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丨蒋蓉：我的“麻风”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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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丨蒋蓉：我的“麻风”恐惧症

Original 蒋蓉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麻风”恐惧症

作者：蒋蓉

我对麻风病的恐惧始于进入幼儿园前后，不过三岁左右吧，应该说是我母亲无意间犯的一个错误，她很早就把麻风病这个概念，以相当恐怖的形式灌输给了我们。童年的记忆虽然只是一些零散片段，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有些阴影是可以跟随人终身的。

那时我们家住在文化村八舍。顺着小山坡坡度修建的文化村五舍到八舍，每排房子都有架空层，所以那几排平房都是木地板。到了夏天，家家户户都会把地板拖得干干净净，乘凉的时候在门口席地而坐；夜间睡觉，孩子们连席子也不用，往地板上一倒直接入梦乡。

虽然童年的记忆很恍惚，但那个夏夜我有比较清晰的印象，我们坐在家门口地板上乘凉，听母亲讲故事。我们幼年时父母讲故事不是讲，都是拿着书诵读。冬天一家人围着火盆或我们躺在铺盖窝里，夏天坐在地板上，父母读我们听。现在还记得的有俄罗斯民间故事：“返老还童的苹果和起死回生的水”，厚厚的一本书中，这个故事是我的最爱；印象深刻的还有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和七勇士”，等等。那次为什么会说到麻风病我不知道，后来听我哥哥说，当时是母亲给我们诵读一个外国的童话故事，故事里提到了麻风病。母亲给我们解释什么是麻风病，她说解放前成都青羊宫街头有很多流浪的麻风病人，相貌可怖，脸上的五官和四肢都烂掉了，还无药可治，被抓住就立刻送去烧死。母亲诵读的童话故事在我的脑袋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可她解释的麻风病留下了——一个地久天长如影随形的惊骇，长大以后，我对麻风病的畏惧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重庆第一次武斗高潮基本平息以后，父母带着我弟弟回到西师，我也从躲避武斗的贵州回家了。之前，我们家已经从文化村搬到了下合作村（文革时改名叫四新村），下合作村几栋房子都是两层楼的砖房（文化村的房子是夹壁墙：竹片编好糊上黄泥再抹石灰和刷灰浆），厨房和住房是挨在一起的，家里还有单独的自来水管和下水道，条件比文化村好了许多。

某一天，我父亲任教的教育系两名对立派大学生，来下合作村勒令住在这里的教育系“八.三一”派教师参加政治学习。两个男学生一路高声叫骂着走到我家门口。我属于比较容易冲动的人，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一股火气直接窜上脑门，张口就骂他们是杀人的刽子手。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的大人们都吓坏了。确实，两个身强力壮的男性大学生，只需三招两式就可以把我揍成一堆稀泥。我骂他们的时候没想过后果，也没有丝毫的胆怯。而那天却怪异得很，可能他们没把我一个“毛丫头”放在眼里吧，挨了我的骂他们一声未吭，却在去对面楼勒令张老师时，把应声出来询问详情的李老师（我们的小学老师，张老师的夫人），一个惊天动地耳光扇倒在地上。被巨大的响动惊扰出来观看的邻居们，一个个噤若寒蝉。

两个大学生把我父亲和张老师带走后，母亲从外面回来了。邻居们压低嗓门七嘴八舌把刚刚发生的险情向我母亲描述了一番，母亲先是骂了我几句，而后又觉得我待在家里非常不安全，就去邮局给当时在达县省建筑公司工作的五婶拍电报，过了两天，把我送到五婶所在公司的重庆办事处，公司的货运车把我带到了达县。

在达县工作的五婶，是我的前五婶。文革发展到“清理5.16分子”的时候，我五叔无辜遭人陷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停薪停职遣送农场劳改，五婶和他们的孩子都受到严重牵连，被迫离婚了（我五叔的遭遇在新三届推送的蒋国辉回忆：“1968，我的逃难岁月”中有详细记述）。

前五婶情商高，她性格开朗为人热忱宽厚大方，一起工作的技术员也好，受她指导的工人也好，都和她相处得非常融洽，工人们对她尤其敬重。因为有这样一位婶婶，我去到那里，一下子就成了大家宠爱的对象。在那里，我是一只放飞的小鸟，不是跟着拉货的车队去附近县城玩耍，就是跟着宣传队巡回演出，帮各位演员姐姐拿东西抱衣服，不亦乐乎。可是，令我最难忘记的事情，却和快乐毫无关系，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零距离面对让我谈之色变的疑似“麻风病”。

刚去的时候，五婶要上班，我在饭堂吃饭，五叔放假从遂宁来探亲，自己炒菜的情况就多了一些。有一天我去买菜。走出宿舍楼不远就见到几个卖菜的挑子，我前去捡好菜准备称，一抬头，买菜的小伙子居然没有手指，一个都没有！他的称挂在没有手指的畸形手掌上，他的面部也似乎和常人不一样！“麻风”！童年的恐怖记忆倏地蹿到了眼前。其实我只瞟了他一眼，并没有真正看清小伙子究竟是个啥模样，不敢再看这个疑似病人第二眼，双腿已经软成了面条快要撑不住自己的身体，虚汗一个劲地往外冒。愣了几秒钟，“啪”，我把抓在手里的菜扔回了卖菜的框子，撒开绵软无力的腿兔子逃命一般跌跌撞撞飞奔而去。

其后，好长一段时间，每天睁开眼睛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传染上了那可怖的病，反复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部有没有可疑的变化，惶惶不可终日……幸好那时各种快乐接踵而至，才又渐渐冲淡了疑似“麻风病”带给我的困扰。

我从达县回家不久，重庆武斗再次风起云涌，我们一家除我哥哥外，又被迫外出逃难，我跟着父母，去哪里、怎么去，都由父母决定，我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一次，在外躲避武斗的时间比较长，前一个阶段，父母应中文系林老师（也是我们楼上的邻居）之邀，和他们一家四口一同去了林老师夫人周老师的老家，周老师是我就读的十三中高中语文老师，这又多了一层关系，两家人很熟悉。

2013年回老家探望周老师

周老师的老家在邛崃县平乐坝，现在那里已开发成为平乐古镇旅游景点。而那个年代在我眼里，陈旧的小镇破破烂烂的，没见到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古代遗物。

周老师的老家是一个比较大的院子，家里只有年迈的老母亲，我们称周婆婆；还有一个看起来比周婆婆更老，但天天煮饭洗衣照顾周婆婆的陈姑婆。

陈姑婆矮小精瘦，有着一双不成比例的大手，她的手就像干枯的树枝，手指上所有的关节无一例外地凸着，一看就是经年累月干粗活的手。我看陈姑婆已经是很老很老的老婆婆了。不知道她的具体年龄，现在想来恐怕也不过60多吧，那个年代的女性，穿的是老蓝布大襟褂子，稀稀拉拉的灰白头发在后脑勺挽一个发髻，从无条件保养的脸上，爬满了记录岁月沧桑的皱褶，和现在那些60多岁，穿蕾丝衣裙扎五彩丝巾的大妈相比，相貌上拉出了两代人的距离。可是，陈姑婆还提得动满满一大木桶水，洗得动衣服、被子和床单。炒菜的时候，我帮她烧火，每次她往锅里倒一点点油之后，必用手指在瓶口上刮一下，然后把手指放到嘴里抿干净。这样精细的节约，我是第一次见到。

在周老师家住了那么久，我对周婆婆印象不深，陈姑婆却成了我永远的记忆。陈姑婆和周婆婆究竟是什么关系，是我那个时候心里揣着的一个巨大好奇，但我不敢打听，到现在知情的人都作古了，成了无解的谜。

以前农村用来挑水的木桶

院子的正房由周婆婆自己住，厢房租给了在当地小学教书的简老师一家。小学就在周婆婆的院子后面（不知道小学的那些房子是不是属于周婆婆），我们在前院常常可以听到后面小学生上音乐课飘来的歌声。不知为什么，学校近在咫尺，歌词是文革中的那些口号，小学生们直着嗓子吼出来的歌声，听起来却悠远甚至有些梦幻：

哎……

文化革命形势好

风卷红旗哗啦啦飘

“省革筹”成立了

革命造反喜在心里

笑在眉梢

……

小镇没有武斗，很平静，所以小学好像没停课，但学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听见每次在天空中飘飞的歌都是这同一首歌。

简老师有一个女儿，比我年长一岁左右吧，她是邛崃县城的中学生。县城里虽然没有武斗，但学生和我们一样，停课闹革命了。她某一天回家，发现院子里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还有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心花怒放，没费什么劲也没有什么啰嗦的过程，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只要她从学校回家，我俩就形影不离，晚上挤在她的床上叽叽喳喳没完没了。当时新出了一种尼龙的纱窗布，她教我用纱窗布做十字绣，绣领袖像。她给了一个样板，又送了一小块湖蓝色纱窗布，我依样画葫芦，一针针一线线，居然成功地绣出了一幅穿军装的领袖头像。那副绣像带回重庆后装进玻璃相框，在家里挂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后来，绣像的含义离开了初心，成为一段友谊的象征，让我永远不能忘怀。

周老师家有一个远方亲戚，也是比我大一两岁的女孩，姓X，因为周婆婆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常年只有两个老婆婆相伴，听说她会经常过来帮老人做一些事。X姑娘是小镇上的本地居民，没去过大城市，特别喜欢我这个大城市来的年龄相近的女孩，可我就是不搭理她。我之所以不搭理她，还见到她就躲得远远的，是因为我对麻风病的恐惧。曾听传闻，麻风病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潜伏期内，病人的特征是红头花色（面色绯红），眉毛稀疏。X姑娘恰恰生着这样的面容，见过她一次以后，避之犹恐不及。

X姑娘想了很多办法讨我欢心。比如，得知我想拍一张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解放军军装照，她风风火火地在亲戚朋友中借了一圈，最后兴高采烈地拿着一件正式的男式军装和军帽（有红色的领章帽徽）来找我。衣服大了不知多少号，穿在身上像一件松垮垮的袍子，和我心目中的英姿飒爽根本不沾边，而且，那衣服是X姑娘拿来的，按理我应该拒绝。可我没能抵挡住军装照的诱惑，被她拉到照相馆去了。我拍了一张一寸的正面标准像。照片拍得比我预想的最坏结果还要差，只是，在我自己没法找到一套军装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算完成了一个心愿。

作者当年军装照

X姑娘有钱，死活要拉我去镇上转街。街上好像到处都是她的熟人，在一个小巷子里，她和老板打过招呼之后，花钱几分钱买了一个杯口大小的现炸豌豆油饼请我吃，还非要看着我吃下去。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依然不解，X姑娘花那么多心思来打动我，究竟为何？不过当时，无论她多么努力，我还是不主动更不乐意跟她一起玩。我的态度令她心里很不爽，就找了机会向周老师告状。

一天晚上，我被父母叫到跟前，两个人采用轮番轰炸战术，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我被训得泪流满面，委屈之外，最大困惑是为什么我愿意或是不愿意跟谁在一起玩，都要受他们控制？由他们规定？这里面难道还有大是大非？我不敢辩驳，只能伤心痛哭，哭完了还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亲切友好地对待X姑娘。

X姑娘终于等来了她期待的结果，她很兴奋，跑来邀我去她家玩。我的头上顶着雷，当然不可以推辞更不可以逃避，只好步履沉重地跟她去了。还隐约记得她家好像没有父母，只有更上一辈的长辈，X姑娘自己可以做主，她说今晚在我这里住吧。这个“邀请”让我头皮发麻汗毛倒竖，犹如夜半三更坐在一间废弃的破庙里，背后一具棺材中的死人突然诈尸了。每个毛孔里都是惊惧的我，却不能说“不”，若我回到周婆婆家，面对的将又是父母的无情责骂。无可奈何，躺上床以后我背对着她，尽可能地拉开距离，那个晚究竟睡着没有，我的记忆链在这里完全断裂了，也许是因为巨大的恐惧而导致了选择性遗忘吧，只模模糊糊记得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了床，逃了。

我的全部麻风病知识都是道听途说，对X姑娘的判断也属于想当然，荒谬性显而易见，无知在我这里导致的却不是无畏，而是被放大到无穷的惊恐。从X姑娘家走出来，我内心除了恐惧更有悲愤，但我也理直了气壮了，从今往后父母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指责我，逼我去接近X姑娘。

那时的我，还不能体会和理解父母久居别人家，因各种原因产生的寄人篱下感觉。估计父母这样对待我，内心已有很多难言之隐。父亲这个人家长作风尤甚，在家里基本上是人人处处服从他。而住在别人家里，很多事情却要服从别人，对他来说可能就非常憋气，还不能像在家里那样用发脾气的方式发泄。结果，那些负面的情绪就开始弥漫性地漫溢，原先和睦的氛围慢慢发生了转化，再往后，我们在周老师老家就有些待不下去了。

父母打听到当时成都设立了一些接待站，专门接待重庆逃避武斗的反到底派人员，我们就离开了平乐坝。临走，简老师的女儿送了我一把凤凰琴。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乐器，但那个年代，一个小镇小学老师的女儿，送给我这样一把琴已经是非常贵重的礼品了，可我却没有任何可以回赠给她的礼物。不过，我记住了她和她的情谊，至今。

1969年3月，我和我哥哥同时下乡了。到达苍溪县城当晚，在安排知青住宿的那个粮站内，空气中都塞满了有关麻风病的种种传闻。第二天大早，我们三个落一户的女孩在粮站大哭和耍赖，坚决不去有麻风村的新观公社，要求调换地方。领导们临时开会研究讨论如何解决我们的问题，最后，送我们下乡的十三中军宣队领导吴教导员说，她们几个还那么小，要换个地方就换个地方吧。因可亲可敬的吴教导员拍板，我们终于成功离开了对我们来说还仅仅是个概念的新观公社，换到了浙水公社。这段经历，在新三届推送的“下乡第一晚”中有详细描述。后来，听依然落户在新观公社的知青讲，去到那里的男知青们，每次逢场只要见到麻风病人，二话不说抡起扁担就砍，在如此强势的驱赶之下，麻风病人再也不敢去公社场镇赶场。

我们换到浙水公社以后，才听说公社仍然有一个麻风病例，不过他住在距我们二十几里山路，几匹山之外的古柏大队（后合并到我哥哥落户的水文大队），虽然也害怕，但毕竟相隔较远，且不是一个村一个医院那么多的病人聚集，尚可心安。

可是，我哥哥从歧坪区南阳公社转来我们公社，安排在水文大队后，那个麻风病的距离立刻就被拉近了。我去哥哥那里，麻风病人的后院是必经之路，原来的“尚可心安”一下子退到了九天之外，“心惊肉跳”降落在眼前。第一次去哥哥那里，是跟着他一起走的，路过麻风病后院时，静悄悄的，没见到一个人影。虽惊惧，因为有哥哥在一起，硬着头皮屏着呼吸也走过去了。

过了那个小院，我问哥哥有没有别的路。如果我自己独行，打死也不敢从这里路过。哥哥指给我另一条路，沿着公社赶场回来那条“大路”到山边直接爬坡，就不用经过麻风病人家的后院，不过那是个比较高也比较陡的坡，爬起来相当累。知情后，我去哥哥那里宁可气喘吁吁爬山绕道，也从未路过麻风病的后院一次。

那年，哥哥他们水文大队几个要好的朋友都调工作回城了，公社知青走了一多半，招工风平息了，剩下的知青收拾起躁动的心，无望地沉寂下来。秋收的季节，我们新民山比水文山海拔低，庄稼成熟早一些，我们收割完毕了，他们才开镰不久。我决定去哥哥那里住几天，帮他干一些洗洗补补的家务活。走了二十几里路，绕开麻风病后院爬上一架山梁，梁下就是哥哥所在的生产队。站在山梁上我放眼望去，漫山遍坡的金黄在微风里寂寞地翻滚，“咚、咚、咚”的打谷声在空旷的山野里孤独地回响。正在山梁下田里干活的哥哥看见了我，他一边大声喊我的名字一边挥手让我下去，我便顺着下山的小道飞也似的跑。

几天后我返回自己的生产队，哥哥把他自己不舍得吃的鸡蛋全都拿出来硬塞到我的小挎包里，要我带回去慢慢吃。回程路过麻风病人所在的生产队，虽然绕开了他家后院，我还是屏住呼吸加大步子，欲求尽快逃离这个让我胆战心惊的地方。从陡坡下来踏在了赶场的“大路”上，一步一步远离了麻风病的小院，我长长出了一口气，刚想放松一下心情，大路左边远处一个大院子里，突然蹿出两三条大狗，狂吠着向我冲锋。

还没完全摆脱恐惧两腿依然有些哆嗦的我，突然遭遇恶狗奔袭，本能地退了几步，“嗵”的一声掉到了坎下，半躺在一块很大的庄稼地边，上面的路比这块地高出一米多。我惊恐万状，如果那几条恶狗扑上来，真的就只有闭眼等死！殊不知我这一摔，反倒把飞奔过来的狗们吓懵了，一个个“紧急刹车”楞在了“大路”上，须臾，掉转头小跑着返回大院子去了。瘫软在地里的我战战兢兢爬起来，一摸，后背和裤腿全都黏糊糊的；一看，我哥哥给我放在挎包里的鸡蛋，已经成了一包粘稠的黄汤，一个没剩。

在农村，赶场是知青特别的期盼，场镇上可以碰到平时不见面的同学，大家在一起摆龙门阵，交换各种消息。女知青喜欢买一些时鲜的果子（梨子、李子、核桃之类当地很多），或者买一两只替代猪肉解馋的鸡。男知青们则雷打不动，在场镇唯一的饭馆里吃一顿干饭加回锅肉。

说到买鸡，忍不住插一段题外故事。有一次，我们赶场买回一只小母鸡，它羽毛雪白，冠子血红，本来是想买回来吃肉的，可它长得如此贵族，外表漂亮到华丽，全身干净到看不见一丝杂质，杀掉吃肉不仅于心不忍，还会产生一种负罪感。我们便把它养了起来。

小母鸡太争气，不仅长相极美，心灵也美到不可思议。它很快就开始下蛋，一天一个鸡蛋让我们乐不可支。一天，我们出工回来晚了，走到家门口，只见小母鸡在门口发疯似地转着圈奔跑，嘴里咯咯、咯咯叫得万分焦急。刚把门打开，它就连跑带飞扑了进去，几秒钟后，红着脸抬着头挺着胸分外傲娇，咯咯哒，咯咯哒，边走边唱，高调向我们讨要“奖励”。小母鸡用它的美貌、勤奋和忠心，换来了幸福美满的好日子，它成了我们的一个亲人。直到那次回家探亲，我把它交给了关系很好的朋友代养。可我探亲回来，小母鸡没了，代养的朋友告知，它误食了耗子药，死了。

除了小白母鸡，我们还买到过一只怪异的鸡，杀掉后开水倒下去还没怎么翻烫，它的羽毛便一抓就掉，比脱衣服还利索，简直不像是长在肉里的。我哥哥随口说了一句，这是一只“麻风鸡”，我的腿顿时就软了，但我没露声色，只是抢着做其它事情，绝不碰一下那只鸡。吃饭的时候，七个女生加上我哥哥共八人，他们好像都不在乎我哥哥关于“麻风鸡”的说法，热火朝天地“抢”鸡肉吃。只有我，装鸡肉的碗也没多看一眼，那顿饭是提心吊胆勉强吃下去的。几十年以后，我才从一个电视节目里得知，地球上除人类以外，唯一能够感染麻风杆菌的动物，是犰狳。

下乡时间稍长，知青开始不满足于只在本公社赶场，他们“拓疆扩土”把附近公社的场镇走遍。水文大队的知青们更喜欢去嘉陵江对岸，属于剑阁县的合林场。合林场比我们公社场镇大得多，东西也多得多，我哥哥他们几个朋友每次“百鸡宴”聚餐前，都去合林场“扫荡”。

我们得知有个合林场以后，也想去看看。合林场离我们生产队很远，我们走哪条路去的已经忘了。被凝固在记忆中的是，途中见到一个看起来像小村子的地方，当时大家都走得有些累了，就想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小卖铺之类，可以买点吃的。走进去，里面既没有人，也没有狗、鸡，一切活物……静得就像世界末日，我脑袋里突然就跃出了“麻风村”三个字，被吓得几近魂飞魄散的我，赶紧转身步子慌乱地离开了那个诡异地方。同行的她们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我们谁也没说，也许大家都把惊悚装在了肚子里，不想再互相惊吓一次吧。回程的时候路过那里，我扭着头没敢往里面看一眼。

公社绝大部分知青调工作回城以后，我们生产队剩下了我一个人。每天傍晚收工，我回家进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满屋子查看，门后、床下、柜子角落、红苕窖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查看什么，以及如果真的看到了什么该怎么办。

入夜，不论月黑风高还是月白风清，对我来说都只有满满一屋子的恐怖，最叫我惊悚的还是麻风病。白天出工时农民们摆龙门阵，听他们说起了麻风病：“疮咬（痒）好，眼咬害（眼病），眉毛咬就害癞（当地把麻风病叫做癞子）”。

孤零零的我在黑洞洞的大房子里，那些从麻风病附近路过的经历和遭遇的“险情”，一道一道缠绕过来，不细思已极恐。我开始严重担忧自己会被传染上了？！越想越觉得眉毛发痒，用手指捏着想试试看眉毛是不是牢牢长着的，并不敢用太大力气，却每次都能拔下来三两根来，让我心悸。麻风病成了我的紧箍咒，我被恐惧和焦虑紧紧包裹，入梦，要么是在阴森森的医院里，穿过一间一间黑黢黢的病房，里面躺满了怪异的病人；要么是在小场镇那狭窄的街道上，两边挤满了麻风病人，他们对着我怪笑，伸手拉我。我左右躲闪，拼命要逃出包围圈，可跑起来，却总是电影里的慢镜头……

每每在惊恐中惊醒，心跳如狂奔的兔子……

到了1980年代，一部很轰动的日本电影《沙器》在各地公映，我听说剧中有麻风病人，心里突然就装满了畏惧。那个时候，各种文学和影视作品蜂拥而至，冲击力相当大，正在狂热吸取精神营养的我，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影片《沙器》里有麻风病，却让我十分纠结，但后来我还是鼓足勇气去看了。只是，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坐在电影院里的我奇葩得很，只要剧情预示那个麻风病人快出场了，我立即用手蒙着双眼，只留一条细细的缝，以看不清银幕上的人物模样为准，模模糊糊看见转镜头了，才把手拿开。

事实上，我一直不知道麻风病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农村看赤脚医生手册，描写麻风病那一章节是跳过去的，只要看到这三个字就全身发软，拿书的手像是碰着了麻风病人的身体，一阵颤抖迅速从手指向全身传导，里面的病人图片自然根本不敢面对。在我的想象里和梦中，麻风病人是模糊的，没有具体形象，只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直到十几年前，过年，我去市场买菜，在楼梯处看见两个半大小孩站在那里讨要钱，他们的面部怪怪的，手呈鹰爪状，我怀疑是俩病人，绕道走开了。彼时，我仔细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内心，怕也还是有些怕，但没有了以前那种惊惧。

前年，一位在美国定居的朋友回来，我陪她去海边游览，一路步行，穿过沙滩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海边站着一个疑似麻风病的男人。我对自己当时内心的波澜不惊感到讶异，我轻轻拉了朋友一下，稍稍绕开一点走了过去，之后告知她，那个人像是个麻风病。她也一点不吃惊，只淡淡回应了一声，哦，是吗。

偶尔，麻风病还会出现在我的梦中，依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怕，但像以前那种病态的恐怖，再也没有出现过。原因很多：一是多年前看过介绍马海德医生的文章，他敢于拥抱麻风病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麻风病人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医生不怕，我也不应该害怕；二是有了网络以后，看了好些关于传教士的图文并茂的文章，传教士们来到中国所提供的帮助之一，就是建立麻风病院。有图有真相，传教士们和麻风病人在一起，没有恐惧只有关怀。在那些叙述传教士的文章里，我第一次有勇气直面了麻风病人的照片，似乎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怖。三是阅读了大量的科普文章之后，我具备了一定的相关知识，医学的进步也已经表明，麻风病不再是不治之症。

在榜样的激励和累积知识的帮助下，我算是终于走出了笼罩我大半辈子的麻风病阴影。

蒋蓉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