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汪晶晶：风雪迷茫中的出诊医生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汪晶晶，1953年出生于武汉，祖籍湖北黄冈，父母均为家乡名医。1966年毕业于原武汉医学院附属职工子弟小学，简称武医附小。当过纺纱厂学徒工、知青、街道病残青年、护士、医生。1982年1月获武汉大学学士学位，同年教育部公派赴联邦德国读研，先后获德国科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任德国CLW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定居德国，出版有长篇乡土小说《松园旧事》。

原题

猪油是没法用来炸油饼的

作者：汪晶晶  

我当年上七二一大学的时候，同学来自社会最最基层的那一类医院。老师则大部分是比我们那些小医院略大的所谓上级医院的医生。其中只有极少极少的几位老师，本身就在我们这类小医院里工作。

这几位为数甚少的老师，全都毕业于正经的，而且还是比较好的那一类医学院。就教学质量而言，他们来教我们，绝对够格。只是我们这类小医院，通常根本不会分来正经医学院的毕业生。所以这类老师之所以竟会在我们这类小医院里工作，全都事出有因，均非常态。

上内科内分泌系统疾病，消息灵通的同学私下已经知道，老师来自一家和我们同级别的小医院。

老师走上讲台，还没说话。我看了一眼就发现，这老师是一位前阶级敌人。

那位老师并不是我自己工作的那家医院的员工。我竟碰巧认出他是一名前阶级敌人，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偶然的，真的和我的“革命警惕性”没什么关系。

在那之前的大概两年前，我曾被我自己工作的那家小医院的“党和人民”，派到一家种植中草药的小农场去劳动过一段。去之前，“党和人民”并没有告诉我，通常应该是些什么人去那里劳动。

党支部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反复向我强调的是，我会因此得到若干块钱和若干斤粮票的补助，还会发诸如棉线手套，袖套，套鞋和肥皂一类需要票证的东西。

等我高高兴兴地到了药场之后才发现，原来各个医院派去的，都是阶级敌人，而且还都是男性。

不过，我只沮丧了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情绪正常了。

一来只有我一个是女的，其实很舒服。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整天游手好闲，没人会来管我。二来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顺便学点中草药方面的知识。我虽然不怎么信中医，但个别中药的疗效，却不由得我不信。三来我一丁点也不害怕阶级敌人。那之前一段漫长的时间中，我一直生活在阶级敌人中间，对他们很熟悉。四来，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我不过是去劳动几个月，并没有调到那个药场去。

我去的时候是寒冬腊月，去劳动的阶级敌人们并不多。他们最开始对我的存在奇怪过一阵，嘀咕过几声。估计是在想，一个小姑娘怎么会误入白虎堂竟变成阶级敌人。

那一年我十九岁。我没有理会那些阶级敌人，只干我自己想干的事。

我有什么必要浪费口舌，在一群并不可爱的阶级敌人面前去专门重申我自己的清白呢？且不说，我本是一名严重的哮喘病患者。父亲谆谆教导我的若干话语中，最最频繁出现的一句就是，少说话，多休息！

后来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的这位老师，那时就混在药场劳动的那一群阶级敌人中。只不过他那时衣衫褴褛，人也脏兮兮的。我当然不知道，这竟会是一位从正正经经的医学院，还是很不错的医学院，走出来的，正正经经的大学毕业生。

药场的那位场长，是个药农，平时也住在场里。他自己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不定期地回家呆几天。冬天闲，他就多休息，春夏秋忙，他就少休息。但不管是哪个季节，只要他回家，就是广大阶级敌人们的节日。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场长回家频繁，我于是躬逢了好几次这样的节日。慢慢地，我熟悉了阶级敌人们怎么欢度这些节日。

最常见也最频繁的欢度方式，是从库房偷一些无伤大雅的药。比如山药，大枣，薏仁米，红豆，百合等等，然后熬一锅粥。那东西我喝过几次，并不太好喝。喝完也并不因此就真的神清气爽，反倒让我怀疑那些东西真有什么“健胃通脾，气血双补”的效应。

制剂用的蜂蜜，红糖和酒当然更可爱，但场长都上了锁。犀牛黄，人参一类更高贵，更惊险的药，那个药场既不种植，也不采买。而且那些东西即使真有，我估计也没什么好吃的。我出于好奇曾私下偷尝过一些药，黄芪味同嚼蜡，当归则极苦。

只有一次，库房里上面提到的那几味药正青黄不接。旧的发得差不多了，新的还没来。这个时候去动，很容易被场长发现。伙房烧火的虽然是人民群众，但对阶级敌人们很好。看大家沮丧，他主动透露说，伙房有一袋白面，还有一罐花油。阶级敌人们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所谓花油，是指猪油中比较差的一种。

猪油中比较好的是猪的皮下脂肪，被老百姓们称为板油。而花油，则是指猪们腹腔大网膜上的脂肪。因为外形不规范，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花油。但不管怎么说，花油也还是猪油呀。谁会在品尝香喷喷的猪油的那难得的宝贵时光中竟去思索，它来自猪们的哪一个解剖部位呢？

也因此，炊事员这话一说，不光是阶级敌人，连我都激动起来。猪油和白面，那个年代就是在鱼米之乡的武汉，也绝对是“稀有生物”哇！

阶级敌人们商量着怎样加工这袋白面和这罐猪油，我在一边听着心烦，忍不住插了句嘴。

我说，只有油和面，又没有别的山珍海味。你们还想做宫爆鸡丁不成？只能炸油饼！

阶级敌人们想了想，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便采纳了我的“合理化建议”。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来一声不吭的我后来的那位老师，在我边上笑了。他小声对我说，你们武汉人真是不懂面食，连猪油不能炸油饼都不知道！

这一下我不高兴了。

一个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阶级敌人，居然敢随随便便，大大咧咧，开口就教育全体武汉人民。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说，等一下炸好了，你千万别吃。麻烦你找点你自己懂而武汉人不懂的东西去吃！

那位我后来的老师饶有兴致地看了我一眼，倒没怎么生气。

没想到后来的故事很不幸，猪油真的是没法炸油饼。阶级敌人们在小小的厨房中忙乎了半天，烟熏火燎的，倒是飘出过丝丝缕缕猪油的香味，但最终并没炸出油饼。

炸油饼这馊主意，是我出的。很显然，要追究责任，阶级敌人肯定不能放过我。我赶紧趁着形势还没有恶化，悄悄地回到我自己的寝室。

药场一直没有来过女阶级敌人，也就很逻辑地没有专设女生宿舍。我住的实际上是药场的所谓文体室，就睡在一张乒乓球台的边上。坐在床边回想了一下各类我吃过的早点，油条，面窝，烧饼，热干面，桂花稀饭等等。我这才发现，作为武汉长大的孩子，我对油饼确确实实食之不多，知之也甚少。

第二天，我小心翼翼地四下看了看。阶级敌人们的胸怀看上去很宽广，并没有人纠缠旧账，几乎没人提猪油炸油饼的事。我的情绪也随之完全正常了。

和库房的陆师傅聊天的时候，我自己说起了我不小心犯下的这点小小错误。

陆师傅不是去劳动的，而是场里的药工，所以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人民群众。我说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学点中草药方面的知识，指的就是在陆师傅这里学。陆师傅并不住在场里，所以也不知道阶级敌人炸油饼或熬药粥的事。

中午吃饭时我指着那位我后来的老师小声地对陆师傅说，那个人昨天跟我说过，说猪油不能炸油饼，我没听。陆师傅说，他怎么知道猪油不能炸油饼？我说，是啊，我也奇怪。啊！我想起来了，陆师傅补充说，这人……好像是个大学生。

大学生一般不会分到我们这里来，我问，是不是犯了什么事？肯定是的，陆师傅说。但具体那人犯的什么事，陆师傅并不清楚。而且就算他是大学生，大学里也不会专门去教猪油不能炸油饼的课呀！我只能私下自己接着纳闷。

一直到我快离开药场的时候，陆师傅才专门问了问场长。场长说，那个大学生果然犯过事，是个现行反革命。具体罪行，好像是偷越国境线，叛国什么的。我万分惊异地听着，心中油然而生一丝敬意。那样一个文弱书生，竟敢偷越国境，还真够勇敢的！要是是我，我肯定不敢。中国圣贤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嘛。

没想到等我把猪油不能炸油饼和偷越国境这一档的事早忘得干干净净的时候，这位前阶级敌人，原现行反革命，竟变成了我的老师。很显然，他一定是经历了千辛万苦，走过了万水千山，终于重新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老师一共给我们上了几节课，讲了哪几种病，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我唯一还留有印象的，是糖尿病那节课。

讲完了糖尿病之后，老师狡黠地笑着，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他当年当实习医生时，跟着老教授查房。老教授在糖尿病病人的床边，把自己的手指伸到尿盆中沾了沾，然后放进自己嘴里舔了舔。实习医生们肃然起敬地看着。随后，老教授让大家照着他的样做一遍。然后回答，糖尿病病人的尿液，是不是甜的。

大家都不出声，我却忍不住笑了。

这位老师根本不可能见过尝糖尿病病人尿液的什么老教授。作为在医学院校园里长大的医生的孩子，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临床医学教育史中代代相传的故事。

老师听到我的笑声后自己也呵呵地笑了。随后，老师宣布下课。

我们那所七二一大学的校址，就设在区结核病防治所。因为属于“党和人民”的那类机构中，数结防所的空房间多。

下完课，我推着自行车走出结防所，却发现老师站在门口等着我。老师笑着说，原来是你呀！你现在……没事了吧！我想了想，觉得仍然没必要去解释，我……本来就没事。我笑着说，是啊，我们现在都没事了。老师接着说，看样子，你知道糖尿病病人和老教授……的故事？

我是医生的孩子，我自豪地说。你这个故事，我上小学时就知道！

老教授根本没尝什么糖尿病病人的尿液！他伸到尿盆里的是中指，后来放进自己嘴里的却是食指。这个故事，考的是实习医生们的观察能力，以及在没有仔细观察之后，会不会去随意盲从，我补充说。

老师赞许地点着头，然后笑着说，我那时告诉你，猪油不能用来炸油饼。结果你不但不听，还教育了我一通。我不好意思地说，是啊，那时听您的就好了。

不过我一直很奇怪，我接着说。您还真的挺懂面食的，竟知道猪油不能用来炸油饼。老师低下头，沉默了片刻。随后，缓缓地开了口：“我是在东北上的大学，我的母校是东北最好的医学院。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一家国境线边上的公社卫生院工作，那是1968年的事，正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有一天傍晚，公社书记家有人病了，让社员来叫出诊。走了几十里山路，到半夜才处理完。社员不愿再送我回公社卫生院，我只能自己走。下着大雪，看也看不清路，我越走越远，完全迷了路，最后走过了国境线，被巡逻的解放军抓了起来。我是一个人，解放军是两个人。我怎么解释都没用。”

啊！原来，竟会是这样！我呆呆地看着这位我原以为很勇敢的老师，吸进胸中的一口浊气，老半天都没能呼出来。

“原来，原来您是东北来的，难怪，难怪您知道，猪油不能用来炸油饼”，我看着老师，结结巴巴地说。老师抬起头，笑了。我也笑了。

说真的，能遇上一位来自东北国境线旁边的老师，真的是我这个不礼貌学生的福气！你想啊，他不但知道糖尿病，还知道猪油，是不能用来炸油饼的，哈！ 

2015年1月6至10日

写于德国不来梅

原载《华夏文摘 汪晶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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