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蒋蓉:赤脚医生及农村合作医疗的艰辛探索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赤脚医生及农村
合作医疗的个人印象
作者:蒋蓉
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是当年下乡当知青的时候知晓的,我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了解,基本停留在知道农村有一种不脱产的赤脚医生这个层面,其他一概不知。1970年代,对赤脚医生宣传力度最大、影响力最为广泛的,是一部电影,片名叫《红雨》。电影插曲是在艰辛探索期间消失了好久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还记得一部分:
赤脚医生向阳花
广阔天地把根扎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啊
一颗红心暖千家
暖千家
……
因为微信群这个网络平台,隔空认识了一些同样有知青经历的群友,才知道当年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的知青,并不是特别小众。知青中最为著名的赤脚医生孙立哲,他的大名和事迹,也是因为微信公号,我才知晓的。阅读新三届公号推送的孙立哲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行医经历,让我这个曾经妄图加入赤脚医生行列的人自惭形秽。我的知青年代,所见所闻的赤脚医生,差不多就是派发几粒头痛脑热的常用药物、处理一些常见的外伤创口,和孙立哲这样的赤脚医生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原以为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是艰辛探索时代特有的产物。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延伸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萌芽于当时的红色根据地。资料显示,那时候陕甘宁边区因为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起了一种卫生合作社,到1946年,这样的卫生合作社达到了43个。
新政权建立之后,1950年代初期,东北各省也采用群众集资办法兴办卫生机构。1955年,农业合作化达到高潮,在山西、河南、河北等省出现了一批由农业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和医疗站。1956年河南省正阳县王店乡团结农庄,创造性地提出“社办合作医疗制度”,为后来实行的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
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正式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65年9月21日,卫生部根据毛泽东的医疗卫生工作指示,下发了《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从此,合作医疗在全国大范围发展起来。据统计,全国农村办合作医疗的大队比重从1958年的10%发展到1976年的90%。
1969年刚刚下乡的时候,对于并无充足思想准备的我们来说,突如其来的冲击波太多,每一个意想不到都让我们晕头转向疲于应付,所以,根本没有留意过农村合作医疗这个与我们的生活基本不沾边的事。唯一有点印象的,是公社各个大队都有自己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宣传画
虽然,我们知道大队有一位赤脚医生,却从来没请赤脚医生看过病。原因有二:
一是对赤脚医生的医术缺乏基本信任;
二是我们下乡时(或回家探亲后)都从家里带来了常用的药物,伤风感冒轻度发烧,割了口子破了皮,或者生个小疔疮啥的,自己就处理了。
记得有一次割草积肥,一不小心,锋利的刀刃把我抓草的左手食指尖削掉了,我傻了,愣愣地举着手看,到变成了小凹槽的指尖开始不住地往外冒血,才回过神来,按着手指往家里疯跑。我的处理办法不过是把消炎粉撒在伤口上,用纱布包起来。是夜,万籁俱寂,黑暗中我瞪着双眼,开始体会什么叫做十指连心。锥心刺骨的疼痛让我眼前不断地浮现一个画面——渣滓洞的刑讯室里,国民党特务把尖利的竹签子钉进革命志士江姐指尖,禁不住暗暗比较,江姐和当下的我,仅就疼痛而言,有多大的差别呢……
那时,年轻的我们幸得老天眷顾,没有患过自己无法处理的“大病”,我唯一一次看病,也是去的公社卫生院。我得的是荨麻疹,算不得大病,自己却处理不了。
因为奇痒难耐,我把长裤卷到大腿用手抓,腿上迅速隆起一片片大小不等的包块。隔壁大嫂来我们厨房提潲水(我们自己不喂猪,刷锅洗碗的潲水都送给她),见状便惊乍乍地叫,快莫抓!快莫抓!手指甲有毒嘞,抓破了毒进了身子要死人的!大嫂来还潲水空桶时,手里拿了一把用高粱穗新扎的洗锅笤帚,说,赶紧拿去在火上烤烤,哪里痒就刷哪里。
我按大嫂说的做了,确实比手抓舒服很多,却治不了根。后来我决定还是去一趟公社卫生院。卫生院医生开的药也普通,就是抗过敏的苯海拉明。服药后,就像被孙悟空施魔法放入了瞌睡虫,我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到下午出工被叫起来的时候,眼皮沉重如铅,抬不起来,我耷拉着脑袋闭着眼睛,迷迷糊糊歪歪倒倒地跟着一帮妇女勉强移步到干活的地边,锄头一扔就倒在了斜坡上,“不省人事”。待我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接近收工时分。那天有没有给我记工分,不记得了。
记忆中我们公社只有一个知青当了赤脚医生,她是怎么当上赤脚医生的不知道。知青当赤脚医生有一定优势,因为很多人都从家里带了一些常用药物:消炎退烧的,涂抹伤口的,等等。仿佛家长们都知道农村缺医少药,万一有个感冒发烧,自己带点药可避免小病拖成大病。知青手里有药,生产队的农民们有个头痛脑热的小毛病,给点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花钱还方便。其实,我们生产队的农民也常常来找我们要点药物,可我们却没有因此被提名做赤脚医生。那位当了赤脚医生的知青很快就蹿红了。后来知道,她所以蹿红,并非因为当了赤脚医生有特别突出的救死扶伤感人事迹,而是因为有南下干部这一红色的家庭背景。她能当上赤脚医生,估计也和这个家庭背景有关。
曾经,我也产生过凭自己努力争取当一名赤脚医生的念头。我有药,农民们时不时会开口要一点药,可是我并不懂医,成为赤脚医生之前是不可能被派去培训的,只能靠自学。当时不知从哪里得到了几根“银针”,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灸,扎的穴位是足三里。扎之前,我内心是充满了恐惧的。没有丝毫的医学知识,对着一张穴位图练习扎针,万一扎错了,出大事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我和自己的影子,连个帮忙喊救命的都没有。不过,我还是鼓足勇气扎了几次,扎的位置对不对,到现在也不知道。还好,没有因此感染什么病或弄出别的什么问题。
那时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很普及,就像今天的畅销书一样。我也有一本,却基本没有看过。我不但不敢给任何人清洗带血的伤口,还非常害怕那些看起来面目可怖的病,比如麻风。因为麻风病人的图片印在赤脚医生手册里,我拿着书的时候,就像触摸到了麻风病人的身体,颤抖迅速从手指传递到心脏。这种状态的我,最后只能放弃争取成为人人夸赞的赤脚医生那个黄粱美梦。
其实,就算我具备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也不可能被选定为赤脚医生。我们大队有一名赤脚医生。这位赤脚医生是和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中年人,他的独生女儿是我们大队唯一的一名回乡女性知识青年,五龙区中学的学生。因为是回乡的,所以没人拿她当知青看待,但她和我们这些知青关系不错。
赤脚医生姓张,他的家在我们新民大队第三生产队。
新民大队有六个生产队。一、二、五、六队地处山腰,又名陶家湾,住户除少数外姓,绝大多数都是同宗同族的陶姓;三队和四队地处山顶,自然条件不如山腰的生产队,这两个队的人大多姓张。
赤脚医生名张X成。他为什么会成为赤脚医生我不知道。资料记载,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个张姓赤脚医生应该属于前一种吧。我对这位赤脚医生的了解,停留在两件事情上。
第一件,那时候,贫穷的大山里面没有任何现代化通讯设施,但山里人都有一副好嗓门,他们喊人也有绝技,叫做打“呜呼”。所谓打“呜呼”,就是先喊某个人的名字,真嗓,短音,一带而过;紧接着一声“呜——”,假嗓,长调,久久回响。静默的大山里,这样的声音传得很远,几声“呜——”之后,被呼唤的人就知道了。
在没有有线无线通讯设备的年代里,大山里的这种传唤方式,非常有效。同一大队不管哪个生产队有人病了,站在自家院子边上,对着新民三队扯开喉咙:“张X成呐,呜——”,赤脚医生就会来到病患家里,实施医疗。
第二件,是比较凄惨的故事,和那个地方封闭落后的习俗相关联。
在偏僻闭塞的山区,我常常听大妈大嫂们叨念:来世变个雀儿也要变公的。山区的女孩儿,十七、八岁出嫁,三十岁上就一溜生了七八个孩子,在她们沟壑纵横沧桑满布的脸上,我看到一种很深的怨尤和无奈。不过那时,年仅十几岁的我,不论做人还是做女人都缺乏体验,自然对她们痛恨自己的女人身大惑不解。
那是一个极普通的炎热而沉闷的中午。
农忙,午饭后不歇晌。我扔下饭碗刚要出门,一阵声嘶力竭的叫喊让我加快了脚步,一路小跑到几十米外的老院子,我被眼前的景象定住了。院子里的李姓大嫂正死死抱着她男人的一条腿,躺在地上号啕大哭。男人狂怒,一边大吼一边暴打一边挣脱。李大嫂沙哑着嗓门儿喊,你打你打,打死我也不松手。几近疯狂的男人抬起了一只脚,我惊恐万状地闭紧了双眼,分明听见“咔嚓”一声,紧接着,凄厉的呼号就划破了大山的空旷寂静。李大嫂的一条腿被她男人生生地踏断了。
男人扭头离去。
李大嫂满身泥尘,脸白如纸,尘土混着汗水泪水糊了一脸。我拦住出工的男人,恳请他们把李大嫂抬去公社卫生院,或者,至少抬回家让她躺在床上再去请医生。可是,他们只甩下一句话:这种婆娘,打死活该。
泪水倏地涌满了眼眶。李大嫂拖着断腿一寸一寸往家里爬的情景刀刻一般从此抹之不去。就在那一刻,我悟出了那句“变个雀儿也要变公的”,痛彻骨髓的含义……
李大嫂被踏断的腿,后来残疾了。她没有被送进公社卫生院,而是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用什么方法治疗的我不知道,但李大嫂的腿,膝关节处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疙瘩,不能弯曲,走路也一瘸一瘸的。当然,那个年代,凭公社卫生院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也不一定能治好。
我们生产队还有一个男孩,年龄比我们稍小,叫全娃子。不知他得的是什么病,我们听说的时候已经卧床了。因为他和我们不在一个生产小组,接触的机会不多,我们只是听说他得了病,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有一次,我们出工有机会路过他家,就顺便进去看了一下。全娃子躺在床上,他的身形闯入我眼帘的时候,巨大的视觉冲击力让我不由自主地紧闭了一下双眼,“骨瘦如柴”“形销骨立”“皮包骨头”这些描述旧社会苦难劳动人民的词汇,给了我有生以来最为震撼的心理撞击。全娃子已经完全脱了人形,只有一双眼睛能看出他还活着,他的模样就是我后来看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照片那样的人干。没过多久,就听说他死了,不过十几岁而已。
全娃子死了,时代的那一粒灰,对于他本人的确百分之百是一座大山;而对于他拥有十余口人的家庭,也许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减少了一张吃饭的嘴,从来就没富裕过,一直只能把各种粗糙的食物填进肚皮勉强活着的人们,“贫困”就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存在;甚至,或许,对于他有七八个儿子的父母来说,还减少了为儿子成年后娶媳妇分家建房子的巨大压力和忧虑困扰。
农村合作医疗,究竟给农民带来了多少好处,很难定义。孙立哲那样真正能够救死扶伤的赤脚医生,在广袤的贫困农村实属凤毛麟角。那个年代,农民们饭都吃不饱,真有病了,基本上就是拖,小病拖成大病,成了大病,合作医疗也束手无策,并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或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
现在,有些文章把当年的合作医疗吹得神乎其神。应该说,像孙立哲那样的赤脚医生,对于农民是救命的神医,他的聪明智慧,他的绝顶大胆,他的精湛医术,他的治病救人精神,都担得起这个评价。但孙立哲只是一个偶然,对于绝大多数贫困的农村人,合作医疗的作用平平。
有评论说,1980年代包产到户之后,合作医疗因失去资金支撑而渐渐衰落。这个结果似乎成了改革开放的一大负面效应。但,我们回过头去实事求是地反观历史,当年的合作医疗,是不是在衰落之后复被夸大成了神话般的存在呢?
我想,医疗真正能够惠及广大农村人口的基础和出路,应该还是发展经济,调整“蛋糕”的分配,让广大农民真正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