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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蒋蓉：赤脚医生及农村合作医疗的艰辛探索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赤脚医生及农村
合作医疗的个人印象
作者：蒋蓉
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是当年下乡当知青的时候知晓的，我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了解，基本停留在知道农村有一种不脱产的赤脚医生这个层面，其他一概不知。1970年代，对赤脚医生宣传力度最大、影响力最为广泛的，是一部电影，片名叫《红雨》。电影插曲是在艰辛探索期间消失了好久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还记得一部分：
赤脚医生向阳花
广阔天地把根扎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啊
一颗红心暖千家
暖千家
……
因为微信群这个网络平台，隔空认识了一些同样有知青经历的群友，才知道当年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的知青，并不是特别小众。知青中最为著名的赤脚医生孙立哲，他的大名和事迹，也是因为微信公号，我才知晓的。阅读新三届公号推送的孙立哲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行医经历，让我这个曾经妄图加入赤脚医生行列的人自惭形秽。我的知青年代，所见所闻的赤脚医生，差不多就是派发几粒头痛脑热的常用药物、处理一些常见的外伤创口，和孙立哲这样的赤脚医生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原以为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是艰辛探索时代特有的产物。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延伸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萌芽于当时的红色根据地。资料显示，那时候陕甘宁边区因为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起了一种卫生合作社，到1946年，这样的卫生合作社达到了43个。
新政权建立之后，1950年代初期，东北各省也采用群众集资办法兴办卫生机构。1955年，农业合作化达到高潮，在山西、河南、河北等省出现了一批由农业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和医疗站。1956年河南省正阳县王店乡团结农庄，创造性地提出“社办合作医疗制度”，为后来实行的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
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正式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65年9月21日，卫生部根据毛泽东的医疗卫生工作指示，下发了《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从此，合作医疗在全国大范围发展起来。据统计，全国农村办合作医疗的大队比重从1958年的10%发展到1976年的90%。
1969年刚刚下乡的时候，对于并无充足思想准备的我们来说，突如其来的冲击波太多，每一个意想不到都让我们晕头转向疲于应付，所以，根本没有留意过农村合作医疗这个与我们的生活基本不沾边的事。唯一有点印象的，是公社各个大队都有自己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宣传画
虽然，我们知道大队有一位赤脚医生，却从来没请赤脚医生看过病。原因有二：
一是对赤脚医生的医术缺乏基本信任；
二是我们下乡时（或回家探亲后）都从家里带来了常用的药物，伤风感冒轻度发烧，割了口子破了皮，或者生个小疔疮啥的，自己就处理了。
记得有一次割草积肥，一不小心，锋利的刀刃把我抓草的左手食指尖削掉了，我傻了，愣愣地举着手看，到变成了小凹槽的指尖开始不住地往外冒血，才回过神来，按着手指往家里疯跑。我的处理办法不过是把消炎粉撒在伤口上，用纱布包起来。是夜，万籁俱寂，黑暗中我瞪着双眼，开始体会什么叫做十指连心。锥心刺骨的疼痛让我眼前不断地浮现一个画面——渣滓洞的刑讯室里，国民党特务把尖利的竹签子钉进革命志士江姐指尖，禁不住暗暗比较，江姐和当下的我，仅就疼痛而言，有多大的差别呢……
那时，年轻的我们幸得老天眷顾，没有患过自己无法处理的“大病”，我唯一一次看病，也是去的公社卫生院。我得的是荨麻疹，算不得大病，自己却处理不了。
因为奇痒难耐，我把长裤卷到大腿用手抓，腿上迅速隆起一片片大小不等的包块。隔壁大嫂来我们厨房提潲水（我们自己不喂猪，刷锅洗碗的潲水都送给她），见状便惊乍乍地叫，快莫抓！快莫抓！手指甲有毒嘞，抓破了毒进了身子要死人的！大嫂来还潲水空桶时，手里拿了一把用高粱穗新扎的洗锅笤帚，说，赶紧拿去在火上烤烤，哪里痒就刷哪里。
我按大嫂说的做了，确实比手抓舒服很多，却治不了根。后来我决定还是去一趟公社卫生院。卫生院医生开的药也普通，就是抗过敏的苯海拉明。服药后，就像被孙悟空施魔法放入了瞌睡虫，我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到下午出工被叫起来的时候，眼皮沉重如铅，抬不起来，我耷拉着脑袋闭着眼睛，迷迷糊糊歪歪倒倒地跟着一帮妇女勉强移步到干活的地边，锄头一扔就倒在了斜坡上，“不省人事”。待我终于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接近收工时分。那天有没有给我记工分，不记得了。
记忆中我们公社只有一个知青当了赤脚医生，她是怎么当上赤脚医生的不知道。知青当赤脚医生有一定优势，因为很多人都从家里带了一些常用药物：消炎退烧的，涂抹伤口的，等等。仿佛家长们都知道农村缺医少药，万一有个感冒发烧，自己带点药可避免小病拖成大病。知青手里有药，生产队的农民们有个头痛脑热的小毛病，给点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花钱还方便。其实，我们生产队的农民也常常来找我们要点药物，可我们却没有因此被提名做赤脚医生。那位当了赤脚医生的知青很快就蹿红了。后来知道，她所以蹿红，并非因为当了赤脚医生有特别突出的救死扶伤感人事迹，而是因为有南下干部这一红色的家庭背景。她能当上赤脚医生，估计也和这个家庭背景有关。
曾经，我也产生过凭自己努力争取当一名赤脚医生的念头。我有药，农民们时不时会开口要一点药，可是我并不懂医，成为赤脚医生之前是不可能被派去培训的，只能靠自学。当时不知从哪里得到了几根“银针”，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灸，扎的穴位是足三里。扎之前，我内心是充满了恐惧的。没有丝毫的医学知识，对着一张穴位图练习扎针，万一扎错了，出大事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我和自己的影子，连个帮忙喊救命的都没有。不过，我还是鼓足勇气扎了几次，扎的位置对不对，到现在也不知道。还好，没有因此感染什么病或弄出别的什么问题。
那时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很普及，就像今天的畅销书一样。我也有一本，却基本没有看过。我不但不敢给任何人清洗带血的伤口，还非常害怕那些看起来面目可怖的病，比如麻风。因为麻风病人的图片印在赤脚医生手册里，我拿着书的时候，就像触摸到了麻风病人的身体，颤抖迅速从手指传递到心脏。这种状态的我，最后只能放弃争取成为人人夸赞的赤脚医生那个黄粱美梦。
其实，就算我具备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也不可能被选定为赤脚医生。我们大队有一名赤脚医生。这位赤脚医生是和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中年人，他的独生女儿是我们大队唯一的一名回乡女性知识青年，五龙区中学的学生。因为是回乡的，所以没人拿她当知青看待，但她和我们这些知青关系不错。
赤脚医生姓张，他的家在我们新民大队第三生产队。
新民大队有六个生产队。一、二、五、六队地处山腰，又名陶家湾，住户除少数外姓，绝大多数都是同宗同族的陶姓；三队和四队地处山顶，自然条件不如山腰的生产队，这两个队的人大多姓张。
赤脚医生名张X成。他为什么会成为赤脚医生我不知道。资料记载，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个张姓赤脚医生应该属于前一种吧。我对这位赤脚医生的了解，停留在两件事情上。
第一件，那时候，贫穷的大山里面没有任何现代化通讯设施，但山里人都有一副好嗓门，他们喊人也有绝技，叫做打“呜呼”。所谓打“呜呼”，就是先喊某个人的名字，真嗓，短音，一带而过；紧接着一声“呜——”，假嗓，长调，久久回响。静默的大山里，这样的声音传得很远，几声“呜——”之后，被呼唤的人就知道了。
在没有有线无线通讯设备的年代里，大山里的这种传唤方式，非常有效。同一大队不管哪个生产队有人病了，站在自家院子边上，对着新民三队扯开喉咙：“张X成呐，呜——”，赤脚医生就会来到病患家里，实施医疗。
第二件，是比较凄惨的故事，和那个地方封闭落后的习俗相关联。
在偏僻闭塞的山区，我常常听大妈大嫂们叨念：来世变个雀儿也要变公的。山区的女孩儿，十七、八岁出嫁，三十岁上就一溜生了七八个孩子，在她们沟壑纵横沧桑满布的脸上，我看到一种很深的怨尤和无奈。不过那时，年仅十几岁的我，不论做人还是做女人都缺乏体验，自然对她们痛恨自己的女人身大惑不解。
那是一个极普通的炎热而沉闷的中午。
农忙，午饭后不歇晌。我扔下饭碗刚要出门，一阵声嘶力竭的叫喊让我加快了脚步，一路小跑到几十米外的老院子，我被眼前的景象定住了。院子里的李姓大嫂正死死抱着她男人的一条腿，躺在地上号啕大哭。男人狂怒，一边大吼一边暴打一边挣脱。李大嫂沙哑着嗓门儿喊，你打你打，打死我也不松手。几近疯狂的男人抬起了一只脚，我惊恐万状地闭紧了双眼，分明听见“咔嚓”一声，紧接着，凄厉的呼号就划破了大山的空旷寂静。李大嫂的一条腿被她男人生生地踏断了。
男人扭头离去。
李大嫂满身泥尘，脸白如纸，尘土混着汗水泪水糊了一脸。我拦住出工的男人，恳请他们把李大嫂抬去公社卫生院，或者，至少抬回家让她躺在床上再去请医生。可是，他们只甩下一句话：这种婆娘，打死活该。
泪水倏地涌满了眼眶。李大嫂拖着断腿一寸一寸往家里爬的情景刀刻一般从此抹之不去。就在那一刻，我悟出了那句“变个雀儿也要变公的”，痛彻骨髓的含义……
李大嫂被踏断的腿，后来残疾了。她没有被送进公社卫生院，而是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用什么方法治疗的我不知道，但李大嫂的腿，膝关节处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疙瘩，不能弯曲，走路也一瘸一瘸的。当然，那个年代，凭公社卫生院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也不一定能治好。
我们生产队还有一个男孩，年龄比我们稍小，叫全娃子。不知他得的是什么病，我们听说的时候已经卧床了。因为他和我们不在一个生产小组，接触的机会不多，我们只是听说他得了病，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有一次，我们出工有机会路过他家，就顺便进去看了一下。全娃子躺在床上，他的身形闯入我眼帘的时候，巨大的视觉冲击力让我不由自主地紧闭了一下双眼，“骨瘦如柴”“形销骨立”“皮包骨头”这些描述旧社会苦难劳动人民的词汇，给了我有生以来最为震撼的心理撞击。全娃子已经完全脱了人形，只有一双眼睛能看出他还活着，他的模样就是我后来看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照片那样的人干。没过多久，就听说他死了，不过十几岁而已。
全娃子死了，时代的那一粒灰，对于他本人的确百分之百是一座大山；而对于他拥有十余口人的家庭，也许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减少了一张吃饭的嘴，从来就没富裕过，一直只能把各种粗糙的食物填进肚皮勉强活着的人们，“贫困”就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存在；甚至，或许，对于他有七八个儿子的父母来说，还减少了为儿子成年后娶媳妇分家建房子的巨大压力和忧虑困扰。
农村合作医疗，究竟给农民带来了多少好处，很难定义。孙立哲那样真正能够救死扶伤的赤脚医生，在广袤的贫困农村实属凤毛麟角。那个年代，农民们饭都吃不饱，真有病了，基本上就是拖，小病拖成大病，成了大病，合作医疗也束手无策，并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或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
现在，有些文章把当年的合作医疗吹得神乎其神。应该说，像孙立哲那样的赤脚医生，对于农民是救命的神医，他的聪明智慧，他的绝顶大胆，他的精湛医术，他的治病救人精神，都担得起这个评价。但孙立哲只是一个偶然，对于绝大多数贫困的农村人，合作医疗的作用平平。
有评论说，1980年代包产到户之后，合作医疗因失去资金支撑而渐渐衰落。这个结果似乎成了改革开放的一大负面效应。但，我们回过头去实事求是地反观历史，当年的合作医疗，是不是在衰落之后复被夸大成了神话般的存在呢？
我想，医疗真正能够惠及广大农村人口的基础和出路，应该还是发展经济，调整“蛋糕”的分配，让广大农民真正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