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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巩真：我做赤脚医生那阵子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巩真，1968年下乡陕西宝鸡县坪头公社，招工进宝鸡氮肥厂，1973年进青岛化工学院上学，毕业后相继在陕西化工设计院、陕西社科院、西北大学和西安交大工作，经济学硕士，西安交大经济学副教授，已退休。
原题
我做赤脚医生那阵子
作者：巩真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农村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知青下乡，另一件是赤脚医生进村。这两件我都赶上了。
在很多农村，下乡知青是唯一有文化的人群，因此，解决当地缺医少药的重任就交给他们了。记得当时最有成就的赤脚医生是北京知青孙立哲，他竟然在延安的窑洞里开膛破肚地给农民做起了手术，拯救了众多生命。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的最高成就就是用针灸治愈了一个准“历史反革命”的胃病。
当年我被生产队派去“培训”了几天针灸，就上阵了。所有的医疗设施就是一个卫生包，里面装了几片镇痛和消炎药，还有我自己买的针灸针和酒精棉球，连个注射器也没有，更不用说诊所了。我也只是兼职，地里的活一点不能少干。幸好我们村总共只有10户人家，40几口人，沿着通往深山老林无人区的秦岭山沟一路排开。现在想起来，那时人得的“病”大部分是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要按照今天动不动就打吊针可就糟了。
我们生产队是秦岭深山沟里的最后一条有人烟的地带，离公社所在地有30里山路，还隔着一条渭河和两个火车隧道。那年去公社送公粮（现在这个农业税已经取消了），正值渭河发大水，差点让我们一行知青都成了金训华！火车隧道里也没有灯，伸手不见五指，得手持一支竹棍，划在铁轨上，踩着枕木一脚一脚抹黑走。遇到火车进洞，就借着车头灯光马上闪到一边，贴墙站着，等候火车开过，再接着走。即使扛着木椽，背着麻袋，也照样如此，没有别的出路。那年头若有“和谐号”开过来，我们就死定了，不会再有机会坐在这里发微信。
我们山沟里面有一个三户人家的集聚区，人口密度最高，是生产队的政治文化中心，仓库也在这儿。仓库的顶棚上放着来年的种子和炸山用的雷管。我们刚来时，就住在这里面，高高兴兴，斗志昂扬。我们是自愿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的，临上火车之前还在他那座巨大的塑像前发了誓。
秦岭地区山青水绿，空气清爽，站在山涧里喊一声，清脆嘹亮，音响效果极好。就是穷，吃不饱，没钱花，还要搞阶级斗争，必须的。那时候搞阶级斗争就像现在引进外资和增长GDP一样，是的正经事。
这一带已经穷了几百年，根本就没有地主富农可斗。怎么办？
有了。队里有一个外来户，叫张国清。他十几岁时跟着红军打白狗子。后来受了伤，落队了。之后又跟上白狗子打红军。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外出打仗，好挣口饭吃。万一有激情和理想的话，还可以顺便抒发和实现一下。
张的老婆与山里人不同。她不仅是大脚，还是大嗓门，当年在地里干活时曾经夸耀说她的男人以前做过（国民党）代理连长，骑过“高头大马”。根据当时明文规定的“历史反革命”标准，凡担任过国民党连长及以上职务者均属“阶级敌人”。
问题是对于“代理连长”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无规可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张本人承认他后来“转正”了，或者他一直就是正连长，不是“代理”。这样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就可以名正言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于是，每天干完活，晚上所有村民都要在仓库集合开会。大家席地而坐，不顾头顶竹棚上放着一堆雷管，点一盏煤油灯，生几堆炭火，要张国清在中间面对毛主席像站好，承认自己不是代理连长，是正式的连长，真正的连长。可他就是不照你说的办。
这种斗争会天天开，一开就到半夜。直到老队长在地上敲敲烟袋锅，说：“这么吧，你回去再好好想想，老实交代。”这事情才算告一段落。你想，干了一天活，开完会还要摸黑几里山路回家，长此以往，这种事情怎么受得了，怎么可持续？
终于有一天，一位叫“蔫塌塌”的老汉耐不住了，集毕生的智慧和经验言简意赅地开导张国清，说：“你看，你老婆也是个大脚。你就把这事认下，也省下咱们再熬眼。做了一天的活……”（这句话的含义无比丰富：大脚就有可能骑‘高头大马’，而高头大马也不是一般人能骑的，因此，可以推论出你就是正连长，而不是代理连长。为了我们大家不再“熬眼”，你应该承担这个损失）。
蔫塌塌的这番话让我一直乐到今天。可当时没有人笑，而且日后也好像没有人记得他说了什么。这就更可笑了。蔫塌塌的外号来自他搞不定自己的女人。不过我们当时根本不懂这个。老蔫平日很少说话。但有一次在田间他讲了一个故事，乐翻了当年只有十七岁的我。他说有一只野猪跑来偷吃地里的玉米。看玉米的小伙抡起大刀，“唰”地一声砍掉了它的头。野猪跑到河边往水里一瞅，头没了，哇哇大哭起来！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么精彩的故事，好开心。至今记忆犹新。
其实蔫塌塌也是一个国民党老兵。据说他当年把自己卖壮丁了3次，每次两块大洋，每次都成功逃脱。这在当时真是赚了大钱了！更幸运的是，蔫塌塌没有被提升为连长，连“代理”也没有！所以他今天干完活起码可以坐在地上，而不是站在那里开会。蔫塌塌有严重的白内障，眼神不好。虽没有当过连长，但天天晚上开完批斗会再抹黑走山路回家，其郁闷可想而知。所以他一改往日蔫塌塌的习惯，说了那段话。
那时候晚上即使不斗争张国清，也有各种各样的会要开。农民内心最想开的会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年终分红。最怕开的会，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上面”又下达生产任务了。公社要盖房，向我们要木头；还有临时增加的麻子油、菜籽什么的。
我们知青还主持农民召开忆苦思甜会，让他们讲旧社会的坏，新社会的好。但他们一说就说到1958年、1960年的苦日子上去了。饿晕在交公粮的路上，才是他们最苦的时候。
按照以往的规矩，村民们干一天活，晚上喝点汤就早早地上炕躺着，不敢动了。现在天天搞阶级斗争，会开到一半，肚子里灌的那点玉米糊就消耗干净了，还要摸回家。就为了顺从地配合阶级斗争，真是苦不堪言。
农民中也确有精明且刚烈的，我们生产队的王春就是典型。他硬扛着要单干，反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反对交公粮。我们发动村民对他批评教育。其实农民都想得和他一样，只是不敢说罢了。他们尽力顺着我们的意思说，可由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听到的最有说服力的一句话出自队长的老婆：“给皇上纳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地么。”一次去公社开社员大会，王春的愤怒有了发泄的机会，但绝不是在会上。他去茅坑拉屎，看见有一枚领袖像章掉在旁边，“我一脚就给它踢下去了！”
关于张国清当连长的事情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阶级斗争也没能大张旗鼓地搞起来。毕竟这里山高皇帝远。更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山民朴实敦厚，乡里乡亲的哪有什么深仇大恨，非要斗来斗去。肚子还吃不饱呢！
作为赤脚医生，张国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胃病，时常痛得弓着背。我在仅有的一本针灸书里查到所有可以治胃痛的穴位，拿出大大小小的银针，全部扎上。此后，他告诉我，他的胃再也没有疼过。发自内心的欣喜从他早已经麻木的脸上透露出来。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用的个别穴位是有风险的，由于无知，就那么办了。结果治好了他的胃痛，也带来了我的成就感。
张国清有一个白净文雅的闺女，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里的厨房。她看到我们时那一脸善良羞涩的笑，叫我至今记忆犹新。要放在今天，她可能成网红了。在我们离开那里之后，她嫁给了旁边山上的一户农民，天天挨打。等我们知青回乡故地重游时，才知道她已经因不堪忍受，彻底失踪了。
对了，还有，过了快半个世纪，我才想起来，当年我做赤脚医生怎么不但没有收入，连补贴都没有，是志愿者啊？呵呵。
重新回到昔日当知青的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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