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李秉铎：清理阶级队伍，女儿把母亲送进劳改队 | 自由微信

十年 | 李秉铎：清理阶级队伍，女儿把母亲送进劳改队

李秉铎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秉铎，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1980年再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工作。1990年调回重庆，先后在蜀都中学、重庆十八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在重庆十八中学退休。

原题

清查敌伪档案

作者：李秉铎

“文革”中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是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这种方式，把运动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大清查。许多单位相继组织了“劳改队”，隔离看守“劳改人员”，每天早、晚让他们排着队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白天和单位群众一起参加批斗会等活动外，其余时间参加劳动，如打扫公共卫生，清扫厕所，在单位农场除草施肥等。

为了配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查阅大量的敌伪档案材料。因而各地都成立了敌伪档案办公室，调集大批人员参与这一工作。

一、参加清档工作

我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被通知参加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物理系抽出30人参加，我班有３人。当时班上还有同学对我被选中感到惊奇，因为象我这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父母多少都会有些历史问题的。我对自己的家庭历史经得起政治审查感到挺骄傲，但听说由解放军组织，每天上午８：２０－１１：３０，下午２：００－５：００，要工作一个多月，这样正规紧张的生活好久未经历了，感到够呛，内心并不十分愿意去参与这一工作。

第二天上午，由解放军方队长，岳指导员作动员报告，并代表警备司令部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为了全面搜集利用价值较高的敌伪档案材料，把大量的敌伪档案材料尽快清理出来，任务重，时间紧，所以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四所大学抽调大学生组成四个工作队，进行突击。抽调的人都经过严格审查，个人和家庭历史没有问题，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较好的。这项工作很重要，很严肃，直接关系到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解放军同志组织得很好，很活跃，休息时就教唱歌，好久没有象这样正规生活过了，都自由散漫惯了，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锻炼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下午警司的同志又来讲了话，要求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这是和阶级敌人斗争的大事，不仅关系到成都、四川，而且和全国都有关系。外单位、外省的来调查，有的单位要三结合干部，急需对干部历史调查清楚，乘飞机赶来，但我们的档案材料还未清理，制作的卡片中还没有查出这个人的名字，只得空手而归。我们做好了清档工作，对清理阶级队伍，对“斗批改” 就有很大的贡献。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次文化大革命比解放战争还难打。(难怪我们已停课两年半了，进行了多次战斗，死了不少人，仍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室在一片树林掩映的一排教室中，安静隐密。第三天上午学习查档案填卡片的业务知识及保密制度。学习了《公安六条》，(即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我们在查档案时对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 分子，都要一一建卡片，对政法学院毕业生也要一律建档案卡片，因为他们有可能当法官。下午实习，发下一些档案，大家讨论，提问题，基本上掌握了业务方面的知识。

第四天正式工作，我一天查了７卷档案，填了８张卡片。每张卡片要填写被查出人员的姓名，职务及其它信息，要写出这些材料的来源，然后要落下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对这张卡片的材料负责任，因为这张卡片当时有可能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非同小可，必须严肃认真。最搞笑的是：后来我查到一个和我同名同姓之人，他是西安某法院法官，学生李秉铎给法官李秉铎建了一张卡片，不知那位比我年纪大得多的法官李秉铎当时是否健在，是否还在大陆。不过这种几率可能是若干万分之一，因为和我同名同姓的人本身就很少，两个李秉铎在同一张卡片上出现就更少了。那时我们还没有电脑等玩意，只有动员大量人力用最原始的办法一张一张建卡片，再按姓氏笔划归纳整理。我们的任务是１万５千卷档案，有１４０多人查阅，估计一个半月可以完成任务。

工作很紧张，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能迟到、早退。解放军方队长，岳指导员每天早到晚走，言传身教，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带到学生队伍之中，树立了学习榜样，使我们感到政治空气浓厚，和当时学生中那种松松垮垮，自由散漫，吊儿郎当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

工作五天后，我们看卷3000卷，建卡600多张(不重复) 。据警司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简报消息：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省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讲，明年工业要大跃进，三线建设要上马，所以必须要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做好，要加快步伐。警司档案办公室目前已建卡片３０万张，其中落实３００多人，厅局长占５０多名，中央省部级干部１８名。方队长说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准备每周一、三、五晚上加班，因为其它各队都在加班，地质学院工作队每周加班五个晚上。

到１２月底，我们已查完１万３千多卷，人事、刑事、公正都看完了，只剩下一些图书、报纸。图书较麻烦，有的一本杂志要建几百张卡片，有时要几天才能完成一本。为了保证质量，方队长又专门讲了一次业务知识，政策界线及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看解放前的报纸，发现和解放后大不一样，除有社论、副刊、国际国内新闻报道。还有广告、蚊香、酒类、商店大甩卖、招聘信息、征婚、婚庆通知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是我们的报纸没有的。旧社会的报纸更商业化，甚至也宣扬为“劳苦大众”服务。没想到20年后搞改革开放，我们的报纸也变得五花八门的内容都有了，而且广告的篇幅绝不亚于解放前。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历史是螺旋式的发展的。”

一月底，清档工作告一段落，开了总结大会，方队长作了总结，表扬了好人好事。这段时间我们队共建了16万张卡片，其中叛徒800人，特务3000人，反革命分子108，000人，重复的卡片有3万多张。会后发了毛主席纪念章，每人两枚，一大一小，算是对我们的奖励。

1968年我班部分同学在学校毛主席塑像旁留影

二、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查档期间，我们每天有半个小时“天天读”时间，(读毛主席语录和著作)每周星期三下午政治学习，和当时的军队的安排一样。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学习“老三篇”。指导员讲了话，分析了我们的思想情况。然后分班讨论，对照张思德、白求恩检查自己，克服不愿意参加查档案的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中，在遇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时要想一想张思德是怎么做的，白求恩是怎么做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对约束、净化我们的思想起了一定作用。

警备司令部还给我们发票，让我们到四川剧场去听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录音。那时录音机还是很稀罕的东西，能听到毛主席讲话的录音，大家都感到很兴奋，受到很大鼓舞。连我父亲知道后都很高兴，他在信中写道：能够亲自听到伟大领袖的声音，这是无比幸福的，我真替你高兴，我也感到“与有荣焉” 。(有如他的儿子受到伟大领袖接见一样荣幸)

元旦后，工作的劳累使我们的“野性”又发作起来，组织纪律越来越涣散，来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随随便便就不来，偷偷溜之大吉。晚上加夜班，来的人更少，简直寥寥无几。

天气冷起来，警备司令部对我们表示关心，运了２５００斤木炭来供我们烤火。指导员对我们讲，有的人晚上不愿加班，有的还要求烤火，虽然天气冷，但主要还是思想问题。以前造反派围攻成都军区，静坐几天几夜，也是冬天，比现在冷多了，但没有人要求烤火。现在有火烤了，但还要从思想上解决遵守组织纪律问题。

我们班的班长是解放军，姓陈，以前是坦克兵学校的营级干部。连续几次上夜班时，都是陈班长帮我们把火升起来，供我们烤，而且把两间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他非常谦虚，对我们很友好。他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也决心转业后把全家搬到农村去落户。在班长影响下我一直坚持上班，一次晚上加夜班，我感冒很不舒服，但看到请假的人太多，想到上班的人一定很少，就坚持去上了班，不然会觉得愧对班长的关怀。

针对我们糟糕的组织纪律，队长、指导员组织我们学习《元旦社论》，各班写决心书，订计划。我班订了计划，于一月底保证完成任务，保证不迟到，不早退。警备司令部的同志也来讲了话，主要针对大学生有可能下农村去工作的问题，针对我们的活思想，讲得很好，很有启发。

然后各班集中起来念了决心书，挑战书。并且由队长、指导员带领全队到主席塑像前向毛主席宣誓，保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经过这一番工作，我们这一批散漫惯了的野马又驯服起来，纪律也逐渐好起来，晚上加夜班人来得特别多。

到月底工作结束，全队过了一次民主生活。我们给警司档案办公室、队长、指导员提了意见。主要意见是办公室对我们这种流动队不够重视，认为是临时性的，抓活思想不够。对队长、指导员的意见主要是重业务，对查档工作抓得紧，但从政治思想上关心不够。会上警司首长、方队长都表了态，说这些意见提得很好，对他们帮助很大。这个会开得很好，首先使人感到这是同志式的关系，而不是以教育者，领导者自居。这是符合毛主席“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的教导。

三、一个小故事

这是和我一起查档案的小刘身上发生的故事。

小刘在查阅一份旧报纸时，发现一份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释放的共产党干部名单，按当时政策这些干部都应是叛徒，而革命的叛徒是最受人鄙视的。在这批名单中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这是他中学同学小贺的母亲，某市某局局长。要不要把这一发现告诉小贺？小刘斗争了几天，终于还是革命利益战胜了私心杂念，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医学院读书的小贺。他不知道正在做一件使他终身后悔的事。正如当时在运动中两派群众辩论舌战时常用的一句经典语言：“你今天所做的，正是你今后所要后悔的。”

小贺得到这一消息，通宵难眠，在痛苦思考几天后，决定大义灭亲，于是给母亲单位去信，揭发了母亲。那时她母亲作为解放了的干部，局里军管会正准备把她结合进领导班子。在关键时刻这一重磅炸弹爆炸了，母亲被重新揪了出来，大会小会批斗，进了“劳改队”，工作也挂了起来。为了表彰小贺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单位从扣发的母亲工资中每月支出20元，作为小贺的生活费，小贺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受到表扬、宣传。

几年后，母亲的问题搞清楚了，但她也到了退休年龄，她没有再出来工作。小贺很内疚，她把母亲接来和她一起生活，想补偿自巳的过失，她感到是自巳在关键时刻从背后捅了母亲刀子而罪孽深重。母亲一点也未责怪自己唯一的女儿，但越是这样，小贺的思想负担越放不下，小贺在自责中和母亲生活了几十年，她神经衰弱，身体消瘦，面容苍老，生活得很不开心。正如古诗所言：“嫦娥应愧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这是那个时代给人们生活造成的后遗症，单纯幼稚的小刘、小贺不应该过多地去承担那沉重的历史责任。

1967年我和同学在成都武候祠

李秉铎专页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