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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 | 李秉铎：我当了两个月知青带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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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原题
我的知青情结
作者：李秉铎
九班同学合影
2006年10月，正值金秋时节，在成都刘家花园，我作为家属随爱人敖艾莉荣幸地参加了巴蜀校友60大寿聚会。四天欢乐的生活及随后的九寨沟之行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特别令我兴奋和难以忘怀的是在校友聚会上我担任了高65（9）班（由当过知青的同学临时组建的班）的班长，由列席代表变为正式代表。在九班我和同学们一起排练节目，参加晚会演出。我也成了聚会的积极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一名观众。
在这里，我又找到了“组织”，不再是散兵游勇。九班的同学能歌善舞，多才多艺，自已作词、作曲、自编舞蹈，演出的节目受到大家赞扬，我为能成为其中一员而倍感自豪。我和艾莉在晚会的幕布上留言记下我们的心声：“追忆似水年华，喜迎灿烂晚霞。”
写下留言
卢晓蓉同学特地赠送一本她写的散文集《水咬人》给我和艾莉。这本书曾在巴蜀校友中传阅。我先睹为快，在有限的时间内浏览过一遍。现在自己手中也有了一本，可以仔细阅读和慢慢欣赏，岂不令人其乐陶陶！在此再次感谢卢晓蓉的馈赠。
我为什么会自告奋勇地去担任九班班长，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出风头，而是我曾被派去充当过知青农场的带队干部，这个班长自然就有“资格”了。
下面记述我短暂的带队干部经历。
赴九寨沟途中。右三是江姐的儿子彭云，专程从美国回来参加同学聚会
1975年我在贵州印江县打米厂已工作整整5年了，担任了技术员并进入了厂领导小组。除了在打米厂工作，有时也被粮食局派到县里各区粮管所去帮助实现粮油加工机械化。
7月份的一天，打米厂突然得到一份县财贸系统办公室下达的调令，调我到粮食局工业股工作。我感到有些高兴但又觉得有点突然，我在粮食局有不少熟人，也有几个朋友，为何事先一点消息也未透露。第二天我还来不及到粮食局报到，第二份调令又来了，是调我到城关镇知青点担任带队干部。过了几天我才打听到：原来中央文件规定不能抽调工厂技术人员担任知青农场的带队干部，以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所以先下一个调令调我到粮食局脱离工厂，再下第二个调令就顺理成章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权术斗争伎俩额具中国特色。
随后我又得知，县财贸办公室在讨论带队干部时，本来确定了银行的老陈，百货公司的老程，还有一位领导干部的夫人，三人皆为党员。但这位女干部闹意见不去，说：“打米厂还有一个大学生，该把他弄去劳动改造，怎么弄到我头上来了？”于是有了这接踵而至的两个调令。
那时的知识分子只有被改造的份，处于绝对的弱势，只有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特别是我已成了家、有了女儿，更不敢惹事生非。所以只有按下不满，接受派遣。我到县财贸办公室找到主任，向他打听：“我要去多长时间？”主任高高在上满脸不屑地回答：“哪个时候改造好了就可以回来。”一听这官腔，我感到十分厌烦，扭头就走了。这位主任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我就改造好了，并重新调回县城，这是后话。
知青点将建立在农场公社后坝大队，离县城只有20多里路，地处高寒地带，冬天比县城冷得多。我和老陈、老程见了面，他俩都是40来岁，一瘦一胖，一高一矮，出身贫农，都是“红五类”。我们三人先到公社，，然后到大队去联系，落实知青点的工作。
出了县城就爬山，上了一个名叫猴子脑壳的山峰（山上有一墩巨石，颇像一个猴头），就进入高原地带，前面只有小的丘陵，地势较平坦。沿途山深林密，景色优美，风光秀丽。山坡上松树郁郁葱葱，路边的溪水清澈透明，松涛阵阵，泉水淙淙。绿树丛中不时显露出一户户农舍，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
我们在公社和后坝大队住了好几天，我遇到两件麻烦事。
一是公社部分干部对我产生了意见，说：“那个小青年才二十来岁，就要拿40多元的工资，比公社书记都高，太不合理了。”这样，联系工作都由两个老陈（程）出面，他们资格老，又是党员，我安分守已，尽量不开腔，只跑一下腿，如需要回县城开个什么证明、采购点什么东西，我便立即撒开腿走。
二是上厕所困难。生产队的猪圈就是厕所，里面蚊子成群，是那种像苍蝇般大肚子有花纹的蚊子。我在前两年就是被疟疾蚊咬了而打了一场摆子，使我对蚊子心有余悸。记得父亲给我写信说：“解放前才听说打摆子，怎么解放二十多年了还会打摆子。”我回信说：“蚊子又不管解不解放，照样咬人吸血。1958年全国搞除四害运动，那么大的势头，也没能消灭蚊子，它倒是越来越多了。”
这不，一进猪圈，蚊子就像美帝国主义的战斗机群，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飞来，一片嗡嗡之声。这还不算，你还要防备呼哧呼哧，眦牙裂嘴的猪儿向你发起攻击。每次从猪圈里匆忙出来，身后都还要紧跟一群穷追不舍的花斑蚊。所以我要求公社给知青建一个像样的厕所，也算给知青们做了一件好事。
在农场公社我遇到公社卫生院的邓医生。她是中山医学院的毕业生（学制8年），已30多岁了，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姐。她圆脸盘，大眼睛，端庄秀丽，充满活力。同是外地分配来的学生，相见特别亲切。邓医生给我介绍公社干部的情况，告诉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要注意的事。她工作很忙，还要经常到各生产队出诊。
我听说她的爱人在广州，她一直没有机会调回广州。但她从不谈自己的困难，整天乐呵呵的工作，处处为人解难，给别人帮助。我从邓医生身上看到了从容淡定的气质和她身上体现的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想到她白天忙工作，晚上在一灯如豆，四面如堵的木板房里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坚持了这么多年，确实太不容易了。我作为一个男子汉也不一定做得到。我暗自下决心，像邓医生那样尽职尽责地搞好知青点的工作。由于粗心大意，我竟未打听邓医生的名字，但愿她早已调回广州和家人团聚。
8月25日，是一个艳阳天，全县欢送知青上山下乡。财贸系统的知青40多人，包括家长，分乘两辆卡车，另外一辆拖拉机运送行李。我们在车上打着一面鲜艳的红旗，上书：“印江县财贸系统城关区农场知青点”几个金色大字，浩浩荡荡向农场进发。一路上风展红旗猎猎作响，歌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我在车上，迎着一阵阵急风，不禁被热烈的场面感染，为能参加这项伟大的事业而自豪起来。家长中不少人我都认识，其中也有粮食局的职工，我感到责任重大，一定要带好这批知青，让家长们放心。
到公社后，公社正在开党员会，全体党员在公社书记的带领下，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随后宣布了知青落户到各队的名单，各大队支书和宣传队就把知青们接走了。一周后再集中，公社把一栋旧房改造为两层的楼（底层是土墙，楼上是木板墙），供知青们集中生活的住宅。
星期天放假，知青都回县城。我找了几个知青到县银行院坝，将银行赠送知青点的旧篮球架搬上拖拉机，托驾驶员拉到农场公社。下午和老陈一起买扁担、锄头、羽毛球拍、订报纸、办理购买肉和豆腐的供应证。
晚饭后全体知青到我家集中，一人带一根扁担、一条锄把回农场。在这繁忙的一天中，我还抽空干点私活，挑了几挑水，把家中水缸灌满，这样就可以管几天，不然我一走家里就没有劳动力了。
下农场前曾经设想过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没想到会发生垮墙的事故。
那天晚饭后，突然刮起狂风，下大雨，知青楼楼上飘雨，楼下灌风，和两个老陈（程）一起堵风遮雨，忙得不亦乐乎。忽然“轰”地一声，女生寝室的一段土墙垮了。一个叫曾国庆的小女生正在挂蚊帐，一下子被垮墙埋了半截身子。我和男生们拼命刨开垮墙，救出曾国庆，但她已经昏迷，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几个女生扑到曾国庆身上哭泣。我冒雨跑了五六里路到公社卫生院，请来了邓医生，进行治疗后，大家才稍微放下心来。
第二天一早我找了几个身体健壮的男知青，一起冒雨将曾国庆抬回县城。这些娇生惯养的小青年们在泥泞的道路上表现得十分顽强和团结。二十多里的山路，不少人肩膀磨肿了，仍不叫苦；雨水汗水湿透了每一个人的衣衫，但仍用油布保护曾国庆一点雨也没有淋到。我都对这些小青年刮目相看了。
我们将曾国庆抬到县医院，并通知了家长。经县医院检查，只是轻伤，当时昏迷主要是惊吓所致，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我知道家长们把孩子交到我手中，对我抱了很大希望，因此为这场事故感到很内疚，但也深感无奈。
一次我乘拖拉机给知青们拉了三张床到公社，这时已晚上九点钟了，驾驶员李师傅留我在他家住。但我忽然想到买的一圈钢丝忘记带了，明天打砖要用。我谢绝了李师傅的好意，一个人赶夜路下山。
独行小路，万籁俱寂，夜风拂面，凉爽无比。我想起一个四川的同学，分到一个偏僻的山区教书。每次探亲后返回单位，路上有一段几十里荒无人烟的山路。他常常坐在路边的岩石上大哭一场，把思念亲人的情绪宣泄一通，才又继续赶路。我现在是在黑暗与孤独的包围中行走，虽然有点害怕，但没有想哭的念头，因为下山后等待我的是温馨的家。
渐渐看得见山下坝子上的县城了。夜漆黑一片，望山下的县城一片星星点点的灯光，稻田里到处安装的黑光灯亮起来，萤光闪闪，整个坝子一片灿烂，像天上的银河。满天星星和地上的灯光相辉映，分不出哪是天哪是地。不经风雨，难见彩虹。不走夜路，难得见到如此好风光。
不觉走到猴子脑壳，看到了那像猴头的巨大岩石的模糊阴影。我忽然想起这儿是县里枪毙犯人的杀场。解放初期，土匪猖獗，曾经攻下县城，所以印江县有第二次解放的历史，并在猴子脑壳枪毙了不少土匪。我的心收紧了，汗毛也竖了起来。仿佛看见一个个悍匪的阴魂从黑暗中现身，还有披头散发吐着长舌的女土匪。
我加快脚步上了下山的小路，沿四五十度的陡坡向山下狂奔。这条小路平时要走半个小时，而这一夜我只用了几分钟就冲了下去。到达山脚的公路上，由于惯性，还向前奔跑了几十米才停下来。一路下坡，没有马失前蹄，脚不崴，腰也未闪。全靠人年轻，腿脚矫健，动作敏捷。
我在路边石头上坐下来喘了口气，不觉一阵惭愧，原来自己还是挺怕鬼的。
两个老陈（程）经常要参加各种党内外会议，所以我成了知青点的常驻代表。
我带领知青们首先用几天时间修路，将原来的小路拓宽整平，使拖拉机能开到知青点。
第一天修路，我走在前面，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惊叫，接着我后面一个知青猛扑上来从后面抱住了我。原来是一条一米左右长的蛇从我身后梭过，把后面的小青年们吓坏了，走在我后面的是一位小男生，抱着我还在浑身打抖，脸色苍白。我也很害怕蛇，但在知青们面前还是要装成很勇敢。我告诉知青们，走路时可先用棍棒往草丛中拨一拨，把蛇赶走，就没事了。我们这么多人，只有蛇怕人，蛇躲开人。
在知青农场的劳动主要是开荒。先由公社派人将满坡的松树砍了，然后由知青去挖土。真正的毁林开荒，完全是一种罪过。但当时没有人敢提意见，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帽子谁也承受不起。那时正是“以粮为纲”的时代，围湖造田，开山造田，毁林造田，全国亦然。
这些从小很少参加体力劳动的小青年们，挖一会儿土，手就打起了泡，胳膊也酸痛了。所以我很照顾他们，劳动一两个钟头就让大家休息一下，打扑克、摆龙门阵都可以。这样小青年们也不感到特别的艰苦。后来我又利用这段休息时间给他们讲故事，把当时四川口头传播的一些惊险反特传奇故事如《一双绣花鞋》《峨眉山的幻影》等讲给知青们听。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时代，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因此很愿意我带他们上坡劳动，以便等着听休息时间的故事。
为了让小青年们的生活能丰富多彩，我在知青点组织了篮球队和宣传队。为此我请来了打米厂的青年工人刘四毛帮忙。刘四毛是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力演员，很有文艺表演天分，外单位排节目常常请他去帮忙辅导。有刘四毛的相助，宣传队红红火火地搞起来了。知青们热情很高，主动回县城借服装，准备国庆节拉回县城汇报演出。印江县边远的洋溪区有不少落户的上海知青，我们还想拉上宣传队和他们联欢一下。
临近国庆，每天我们都安排半天时间排练节目，日子过得忙碌而愉快。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县财办主任亲自上山来了，笑容可鞠地视察了知青点，然后满脸不高兴地对我讲：“你收拾一下回县城，你的调令来了，到县中学工作。”他的眼神中表露出一种无奈。
原来中学缺物理教师，不知怎么打听到了打米厂有两个大学生是学物理的，就通过县委下了调令，财办主任当然不敢得罪县委，立即放人，也不管我是否还需要继续改造，是否改造好了。
到了1976年春节期间，有一个后坝大队的农民提了一块猪肉到县中学找到我，说当初我曾送他十斤粮票，他一直记在心上，今年杀了猪，终于可以表示一下感谢了。我搜索记忆，却想不起来曾送粮票给他，可能当时事情多，没有介意这件小事，只记得曾帮个别困难户在打米厂买过糠，用来喂猪，这点面子打米厂还是要给的。
这个农民还告诉我，我走后，公社和知青产生了矛盾，因公社占用了知青口粮，引起了两个老陈（程）的不满，要向上反映。公社领导叫人收集材料，要整他们。因两位老陈（程）是出身苦大仇深的贫农，又是党员，才没有下到手。我想幸好下山走了，逃过这一劫，不然这场风暴就可能落到我的头上。
知青点的小青年们是幸运的，他们下乡仅仅一年“四人帮”就垮台了，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结束了。他们成了全县最后一批下乡知青（在全国也应是最后一批下乡知青之一）。我在无意之中搭上了末班车，也成了最后一批带队干部之一。回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1977年恢复高考，知青点的好几个知青参加了高考，我曾帮他们提供复习资料，他们也很争气，多数考取了大学或中专。不久，剩下的知青都陆续参加了工作。他们有时还到我那儿聚一聚。
1978年我考取了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又称“回炉班”，即将文革中毕业未学完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招回，继续学习。）我又回到母校读书，从此和当年的知青们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可好？我现在还常常回忆起那段艰苦和忙碌的日子，感到非常值得怀念。怀念的不仅是苦，而也有乐，苦中有乐的乐。苦：有生活上的艰苦，也有思想上的苦恼。乐：有和知青们真诚相处，得到信任和爱戴之乐，也有与命运抗争之乐。这种乐来之不易，因而刻骨铭心，使人难以忘怀。
老五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