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李秉铎：逃离家园，秀才遇到“武斗兵”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秉铎，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1980年再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工作。1990年调回重庆，先后在蜀都中学、重庆十八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退休。

原题 

逃离家园

作者：李秉铎

01

在“文革”中，重庆地区的武斗规模之大，武器之先进，战斗之惨烈，武斗持续的时间之长，都是全国罕见的。直到1968年之后，在全国各地逐渐安定的大好形势下，驻军变“支左”为促进各派联合，大力消除派性，才扭转了混乱的局面。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后，当晚在西南师范学院网球场举行辩论会，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西南农学院“八· 二六”战斗团都上台发言，支持“二月逆流”中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西南师范学院“八· 三一”纵队，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很多原“八· 三一”参加了对立组织“春雷”兵团的人员都纷纷声明退出“春雷”，其势如火山爆发，不可阻挡。

第二天，原“八· 三一”数百人在大校门毛主席塑象前宣誓，宣布重新成立，又把胸章戴起，并贴喜报吸收成员，外单位很多来校园贴大字报，支持“八·三一”。

4月4日上午，北碚区公安局来学校释放“镇反”中被抓的“八· 三一”勤务员：周荣、羊衍海、李盛隆、史焕帆等人。秩序极乱，很多大学及中学的群众组织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八· 三一”新生，公安局不能维持秩序，乃宣布散会。但群众不散，发言者照旧，至下午二时始散。

4月5日，在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农学院两个“八· 二六”的大力协助下，“八· 三一”冲上红旗大楼（即现行政办公楼），从“春雷”手中夺回广播站，宣布从4月5日22点10分开始，“八·三一”接管西南师范学院党、政、财、文大权（实际上财权未能接管，一直掌握在“春雷”手中）。午夜12点重庆警备司令部张营长来和“八·三一”负责人谈话，表示欢迎“八 ·三一”新生，承认“八·三一”是革命左派组织，并要求在夺权斗争中不能搞武斗，不能打人，不能损坏公物。

02

重庆形成两派斗争，一派称为“革联会”派，或“保”派，即保“革联会”派（以重大“八· 一五”为首，故也称“八·一五”派），“春雷”属于这一派；一派称为“反到底”派，又称“砸”派，主张砸烂“革联会”，“八· 三一”是反到底派的主要成员。两派都自认是革命的左派，都认为对方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从一开始两派斗争就很激烈，甚至你死我活。从今天看，这一场斗争毫无意义，但在当时的派性斗争下，就是要争个输赢，就是要斗下去。

4月21日，重大“八· 一五”派来25辆车子，满载人员到西南师范学院校园示威。4月28日，“八·一五”再次来示威游行，与数学系一“八·三一”派学生浦某发生冲突，浦被抓，投入公安局“压不倒”战斗队宣传车中。

4月26日，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发生激烈武斗，附中的“无产者”（属“保”派）居楼上，以高房建瓴之势，用石块、房瓦、铁器、灭火器、汽枪向楼下的“布尔什维克”（属“砸”派）袭击，伤人甚多，伤皆中头部，一中学生被击裂头颅，送医院病危。

第二天，《红旗》杂志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发表。晚上父亲随“八·三一”上街游行欢呼，“春雷”派也上街游行，两军相遇，立即擦出火花，恶战一场。双方都声嘶力竭地狂吼，一方吼：“革联会好得很！”另一方吼：“坚决砸烂伪革联！”街上有三个广播站，还有几辆宣传车，高音喇叭互相对骂，呼口号，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嘈杂不堪。想到已50岁的父亲，又还不是“八·三一”正式成员，晚上在街上和年轻人一起乱吼乱叫，以表示对革命的忠心，就能体会到当时的派性斗争深入人心，使人疯狂，也会感到被愚弄的老百姓是多么可怜。

更可悲的是，没过几天四川外语学院四年级学生黄胜航爬到房顶写大标语：“砸派必败，革联委必胜！”时狂风大作，暴雨继至，下边的人急呼要他下来，他还坚持写完，但最后一个“胜”字还未写完，即被风从楼顶吹跌下来，急送医院救治，无效身亡。夜晚开追悼会，外语系“八·三一”师生也应邀参加，但由于派性，去的人很少。

“文革”中，像黄同学这种单纯积极的学生为派性斗争献出生命的，还有很多。今天他们中的部分人，还静静地躺在沙坪坝“红卫兵陵园”中。这些年轻的生命都曾自认是为神圣的信仰，为伟大领袖，为红色政权而献身，但他们既没有成为英雄，也没有成为烈士，而是在极左思潮下作了无谓的牺牲。这些逝去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也会发出不平的呼喊。

由于“春雷”掌握着财权，“八·三一”有断炊之虞，群情激愤，矛盾加深。一次两派发生冲突，一学生用小刀伤另一学生鬓角，感到脱不了手，又用刀割自己左腕，反倒打一耙，两派都说对方打伤了人，都上街游行示威。

教育系教师张某夫妇被“春雷”派学生殴打，入医院住院，学生还轮番到医院骂阵，什么“黑五类狗崽子”“牛鬼蛇神”等，并捣毁张之住宅，家中什物被搞得一塌胡涂，一架收音机也不翼而飞。张被打第二天，父亲与外语系教师何其恺去教育系调查张某被殴打经过，归来起草一份调查报告，写成五份大字报张贴，后又刻写蜡纸，印成传单，到校外散发。

5月6日，成都传来消息，132厂（成都峨眉机械厂，即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的“产业军”组织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打死造反派50余人。这开了四川地区在武斗中开枪的先例，就如潘多拉打开了魔盒释放出人世间所有的邪恶。重庆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到处出现武斗，又听说有的组织在偷运枪支，一时人心惶惶，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

西南师范学院校门及行政办公大楼，该大楼文革中改名为红旗大楼

03

大规模武斗从西师附中开始。6月2日父亲去附中观看武斗战场：“无产者”与“布尔什维克”对垒。（光听名字就可笑，这不是革命领导阶级与这个阶级的政党打仗吗？）“无产者”揭掉屋瓦，使成一洞陷，一学生头戴藤帽，从洞中钻出，上半身露出瓦外，作瞭望状，屋脊上有人行走，健步如飞，如履平地。楼上栏杆处，放了很多棕床，人躲在后面，当作防御，楼上堆满石头，沙沙作响。楼梯已封闭，上下皆手握棕索缘壁攀登，似“人猿泰山”，身手矫健。“布尔什维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武斗持续数日，驻军及公安局未出面干涉。

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武斗开打，揭开了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下午三点父母一起上班，在路上看见人们纷纷向“乌龟壳”（“春雷”占据新图书馆大楼，大修工事，称为春雷大楼，那是学校中心地带的一个制高点，群众称之为“乌龟壳”）走去，行色仓惶，异乎寻常。在第一教学楼附近，见“八·三一”学生手持棍棒，列队纷纷进入所占据的“井冈山”大楼书库后楼。一场武斗，即将开始。“春雷”设在“乌龟壳”里的广播声嘶力竭地狂叫，外单位也有来支援“春雷”的。中心区一带气氛紧张，武斗一触即发。父母还蒙在鼓里，不知要发生什么，心里很着急。不久，听说“八·三一”攻占了“乌龟壳”一楼和二楼，“春雷”广播狂吼乱叫，“告急”之声不绝。受伤者很多，父亲看见抬出两个伤员，均伤在头部，流血不止，遍身都是血。

晚上警备司令部的宣传车开进学校，宣传停止武斗。群众包围了宣传车，要求他们采取具体措施，不能光口头上宣传不要武斗，隔岸观火，实际上却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

教育系的几位教师在教育系楼前摆了一个茶水摊，除供开水外，还管包扎轻伤员。父母也一起在那儿帮忙，午夜两点才回家就寝。

6月6日早晨五时，天麻麻亮，母亲即去昨夜的供水站帮忙。到七时许，校外厂矿企业的“八· 一”兵团来支援“春雷”，气势汹汹，茶水站已不能维持。“八· 一”兵团占领了新图书馆附近的道路，大路已不能通行，母亲从第一教学楼后的小路返家，看见六弟秉铨在山坡上休息，令其回家，不听。

到傍晚，“八·一”兵团撤退，校园内乃畅通无阻。谣传今夜“保”派要再次杀回来血洗西南师范学院及四川外语学院。外语学院学生纷纷外出，教师也有携箱笼衣物外逃者，人心惶惶。未出走的教师相邀互相提高警惕，有情况即互相招呼，守望相助。

6月7日一早，父母一起去中心区，遇外语系教师刘炽亮夫妇及何其恺，一同去李园图书馆（“八· 三一”的医疗站）。刘氏夫妇即留医疗站参加救护工作。到晚上下起断断续续的雨来，父母与外语系教师赖某从家里躲出来，去李园医疗站，后半夜转移至“八·三一”占据的红旗大楼。

6月8日凌晨五时许，“八·一”兵团杀回来，包围“井冈山”后楼，拼命攻打主楼二三楼，随后“保”派队伍源源而入，“八·三一”节节败退，伤亡惨重。这时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七条指示发表，红旗大楼“八· 三一”广播站播出，校园内警备司令部的宣传车也在宣传，但宣传无效，武斗继续。

校园中心地带被“八·一”兵团堵住，不能通行，看样子是切断新图书馆与外界联系，准备进攻，一时空气十分紧张。教育系楼右侧山坡上“八·三一”同学正在修筑工事。父母和一些教师进入红旗大楼，楼内堆集砖头石块，准备固守。教师们老弱残军，无能为力，而且红旗大楼并无什么防卫工事，除了几堆烂砖头之外，别无它物，绝对守不住，若不自动撤退，便成瓮中之鳖。所以教师们都从楼里撤出，父母心中还惦记着三个孩子（六弟在新图书馆，四妹、七弟昨夜宿一教师家中），若不回家，孩子们身上无钥匙，家门都进不去。

走出红旗大楼，向理化大楼方向撤退，沿途有伤员退下来，伤大都在头部，有的鲜血淋漓，背负伤员的人的脊背衣服都滴满鲜血，状况极惨，令人义愤填膺。准备从广柑林果园穿过回家，也有伤员退下来，说行不得也，乃把提包及雨具存放在附近一教师家中，遂随伤员一道从理化大楼下面围墙凿开的缺口撤出。该缺口靠近解放军302部队（是一步兵学校，和西南师范学院隔壁），是302部队帮忙凿开的，便于撤退伤员。过小河，登山坡，沿逶迤小路至农村。途中“八·三一”的伤员及战斗中被俘的对方人员也都纷纷纷而至，络绎不绝。听说新图书馆失守，红旗大楼也撤退了，心情很沉重。

父母与外语系教师共六人，住红光公社胜利生产队社员郑全安家。

6月9日，在农民家吃早饭后，去水库附近找大队伍，遇外语系教师几人及一些学生，劫后余生，互相慰问：“你没死呀！”听说“八· 一”兵团和“春雷”都已撤离学校，校内已成一座空城，大家决定回校。下午一点左右教师们随“八· 三一”学生列队返校，雄赳赳气昂昂，沿途唱歌呼口号。回家后见到四、六、七三儿，六弟秉铨昨夜在新图书馆二楼被三楼掷下的砖头击中头部，伤口约两寸，缝了七针，最后被俘，因系初中学生，一般都被释放。午饭吃了点面条，听说“八·一”兵团又要打回来，已在天府煤矿附近过河，遂仓皇从围墙缺口处出走，过小河沟又回到农村，仍宿郑全安家，这次把受伤的六弟也带到农民家。

父亲临出发时，给不在身边的姐姐、我和五弟写了一封报平安信：

二、三、五儿：

西师惨案惨烈，爸妈随众撤至乡间。四、七留家；六头部受伤，缝数针，无甚危险。今天下午爸妈回家，全家团集，都平安。可能还有反复，我们准备转移。勿念，不及详谈。俟稳定后，再详告。

二、三不必来信；五不必回来。（杜、高家都好，告诉长川、晓荣。）

爸爸 1967.6.9

新图书馆，又名春雷大楼，当年爆发大规模武斗的主战场

04

父母在农民家住了两夜，听说“春雷”已随“八·一”兵团撤到天府煤矿一带，再次返家。回去后参观了空荡荡的新图书馆，整个大楼被打得破烂不堪，国家财产受到任意糟蹋破坏，令人发指（这是两派共同制造的破坏）。楼上“春雷”所建的工事之坚固，设备之周密，非一般人能想像。学校中心地带大字报棚架遭到摧毁的恶运，来往行人稀少，与往日人群拥挤，争相观看铺天盖地大字报的情景两相对照，更使人感到冷落萧条。

父亲在北碚街上见到人们在人民会堂前开控诉会。“新北大”赴渝代表送了一个横幅，上书：“八·三一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父亲睹此一阵心酸，不禁落下泪来。有一妈妈约四十余岁，在人中寻找她的儿子，忽然发现了，把儿子拉出来就拼命地拖，大概是要儿子回家，边走边哭。同行的教师刘美仪听说十三中“九·八”（属“砸”派）牺牲惨烈，因惦记在十三中读书的女儿，哭了好几场。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吧。 

北碚区人民会堂

晚饭后，学校宿舍各家都关门闭户，各家都没有灯光，一片凄凉景象。好多人都不敢在家里住，每到夜晚，各家都纷纷溜走，路遇熟人，多不打招呼，心照不宣而已。早晨便又纷纷回来。《西厢记》中张生藏在西厢是“朝隐而出，暮隐而入”，现在却恰恰相反，是“暮隐而出，朝隐而入”，父亲想到这里不觉好笑。

6月份工资未发，我家没有什么存款，属“月光族”，只有从潘仁斋伯伯处借70元，给姐姐汇25元，我20元，给祖父汇20元。后又找闵震东伯伯借了20元。一直到月底才发工资，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工资，工资，近来如大旱之望云霓，今发下，如同甘露，人人喜笑颜开。”

这期间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东方红”宣传队及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宣传队都到学校为“八·三一”作慰问演出。

但好景不常。不久“八·一”兵团和“春雷”又占据了街上44中学及博物馆一带，并在人民会堂开控诉会。重纺五厂又发生武斗，伤数十人。西南师范学院几成孤岛，街上到处抓人，汽车不通，一片恐怖。父亲在家吟鲁迅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为自己壮胆。把心一横，大着胆子和母亲一起上街买米，恰遇五弟从白市驿农校回来，还带来一同学，帮助将米背回。

家附近的文星湾一带双方发生冲突，“保”派用土炮装沙石，开了十几炮。一天深夜一点多，闻炮声五响，声音很响，以为又是“保”派在进攻，父亲久久不能入睡，数次倚窗听外面动静，三时之后才浑浑睡去。天亮后，始知是“八·三一”试炮成功，昨夜之炮声是向“保”派示威。夜间还看见空中升起信号弹，不知是哪里发出的。

外语系学生都撤离学校，教师失其依托，更加惶恐不安。在家的教师互不联系，一些负责人过门也不打招呼，路遇时问一下情况，也吞吞吐吐，神秘莫测，有点“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味道。父亲感到，当这些人需要你时，便来往很勤，说长道短，似乎很亲密；当他不需要你时，便视为路人。父亲感慨道：“我欲无言，只记在心里划一道印痕而已。”

从6月中旬到7月初，父母因属“八·三一”派，晚上经常外宿，住老朋友潘仁斋或高振业家，因这两家人躲避武斗都外出到北京亲戚家暂住去了。

7月7日父母偕六弟，随同外语系陈老师夫妇，赖老师夫妇及杨老师，共四家十二口人去红光公社。赖老师一家及杨老师五口住郑全安家，父母和陈老师两家住石匠冉某家，冉五十余岁，极热忱慷慨，但他老伴去世多年，由次女小芳当家，她曾在西师附中读高中，是“保”派观点，看情况不太欢迎。看来今天是投奔错了，父亲本以为红光公社家家可以“望门投止”，岂知竟是如此。陈老师有些负气，意欲立刻归去，但天色已晚，无计可施，只有暂时住下，明天再作道理。离家时父母作了安排：五弟携七弟去白市驿，四妹在家看门，夜住高振业伯伯家，由高家楼上杜子荣伯伯照顾一下。

凌晨起来去农民郑全安家，据住郑家的赖老师说，上次住此，郑家全家都很热情，这次却很冷淡。老爷爷（郑之父）说：“你们逃难最好去住旅馆，在此住不是常法。”窥其原因：一是怕受连累，二是北碚粮店被抢，米买不到，在农家吃住，他们也感到为难。可见郑家也不能呆。住既不能，归又不行，只有“走”路一条了，立即决定走青木关，去重庆主城区再作计较。“携妇将雏”一行十二人，浩浩荡荡直奔歇马镇而去。十点半到达歇马，恰该镇两派武斗刚结束，因此至青木关沿途畅行无阻。下午二时至青木关，约行60余里，已筋疲力尽，搭班车去小龙坎，再转电车去市区，即住幺孃刁世琪家。

关于这段经历，父亲曾在给我的信中提及：

铎儿：

七月一日重纺五厂（即大明厂）发生惨案，双方都有死伤，“保”派把“砸”派赶了出来。晚上“春雷”即被护送过江，进驻大明厂，占据了博物馆及44中学，控制了北碚街上，乱抓人，天天绑架，拉进大明厂关起来，毒刑拷打。从一日到五日即关了百余人（其中有些被放回来）。

西师基本上处于被包围之中，天天在打，都在墙外打，尚未攻入校内（七日之前如此，此刻不祥），看样子要有一场大战的。我和妈妈及六弟七日下午离院，当夜住在农民家，八日晨又徒步走到青木关，搭车来重庆城里，住在么孃家（刁世琪）。五弟和毛弟去白市驿了，昨天给他们写信，叫老五把毛弟送进城来。

我们在此不会住得太久，一俟北碚平静，只要停了仗，不乱打人，乱抓人，我们就要回去。看样子，是要有一场大仗的。

爸爸 1967.7.10

05

1967年7月8日，父母携六弟逃难到市中区，幺孃刁世琪将自己在铁板街5号的住宅让出来给父母住，自己一家人则另找了一处住宿处暂住。铁板街是离解放碑不远的一条小街巷，上一段曲曲折折的石板阶梯，走上大街就可以看见耸立的解放碑。那时解放碑还很高大，因周围的楼房都不是很高。在铁板街父母住了两个多月，直到9月底才回家。

当时市中区基本上由“八·一五”派控制；江北区直至两路口、南岸及杨家坪则是“反到底”派控制的；从沙坪坝到北碚的歇马镇都是“八·一五”派控制的。

住进铁板街第二天父亲就几次去解放碑看大字报，从表面上看，“八 ·一五”派大字报多，力量似乎大一些，但从群众的表情和窃窃私语中窥测，“反到底”派力量也不小，因人们更愿意同情被压制的一方，为被压者打抱不平。在街上遇到不少外语系老师。从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逃出之前，外语系教师叶锐明曾由隆昌给父亲写信，问可否回校。父亲回信说可以回校，没想到形势突变，听说叶锐明夫妇接到信后，即从隆昌匆匆返渝，恰遇北碚武斗又起，不敢回校，又回隆昌，返回时口袋里只剩一元钱。父亲知道后，内心很不安，徒以自己一封信故，累他们夫妇空跑一趟。

解放碑一带也时常发生武斗。7月13日下午，解放碑附近发生武斗，商店顿时关门，一片混乱。新华书店与冠生园两处楼顶互相投掷砖石攻击，一过路小孩被误伤，满脸血迹。一次父亲正在解放碑附近看大字报，突然一中年人狂奔，且奔且吼：“八·一五打人！”后面有一持匕首追赶者，顿时街上秩序大乱，某楼上的广播也在大吼大叫。“打、砸、抢、抓”之风始终平息不下来。

又一次，父亲正在看大字报，许多人也正在围观，突然来了一彪形大汉，不问青红皂白，唰，唰，唰即将大字报逐张撕去，读大字报者皆敢怒而不敢言，撕大字报的大汉扬长而去。光天化日之下竟有这样的事，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7月22日，“反到底”派集会游行，经小什字时，有人从楼上投掷砖石，击伤数人。7月26日,驻军部队在解放碑举行武装游行，还有炮车，总共约百余辆车，浩浩荡荡，整齐威武，盛况空前。军队之后跟着“八 ·一五”派，也乘汽车，约数十辆。9月10日,两派分别游行，响应警备司令部（简称警司）关于收缴武器，停止武斗的通告。“八·一五”派游行队伍行经两路口宽银幕电影院时,“反到底”派从制高点处投掷乱石，打伤数人。队伍行至第一工人医院门前，又杀出一彪人马，手持棍棒大刀，向游行者乱砍乱打，伤三人，然后鸣枪三响逃走。使刚缓和的形势又紧张起来。

8月份武斗迅速升级，钢钎、匕首都落伍了，发展到开枪开炮，坦克也上了街。虽然8月初两派达成停火协议，但武斗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停息不下来。解放碑附近双方的广播对骂，吵闹不休，气氛仍然十分紧张。

8月7日武斗好像缓和了一点。晚饭后，全家在政协礼堂前江岸乘凉，见江边有数十人，貌似农民，荷枪疾跑，旋即没入房屋巷道中，乘凉之群众正在指手划脚议论，背后马路上一车疾驰而来，满载荷枪武斗人员，车前架有机枪一挺，车上人突然向空中放枪，噼啪之声连绵不绝，乘凉者突闻枪声，惊而四散，狼奔豕突。父亲忙就地卧倒，适卧于一堆石灰之中，全身皆白，事后母亲和六弟、七弟视而大笑。

8月8日下午有坦克一辆、装甲车一辆，在中华路一带爬行，把路面都压翻了。6时许江中打起来，炮声大作，据说是朝天门一带，岸上坦克与江中之登陆艇发生炮战，距铁板街很近，炮声清晰可闻，看来将掀起更大规模武斗。四川外语学院教师卢某之子是空压厂的工人，系“八·一”兵团成员，在武斗中驾驶坦克作战，头从坦克车中伸出来时中弹殒命，全家悲痛。

8月10日晚饭后，父母在江边乘凉，突然响起两声炮响，接着满江的船只一齐鸣笛，乘凉的人刹时惊恐万状。事后才知道是长航局追悼前天下午在江中作战殉难的战友，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真是何苦来哉！

8月12日晚上12点，炮声隆隆，约百余发，旋即有人喊失火，父亲站在窗前，听窗外有人轻声闲谈，说重医附属二院附近失火，是江北的炮击引起的。楼上的人都跑下来站在街边，远处广播在狂吼，但听不清楚吼的什么内容。

8月13日才知道，昨天是交电公司失火，浓烟滚滚，竟日不息。交电公司楼上设有“反到底”派有名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居然无人去救火，使人感到有些蹊跷。父亲前往观看，交电公司及化工公司的高楼建筑烧成只剩一个光架子，状极凄惨。有一人的脑袋被打穿，脑浆外溢，年约四十余岁，光头，像是厨师。外语系教师齐某来访，他有点惊慌，他的住处靠近长航大楼，这两夜都是外出觅宿，怕有危险。

8月14日晚12时许，江上照明弹很多，“呯”地一声炮响，立即半天通红，空中出现一个大红球，散开粉碎成无数的红色小球，红色又变成通明，煞是好看。父母与六弟倚窗观望，有黄仲则“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之感。

8月20日夜，全面开花，到处枪炮轰隆有声，历数小时不断。约12时，楼上邻居从楼上下来，来父母房间躲避，约半小时，邻居刚离去，枪炮声大作，更加狂暴，楼上的人都又跑下来，父母也从床上下来，卧在地板上不敢动。第二天有邻居在自家门上发现弹孔，正是“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隔壁的一群众组织“玻搪陶”兵团，竟日在用砖砌窗户，堵死；重庆宾馆也在用砖砌围墙的洞隙。一派紧张气氛。

8月24日，晚饭后父亲与六、七弟去街口乘凉，忽然两颗照明弹在解放碑方向升起，庚即枪声大作，好像所有的高楼上都在放枪，一时乱枪齐鸣，街上行人骇而狂奔，本来街上乘凉及散步的人很多，顿时人影稀少，寂静无哗。

1967年炎热的夏天里，重庆地区的武斗不断升级，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06

重庆地区已经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了，而是一场战乱，在一片枪炮声中，人们仍想方设法艰难的生活。

物资供应困难，买米、买面、买煤球都要排队。8月5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上午买烧饼，附近没有。全家沿街觅食，至八一路街口，才找到烙烧饼的。”一次父亲去石灰市买面条，轮子排得很长，遂望望而回。听说七星岗一带容易买蔬菜，遂带六弟一早赶去试一下，人还是多，轮子也排得很长，,以0.13元一斤买了农民卖的藤藤菜，还买了面条、馒头，感到心满意足。后来又到重庆宾馆附近买米20斤，距离虽远，但那儿排轮子短。父亲还带六弟一起在五一路抢购烟煤70斤，没有无烟煤，出于无奈，只有买烟煤，且烟煤都要排长队争先恐后购买。还有一次在五一路买煤球，早8时父亲偕六弟去，候轮子4个小时，至12点才挑回50斤湿煤球。

父母还徒步到江北买菜油。凌晨6时从临江门下一号桥，经人民会堂至上清寺过嘉陵江大桥，穿过大街小巷，沿江边行，曲曲折折，逶迤来到上横街。卖菜油的摊点很多，但打油的人也多，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买油后循原路返回，在上清寺上电车太挤，挤不上去，于是又步行至观音岩，再乘电车返回解放碑，到铁板街家中已下午三点半了。这一趟往返数十里，汗流浹背，但终于买到了菜油，沿途还增长了不少见识。江北一带很平静，看不见一点工事，没有战争气氛，与解放碑一带大相径庭。

8月11日，大溪沟自来水厂的高压线被打断，因而停水。做饭无水，父亲与六弟去千厮门江边提水，幸好铁板街距江边很近，若市中区距江边较远的地方，则苦矣哉！好在下午修好，恢复了供水。有一段时间，由于运煤车被武斗所阻，煤运不来，煤店停业。

到8月14日止，解放碑及红卫路的邮局已经几天没有开门了。红卫路邮局贴一启事：“本局业务改在打铜街办理。”父母一起去打铜街，那儿邮局门上竟贴了“暂停营业”的闭门羹，只有自叹晦气。到8月15日，解放碑邮局仍未开门，仅从一个小窗口取汇款，不收信件，说是旧的信件积压很多还没有送出去，因之不收新信件。

父亲向他们提意见说：“邮局关门，闻所未闻，国际战争时代邮局都没有关过门。”邮局人员言：“我们也没有听说过，这都怪搞武斗的，交通都断绝了。”父亲说：“铁路照常通，为什么由铁路运送的邮件也不收？”他回答说：“谁敢送信件到火车站？途中打死怎么办？”父亲想：人家乘火车的人都不怕危险，你们职责所在，因怕发生危险而不敢往火车站送信，这叫什么为人民服务？真是混账逻辑。

过了几天，打铜街的邮局终于开了门，父亲把前几天写好的五封信一齐付邮了，一块心病也放下了。当时从北碚、沙坪坝寄来的信都要20多天才能收到。

父亲在8月27日日记中写道：

 “日来‘秋老虎’肆虐，小楼上热如火烧，夜晚赤膊睡觉而汗出如渖。上午开门的商店逐渐多起来，文具店开门了，以一元钱为六、七两个孩子买朴克牌一副，棋三种：动物棋、跳棋、足球棋。两个孩子终日玩棋玩牌，一天没有吵嘴打架。

局势依然沉闷，最闷人、最气人，同时也最令人不能理解的是邮电一概不通，外地书信报纸都不能来，重庆目前已完全和外界隔绝。”

生活中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钱、粮、衣服，即吃穿用。父亲受好几个教师委托，要帮忙把重庆粮票或搭伙券换成四川省粮票或全国粮票，寄给这些远走外地的教师。幺孃帮了很多忙，因她老公在食品公司工作，但数量太多也很为难，父亲只有到处找关系兑换。干妈涂有芸的儿子潘渝生是重庆建工学院学生，参加了“八.一五”派，虽然观点不同，但亲情大于派性。一次渝生回西师，知道父母需粮票，他把自己家和高振业伯伯家粮证上剩下的210斤粮全部换成粮票带进城。使父亲感慨道：后生可畏，还是小将能干，老傢伙们简直比不上了。

7月底，教师吴某回西师去，干妈涂有芸有100元定期存款，父亲托吴带回去交留守家中的四妹，取出后我家用80元，借给吴20元。吴来去都由千厮门上下船，但未取到钱，,说学院里银行的人都跑光了，款取不出来。为解一时的“钱荒”，父亲向老朋友、三中教师郭垒借了20元救急。过了好几天，四妹终于在街上银行将钱取出。

9月底，天气有点凉了，五弟回西师去取御寒的衣服，因出校门带大包小包的东西要被检查，出门时由楼上的汪孃孃及其女儿，还有我的中学同学王某分别穿在身上,出了校门再把衣服脱下来。五弟把衣服包起来乘车到沙坪坝，再转车到牛角沱，还带来60元钱，50斤粮票，还帮另一教师带来油票及100斤粮票。这一趟“偷运”，收获大大的，解了燃眉之急。

07

重庆地区大规模的武斗引起中央重视，几次派中央大员到重庆视察，解决有关问题。

7月14日，谢富治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四川省革筹主任张国华、成员刘结挺，贵州省革委主任李再含，解放军空军政委余立金来重庆视察，要求三方面都作检讨。警司首先检讨，然后“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检讨。当天晚上张国华、刘结挺、白斌（重庆市革筹副主任、驻军副军长）乘车街头视察，在小什字遇两派正在武斗，一派向另一派发起进攻。张、白等当即制止，张国华登楼讲话，戴藤帽持钢钎者纷纷丢帽投钎，拍手欢迎，群众并不喜欢武斗。

张国华代表四川省革筹和成都军区宣布关于制止武斗的命令，主要内容为：限15日24时前将一切武器交警司；双方全部释放被抓人员（包括伤员），于15日16时前送往警司；各单位把非本单位的车辆于15日24时前交警司；从14日18时起，一律不准拦路、拦车、抓人。父亲晚上上街，见有群众组织乘车持械到警司交武器，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双方广播仍在对骂。

7月17日，张国华、李再含、韦统泰（警司司令员、驻军军长）等人去西师，接见“八· 三一”全体留校师生及外单位进驻西师人员。韦统泰对警司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有首长告诉“八·三一”负责人说：“你们的武器不及人家的多，不及人家的好，真的打起来，你们打不过人家。如果听话，带头上缴了武器，在政治上就可以占优势，争取了主动。”因此该负责人下令上缴了武器，据说“八·三一”中有的负责人有不同意见，外单位进驻西师人员也反对，皆含泪离开西师，进驻西南农学院去了。

但武斗并未停下来，7月24日，“春雷”攻进西师，“八·三一”全部撤离学院,据说有三人受伤,十余人被抓。“八·三一”缴掉武器,竟有此结果，今后究竟如何收场，实堪忧虑。

8月15日，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命令重庆两派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如再搞武斗，“即将走向反面”。白斌召集两派代表协商，决定15日24时无条件停火。初听很兴奋，但16日下午朝天门一带又炮火连天，大失所望。

8月20日，到处仍是枪炮声。半夜时听远处广播谓中央调查团来渝，市革筹和警司联合发出通知，为了保证中央调查团的安全及工作顺利进行，特作了四项规定：1.从21日晨6时起，双方停止射击；2.双方不得阻拦交通；3.从21日起派人检查电线线路；4.粮、煤、电力及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应照常上班。这之后仍然终日枪声不絕，但是运粮运煤汽车不时来往街头，市面稍稍活跃一些了。邮局半天开门，但只办理取款，不收挂号信件，电报电话一律打不出去，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9月1日，两派谈判达成协议，从9月2日18时开始，无条件停火，武器暂时封存，9月4日之前封存完毕，两派各规定十一个地点封存，9月5日之后再协商处理办法。双方停火协议达成的大字报深受欢迎，在街上看大字报的群众皆欣然有喜色。但纸上的东西，要付诸现实，恐怕还有一番曲折反复，未可轻易乐观。

08

父母带六弟住进铁板街5号后，七弟也由白市驿来汇合。听说离开西师后，情况依旧，夜晚双方互相开枪开炮，“春雷”也未冲进校园，两派还在相持之中，如果不从西师逃跑出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父亲动了回西师的念头。

父亲在街上遇音乐系系主任许可经，他住旅馆，每天住宿费8角，连呼受不了。又到越剧团，见到几位外语系的教师及一些学生。听说7月20日警司将派车送部分师生回西师，父亲很想回校，一教师劝父亲暂不回去，等两天看看是否稳妥再说。到7月22日，听说第二天又有警司的车子送师生回校，父亲欣喜万分，决定回校。遇一老师来访，他才从西师回来，他说学院内还是不能待：一则终日惊恐不安；二则近处买不到粮食，须去歇马场或青木关购买。他劝父母暂时不动，父亲一片兴奋之情，顿时降至冰点。到7月24日，“春雷”攻进校园，“八·三一”全部撤离学院，父亲也暂时打消了回西师的念头。

父亲在街上遇外语系教师邹某，他带来一些消息：24日晨，“春雷”进校后，当天上午曾把外语系教师张某等4人抓住，往乌龟壳里拉，被驻校的解放军救出，并把他们送到车站，他们也都进城来了。又说“八·三一”成员被挨家搜查，中文系一教师闻敲门声，不敢出声。次晨即越墙而逃。在解放碑父亲遇一教师，他也是25日翻墙逃出来的。父亲听后，心绪很乱，憧憬归去，但又浮想联翩，担心遇到危险，心如小鹿，突突不能自已。

8月3日父亲收到四妹从西师来信，说8月1日发7月份工资。学院里晚上探照灯通亮，枪声不断，在学院内居住的眷属，夜间避出，拂晓归来，仍然笼罩一片恐怖气氛。到8月10日，四妹被四川外语学院一个战斗队赶走，她徒步走到沙坪坝，在沙坪公寓住了一夜，次日上午进城找到父母。四妹约了两个同学准备到成都串连，下午就出发，父亲送她到重庆宾馆分手，反复叮咛路上多加小心。因忆起抗战那年在济南，祖父送父亲上火车随学校南下安庆，父子分别情景历历在目，两相对比，不禁酸鼻，动了感情。四妹到成都后受到优待，凡重庆逃往成都人员乘车若无钱，可以不买票，学生搭伙吃饭不收钱粮，干部没有钱粮可向有关机构暂借。成都成了逃难者的收容所。

9月初，五弟将六弟、七弟带到白市驿，那里没有发生武斗，比较安全。五弟就读的农业学校里住满了逃避武斗的群众，两派都有，“八 ·一五”派占多数。9月下旬父亲也到白市驿去看一下几个儿子。晩上住农校学生宿舍，没有被子，睡在硬木板上，用旧蚊帐破旗帜盖在身上，很冷，一夜没有睡好，有些咳嗽。那天是旧历8月16日，月明如昼，因睡不着，数次坐起来欣赏月华。

四妹到成都后，五弟回北碚守家，办理领粮票、工资等事项。我家离学院围墙不远，窗外都埋了地雷，因此不准开窗子，夜晚不能在院子里乘凉，在校园内白天走动也要受到盘查，精神压抑很大。留校的教职工上半天集中学习，讨论时皆噤若寒蝉。潘渝生一次回西师，将我家存放在他家的红皮箱搬出来，和杜子荣伯伯一起抬到杜家楼上存放。不想被人告密，几个学生追到杜家，说箱子里有黑材料，因锁打不开，欲戳破箱子，经潘渝生力争，才改为把铜鼻子扭掉，打开了箱子，结果除了衣服，什么也没有，才灰溜溜地走掉了。9月22日五弟带了一些衣服离开西师，两天后保卫科就派人去找五弟，大概是弄去“审问”，幸好五弟已经离开。

外语系教师李某从西师回来，摆谈了他的恐怖经历。李和另一教师郭某一起回校，一进学院大门，就遭到“理麻”。有两个中学生拿着手枪，说郭“点过水”，要枪毙他；李也被拿枪的审问，还被踢了一脚。第二天他俩趁天还不亮，“春雷”学生紧急集合之时逃出校门，一口气走到白庙子，然后在三溪口挤上客车来到城里。所以目前还不能立即回去。

中央发出要求串连及外出人员回原单位的通知。重庆两派达成协议，要求出走人员在9月25日前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春雷”规定9月份工资不能代领，必须本人去领，所以这次非回去不可了。回家有日，父亲很兴奋，有老杜“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感。

9月24日，五弟、七弟先回西师打头站。9月25日，我和四妹由成都回到重庆，28日全家回西师。黎明4时全家皆醒，盖皆归心似箭。6时半由铁板街出发，冒霏霏细雨，徒步去上清寺，在牛角沱上去沙坪坝的车，再转车到北碚。

在北碚车站，解放军检查返回人员是否携带武器，人人过关，非常严格。

29日父母一起到学院财务科领到了9月份工资，第一次逃难生活到此结束。

李秉铎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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