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蒋蓉：我记忆中的大跃进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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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蒋蓉：我记忆中的大跃进及其它

From: 蒋蓉新三届 2019-08-29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我记忆中的大跃进及其它

作者：蒋蓉

大跃进（我所知道的主要是大炼钢铁）轰轰烈烈全面铺开的时候，我在幼儿园。那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理能力，不需要继续全托，就转成了日托，每天早上自己去幼儿园，中午在园吃一顿饭，下午放学后回家。作为置身于那个年代的一个孩童，对当时空气都在燃烧的全民躁动是有感受的，但因为没有直接的参与和近距离观察，所以记忆不多，只留下了一些相关片段。

我哥哥那时刚刚进入西师附小一学期。学校对小学生是有要求的，他们不但被动员回家把家里的废旧铜铁物件拿到学校去上交，还有一道软指令，让学生们在放学回家途中或周末休息日，捡拾废弃的锈铁块锈铁钉锈铁丝等炼钢材料交给学校。捡拾废铜烂铁被冠以跑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加速奔向共产主义的美名，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小学生们一个个都因自己能够为共产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兴奋到狂热再到魔怔。

他们把从放学回家的时段到周末休息日，完成作业之后那些多余的、平时用于娱乐嬉戏的时间，全都献给了满世界的翻找。他们钻进那些无人光顾的垰垰角角，把眼睛变成敏锐的探测器，寻找被地毯式搜刮过后依然遗漏了的那些锈迹斑斑的金属小物件。还有人脑洞大开，拿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吸铁石，放到学院运动场跳高跳远的沙坑里翻搅，待吸铁石上沾满了细铁砂，就高高举起来乐呵呵地显摆，让旁边围观却没有吸铁石的孩子，眼里全是羡慕嫉妒恨。

大跃进时上交废铜旧铁各种器具

我在哥哥的回忆里看到这样的记载，那时我们家有一个铜制的水烘笼（灌入一些开水，冬天睡觉放在铺盖窝里暖脚，功效和后来的热水袋一样），是我奶奶从老家带来的。奶奶大跃进之前一年被“请”回了乡下，水烘笼没带走，在我们家就成了一件多余的物品，孤零零地放在了无人理会的角落。学校刚刚发出交废铜烂铁的号召，我哥哥就回家向父母索要这个铜制水烘笼，拿到学校献给“大炼钢铁”。开始父母并不同意。对父亲来说，这是奶奶和老家留下来的一点念想。后来父母同意哥哥把水烘笼拿去学校上交了，主要还不是因为哥哥的软磨硬缠，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大氛围的压力。

其实，铜制品交上去原本也是没用的，但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还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当时的孩子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在建设社会主义和把自己锤炼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问题上，谁也不愿意落后，老师在教室里说的话就是党的号召，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要为大炼钢铁贡献新中国儿童的一份力量。水烘笼交出去之后，哥哥有些后悔，暗想：这么好的东西，就这样丢进炼钢炉了吗?

我们家这个铜制水烘笼最后并没有被投进炼钢炉，学校上交废铜烂铁的热潮平息以后，我哥哥悄悄去到堆放废品的那间屋子，趴在窗户上看见它还静静地呆在那里。小学生内心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依依不舍的浓厚情感，和把它拿回家的强烈愿望。可是，愿望再强烈也不能够变成行动，虽然仅仅读了半年书，常用汉字还没完全掌握，但他知道水烘笼上交后就再也不属于我们家，它已经属于国家，如果拿回自己家，就是偷盗国家财产的行为。

这个道理他非常清楚。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接班人，当然不可能把自己变成盗窃国家财产的小偷，所以，即便有千般不舍，也只能悄悄地看上一眼，同时在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默默地惋惜一下。

那时候，大人们都轮流被派去工厂参加大炼钢铁，我母亲去了重庆市綦江县一座炼铁厂，家里只有父亲、哥哥和我。

我弟弟刚一岁。之前家里请了一个保姆，是一位非常可亲的婆婆。婆婆姓陈，我们对她的情感、信赖和依靠，跟我们自己的奶奶是一样的。陈婆婆的儿子那时好像在读中学，周末也常常来家里和我们一块玩，我们叫他丁叔叔。丁叔叔是一个快乐的少年，脸上永远挂着灿烂的笑容，从来没见他皱过眉头发过脾气，他的模样，到现在还清晰地存储在我的“信息库”里，随时可以调出来“看看”。

后来陈婆婆走了，为什么走我不清楚。看我哥哥的回忆才知道，陈婆婆是国军军官遗留下来的小老婆（那位军官好像也去了台湾）。或许她也像我奶奶一样，被“勒令”离开了我们家。陈婆婆走后再没见到过她，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和靠什么生活。丁叔叔中学毕业后，倒是在西师的果园里工作，但他和我们家再没有什么往来。大跃进开始了，父母非常忙绿，无法照管弟弟，只能把他送进幼儿园全托。

一天中午我吃过午饭，跑去婴儿室看他。印象中，推开门看见屋子里只有他一个孩子被放在床上。婴儿的床四周有比一个孩子站着还高的围栏，是为了防止孩子摔在地上，但那样的围栏看起来，就有些像把孩子关在牢房里。也不知当时屋里怎么没有照管婴儿的阿姨，弟弟见到我就咧开嘴哇哇大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和他一起哭。后来是弟弟哭得太累睡着了，还是阿姨回来了，不记得。但我记得自己是悄悄逃走的，生怕他再看见我继续大哭不止。

有一次我病了，发高烧，可能是患了流感。母亲不在家，白天父亲也没空，哥哥带我到学院卫生科看病，回家后，我吃药喝剩下的开水他端起来喝了，随即也发起高烧来。那天晚上父亲在家，吃药的时候，药片太大，我喝了好几口水咽了几次都咽不下去，就把药片嚼了。巨大的苦味不仅久久地停留在舌头上，还钻到胃里去搅和，碎药片吞下去不到两分钟，一阵恶心翻腾“哇”地喷了一床，父亲气得把我一顿臭骂，又逼着我吃了一次药。

那夜，父亲守着我们，给我们盖铺盖、量体温、喝开水……我们睡着了，他就阅读小说《青春之歌》。到我们识字能看书了，才在那本书的扉页上看到父亲写下的文字，记载了他读这本小说时的情景；才知道父亲坐在我们床边通宵达旦。

不久，父亲也去綦江炼钢铁了，就把我们托付给母亲中文系的一个同事照管了一段时间。母亲这位同事我们叫邱叔叔，是一个很喜欢孩子的年轻老师，经常没大没小地和我们“疯”，还不在乎我给他取外号，毫无礼貌地叫他邱狗熊。但是，那以后邱叔叔也永远消失了，不知他是调工作走了还是别的什么……

作为一个幼儿园的孩童，我记忆深刻的事情还有三件。

第一件是我的学生生涯中唯一一次逃学。某一天，和我要好的一个女孩约我去缙云山玩。我知道缙云山，但并不知晓缙云山的方位和距离，她很肯定地说她找得到路，我就同意了。两个小姑娘趁老师不注意，悄悄溜出幼儿园大门，沿着围墙侧面的路一路前行。路很烂，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只记得那一路全是稀泥，我们穿的布鞋，不能不脱掉鞋袜提在手上，光着脚丫“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在稀泥里艰难跋涉。奇怪的是，当时心里并没有丝毫的害怕，也没后悔，只是走了好久还是没走出学院的范围，感觉有些迷惑。

一路上，不少大学生挑着担子来来往往，当时大跃进正如火如荼呈现万马奔腾的局面，估计也和大炼钢铁有关吧。一个挑着担子的女大学生迎面走来，见到我们俩很关切地问了一句，你们两个娃娃去哪里？答，我们去缙云山。女大学生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哪个喊你们去的？咹？赶紧回去！那么远，你们走到明天也去不了。走走走，赶紧回去。胆子大！

重庆北碚缙云山远景。蒋渝摄

我们没犟嘴，马上掉转头跟着她往回走，也许是因为踩着烂泥走了那么久也没走出西师校园，又听她说明天也走不到，彻底胆怯了。路过幼儿园的围墙时，还没放学，但我俩都不敢再回去，商量一下，干脆各自回家算了。

我家前面是一个操场，操场旁边有一个堰塘，青蛙繁殖的时候，孩子们都喜欢在那里用杯子舀蝌蚪。我没敢直接回家，害怕万一撞见父亲。他要是见到我双脚沾满烂泥肯定雷霆震怒：去哪里了？！还敢逃学？！接下来会发生的处罚让我胆寒肝颤，必须设法逃避。我先去堰塘边洗脚，却恰好被我哥哥看见了，他威胁，好哇！你逃学，我要告你。我洗完脚穿上鞋袜，诚惶诚恐地回到家里，结果，平安无事。

第二件是间接参与大炼钢铁。我那时放学回家，就直接去员工食堂和父母、哥哥会合，吃完晚饭再一起回家。很长一段时间，天天路过堰塘的时候，都看见大学生们在那里热火朝天地劳动，他们把一种比较酥松的石头（那时叫的“白泡石或泡砂石”）砸成粉末状，据说是炼钢铁用的辅助材料。幼儿园放学比父母下班早得多，我就每天滞留在堰塘边，和大学生们一起砸白泡石，一直砸到员工食堂开门才离开。到后来大学生们见到我都很亲切，但他们和我说些什么，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第三件和“放”各种“卫星”有关，我的所闻所见是养千斤大肥猪。

当时的宣传画

那时我们家住在文化村。文化村五舍到八舍是顺着小山坡的坡度修建的，房子一排比一排高。文化村侧旁的小山坡上，长着很多高大的槐树，槐花盛开的季节，邻家姓罗的大姐姐常常领着我们，拿根长竹竿把一串串小铃铛一样的槐花绞下来，分给各家的孩子拿回家烙饼。罗姐姐、槐花和烙饼，如今都远成了涂抹着淡淡乡愁的美丽画卷。

山坡的另一侧当时没有什么建筑，我记得有过一个养猪场，不过对养猪场的记忆很散淡，养猪场是不是属于西师，有多大的规模，啥时候建的，都不知道。只记得幼儿园的老师曾经带着我们去那里参观千斤大肥猪，我们也确实看见了一头很肥的猪卧在地上，有没有千斤不清楚，但它好像肥得没法站起来。后来，养猪场没有了，那个位置建了西师附小的分部，我哥哥还在那里上过一段时间学。

我进小学的时候，大饥荒已经在广大农村地区蔓延，城里人尤其是小孩子还没有感觉。开学那天，父亲送我去学校，我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和一条粉红色的背带裙，算是那个时代儿童比较时尚的衣着，在崭新衣裙的映衬下，我从头到脚都喜气洋洋的，一个幼儿园的孩童变成了一名小学生，内心的那份骄傲，外溢成了一脸绚烂的欢笑。

进了小学，老师是新的老师，同学是旧的同学，低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差不多都是从幼儿园直升上来的“老同学”。刚入校那会儿，我们的音乐课老师教唱的第一首歌是：

一年级、一年级，

快乐的一年级，

我们读书游戏，

大家笑嘻嘻。

快乐的一年级，

快乐的一年级。

班主任老师上课时，给我们勾画共产主义的远景蓝图：“柏油马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个时候，在我这个小学生眼里，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美景，老师描绘的共产主义更是令人神往——现实直奔未来的理想，理想就是将来的现实。我心中就这样被种下了一段绚丽璀璨的日子。

但是，一个学期还没过去，在同一间课室由同一个老师，给我们讲起了“自然灾害”，国家困难，以及最实际的每人每年只发一尺八寸布票，等等。迷迷瞪瞪的我，还以为老师讲的是解放前旧社会的苦难，听得云里雾里的。一直以为听的是已经远去了的他人故事，殊不知，幸福时光真的倏忽即逝，一尺八寸布票切切实实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我来说，效果立杆见影——当年便没有了新衣服，一尺八寸布票，只够一个成年人做一条内裤。

到了第二年，不知母亲想的什么办法弄到布料，还是给我做了两件新衣服。一件是深蓝底乱花麻布料的，另一件是老气横秋的紫红纯色棉布料的，因为布料有限，只能选择省料的中式对襟款。我跟在母亲身后，噘着嘴走进裁缝铺又噘着嘴走出来，这么难看老土的新衣服我情愿不要，但又不敢说，只好装了满满一肚子的委屈。

我母亲给我做的中式对襟衣服

为了解决粮食不够吃和吃菜困难的问题，在国家的倡导下，学院的教职员工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房前屋后的空地挖出来种上了菜。那时，食堂基本没有新鲜蔬菜供应，除了夹杂大量稗子的粗糙米饭，就只有泡菜坛子里抓出来的老生姜，和平时被掐下来扔掉的老藤藤菜梗腌制的咸菜。既然国家号召开荒种地自救，人们便积极行动起来了。自己种菜不但可以解决没有蔬菜造成的多种维生素缺乏问题，而且，在国家只供应极其有限的粮食，又没有任何其它副食品补充的情况下，蔬菜还可以充饥，一举两得。

学院教职员工的住宅，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是平房，房前屋后的空地是有的，但都是生地或石谷子地，基本不适合种植农作物，需要大量的肥料。国家当然不解决肥料问题，还好那时家家户户都有痰盂或便桶用于夜间方便，之前每天早上还要拿去公厕倒掉，开荒种菜恰好派上用场了。自家的“农家肥”源源不断地浇灌生荒地，慢慢的，地里就长出了不错的菜蔬。

我们家房前的地种了各种菜蔬，屋后的地种的南瓜。蔬菜有高产的牛皮菜、冬苋菜（又名葵菜），以及辣椒、豇豆和茄子。我自己在菜地边单独挖了一个坑，种了一棵冬苋菜，特别精心地浇灌，结果，那棵冬苋菜长成了精，只比我矮一个头。

冬苋菜在四川、重庆普遍栽培，上市时间长，煮食柔滑、清香，汤味鲜美，品质好，是人们喜食的绿叶菜之一

各种蔬菜都长得不错，高产的牛皮菜长势最佳，可供我们一家四口每天晚上吃一顿夜宵——白水煮牛皮菜，有时，在西师数学系读书的五叔也会来吃一次。唯有种在屋后的南瓜藤儿长叶儿肥，就是不结瓜，那一条条藤上挂满了金色的小喇叭，近前一看都是些雄花，偶尔出现一两朵让人振奋雌花，却未及绽开就凋落了，我们连乒乓球大小的瓜崽子也没见到过。

现在想来，很可能是因为北向的屋后阳光稀少，南瓜不能正常生长。父亲的农耕经验原本极其有限，他没有考虑到朝向问题，只认定是因肥料不够造成的，他说，种南瓜挖坑时要上足底肥。这个说法本来也有道理，可是到哪里去找底肥呢？父亲的办法是让我们去捡马粪。

1950年代，西南师院的短途运输工具是马车。那个年代汽车还是相当稀罕的物件，学院除了兼任院长的院党委书记有一辆老式的轿车外，没有别的汽车。在校内或去街上拉货物都是用马车。西师的高层领导人物，大部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南下后就地转业到地方担任了领导职务。他们在军队上的坐骑跟随他们一起转业到地方，交给后勤处搞运输也算派上了用场。

西师的养马房在大校门外，后来那里修建了许多住宅楼房，住在楼房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后来到西师工作的年轻教职员，谁也不知道那里还曾有过一个养马房。“老西师”的员工特别是家属孩子，却都记得大白马、枣红马、大青骡子，它们和我们一样，是西师的第一代“居民”。

校内的马路上，因马车过往经常有马的粪便留下，马是食草动物，粪便没有特别大的异味。那时，好像也没有专门的清洁工天天清扫马路，所以马粪常常摆在马路上，被车轮反复碾压，过往的行人不小心你踩一脚我踩一脚，马粪便紧紧地粘在路面上，且无人清理。

父亲让我们去捡马粪，并没顾及我们的心态——当着那么多过往行人去捡马粪，是一件相当扫面子的事。父亲只命令我们捡马粪，又没有提供任何和拾粪相关的工具（拾大粪，即便在农村也是有专门工具的，可以避免弄脏手和传染疾病），我们只能提个旧篮子用手抓。

内心有一万个不愿意，却也不敢违背父亲的意志，只好挖空心思找对策，想一个既不丢面子又能完成任务的万全之策。脑子灵活的哥哥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他中午休息的时候跑出去侦察，看好哪儿有马粪，等到天黑了再去捡回来。可几次以后父亲不同意了，非要让我们白天去捡。

想必，此时父亲的意图已经不仅仅是要给南瓜找肥料，更为重要的意思，是想借此培养我们具有当时倡导的所谓“劳动人民思想”——不怕苦、不怕脏；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等等。抑或，也包括对他的绝对服从。要不，白天捡或是晚上捡，结果完全是一样的，他何苦硬逼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手去抓马粪。

在父亲的坚持下，我们兄妹只好白天去捡。哥哥的策略还是先侦查锁定目标，然后在近旁徘徊，一直等到下课的学生都进了食堂，瞅准空子冲过去，三下两下将马粪搂进提篮，匆匆离开。

我没什么策略，只能把头埋得低低的，硬上。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也在通往学生食堂那条路上捡马粪。马粪被过往的车轮、马蹄、行人反复踏压，干巴巴地粘在地上。我蹲在地上用手指抠，再把抠起来的干粪双手捧到旧篮子里，这样，速度就相当慢。正是学生进出饭堂的时候，我知道避不开过往的行人，就把头埋得很低，低到过往的行人基本上看不见我的脸。偏偏那些大学生们特别多嘴，路过我身旁还不放弃议论：“看这个娃娃，咋个用手来抓粪啊？！啧啧”。最让我难以承受的是他们发出的“啧啧”声，我的脸刹那间就火辣辣的了，从额头往下一直烧到脖子根。我不抬头，只是把速度放成了电影里的慢镜头，一点一点抠，反正都在大庭广众面前亮相了，那就只有死猪不怕开水烫，任由路过的大学生指指点点。我就这样慢慢抠慢慢磨，一直等到脸上红色的潮水退干净，行人也减少了，才赶紧两把抓完地上的马粪，提起篮子飞也似地逃走。

回想起来，或许正是因为有了捡马粪的经历，我才慢慢地不把这些低贱的事看得很丢人。国家经济复苏后，不再种菜，也不需要捡马粪了，我却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像那些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一样，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提个篮子到学校澡堂外的废煤渣堆里捡“二碳”——没有彻底燃烧尽的煤渣。每次我提着一篮子“二碳”回家，母亲都特别高兴，我们家不缺燃煤，但“二碳”比煤球好，烧起来没有呛人的味道。再后来下乡当农民，我能够比较快地适应用背篼背、用手抓和撒牛粪，想必也得益于儿童时代捡马粪的经历吧。

2019/6/26

蒋蓉阅览室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部分图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