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丨郭爱平：革命时期刻骨铭心的饥饿感觉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郭爱平，祖籍四川，生于武汉，1969年元月下放湖北天门，之后当过工人，图书馆员，科技情报资料馆员。1993年曾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CHUH公共图书馆当访问学者。2000年再次来美，现居美国北卡。
原题
饥饿的感觉
1
从我开始有记忆起，并不知道什么是饥饿，更无从谈到饥饿的感觉了。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年代，是百废俱兴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代，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全国老百姓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万众一心建设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要把伟大祖国建设好建设好！”
那时候的食品相对来说还蛮丰富，在我记忆中，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地，妈妈工作太忙，只好从汉阳郊区请来一个中年妇女照料我们的饮食起居，我们喊她“杨伯伯”。从小家里都是杨伯伯做饭，餐桌上也经常有肉有鱼有鸡蛋。有时候周末全家人会去一家名叫“邦可”的西餐厅吃饭，因为餐厅在汉口的租界区内，所以在武汉是小有名气的。
记得“邦可”一楼卖各种蛋糕甜点和花花绿绿的糖果，要走过弯弯曲曲的楼梯上到二楼才是餐厅。餐桌是质地很好的木头做的，椅子也非常考究，餐桌上铺着雪白的餐巾，摆放着闪亮的刀叉。菜单上的菜也显得来路不凡，比如“咖喱牛肉”，比如“罗宋汤”，菜名听起来都很神秘，仿佛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往往饭后还有球形冰淇淋，冰淇淋放在高脚玻璃杯里，用小勺子慢慢刮着一点点地吃，显得很洋气。
也许父母亲都有一点小布尔乔亚，尤其是父亲，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中国分公司就职，跟他的洋人同事们共事，习惯了喝咖啡吃西餐用刀叉，父亲大概希望我们也能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举止优雅，这样将来我们就会显得有教养一些吧？
1958年全国开始搞大跃进，就更没有饥饿了。街道办起了大食堂，食堂就在我们楼下的大车库里，整条街道的人都到这里吃饭。做饭的师傅们从早到晚忙做饭，吃饭没有定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都是免费的！街坊邻居们端着饭碗喜气洋洋，仿佛一夜之间我们真的进入了共产主义。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久，大食堂终于办不下去了，前来吃饭的人群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家里的厨房餐桌还是靠得住些。但是渐渐地家里的厨房也靠不住了，能端上餐桌的食物越来越少，因为一切食品都开始凭票证供应了。
饥饿的感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年我不到7岁。
2
汉口有名的“兰陵菜场”里空空如也，杨伯伯每天发愁该怎么做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偶尔兰陵菜场里会运来一些发黄的老包菜叶子，马上就会被人群一抢而空。粗高粱粉，荞麦粉，大麦粉混在一起捏成团子，加上老包菜叶子煮一煮，混合面团子硬得像石头，咬都咬不动，而且清汤寡水无油少盐。杨伯伯说过去在乡下这都是用来喂猪的，现在用来喂人，而且还要凭票才能买回来。
武汉街头出现了当时被称为“抢饭”的青壮年，或许是“抢犯”，我始终没弄清到底是“饭”呢还是“犯”？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抢”，人们终于饿得开始抢了，一群饿得走投无路眼里喷射着饥饿之光的年轻人从孩子和老人手里抢吃的！
我就被抢过一次。那时我应该是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清早起来去学校上课，杨伯伯塞到我手里一块粗糙的小饼，那是我的早餐，她叮嘱我说放在书包里到了学校再吃。从我家住的珞珈山街到黎黄陂路小学走路不到5分钟，走在路上我实在忍不住饿，想把饼子拿出来吃一小口。我刚把饼拿出来还没来得及咬，一只又脏又黑的大手从我背后飞快地把饼夺走了。
我受到极大的惊吓，愣愣地看着那个年轻人边跑边吃一边还回头看我。现在回想起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会伸手去抢一个7岁小女孩手中的饼，可以想像他已经饿到了什么程度！
吃肉简直成了奢望，一个人每月半斤肉4两菜籽油，炒菜的时候倒油的手都是发抖的，生怕一不小心倒多了。菜基本上都是水煮盐拌而且分量极少，餐桌上那一点点吃的被一扫而光后，我们心有不甘地盯着各自的空碗看，杨伯伯总是无奈地说：“看么事看，随么事都冒得了。”
3
说来很惭愧，我童年时代的所有梦想全部都是关于吃的，特别是吃肉。
我梦想着吃肉包子，我希望包子馅都是肉不要加任何菜，希望包子皮特别薄，只需咬上一口就能咬到肉，不要咬了好几口才能见到一点点肉馅，而且肉馅里还掺了大量的烂菜叶。我还梦想每天都可以吃肉丸子还有带肥膘的红烧肉，希望一大碗红烧肉或者肉丸子全部都归我一个人吃，而不是由妈妈或者杨伯伯夹一小块放到我的饭碗里。
那时我的想象力真的非常贫乏，梦想里世界上就只有这几样东西最好吃。上学放学回家的路上，或者去父亲单位吃饭的路上（那时候杨伯伯已经回自己家了，我每天中午从黎黄陂路小学走路去江汉路父亲上班的单位食堂吃饭），我翻来覆去地想着这几样吃食，狂咽着口水安慰我那饥饿的肠胃。
在童年时代只有过年是我实现部分梦想的时候，于是我天天盼望过年，盼望着过年的年夜饭。餐桌上有红烧肉，红烧狮子头，梦想里三样最好吃的东西有两样！吃年饭的时候，妈妈也不会紧紧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筷子可以伸向任何我们想吃的菜，畅所欲吃的感觉真好呀，夫复何求！
这样饱餐一顿的结果就是我们都撑得不能动，年夜饭之后从大年三十到初一，我们不停地打馊嗝，吃进胃里的所有食物都在造反，平日里一点荤腥都见不到，我们的胃确实经不起这样的惊喜。尽管如此，我还是条件反射般地想着碗橱里还有年夜饭没吃完的红烧肉和狮子头，想着要是天天过年该有几好！
过年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包零食，比如酥糖京果还有花生，这些都是过年特供，一年才有一次。酥糖一人两包，京果一人几块，都是妈妈平均分配好发到我们手上。分花生的时候，哥哥郭小宁两眼紧盯着妈妈分花生的手，心里默数着一小堆花生的数目，分完之后妈妈发话说，每人拿一堆吧，郭小宁就飞快地拿走看上去比较多的那一堆。
那时候我们不晓得“孔融让梨”的故事，不会念“融四岁能让梨”，我们就是晓得孔融和《三字经》，也不会有孔融的大度，我们实在是太饿了！孔融出生世家，从小养尊处优，他从来就没有挨过饿，哪里会晓得饥饿的感觉？一个梨就能让孔融流芳百世，试想他如果不幸出生在我们那个饥饿的年代，且莫说一个梨，就是一粒花生他也是不会让的。
4
小时候我特别盼望生病，顶好是要住院的那种大病。哥哥姐姐都住过院，一次是哥哥郭小宁读小学四年级（1961年）在青少年宫鲩子湖游泳，喝了湖里的脏水得了副伤寒住进儿童医院，一次是姐姐郭志坚阑尾炎化脓开刀。他们住院的时候，我和妈妈去医院看望他们，妈妈给他们带去了饼干和糖果，我眼馋地看着他们的住院特供，心里各种羡慕嫉妒。可是我小时候是金刚不倒之身从来就不生病，更没住过医院，住院于我也是一种奢侈的梦想，因为生病+住院=饼干+糖果。
姐姐郭志坚的身体总是不太好，有一次不知怎么查出来肺部有一小块阴影，医生怀疑是得过肺结核后留下的钙化点。那时候肺结核是很严重的病，虽然已经钙化了，但医生还是开了证明，可以凭证明订牛奶。
现在说起来很奇怪，订牛奶要医生开证明，但是那个时候只有凭医生证明才能买到一点营养品，比如牛奶黄豆等等，总之姐姐得到每天一瓶牛奶的特供。偏偏姐姐闻不得牛奶的味道，说牛奶太腥，所以每次喝牛奶她都要捏着鼻子一口气灌下去，我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她喝，不时地咽一下口水。
姐姐看我这么眼馋，往往趁着杨伯伯不在就招呼我说：平平赶快过来帮我喝牛奶！于是我急切地过去，姐姐边把牛奶往我嘴里倒边说“快点快点，莫给杨伯伯看到了！”我气急败坏地大口吞牛奶，有时实在来不及喝下去，牛奶就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流。姐姐直到现在还将这件事情作为笑谈，说当年灌平平喝牛奶，灌得她白眼直翻！
妈妈那年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体重只有80斤，腿脚却粗得发亮，一按下去就有一个深坑。凭着那个深坑，妈妈也得到了医生证明，每个月可以买一斤或者半斤黄豆。现在想起来，妈妈当年一定是省下了自己的口粮给了我们三个饥肠辘辘的饿孩子，她自己从来就没有吃饱过！那凭医生一纸证明买的黄豆最后肯定也是进到了我们的胃里，因为我们永远喂不饱，永远都是处于饥饿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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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和少年的回忆都与吃和饥饿有关，所以关于吃的记忆总是栩栩如生。记得有一年过年，家里烧了红烧狮子头，我自告奋勇一定要把这碗菜端到楼上的大房间里。我像捧宝盆一样小心翼翼地捧着那碗红烧狮子头，从一楼上到二楼然后上到三楼，眼看就要到那张放在房间正中央的餐桌了，却没有留意进门有道小坎，脚下一绊手上一松，一碗红烧狮子头摔在门口的地板上，碗摔成了两半，狮子头在走道上滚了一地。
大过年不能骂孩子，杨伯伯和妈妈急忙去捡地上乱滚的狮子头，杨伯伯把捡起来的狮子头用水洗洗重新再烧一次又端上桌子，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只是我们吃年饭晚了半个小时。那个被我摔破的大土碗后来也被补锅修碗的师傅用钉子补好，继续用了很多年，那年头什么东西都不能扔，扔掉就没有了，因为买不到！
武汉人喜欢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意思就是不管什么人都能找到各自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饥饿的年代使得那些饥饿的人自谋生路。妈妈当时所在的单位就在武汉的郊外搞到一小块地，种了一些胡萝卜居然还有收获。记得那天妈妈下班带回来一大袋胡萝卜，我们都喜出望外，那可是吃的呀！
胡萝卜太多，当然一次不可能吃完。我们把胡萝卜蒸熟了以后，再用细绳子串起来吊着晒干，胡萝卜干可以放很久。每次要吃的时候就用水泡软，然后再跟米一起下锅煮饭，胡萝卜饭其实还蛮好吃的。现在想来，当年红军南泥湾大生产的小米饭煮南瓜也不过如此吧？
父亲刚刚从民航调到武汉汽车配件公司上班的时候，正是大饥荒的年代，父亲去报到的第一天分到了一个大南瓜。当父亲把大南瓜抱回家的时候，全家人都欣喜若狂，妈妈连连说：这个单位真是不错真是不错呀，上班第一天就分大南瓜！
我小时候最喜欢等父亲下班，父亲还没进门我就先去翻他的皮包，因为皮包里总有惊喜。有时是几个馒头有时是几个糖包子，馒头是白面的，糖包子里的糖是稀稀的。那时的粮食都有定量，父亲一定是省下自己的饭票买了馒头包子留给我们几个孩子，看到我们喜出望外的笑脸他一定很心满意足！
6
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大饥荒的那三年真是我一生中最最难熬的日子。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精神高度亢奋，每个人都像是被注射了激素一般。吃的东西和各种日用品还是要凭票供应，但是比三年大饥荒的年代要强一丁点。再说大家都忙着搞革命，天天读毛选背语录跳忠字舞，所谓的精神食粮填满了身心，相对来说物质上的匮乏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我还是每天急迫地惦记着吃，反正学校停课了，因为家庭出生不过硬成份有问题，不能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学校里搞革命也没有我的份。父母亲每天都在各自的单位搞运动，没有时间顾家，妈妈居然把家里的财政大权和掌握各种票证的权力统统交到了我的手上！
那一段时间我和邻居的小伙伴们真是在吃上下足了功夫。我们分工合作，有人放哨盯梢，看兰陵菜场运来了什么菜；有人通风报信，说赶快赶快，菜场马上就要进货了；还有人专门管排队，一个烂筲箕一块破砖头都算一个人头。等菜刚刚运到，冷冷清清的菜场突然间就平地冒出了无数的人，黑压压的人头涌动着。
我们人小动作快，像鳝鱼一样在人流中到处乱窜，往往可以占据到最有利的地形。说得好听点是买菜，说得不好听那就是抢菜，哪个的动作更快手脚更麻利，哪个就能抢到菜。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钱强行塞进营业员手中，然后理直气壮地说你连钱都收了，赶快把我的菜给我！我性格泼辣动作溜刷快言快语，应该都是在那个抢菜的年代千锤百炼出来的。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绝活就是炒菜的时候只用2两肉可以炒出三道菜！细细的肉末几乎看不见，可是每道菜里都撒味精一样撒上星星点点，然后就宣布，“今天的晚饭我们吃肉末芹菜，肉末豆腐，肉末大白菜”，邻居毛妹总是说，“猪在菜里面放了一个屁！”我觉得真是非常形象。
7
我16岁那年，毛主席巨手一挥，几百万知识青年预备起齐步走都下农村去了。我心想农村就是种粮种菜的地方，缺哪样也不会缺吃的吧？尤其是我们下放到湖北最富饶的天门县，那里号称是鱼米之乡的好地方！哪里晓得现实情况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贫下中农根本不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因为我们几个人活生生地抢了他们的口粮还要抢他们的工分，年终还要抢他们一点点可怜的分红。村里的普通群众对我们还比较友善，最不喜欢我们的就是小队长，一个黑瘦黑瘦的老头。现在想起来我非常理解他的难处：一个小队的当家人，40多户人家100多张嘴，大人小孩全年的粮食都要指望他的精打细算合理分配，我们4个人突然冒出来也强烈要求分一杯羹，这简直就是拦路打劫呀！
我们当时哪里会晓得这其中的曲折，只觉得这个队长对我们实在太冷淡了，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的，你就是不喊口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也不至于天天摆出一张冷面孔给我们看吧？
最难堪就是那一次青黄不接的日子，我们断粮已经好几天，左邻右舍能借的都借给我们了，到后来每户人家只要看见我们知识青年就赶快把门关起来，好像我们也成了“抢饭”或者“抢犯”。
我们饿得头昏眼花万般无奈，最后只能去找队长。我们要求队长预支一点稻谷，明年可以从我们的口粮里扣。我们话都没有说完，队长就垮着脸冷冷地说绝对不行，仓库里只剩下了种子，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能动。我们说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连一颗米都没得了，队长还是黑着脸说：“鬼要你们到这里来的！”我们赶紧回答：“是毛主席要我们来的！”队长阴沉沉地说：“那你们克找毛主席讨米撒！”这句话把我们梗得目瞪口呆，都不晓得接下去还能再说什么。
那年汉北水利工程开工，天门河要改道，队里像送瘟神一样把我们4个知识青年送到了汉北河水利工地。汉北水利工程是当年很大的一个工程，牵动了湖北省的好几个县：天门沔阳汉川潜江洪湖，工程量极大，上面也非常重视。我们知识青年得到的最大实惠就是：吃白米饭自己报定量，可以岔着吃。现在说起来都难以置信，我那时早餐定的饭是6两，午餐和晚餐是8两，一天三顿饭能吃下去两斤多米！
在汉北河挑堤还有更激动人心的事情，那就是每月一次的吃肉！猪现杀肉现蒸，每人半斤。 湖北天门的蒸菜是有名的，粉蒸肉蒸得也实在。肉切成厚厚一片，连皮带着肥膘，用筷子夹起来那片肉会微微地颤动。
吃肉的那天仿佛是过节，每个人都眼巴巴地盼着。堤上竖着一面大红旗，每天上工的时候插在最高处，收工的时候就把红旗拔下来。堤防越筑越高，红旗也插得越来越高，在风中猎猎舞动呼呼作响。大家都盯着那面红旗看，越到傍晚的收工时刻，人们盼望的心情就愈发急迫。
终于有个民工愤愤地说了一句：“个鬼狗日的，红旗是么还不倒啊？”，其他的民工也都随声附和：“是撒，鬼狗日的红旗紧竖倒那里，连筛都不筛一哈！”。可能负责管红旗的人也吃肉心切，那天通常会早一点把红旗拔下来。红旗倒下来的那一瞬间，众人齐声欢呼：“红旗倒了红旗终于倒了！”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浩浩荡荡的人流走向工棚准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现在细究起来，“个鬼狗日的红旗是么还不倒”是一句极其反动的话，在那个年代说这句话是会被砍脑壳的。当时居然没有人注意到这是一句反动话，红旗倒下来的时候大家还齐声欢呼“红旗倒了红旗终于倒了”，由此可见饥饿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强大到人们可以饥不择言，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之弦在那一刻砰然断裂。
8
年轻的时候，我读过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的一部中篇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了一个美国西部的淘金者返回的途中在越过一条小河时扭伤了脚腕，被同伴抛弃。他独自在荒原上寻找出路，更可怕的是难以忍受的饥饿。为了减轻重量他扔掉了所有淘到的金沙。就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只生病的狼。他发现这只病狼跟在他的身后，舔着他的血迹尾随着他。就这样，两个濒临死亡的生灵拖着垂死的身躯，在荒原上互相猎取对方。最终在人与狼的战斗中人获得了胜利，他咬死了狼，喝了狼的血。最后他被一条船上的科研人员发现并获救。
获救的淘金者最后有了一个怪癖，他在船上向他遇到的每一个水手讨要面包然后藏起来。小说结尾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是这样写的：“这些研究科学的人很谨慎。他们随他去，但是他们常常暗暗检查他的床铺。那上面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然而他的神智非常清醒。他是在防备可能发生的另一次饥荒——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饥饿的感觉就是这样刻骨铭心不弃不离如影随形！在当年那饥饿的岁月里，偶尔也会吃到一顿饱饭，有的时候明明已经吃得非常饱了，饱得胃里已经塞不进任何食物了，可还是觉得饿，眼睛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搜寻目力所能及的食物，心里还在寻思下一顿吃什么，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感觉饿得心里发慌。
饥饿的感觉甚至已经渗透进血液里融化在骨髓中伴随着我的一生，这种感觉会在不经意间突然来袭！记得有一年回武汉过春节，全家人刚刚吃过了午饭，我在房间里捧着平板电脑看电视剧，一个画面在我眼中定格：剧中人物在街头吃烧烤！我匆匆起身披上外套就往门外走，老大郭志坚奇怪地问我：“你到哪里去？”我头也不回地说：“我到楼下的新疆阿迪力去吃烤羊肉串！”
几个月前跟远在武汉的妈妈打电话越洋聊天，她老人家盛赞一部正被热捧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她极力向我推荐这部电视剧。于是有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上网搜索到这部剧开始看了起来。哪晓得电视剧的第一集开头就是侯亮平审问赵德汉，审问的过程一点也不精彩，拖沓又无趣，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是赵德汉的那碗炸酱面深深打动了我，我看他就着大蒜瓣呼噜呼噜吃面条，他每吃一口我也跟着咽一下口水，我紧盯着那碗面条觉得饥饿感一阵阵袭来。于是一跃而起跳下床，剥蒜瓣切小葱煮面条一气呵成，最后放上酱油辣椒油香醋淋上小麻油狠狠地吃了一大碗，那时已经半夜12点了，我心满意足上床睡觉，不再惦记那部电视剧。
我一向自诩也被人称为“吃货”，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连吃的粮食都没有了，天确实就会塌下来的。三年大饥荒中国不少地方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况，我想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也不会比“人相食”这样的情景更恐怖。有这么几句话，特别符合我写这篇文章的心情，引用在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2017年10月7日
美国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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