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蒋蓉：我的铁哥们，有情，没戏，地久天长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福哥子

作者：蒋蓉

一

福哥子名叫陶诗福。我们认识于1972年初，我下乡的第三个年头。

那时候，福哥子是一名的解放军战士。他个子不高，长相也普通，和我一样，属于扔进人群里就很难被拎得出来的大众面孔。不过，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是那个年代备受大众尊敬、更受青年女性青睐的“高大上”，有了一身军绿和几点鲜红，便足以让人们感受英武逼人。

记得早些年有一段时间，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究竟有没有超越恋情的第三种感情，讨论相当热烈，报纸上还辟了专题栏目。印象中，多数人还是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可能有纯粹的友情。

有还是没有，我不能随便下判断，不过我觉得我和福哥子之间的友情，应该是属于纯粹的那种，正因为是这样，才能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几十年，天长地久持续到现在。

我插队落户那几年，福哥子是我们生产队唯一在外面当兵的人。

隔壁新民六队在外当兵的男青年比我们五队多，有一个身材长相都相当不错的小伙子，在北京当了两年仪仗兵，很多接待外宾的仪式都参加过，见了大世面。

可是他们复员回来以后，部队里养成的好习惯——比如早起刷牙，比如衣着整洁，比如洗头洗澡，比如语言文明等等，都只保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在乡亲们的冷嘲热讽中完全恢复到以往的状态，还原成了出去以前的老样子。

福哥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受教育程度只到小学毕业，他却胸有凌云志，暗暗立誓要让自己像一只雄鹰，展翅一飞冲出大山。

1968年文革还在向纵深发展，城市里，“清理阶级队伍” “一打三反”“抓‘5.16’分子”……一场运动紧接一场运动，很多工厂停产半停产，很多机构瘫痪半瘫痪，但国家征兵没有停止。

年满18岁的福哥子，站在了人生腾飞的起点上。除了具有红色家庭成分这个重要的客观条件之外，他还有三个经自己主观努力获得的优势：

第一，公社征兵工作刚刚开始，他赶在所有人之前写了书面申请，是全公社积极报名的第一人，公社印象深刻；

第二，他是当地当时贫下中农成分的第一代高小毕业生，毕业以后在生产队担任政治工作員，期间，经常不辞辛苦挨家挨户上门帮忙书写毛主席语录，积极参与农村的政治宣传工作，受到公社好评；

第三，他和当时公社人武部李中瑞部长私交比较好，受到李部长力荐，早在1930年代初就去世的爷爷那点问题，以年代久远为由不予追究了。

他调侃，说自己天生有一颗跃出农门改变命运的“野心”，被批准参军后，就没想过要回来。有志者事竟成——福哥子以自身的不懈努力，诠释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1969年当兵一年的陶诗福（那时没有彩照，照片的颜色是人工做的）

我们到生产队不久，就听说贫协组长的大儿子在西藏当兵。我们生产队走出大山的人只有三个：一个是副队长陶云焕（以前是雇农）的儿子陶启伦，在外当铁路工人，怎么去的不清楚；一个是出纳张仕德的儿子张子聪，我们下乡后因在建的襄渝铁路招聘临时工人，他去了大约一、两年吧；再一个就是陶诗福了。

那个年代在外面的人就是一条永不过时的新闻，人们反反复复无休无止议论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那一份神圣的光环绝不仅仅罩在他本人和他的家庭之上，因此他的名字如雷贯耳。而我们终于见到这位光荣的战士，却是在我们下乡三年他回乡探亲的时候。

出身于下中农家庭的陶诗福，属于红五类，可是他的成分是不能上溯三代的。土改时划成分只看当下的财产，并不追溯过往。但后来就不同了，升中学考大学、参加工作、入团入党、提拔晋级等等，查祖宗三代是正常程序，在当时的某些特权之外，三代贫下中农，三代血统工人常常是人们骄傲和实现某些愿望的基本要素。

福哥子的爷爷（名陶云凤），在1930年代是陶家湾一带的富户。

当年，张国焘、徐向前带领部队退出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陕交界的大巴山腹地，在陕南和四川通南巴一带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对于偏僻闭塞的川北山区，红军是一支闻所未闻的军队，红军的到来，让这个原本极其封闭死水无澜的地方，掀起了惊涛骇浪，各种传言如春天的柳絮漫天飞舞，风声鹤唳，有钱人纷纷逃离家园。

陶云凤老爷子是陶家湾人人皆知的有钱人，还当过半年甲长，自然没敢波澜不惊从容淡定地留在家中迎接红军。他和几个熟悉的人一起，翻山越岭二、三十里来到水文村（我哥哥插队的地方），在一个叫作古龙骨滩的地方渡江，对岸是亭子口场，一直未被红军控制。

水文村一带再往上游，山高谷深河床狭窄，嘉陵江在这里水流端急。

逃难的人群蜂拥而至。

渡船已经爆棚，急于渡江的人依然潮水一般往上扑，此刻，就算天上直接掉个霹雳下来，都拦不住疯狂的人群。驾长（船上掌舵人）急了，领着船夫强行撑船离岸。渡船离岸不久，后面追击而至的红軍开枪了。下面是急流，后面是子弹，超载的船摇摇晃晃行至江心突然失控，人们下饺子一般被侧翻的船倒入翻滚奔腾的江中。

当时，和陶云凤老爷子在一起的，还有本村同宗族的青年陶安林（我在“另类农民”一文中提到的地主陶启义的大哥）。幸而他们都会游泳，落水后没有立即被激流漩涡吞噬。

在正常状态下，努力游到对岸于他们不算特别困难。可是陶云凤出逃的时候，携带了能够带走的几乎所有家财，他身穿长衫掩盖钱财防范贼娃子，长衫内，他的腰间绑满了袁大头，约有几十斤重。

在激流中游泳原本是一种拼搏，轻装和足够的体力是必要条件，已经有些年岁的陶云凤，携带着几十斤重物，没游多久就耗尽了力气，他挣扎着对陶安林说：娃嘞，我不行了，你走吧！

话音刚落，几个浪头打过来，他消失了。

陶云凤葬身激流，尸骨未存，后来家人安葬，棺材里装的是面粉做的假人。

陶云凤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走了，还带走了家中除房屋山林田地之外的全部钱财，丢下了妻儿。他的第一个妻子在生下两个儿子后去世，时下的妻子是后娶进来填房的，生有一儿一女，儿子陶启先（福哥子的父亲）年仅7岁。

陶云凤下葬不久，他的大儿子陶安云和二儿子陶安良就提出分家。中国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财产承袭传统，本来就是一个家庭经济走向下降甚至破败的通道（所谓富不过三代，分家分财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何况他们家中相当一部分财产已随陶云凤葬入激流，带不走的固定财产部分，几个儿子一分，一个富裕的人家，就此步入了衰落期。

在分家产的问题上，陶云凤前妻所生的两子薄情寡义，他们对继母和年幼的异母弟妹毫无怜悯，强势拿走了好田好地。福哥子的亲祖母带着尚未成年的一儿一女，连房子都没分到一间，只得到了一块屋基。孤儿寡母只好在老屋院子外的一块地里搭建了两间茅屋栖身，直到陶启先成年结婚后，因土改分到了山林，加上媳妇娘家支援部分木材，才在分家时得到的屋基上修建了几间瓦房。

这个房子就是我下乡时见到的，他们一家住在那里，儿女们长大成婚离开后，老母亲还在里面住到了2013年。

陶诗福老家的老屋

老屋拆除后在原宅基地上建的新房

先哲说，“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福哥子的家庭，被这个不虞之变带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败通道，却又恰恰因为家道中落，土改时期才因祸得福，他们被划为下中农成分。这个属于革命依靠对象的红色成分，不但让福哥子的父亲当上了贫协组长，二伯父当上了生产队长，还为福哥子跃出农门搭建了一个平台，他稳稳地跨出了离开农村的第一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8年3月，福哥子在锣鼓声、炮仗声、亲人们的眼泪和叮嘱告别声中，踌躇满志地离开了家乡，去到驻守在世界屋脊的部队。这一去就是四年，直到1972年元月中旬，才第一次回家探亲。

二

刚开始听说在外面当兵的陶诗福回来探亲了，我并没有特别在意。一、不认识他；二、我不姓陶，和他没有亲戚关系；三、当兵的以前见得多。复课闹革命那会，管理我们班的就是驻扎在我们学校的铁道兵部队一位班长。接触最多的是我父亲参加四清时认识的几位通信兵工程学校的学员，都是现役军人。文革期间，他们几个会时不时来我们家做客，他们的到来，红星闪闪放光彩，我们这个臭老九的家也在红星照耀下蓬荜生辉。这些过往，都让我不觉得福哥子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道风景。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福哥子回家探亲不像我们回家，尽玩，他也没有多花时间走亲戚窜门户，回来没两天就扛了把锄头下地，和大家一起劳动。我不知道生产队给不给他记工分，想来他也不是为了挣那个三角钱一天的工分，几年不见面了，跟大家伙凑一堆，热闹！

元月份是冬季农闲季节，这期间如果没接到公社分配的修水库或者在某一段国道上锤石子的任务，生产队自己安排的农活就是改土——把一块地当中或靠山岩边的石头炸掉，背到田地边垒田坎，扩大耕种面积。

这种劳动，在我看来是集体经济的一大特色。

冬季没有农活，农民和工人不一样，没有带薪假期的福利，农民闲在家里不能记工分。农民要挣工分就必须出工，出工又没有更多的活可以干，就想出崩石头改土的招数。

看起来大家都在出工干活，记工分给劳动报酬有了依据，实际上干活的人们多数时间是坐在地里歇气，成年男人一边抽叶子烟一边冲壳子（摆龙门阵），内容以本土出品的各种真实黄段子为主；已婚妇女和未出嫁的半大女子做女红，家家户户大人小孩穿的鞋，基本上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

未婚的小伙子和放假在家的学生娃，也把象棋或扑克拿到地里杀一盘。

那天，福哥子和一个小伙子下象棋，我们知青不做女红，也不便听那些成年男人内容不雅的龙门阵，就凑过去观战。只见他三下五除二，把对手杀得屁滚尿流。我看得有些心痒痒。

刚下农村的时候，我们有国家的定量供应，内心对自己的农民身份还没有真正确认，还以为和以前一样是参加支农劳动而已，所以常常几个同学一起跑出去玩。

端午节我们去了歧坪区我哥哥落户那里串门。

我哥哥因为劳动出色那时是他们公社的知青先进典型，除了请假到我的生产队看我以外，从未耽误过出工。本来，农村也确实没什么可玩的，集镇的供销社、饭馆平时也不开门，我们只能待在我哥哥的知青户里。

闲极无聊，我和一起串门的男同学下了几盘象棋，几个回合杀得他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我完胜。想起这个“辉煌”经历，我信心满满，说，我来杀一盘。那个年代农村女孩一般不上学，识字的很少，更不会玩下棋打牌这类“不务正业”的游戏。福哥子抬头瞄了我一眼，眼神里透着些许异样。

其实严格评判，我并不会下象棋，略知皮毛而已。

小时候，父亲常常把我们反锁在家里，不许我们出去和邻居小朋友们“野”。我弟弟在幼儿园全托，家里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我们也有过偷偷摸摸的反抗，从纱窗上可以打开的那扇小孔里爬出去。

但那是一件风险远远大于乐趣的事情——出去容易回来难。

屋里靠窗户有一张书桌，窗户距外边地面的距离虽然比较大，但退着爬出去双脚勉强可以够得着地面；而返回屋里的难度系数就是成倍增长了，特别是我，没有人在下面帮忙推，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和我差不多高，且没有任何支撑纱窗孔爬回去。

如果冷不丁父亲回来了，我们还有一半身子吊在窗户外面，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悔不当初的皮肉之苦，或者是让我们心惊肉跳的痛骂。

所以多数时候，我们宁愿待在家里。

父亲倒是给我哥哥买了好多棋：跳棋、象棋、军棋、海陆空军战棋，当时小孩子玩的都有。可是关在家里没有人对弈，再多的棋也是摆设。哥哥也没被难住，毕竟屋里有两个人，他把目光锁定在我身上，虽然我是棋盲，但他有耐心教我。

哥哥直接对我下达命令。

我当然不同意。

父亲给我们订了各种少儿杂志：“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报”，稍大，“小朋友”被“少年文艺”取代。

记得家里有两本成人杂志，里面刊载的两个民间传说“龙潭的故事”和“田螺姑娘”，被我翻来覆去把故事看成了白日梦，天天幻想能够拥有田螺姑娘的“点石成金”术，变出好多好多珠宝首饰把自己打扮成金光闪闪的仙女。

和下棋相比，我愿意看书和做“白日梦”。就算不看书，我也宁愿摆弄自己的那些扎小辫的彩色绸带子发卡子。

但哥哥并不和我废话，我说不，他就捏起拳头在我鼻子上晃一晃，我便老实听话了，规规矩矩在他对面坐下，做一个极不对称的对手。在他的点拨下，每种棋我都会了个大概，不过永远是他的手下败将。

象棋的基本规则我知道，却完全不懂谋略，也不懂看别人的套路，不能根据别人的布局走势确定或调整自己的战略，瞎走而已。也许福哥子从来没和女生对弈过，特别藐视我这个对手吧。我上阵，按自己的思路调兵遣将，设法安置了一个双重炮，没几下就把福哥子将死了。

福哥子大惊没失色。不服，再来，还是这样。三盘，福哥子三连输。我没敢放肆，把哈哈大笑憋了满满一肚子。他是吃了小看人的亏。但我的得意也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福哥子端正了态度，调整了战术，我看不懂，只能按一个既定套路完成我的布局。而我的布局却再也无法完成，一输再输，屡战屡败。我输不起了，耍赖：不来了！不来了！站起来拍屁股走人。

那以后，我确实再没和福哥子下过象棋，他也不找我对弈，应该是尊重我的虚荣心吧。

不知道福哥子回家探亲前听没听说他老家来了几个知识青年，我们听他的名字是听得耳朵起茧子了，但我们和他只能算陌生人。不过，几盘棋的输赢之后，我们就熟习得和老朋友一样了。

探亲时间好像不是很长，福哥子回部队前，专程去了一趟公社场镇，买了两个笔记本——那个年代比较时尚的礼品，送给我们此时还在农村的两个知青。

我和福哥子的通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福哥子的信是写给我们两个人的，但回信都是我执笔；当年下半年，生产队只剩我一个知青，就成了单线联系。

我喜欢用书信方式和别人交流，因为天生口舌笨拙，不善言谈还缺乏诙谐幽默，和别人面对面口语交谈甚是无趣，而且，我比较喜欢的那些属于书面用语的词汇，是不能用嘴说的，非要说的话，会让对方觉得碰上了一个酸秀才。

写信不一样，虽然我们都只能算识字青年，但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海阔天空极尽渲染。

想必我后来喜欢写写涂涂，就是源于那个年代的通信爱好。只因后来几次大搬迁，我和家人、所有朋友的信件都未保存，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1969年秋收后回家探亲留影

有些事，我是很多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1972年初，福哥子22岁，如今大学毕业的年纪，人生刚刚起步，今天看来还嫩得很。可是那个年代，许多农村男青年22岁已经抱上孩子了，他本人不急，家里父母也催得急。所以，福哥子回家探亲前就去团政治处开具了结婚证明。开证明的同志友情提示，你最好过一年再结婚。

不知道这个劝告是不是一种暗示，毕竟，团政治处的同志消息比较灵通。对福哥子来说，虽然不是领导的许诺，但听到这样似是而非的暗示，也有如清晨打开窗户迎面扑来的那一缕阳光，心中不能不充满希望和遐想。

福哥子回到家里，为安抚焦虑的父母相了一次亲，对方是一名代课民办教师，无果。

40年后，福哥子才向我揭示了他心底雪藏的那个秘密。他曾经在家里召集家庭会议，郑重其事地放出探测气球，他告知父母，他喜欢本队的知识青年蒋蓉。父母却没有迎合他的期待。父亲说，你娶一个知识青年，她啥都不会做，我们农村的生活也不习惯。我们年纪都大了，本来需要找个媳妇子来伺候我们，你娶她，变成我们要反过来照顾她。不行，不行。

福哥子没和父母争辩，在婚姻问题上，也不打算服从父母。

返回部队以后，他便在政治上向前跨出一步——入了党，这是各行各业人们争取进步都必须上的一个台阶，部队更是如此。如同参军是走出大山的第一步，入党，是他争取更好前程跨出的重要一步。此时此刻，入党提干就是福哥子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的一个具体目标。

他的理想非常实际，所有从农村出去当兵的青年，应该都怀有这样的理想——从士兵到干部，跃出农门。福哥子和别人稍有不同，除了自己跃出农门，他还准备带着另一个人跃出农门。他的计划是假如成功提干，而我还未能调回城里工作，就回家乡向我坦诚心迹，征求我同意并结婚随他进藏，依靠他在西藏几年的人脉关系帮我在拉萨找一份工作。尽管是在西藏，但也算重新成为了城里人。

一道绚烂缤纷的彩虹降落在福哥子眼前。

1973年4月，部队推荐他上大学，意想不到的机会突然到来，欣喜若狂是福哥子当时的最真实状态。但是——事情的巨大转折点就是这个“但是”，在部队提档的时候，发现他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大学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对学历要求本来不高，可是1973年有变化。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一份《关于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本年除继续采取前一年的办法外，“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这是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以来，唯一一次进行了文化考试的招生，文化程度要求也相应提高了。

五彩虹桥，降临也“勃焉”，消失也“忽焉”，命运拉着福哥子坐了一趟过山车，回到了原点。

知识改变命运的梦碎片化了，梦醒时分，福哥子没有气馁，他继续在原定的轨道上努力奋斗。他在连队管后勤供应，如果可能将提拔司务长，虽不是大官，但刚好站在了跳出农门的平台上。只要上了这个平台，他就算踏上了自己一心一意追求的幸福大道。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提干的努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一时间，福哥子心如死灰。他把曾经对爱情婚姻的美好希冀定位成一份密件，浓缩尘封不再开启。他不想不愿不能因为喜欢我而为难我。

三

时隔差不多两年，福哥子第二次回乡，那是1973年冬天，他回来结婚。

风尘仆仆到达苍溪县城，刚走出长途车站，就碰到了曾经也在西藏当兵的熟人何顺才。何复员后安排在五龙公社当治安员（公社脱产干部），其时正在县里参加三级干部扩大会议。经何一再恳请，福哥子住进了他的房间。何顺才的老家在我们公社新华四队，他本人与福哥子的父母和嫁到新华五队的大姐都很熟。俩人在旅馆里，一路闲龙门阵摆着，何顺才问福哥子，找对象没？想找一个啥样的人？打算啥时候结婚？等等。

此刻，在婚姻问题上可以说万念俱灰的福哥子，回复：没啥条件，是女的符合婚姻法就行。

何说，嗳，我们都是西藏的兵，老熟人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咋样！

福哥子直接答应过两天去他家见面。婚约就在这三言两语之间敲定了，连对方长啥样都还不知晓。结婚后，福哥子才知道何顺才是新婚妻子的姑夫。

1973年，也是我人生跌宕起伏的一年。这年，公社再次推荐我参加本年度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又因张铁生的横空出世淘汰出局。其后不久，我被公社团委火速培养入团，5月份就出席了南充地区团代会，之后又出席了北碚区妇女代表大会、县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和县劳模大会。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一半是因为我坚持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长期超负荷付出，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一半是因为公社武装部长、团委书记韩玉锦，和五龙区团委书记韩光德的鼎力相助。不过，对没有优质家庭背景和各种有用社会关系的我来说，一切艰辛的付出和得到的荣誉，都是为回城所做的铺垫。

到1972年年末，我们大队六个生产队20多名知青，仅三、四、五、六队各剩下一名。一、二队，已经安排了72年下乡的“新知青”。1973年冬季福哥子回来结婚的时候，我参加考试落榜后又一次被公社推荐。这次来苍溪招生的，是四川维尼纶厂技工学校，他们提出要在考试落榜生中挑选学生，和当时的招工招生首要硬性条件政审背道而驰，因为落榜生很多都是政审不合格被刷掉的。由于中间隔着元旦春节，招生时间拖得格外长，等待的焦虑与日俱增。

福哥子这次回来，我们就是老朋友了。虽然是回来结婚的，但他照样来我这里，和我摆长长的龙门阵。这一次，福哥子不像72年刚认识我们时那么开心，好几次感觉他欲言又止，留在我印象中最多的一句话，是他说，“苦中作乐”“苦中作乐”。

对于他心里的“苦”，我能体会，虽然我并没和他谈恋爱，他从来没有吐露过他对我的心思，我也没问。他没说，是因为他原本想着，等奋斗成功了，直接带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我没问，是因为我从未想过我会终身留在农村，我只停留在把福哥子看成最可信赖的朋友这个层面。他对我有好感我知道；我对他亦有好感，但确实没有再向前跨半步。福哥子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他特别看重军人身份的荣誉，也格外尊重他心里默默喜欢的人，所以，我们之间哪怕龙门阵摆了几里路，也不曾有涉及男女之情的半个字。

至于他说的“乐”，那时的我是完全不知所指的。

福哥子新婚期间，正好是过年。那天晚上，我和另外两个小年轻，到福哥子家抓他打牌。福哥子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那天晚上我们玩的通宵。天大亮，新媳妇起床了，她来到我们打牌的厨房，手里拿着一只电筒，一下一下往福哥子身上打，一半是真的生气，还有一半应该是娇嗔。

见状，我们几个赶紧撤了。

我在路过我的自留地时，看到韩妈（福哥子的母亲）正和另一个妇女说话。隔得远，听不清她和别人说什么，见到我她的嗓门提高了，但也仅仅飘过来义愤填膺的只言片语：“……女子家家的……”，这是农村对未婚女子相当严厉的指责，包含的意思有“不守本分”。闻之，眼泪夺眶而出。我回到自己屋里换了件衣服，写了个字条（内容我忘了。大概也就是发泄对韩妈的不满和述说内心的委屈吧），放在了福哥子新房的柜子上。他们家一个人也没有。大山里面民风淳朴，农民们几乎都不锁门，大门敞着自由进出。

从福哥子家出来，我离开生产队，前往40里以外的洄水公社，那里有我在地区团代会上结识的新朋友、72年下乡的“新知青”梁伟红。

1973年5月南充地区团代会留影，左：作者 右一：朋友梁伟红

福哥子后来告知，他回屋看到我留的字条，赶紧追出来，可我已经走出了新民五队的地界，没了人影。我不知道福哥子家里有没有掀起什么风波，也没再跨进他的家门，这时这次，我才搞明白“避嫌”的意思和意义。过完年，我和生产队的男女壮劳力一起，上了水库。

大约1974年3月，福哥子回部队了，他继续在部队超期服役。当兵整整8年以后，没有复员回乡，他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转业到了西藏地矿局工作。1978年又办理好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农转非，把他们接到了拉萨。1988年通过商调回到成都，在金堂县一个镇政府工作到退休。从1968到1988，福哥子持之以恒锲而不舍20年，实现了他携带全家飞出大山的人生愿景。

1974年5月，我离开了农村进入川维技校。我和福哥子的通信联络，中断于1978年大学备考期间，在紧张忙碌中无暇他顾的我，在人生最大转折中兴奋不已的我，没问没想没寻找，只是把这段历史打包存放了。到现在我才知道，当时是福哥子主动中断了和我的联系，让我腾出时间全心全意复习功课，考上大学。福哥子说，我考上大学后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往来于拉萨和成都之间，但他没有来过川大，或许，他并不知道我考上了川大。

直到有了微信，福哥子通过他的关系，找到了我的电话，中断了20多年的联系，才被他重新焊接起来。

2012年，我哥哥和嫂子回国，我们去成都旅游。

我嫂子第一次到成都，我们想带她去参观一下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冒昧和福哥子通话，提及我们想去都江堰看看。

福哥子毫不迟疑，从他居住的成都市金堂县，一大早就把车开到市区来接我们，带我们游览整整一天；

前几年，过年，他给我寄了好几斤重的一只腌鸡和一大块腊肉，浓浓的家乡味。我无以回报，买了件衣服送给他妻子，福哥子好久没搭理我；

前不久，又给我寄了一大盒羊肚菌。我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听懂行的朋友惊呼，哇！羊肚菌好贵的，一千多块钱一斤啊！这才觉得受之有愧。

想起前一次的教训，小心翼翼问福哥子，能不能回寄一点海味干。福哥子没好气：“我们不搞礼尚往来那一套吧”。

幸好是微信，他看不到我类似被打脸的无地自容。倒不是因为福哥子隔空“翻白眼”让我难堪，而是，为什么总是他的“礼”先到了，我才被动地“尚”“往来”？

仓央嘉措写道：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

仓央嘉措的诗句，是充满佛性禅语，也是极具人性情语；他描述的应该是他自己的心境，借用来放到福哥子身上，也像是量身定做。

我对福哥子，的确不像他对我款款深情。但在我心里，他是我这辈子最值得信赖的一个朋友。他一直默默地阅读和收藏我由新三届公号推送的每一篇文章；他总是不声不响在远方暗暗给予我各种关心和帮助。一个人，一辈子，一份情，到永久。无关学历，无关地位，无关金钱，也无关荷尔蒙。

40年后，我们一起在都江堰吃午饭

20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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