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秉铎，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1980年再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工作。1990年调回重庆，先后在蜀都中学、重庆十八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退休。
1968年底，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重庆市开始动员中学生上山下乡，这关系到我家的四妹和六弟需下乡当农民，他们的思想产生混乱，很有怨言，甚至和来动员下乡的老师顶牛，搞得很僵。父亲在外语系的学习会上发言表态，一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子女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主席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父亲对毛主席的话深信不疑，坚决拥护。回到家中反复给子女们做思想工作，要他们相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消灭三大差别的第一步，有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景将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在外语系政治学习会上一位原领导干部W发言极不得体，指责教授、部分讲师、还有个别老助教，说这些人是臭知识分子，臭气熏天，发霉发臭，他们的子女应该下乡锻炼。更令人奇怪的是，他把自己在“文革”初期犯下的打击迫害群众的错误，也归罪于外语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的影响。他在发言中处处突出自己出身贫下中农，母亲67岁了，还在乡间劳动，从而批判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思想上“血统论”影响很深。会后，群众对W的发言议论纷纷，颇有意见。大家认为W是领导干部，应当站得高，看得远，应当讲政策，信口开河，发泄私愤，这是不妥当的。四妹就读的重庆二十四中学的学生是到苍溪县插队落户。学校召开家长会，请苍溪县贫下中农代表杨某介绍苍溪情况。杨某的讲话生动，政治性强，有一定水平，但讲话中时时流露出优越感。比如说：“我们农民脚上有牛屎，但我们思想上是干净的，不像你们知识分子思想是臭的。”像这类的话还有一些，很不利于团结。坐在会场后面的学生听了，不时起哄，搞得很尴尬。城里人和乡下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的人也各有各的看法，有下乡知青的家庭则承受着极大的压力。1969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全国是500万人，四川全省40万人，重庆市16万人。据统计，全国历年上山下乡知青总共是1700万人。姐夫赵大哥的老家是江苏赣榆县马站公社仲湖大队，那里是老解放区，社员政治觉悟高，他家是贫农，父亲是革命烈士，母亲是大队贫协主任，江苏省贫下中农代表，人大代表。因此姐夫建议四妹、六弟不如到赣榆下乡，六弟身体不好，赵大娘可以就近照顾，这样也放心一些，对四妹、六弟的成长也会更有利一些。全家商议，认为“投靠乡下亲戚”也符合知青下乡的政策，对于前途未卜的上山下乡，与其到四川陌生的农村，还不如投奔可靠的亲戚。所以一致赞同四妹、六弟到赣榆落户。接着开始联系，先要四妹、六弟所属学校的介绍信，然后需赣榆马站公社的接收证明，因马站公社领导班子正在改组，开证明遇到一点麻烦，加上邮路不通畅，来来往往的信件都很慢，一直未得到接收证明。眼看北碚的知青们开始大规模地、轰轰烈烈地奔赴农村了，一家人都有点急了，特别是父亲，感觉下乡晚了就落后于别人了。马站公社的证明终于收到，父亲持证明到北碚区安置办公室办手续，原来办此事的是位解放军同志，不巧出差去了。不得不又找一位女干部，又重新把赣榆的情况及与赵家的关系重新介绍一番，费尽唇舌，才答应办理，但必须等到第二天才办理，因为还要向领导汇报。第二天终于开到落户介绍信，凭此可到学校办理下户口的手续，这才算一块石头落地了。父亲回家还未进门，遥看几个子女正站在门前等候，激动地掏出《毛主席语录》挥舞起来，好像是一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那个时代，人们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文革”已过去50多年了，父亲挥舞语录本的情景还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四妹、六弟于1969年3月底到达赣榆马站公社仲湖大队赵大娘家，受到热情欢迎，赵大娘和女儿及四妹、六弟4人住一家，生产队的队长、书记都去看望他们。生产队很照顾他们，不让他们干重活，生怕他们冻着累着，天冷了就不让他们干活。他们感到困难的是住房有点挤，床也是从小学借的，如果解决了知青安家费，就可以买床、建房，不然长期住下去还是有一定困难。到5月初，四妹、六弟突然发一电报说：“县不收，愿回。”从电文中可以看出两件事：一是赣榆不接收外地知青，即不会出安置费；二是四妹、六弟的思想动摇，愿意回来。父亲觉得公社已同意接收，没有安置费自己出钱就是了。但随后四妹、六弟来信说他们到县里交涉，县里劝他们回重庆。他们认为：1、县里不收，即失掉组织关系，如留下不走，有点不明不白，他们也不安心；2、县里不给安置费，公社更没有钱，赵家又住不下，如自己出钱修房子，置备床、家具等，这笔钱太多，自己出不起，这比往返路费多得多；3、赵家太挤，不宜久住，长期住下去怕与赵大娘搞不好关系，思想负担重。父亲认为他们的考虑也还是有道理，不能过分勉强，所以马上汇寄路费让四妹、六弟回重庆。四妹、六弟从江苏回重庆前，到山东文登县军垦农场看望姐姐，三人合影四妹、六弟回重庆后，户口就不能上了，因为身份已经是农村户口，只能上到四川的农村。所以他们联系了苍溪县三川区三川公社常胜二队，六弟的同学杨汉白愿和他们一起下乡落户，好互相有个照应，三人下乡后住一家。以后他们才体会到，要把农村户口重新换成城市户口，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五弟就读一农业职业中专，原分配方案是到重庆各区农推站，蚕桑局等单位。但原校领导重新出来工作后，因以前被学生批斗、殴打过，所以刻意报复，把男生关起来，人人作检查，说男学生中没有哪一个没有做过坏事，并斗争了两个学生，是搞“打、砸、抢”的原派性头头。斗争有民愤的派性头头不错，但让全体男生人人过关作检查，打击面就太大了。学校领导又以响应毛主席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为名，向市革委要求取消原分配方案，农村来的学生回老家，城里来的学生作知青处理，在重庆周围农村插队落户。学生们多次到成都向省革委反应情况、告状，都没有效果。父亲对五弟讲：“农村虽然辛苦一些，但只要不当知识分子就好。”最后五弟决定下到苍溪，一家人在一起，并于1970年3月到了三川公社常胜二队。这样我家就出了三个知青，那个年代，许多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一家有三个知青的情况还不少。后来七弟于1974年高中毕业，也属下乡范围，但因他小时候从几米高的堡坎上跌下来，当场昏迷，腰椎压缩性骨折，不能干重体力劳动，办理了病残证明，才免于下乡，不然我家就有4个知青了。下乡后不久，四妹就被评为先进个人，并从农村第一次给父母寄回一小饭盒猪油（重770克），是用肥肉熬的，几个孩子舍不得吃，积存起来寄回家孝敬父母，使父母深感欣慰。五弟下乡后，因身体好，成了主要劳力，四妹则是管家，精打细算，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五弟还来信说他们吃了一条蛇，有锄把那么粗，味道极鲜美，比鸡肉还嫩，住在同一大院的农民老老少少都来看热闹，每人都尝了一口，众口齐声道美。这使父母大为吃惊。不久，四位知青搬进了新建的“知青房”，三间住房（每间长3.77米,宽3米,面积11.31平方米），一间厨房（长5米，宽3.77米，面积18.85平方米），房间高4.1米，屋前有1米宽的走廊。屋前屋后有空地，他们种了桃、李、杏、枇杷等果树，几年之后就是桃李满园，他们对新房还比较满意。父亲也很有兴致地将自己的住房量了一下，以和知青们的新房比较：住房两间（每间长3.53米，宽3米，面积10.59平方米），厨房（长2.03米，宽1.83米，面积3.72平方米），房间高2.77米，看来农村的住房要大一些，厨房则大得多。1970年12月，我家三个知青已下乡一年有余了，父亲久欲去苍溪看望三个子女，终于经工宣队批准，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前往川北苍溪县。12月20日从北碚乘车出发，经合川、南充、西充、南部、阆中，21日下午到达苍溪县，在县城父亲遇见不少当知青的西师教工子弟。22日早7点半父亲乘送知青宣传队的专车前往三川公社。出了县城，山越来越大，汽车沿盘山公路越爬越高，到了一个叫百合的地方，似乎到了最高峰。昂首望天，感觉天很低，有“离天三尺三”的感觉，如李白的诗：“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俯瞰群豁，百丈悬崖吊在半空，公路依山盘旋，路狭弯度大，使人心悸。过了百合，路渐平稳，9点到达三川公社。在常胜二队见到了三个子女及杨汉白。晩上附近马家大院的住户几乎都来看父亲。生产队长娶媳妇，其子今年才二十岁，嫁女娶妇在农村是件大事，摆了宴席15桌，父亲和四个知青也“阖第光临”。常胜二队共20户人家，去年粮食分配时人口不满百，今年则增为118人，据说1961年时全队人口只有70余人。这个生产队今年粮食增产34%，算是很难得的了，人平均口粮470斤，口粮标准的增长幅度与粮食的增长率不相适应，这是农村早婚早育造成的结果。父亲觉得农村的婚宴还是有点铺张浪费。时值年底，马家大院各家杀猪，此地风俗，杀猪后宴请屠宰人，邻居皆来作陪，父亲与四个知青也被邀参加。菜肴丰盛，且别有一番上菜程序：第一道菜是一碗挂面，然后才上菜吃饭。连续两天吃宴席，父亲只吃这碗挂面，即可吃饱。父亲知道欧洲宴席第一道上的是一碟汤，与苍溪之第一道是挂面极相似，实在是饶有风趣。一位60多岁的农民马大爷，与儿子分家，老夫妇单独生活。马大爷杀猪后送来2斤猪肉及1块猪肝，说他们不会做菜，不便请吃饭，故特送生肉一块，山区农民实在淳朴。山区农民儿童见远方来客，也能寒暄几句：“你从哪里来？多住几天吧！”不像城里儿童那么腼腆，见客讷讷无语，更不会道寒暄。晚上父亲走访生产队贫协代表马某，围炉烤火竟端出三碟菜一壶酒，说是专为父亲准备的酒，父亲不能饮酒，只陪着吃菜而已。山区民情纯朴，十分好客，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很会应酬，且善辞令。父亲感到自己这个知识分子，都有点望尘莫及。六弟到三川区赶场，加工面条20余斤，因未干，借来3个大簸箩晾在院子里，父亲搬一小凳坐在廊下吆鸡，防之来啄面条，农村生活亦十分有趣。父亲还随五弟、六弟一道巡山护林，山路崎岖难行走，荆棘挂衣服，父亲迈空一步，险些跌下山来，幸儿子们扶住，始免于难。晩上听中央广播电台播送的《人民日报》1971年元旦社论，山村到处有广播，能及时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使人感到在偏僻山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三川公社黄主任、大队李主任、生产队伍队长遇见父亲，对四位知青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生活上勤俭节约，都夸奖不已，赞不绝口，使父亲感到十分高兴。翻过元旦，到了1971年，父亲偕五弟、杨汉白回重庆过春节。1月4日到达苍溪，只买到6日到南充的车票，只有在县城旅馆住了两夜。苍溪地方虽小，但给父亲的印象很好：人很纯朴热情，商店饭馆服务人员态度和蔼；供应也很好，水果糖、古巴糖、点心饼干都是敞开供应，没有限制；饭馆很多，早上6点半至晩9时都营业，有汤圆、包子、馒头、牛肉面、炒荤菜……这一切在沿途中算是最好的。6日下午到达南充，新年之后实行预售三天的车票，去合川的车票已预售到9日，不得已乃买了三张8日早上7点20分去合川附近的溪口镇的车票。住旅馆亦紧张，住一“鸡鸣早看天”的小旅馆，父亲住房间，五弟与杨汉白在过道两人共一个床。同房间住客为西充县供销社采购员何某，他介绍说可到货运站找调度员想办法搭去重庆的货车。7日父亲带五弟与杨汉白一同去货运站找调度员，央他帮忙找去重庆的货车，竞大碰钉子，知难而退。回到旅馆，邻室一客人姓边，重庆大学土木系1947年毕业，为安岳县养路段工程师，昨夜偷听了父亲与采购员何某的谈话，知道得清清楚楚。今日边某问父亲找货车结果如何，父亲告之“碰了一鼻子灰”。边某说碰钉子乃意料中之事，他说：“你在大学教书，实一书生，没有进过社会，这个社会大学比你那个西师大学大得多。你连烟都不会抽，还找这种窍门……”他这一番讥笑和教训，使父亲哑然失笑，父亲和边某谈得很入港。边某告诫父亲说：“思想革命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旧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短期间扳不过来，你若不懂这一套便寸步难行。……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上下级的关系要处好；二是做一个平常的劳动者，不要个人突出。如能把握住这两点，庶几可以不犯大的错误。”这一席话对父亲很有启发。8日下午3点到溪口，溪口至北碚黄桷镇的班车为下午2点半，时间已过，正准备歇旅馆，结果黄桷镇返回溪口的班车误点，下午4点才到达，遂买票上车，喜出望外。7点半到黄桷，9点回到家中。这一趟，由苍溪归程，不算太顺利，计时5天，共花费60元，行程400公里，与工农接触，在途中与各色人物接触，体验了生活，接触了社会，父亲认为此行收获颇多。三个子女都在农村，他们的前途常使父母担心，母亲有时整夜失眠，头上的白发也更多了。三个知青第一个调出工作当教师的是四妹。苍溪县有知青5000人，有2000人是高中生，全部留下来当教师都不够，所以高中生要想招工回重庆很困难。四妹不愿留下来当教师，但若不留下来当教师，则两个弟弟就很难得到招工的机会，所以只有自己作牺牲了。第一次政审时，因父亲的问题四妹曾落选，但三川区和三川公社的领导极力再次推荐，才于1971年5月调出到三川小学（有带帽初中）当教师。四妹当上教师后，工作负担很重，除教初中一年级的数学、史地，还教初中理化。另外还要管学校伙食团，每次赶场买菜、买柴、买米、买肉、打油都要记帐，还要计算每顿有多少人吃饭，每月结一次账，还要向大家公布谁吃了多少顿，应交多少钱粮，应退多少钱粮。特别是各办学点民办教师来开会，有40多人吃饭，伙食还要开得丰盛才行。由于工作繁重，四妹曾生病数日，系疲劳过度所致。四妹数年来省吃俭用存下的粮票，放在箱子里，没有锁，屋里经常住客人（点上的教师来开会者），结果所存粮票不翼而飞。五弟于1972年1月招工到渡口市攀枝花钢铁公司当了一名炼钢工人。母亲在给五弟的信中说：“虽然离家远一些，但是是产业工人。”母亲认为家里终于有了工人阶级老大哥，不像父亲那样当了一辈子知识分子，窝囊得很，到如今需要时被领导安排用一下，不需要时就晾在一边，可以说“呼之为牛则为牛；呼之为马则为马。”六弟于1972年3月招工回到重庆北碚区文教局。父母为六弟的工作安排到文教局打听消息，托人帮忙，遇外语系某教授也在为子女读高中而奔走，都是为子女操心。还有一位教授曾帮忙介绍六弟到一所中学任教，未成。后来该教授要到苍溪活动女儿的调动，听说父亲有以前的学生在苍溪教育部门任领导，要求父亲写信去帮一下忙，并说我都帮你介绍过，“礼尚往来”，你也应该给我介绍一下，这样互相帮忙还要讨价还价，使父亲感慨不已。古人有所谓“向平之愿”［注］，今日天下父母心较汉朝的向子平，犹为沉重万分。父亲因謅四句，聊以述怀：古曰关节今“后门”，
腐朽流毒处处闻。
可怜天下父母心，
犹比向平重万分。
六弟后来分到一个农村生产大队小学校，条件很差。父亲抓住六弟每周回家的机会，教六弟英语，父亲认为一个初一学历的人要当好教师，必须要下功夫培训一下。六弟顺利地当上了英语教师，虽是现炒现卖，在家里学一点就拿到课堂上去应用，好在那时极缺英语教师，还可以充数混下去。除教六弟外，父亲还为一些西师教师子女补习英语，完全是在办私塾，有时整天补课，颇费气力。后来六弟被学校送到重庆第三师范学校学英语，终于成长为合格的英语教师，并调到二十四中学任教。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父亲甚至帮助备课并拟一“开场白”，内分三点：1、为什么学习外语？2、为什么学习英语？3、外语不难学。第二天，父亲5点半起床给六弟烧牛奶蒸馒头。父母对子女的周到，可以说无微不至。西师仍处于半瘫痪状态，父亲的生活和心境似乎也处于瘫痪，想要做的许多事都没有做，对一些社会现象看不惯，但又无能为力，内心抑郁，不知怎么办。想起年轻时祖父曾为自己讲述《后汉书.范滂列传》中范滂训子的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我想让你做坏事，但坏事是不可以做的；想让你做好事，但我没做什么坏事，却落得如此下场，怎能忍心让你将来也这样呢？）范滂是东汉有名的敢说话的直臣，在引颈受戳前对儿子说了以上的话，字字悲愤。当时父亲对此数句并不懂，现年事垂垂老矣，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子女们也逐渐走上社会，对这几句话，似乎渐有所理解，呼之欲出，但还是觉得懂不透彻。我觉得范滂的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虽然自己没做坏事，而因做好事被杀，但仍欲使儿子做好事，那自己就不是在做坏事了。父亲一辈子忠诚老实，没做什么坏事，但运动一来还是要被整得痛哭流涕，死去活来，但仍希望子女们做老实人，不做见风使舵的人，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四妹虽然当了教师，但留在了当地，工作辛苦，两个弟弟招工出来后，她就更加孤单。后来结了婚，有了小孩，一家人分三处，老公在湖北，小孩放在重庆由父母帮助带。年年要求调动，苍溪县始终不放人，成了我家的老大难问题。一次四妹回重庆过春节，然后返回苍溪，父亲正在参加开会，回来时四妹已走。父亲忽然想起曾通过一位杨老师的介绍见过苍溪中学乔校长，乔也答应过在四妹的调动问题上帮一下忙。此番四妹回去，应与杨老师一起去看望一下乔校长，不然有失礼貌。正值中午，父亲不及吃饭，拿一馒头，边走边吃，追到汽车站，幸好车还未开，隔着车窗，父亲“面授机宜”。只有父母对子女才能如此关心备至。父亲还帮三川小学马校长搞优良麦种供小学农场用，马校长尝到甜头，第二年要求供给更多良种。父亲不得不到西南农学院找熟人，并和母亲一起背着背兜到农学院取麦种。我家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七弟的待业问题。七弟办了病残证明，未下乡当农民，但找工作很困难，没有单位愿意招收病残知青，这使七弟看不到前途，心情苦闷。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子女多，包袱重，不知何日才搞得清楚。四妹能从苍溪调到湖北，老七能安排工作，则包袱解除，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1976年，平地一声惊雷，打倒了“四人帮”，我家的老大难问题也迎刃而解。首先工作人员退休顶替政策下达，母亲退休，七弟顶替，被安排到西师外语系资料室工作。接着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本来七弟上了北京大学的录取线，但被有关系的考生挤下，后被查出，该生被取消了北京大学的录取资格，但七弟的档案已被四川大学取走，只有作罢。一个病残知青能有此结果，使父亲喜出望外，惊喜万分。接着1978年五弟从渡口考取西师中文系，他从中专毕业当农民，再当工人，最后上了大学，还是当了知识分子，应该说是一个奇迹，是一段传奇经历。我从贵州印江县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四妹也调到湖北，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四妹从1969年下乡到1978年调出，在苍溪县坚守了整整九年。那个年代要调动工作，没有过硬的关系，真比登天还难。我后来也深有体会，1980年全国几所大学发函调我去仼教，县委书记不放，并留下一句名言：“撒在我田里的秧苗，怎能拔起来给别人？”最后我是“三不要”（不要户口，不要粮食关系，不要工资关系）招聘到了贵阳。四妹能调动，一是打倒“四人帮”后知识分子地位提高，受到重视；二是妹夫单位的主要领导亲自出马到苍溪县去做工作，诚挚之心，感人肺腑；三是父亲通过在苍溪工作的学生、熟人做了不少工作。多方努力，终于把撒在苍溪的秧苗拔起来，并移栽到了湖北。我家所有子女都有了自己的工作，都得到了学习的机会，这是托打倒“四人帮”的福，托改革开放的福，我们特别应该感谢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艰辛的付出。［注］向平是东汉时人，字子平。向平隐居不仕，把子女养育成人，男婚女嫁之后，他就云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后来就用“向平之愿”指子女的婚事，并把子女都已婚嫁称为“向平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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