十分严重，两派斗争激烈发展。

8月10日，北京航空学院400多名同学去中央文革，坚决要求赵如璋回校检查。11日晚工作组回北航时，北航红卫兵挽臂保驾，贴大标语：“工作组是革命的”。并撕毁少数派所贴要求工作组、赵如璋作深刻检查的大标语。14日，执行了五十多天错误路线的赵如璋上台作了12分钟的“检查”，而后，院文革急急忙忙开始“斗黑帮”。

在清华大学，“八·九”派提出，必须坚持斗批改的大方向，呼吁“立即斗黑帮”。8月15日，匆忙开会斗争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此时，蒯大富等少数派依然被“临筹”压在下层。很多被工作组整肃的教师、干部仍然在劳改队没有放出来。

在北师大，8月16日，不顾少数派师生的反对，多数派宣布“筹委会”正式成立，随即提出：“斗黑帮就是对工作组错误路线的有力批判”，“不要因为批判工作组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由于少数派在工作组（队）问题上“揪住不放”，陈毅于8月16日接见了北外等三校代表，他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工作组是我派的，……工作组的错误由我来承担。”“我的后台是谁？当然是毛主席了，各人有各人的帐，我有我的帐，不要用大帽子压人，压也是压不住的。说刘新权是黑帮，不对。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检讨，工作组没有黑帮也不能那么说。”“我不能损害少数派、损害多数派，也不能损害工作组。”

8月18日是文革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异乎寻常地身着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近百万人的游行队伍，还接受了一名女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袖标。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八·一八”之后，“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北京发展到全国，随之神州大地响遍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

而就在“八·一八”这天晚上，北外“文筹会”又一次在大操场上组织了辩论会，辩论的主题是“工作队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张万安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为了在辩论会上占据主动，会前，筹委会做我的工作，要我在辩论会上发言，反驳造反派关于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主张。他们告诉我，现在的形势还有反复，你认识错误态度比较好，现在是你立功赎罪的时候了。”由于自从“扫障碍”后就受到监控，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张万安对工作队撤离后学院内形势的变化和学院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违心地同意了“文筹会”的要求，在辩论会上做了保工作队的发言。这次发言对张万安的精神是莫大的摧残。对于当时的感受，他是这样记述的：“我昏头昏脑地讲完，仓惶地逃回到宿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这次辩论会之后，在“文筹会”的支持下，多数派成立了北外当时最大的组织——北外“红卫兵”。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在运动初期基本上都是保院党委的，后来又是保工作队的，所以被对立面组织“红旗大队”称之为“保皇派”或“保守派”组织。接下来，北外“红卫兵”就成了“文筹会”的“御用工具”，用来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用来“破四旧”（即“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然也用来对抗“红旗大队”，防止“右派翻天”。

“文筹会”很清楚，只有保住了工作队，才能保住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为了阻止“红旗大队”将斗争的大方向转移到批判工作队上，“文筹会”支持“红卫兵”开足了火力“斗黑帮”。

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在多数派和少数派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倒霉的是那些“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和其他“牛鬼蛇神”。田润民在他的回忆中写道：黑帮头子刘柯（曾任北外副院长，1963年离职养病，文革开始前就在北京医院住院）被揪到了批斗台上示众；郝金禄（原北外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前已经调到中国作协任党组副书记）也被揪回来了，在阳光似火的“红八月”里，他被两个女红卫兵押送着在校园里游街。最让人吃惊的是，除了在他的脖子上挂着“打倒黑帮分子郝金禄”的大牌子，还在他身上披了个大棉被。郝金禄低着头，满脸淌着汗，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各种折磨。又有一天，西班牙语系的一位教授被几个红卫兵押送着在校园里游街，老教授脖子上挂着一双皮鞋，脸上被画了几个黑道，一边走一边敲着一面破锣自报家门，自己喊打倒自己的口号。他的罪名除了“反动学术权威”以外，还有一条是解放前曾担任过国民党的外交官。

“红八月”也是“破四旧”的高潮月，校医黄XX夫妇就死于这月，起因是“红卫兵”抄家时在他家里抄出了一身少将军服。原来黄XX在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医，而且由于医术高超被授予少将军衔。老医生保留着军服作为纪念，可“红卫兵”说这是他想要“变天”的物证，是准备有朝一日蒋介石反攻大陆时穿的。“红卫兵”抄家的这个战果公布后，学校医院走廊里马上贴出了“历史反革命黄XX死有余辜”等大字报。老医生心里明白，这身将军服和“变天”、“蒋介石反攻大陆”连在一起对他意味着什么，于是用他那双治疗病人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文筹会”揪斗“黑帮”的时候，“红旗大队”开始走向社会，四处奔波找中央文革首长和陈毅反映北外文革的情况，希望得到支持。对于北外文革中发生的情况，陈毅是清楚的，他不仅听汇报，看材料，而且还多次接见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对于工作队的问题，陈毅的基本态度是：“毛主席说不应该派工作组，不过说实在话，6月初很困难，怎么说党团员都是黑帮？保皇派？没有敢指挥，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的局面所引起的。刘新权最大的错误是造成两派的对立，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工作队是我派的。工作队的错误我负一半责任。工作队的错误是严重的，主要是压制群众，但不是罪恶滔天。”“对工作队也要一分为二，不要揪住工作队不放，外语学院大字报说工作队是老鱼霸，革委会（即“文筹会”）是刘新权的私生子，对这个大字报我看不下去，这样尖锐的语言，对待敌人还差不多。”“有人说我是折中主义、和稀泥，这是有道理的。和稀泥有两种：一种是有利于团结的和稀泥，另一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我不能挑动学生斗学生，我这个人讲话向来就有倾向性，就是倾向于团结。”（以上摘录自陈毅8月14日、16日、30日和9月2日分别接见北外等院校有关各派代表的讲话。）

从上面摘录的讲话可以看出，陈毅认识到自己派工作队犯了错误，也承认北外工作队犯有错误，同时也流露出对“少数派”的某些做法的不满情绪。面对这个现实，他不希望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是希望通过各打五十大板或各自后退一步的“和稀泥”的办法，化解少数派同工作队的矛盾和冲突。显然，这是陈毅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少数派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正如周恩来对同学所言：“其实他也是好意，（“和稀泥”是）想让你们团结起来。他说话好走火，我还不了解他，跟他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他是个老同志，确实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这就是陈毅，这就是同周恩来长期共事、周恩来最熟知的那个陈毅：“这个同志我了解他。这个人看起来年岁不小了，但还是感情容易流露，这一点我也经常提醒他。”

在“红八月”里，继红卫兵组织成立之后，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联合体也相继成立。继“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相继成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于9月6日成立。“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织组成的，而“三司”是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等17所院校的少数派组成的。刚开始的时候，中央文革似乎想在三个司令部之间搞“一碗水端平”，但是，随着三个司令部在“革”与“保”问题上的争斗不断加剧。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由于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响，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这年的9月和10月，对于少数派来说，是“右派翻天”和“平反恢复名誉”的至关重要的月份：9月25日，周恩来在对“三司”主要负责人讲话中，表示支持少数派。他说，“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所整材料一律作废。第二天，周恩来等人参加“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大会，他在讲话中再次申明，要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一律烧掉，所加的反革命帽子取消。谈到各红卫兵组织时，他说：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都是革命的，应一视同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应当平等。

几天之后，北京举行十七周年国庆庆祝大会，林彪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显而易见，“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这是对造反派指明进攻方向的一个明显的信号。

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一书中写道：在草拟林彪的讲话稿时，陈伯达最初使用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并在送审时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画圈首肯。陶铸看了这个讲话稿后，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便向毛泽东建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新提法”经林彪之口念出后，张春桥当晚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据关锋对叶永烈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在这件事情上，到底“功劳”该记在谁的账上，现在没有定论。

又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的，他找了毛泽东，就这一“新提法”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异议。周恩来事后对王力说，他是向毛泽东这样提出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毛泽东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周恩来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周恩来以后就照着毛泽东的口径讲了，实际上周恩来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正式推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为了这个改动，社论推迟到10月3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10月4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也就是说，对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司令部的清算开始了！

据说，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当时是“红旗大队”头头之一的宋远利等人已经通过他们的“内线”渠道搞到了社论的清样，一时间，他们欣喜若狂，开始提前庆祝他们斗争的胜利。

10月6日，“三司”抓紧时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北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悉数出席了大会。江青主持大会，并讲了话。周总理说：“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情，宣告一律平反。”大会通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通电，呼吁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二天，北京街头和清华大学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

在此前后，北航“红旗”、北外“红旗大队”、清华“井冈山”、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等少数派组织乘热打铁，一鼓作气夺取了校内的广播台，把舆论工具掌握到了自己的手里。

接下来，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的主攻方向是追缴工作组整学生的“黑材料”和对被整学生公开平反。由于不少工作组将“黑材料”藏匿起来，准备“秋后算账”时用，所以追缴“黑材料”时阻力很大，几乎所有单位都发生抢档案的风潮，造反派与保守派为此发生武斗。为平息这一风潮，中央制定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和其它有关问题的规定（草案）》；北京市委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彻底平反。周恩来等人还接见三个司令部负责人和部分院校红卫兵组织的代表，讨论关于处理“黑材料”问题，“要求解决的彻底，干净利落，以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斗争。”

对于北外少数派来说，10月10日是平反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红旗大队”召开了“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连夜组织了一百多人前往外交部追索工作队整学生的“黑材料”。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接待了他们，转达了周恩来如下口头指示：

“宣布刘新权同志停职反省。因为他说在同学中没有进行排队，实际上是进行了排队，他说材料烧毁了，实际上没有完全烧毁。他不但欺骗了同学们，也欺骗了外交部党委、陈副总理和周总理。”

“政治部及其他文件柜，如果同学们认为需要检查的，可以在外交部、总理秘书钱嘉栋同志和一至三位同学共同参加下，打开检查。凡属于与刘新权工作组有关的材料，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希望同学们不应当利用这些材料去斗学生。与工作组无关的材料不能拿走，政治部的档案不准动。”

“将工作组个人笔记本和专案材料封存起来，这些材料要由钱嘉东同志保存。如果同学们想把这些材料拿回去保存也可以，但未经同意不得破封，听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其他材料可以拿走。”

“至于刘新权同志说已经烧毁的材料，是否确实烧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将派人彻底查清楚。”

“同学们可以先回学校。如果同学们让工作组同志及昨晚有关同志去作检查、澄清，随传随到。”

消息传回校园，对于多数派“红卫兵”和背后支持的“文筹会”，无异于是致命一击。从此以后，多数派元气大伤，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少人在这时候选择到外地串联，留守坚持的是那些“铁杆老保”。

临近11月份，刘新权等工作队的主要成员陆续被“揪”到北外接受批判。几个月前，刘副部长曾在这里发出“抓游鱼”的动员令，曾几何时，在同一个地方，曾被他抓到手的“游鱼”，如今坐在了主席台上对他发号施令，而他却成了批判（批斗）的对象，不断地检讨，低头认罪，并同其他队员一道，在等候批判期间，在学生宿舍里打扫楼道卫生，包括清洗厕所。

12月中旬，“红旗大队”又有了重大“战果”。一些造反派冲进外交部政治部，抄到了8麻袋“黑材料”，这是外交部派出的工作队对北外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与群众所整理的定性定案材料；接着，外交部造反派也相继查封了机要局、政治部等各部门的“黑材料”，由此掀起了一个外事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至此，北外“红卫兵”组织基本上是名存实亡，“文筹会”虽然还把持着象征着权力的“印把子”，但大势已去，回天无力。

自从文革运动开始以来，我一直是跟着保守派活动，开始是保院党委，后来保工作队。我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分析“两报一刊”社论的“提法”，密切地关注着形势的变化，尽管我觉得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倾向支持少数派，但还是一直告诫自己一定要同多数派站在一起，宁可同大多数人一起犯错误，也不能冒险去当正确的“一小撮”。

我同意多数派的这个观点：外交部是陈毅领导的，同彭真领导的旧北京市委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北外属于外交部领导的，同北大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再说，自己乃一介学生，上层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能无中生有，胡编滥造，更不能哗众取宠，危言耸听。

因此，我在运动初期，出格的话没有说，出格的事没有做；大字报没有写一张，大标语没有刷一条。但是，我也不是保院党委和保工作队的积极分子，更不是“铁杆”，干什么事基本上都是在随大流。为此，后来有人对我透露，我被工作队评为“中间靠右”，虽然当时心里对这个“排队”感到不舒服，但细想一下，也符合实际情况。

大概在10月中旬，正是造反的少数派得势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和同年级的一位同学在英语系学生宿舍楼（五号楼）多数派占用的一个房间里翻看陈列在那里的“文筹会”编印的“大字报选编”，看着以前油印的这些材料，想到当前的处境，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气之下，划着一根火柴，把“大字报选编”点燃烧起来。那时正是造反派搜查“黑材料”的高峰日子，他们发现这个房间里有烟冒出来，推开门一看，不由分说，就给我扣上了烧黑材料的帽子。我辩解说：你们可以看，这全是发下来的公开材料，不是黑材料，这时候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公开烧黑材料！

听我这么一说，他们仔细看了一下，认为确实不是黑材料，恐吓了我一阵子就离开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我在五号楼的门口看到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是“警告向立山”，内容说我昨天晚上烧黑材料。这是我第一次上大字报，尽管我问心无愧，心里坦然，但还是害怕被揪斗，有理说不清。情急之下，赶紧和要好的同学商量，决定不能继续留在学校里了，最好的办法是马上出去串联，走为上计。

这次串联出去了大约一个月左右，回来一看，原来是少数派的“红旗大队”，现在如日中天，气势如虹。除了“红旗大队”，还出现了多个少数派成立的造反组织，有的几人、十几人，都是“红旗大队”的同盟组织或外围组织。曾经是多数派的“红卫兵”组织，此时则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看来就要“变天”了。以前多数派一直在说，“不准右派翻天”，现在看来，“右派翻天”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照理说，现在除了极少数顽固的“铁杆老保”外，北外已经是“红旗大队”的“一统天下”，既然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时候就该听从毛主席的号召，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将大方向转移到“斗、批、改”上来。但是好景不长，在少数派彻底“翻身”不久，“红旗大队”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继而由刘雨来、宋远利和张子勤等人（即“刘宋张”）另拉起了一支队伍，取名为《红旗革命造反团》（以下简称“造反团”），与“红旗大队”分道扬镳。据说“造反团”成立之初，只有一百多人，相对于“红旗大队”，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派。对于出现的这种局面，不少同学在心中默念着毛泽东的诗词《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说心里话，对于工作队在学生中大“抓游鱼”（即“抓右派”和“反革命”）我内心是持不满态度的，只是在那种恐怖形势下，不敢流露出来而已。在“红旗大队”批斗工作队时，听到大喇叭传来的他们对工作队整学生的血泪控诉，我是同情被整学生的。我一边听他们的控诉一边想：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革而犯错误的，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敢保证，他们个个都是好学生，所有在校的学生这时一定都在课堂里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已经毕业了的，一定会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工作，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而现在他们却因为一时的过激行为被打成了“右派”，组织上就不能原谅和宽恕他们吗？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如果现在不给他们平反，他们将从此戴着“右派”的帽子，加入到“地富反坏右”行列，度过他们被监督改造的余生，这对他们公平吗？

我的心理活动也是矛盾的。看着“游鱼”们的“黑材料”被销毁了，“右派”真的“翻天”了，而且正在由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反动学生”、“右派”、“反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了“革命造反派”，而我们却坐实了是“保守派”。想到这里，我真的有些羡慕、甚至“嫉妒”他们“福气”好，因为按照以前“运动”的做法，就凭他们斗政治辅导员、反院党委、赶工作队和咒骂陈毅是“大鬼”的那些言论，打成十次、一百次右派分子也不为过！1957年的时候，仅仅给基层单位的党员或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被打成右派的例子还少吗？

 对于被打成右派的恐惧，杨立民老师在回忆中袒露出了自己的后怕。他在回忆中写道：“工作组抓游鱼，我虽然没有给抓，但被认为站队站错，站到了反党的少数派是肯定的。根据反右的经验，到运动后期算总账的时候，绝对没有好下场，所以压力之大，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是可想而知的。”他想起了文革开始时一位老师对他交心时说的一番话：“说真的，你心里一定要清醒，像你这样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在大学当教师的，尤其是北外这样专门为外交部培养干部的特殊的学校。”他进而写道：“到现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已经清醒了，知道这一下我真的已经离被开除出外语学院的日子不远了。我要失业，我老婆怎么办？我那刚生两个多月的儿子怎么活？……”

在回到学校的那几天，整天都看着“红旗大队”队员得意的样子，耳朵里整天装着的又是他们对我们这一派的“劝降”广播，我在心理上实在接受不了。于是，回学校停留几天后，又打着串联的旗号出去了。这次的目的地是武汉，住在高中同学就读的大学，并顺路到离武汉几十里的家里看望了年迈的父母亲。

我再次回到学校是在1967年春节之后，那时北外已经是“红旗大队”的天下了。昔日的“红卫兵”组织已经被摧垮，我们这些曾经在少数派面前昂首挺胸的多数派，现在知道该如何夹着尾巴做人了；在多数派掌权的时候，我们这些基本群众没有体会到“有权的幸福”的滋味，等到现在“红旗大队”掌权了，才尝到了什么叫做“无权的痛苦”了。

向立山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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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家国春秋……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