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蒋蓉：另类农民和他们的子女们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生产队那些地主富农

和他们的子女

作者：蒋蓉

上山下乡的时候，对我来说，生产队的富农分子以及地富子女，不过是一些和我不相关边缘人物，他们的家庭历史，他们的个人经历，他们的生存现状，都不在我的视线之内。

我落户的浙水公社新民五队，除去1户五保户（无后代，由生产队集体赡养），还有20户人家（以我们下乡时为准，以后各户因儿子成年结婚分家，户数增加很多）。其中，有两户（贫农）是因为当年南部县修建“申钟水库”，从库区迁移而来；有3户（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各一户）从新民五队地界以外迁移而来；有15户属于本土一棵树发出的枝丫。这15户当中，富农分子（两弟兄）和他们的子女加上两户地主子女共5户，占总人户的三分之一；余下10户，上中农3户、中农3户、下中农3户，没有贫农，仅一户雇农。

这里原本地多人少山林广阔，多数田地处于地势平缓的山腰地带，土质比较肥沃，出产也算丰富，只要勤奋努力，上升的空间很大。

 远观我们的生产队

我们来到大巴山区农村的第一个夜晚，六个女生挤在新民六队黑唐沟大院子那间黑洞洞的房子里。农民们都睡下以后，原来在书本里学到过的成语“万籁俱寂”，一下子跳到了眼前紧紧地环绕着我们。房间没有门，鬼或坏人都可以畅通无阻，我们虽然是六个人，但并非六个人分担一份恐惧，而是六个人有六份恐惧，叠加在一起膨胀成了黑洞，把我们统统吸了进去。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油盐柴米贵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常识，所以那天晚上，那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火苗在灯芯上晃晃悠悠一整夜，一直晃到油尽灯灭。天蒙蒙亮，我们就背起并未打开的铺盖卷，一行人开始出逃。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们幼稚得像个笑话。当时，连同我们一并下到农村的，还有户口和粮食关系，那个年代离开了户口和粮食关系就是掐断了生路，回到家里靠什么活着？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对出逃行动提出质疑。

下乡前，我收拾行装的时候，特意把1968年躲避武斗期间，在邛崃县平乐坝结识的好友简怒涛送给我的凤凰琴，打进了铺盖卷，幻想着下班后坐在微风吹拂的窗前，抚琴唱歌的浪漫。虽然凤凰琴不是什么正规乐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对于我们的业余生活是足够了。可是，眼前的农村把我的心理预期直接碾成了粉末。

插队落户当农民并非我们的志愿，我们没有做好融入这种生活的思想准备，更没有把自己奉献给广阔天地的战斗激情，怀揣着几分小布尔乔亚情节的我，发现自己被抛入了这样一个荒僻的大山，逃走成了最强烈的愿望。

当然，我并没有也不能把逃走付诸行动，尽管内心的愿望和其他几个同学一样强烈。不是不想逃，而是没法逃。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还是挂起来的阶级敌人，以黑五类子女的身份逃回城市，即便在自己家里，又能待几天？我决定留下，幸而同落一户的老矿工女儿也决定留下。我没和她交流过，不知道她为什么决定留下，但她说留下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毕竟，送走了其他人，如果只剩下孤零零的我自己，悲伤之类的情绪都得往后靠，害怕才是第一位的。

逃跑的过程和被规劝返回的细节，在新三届公号推送的“下乡第一晚”中描述过了，不再赘述。

回到生产队以后，队长告知，我们的住房还没收拾好，先暂时在他家住两天。

队长家只有一间屋，靠墙放了两张大床。房间的正门对着四合院的院坝，穿过房间有几级石梯，下去便是厨房，厨房连着猪圈兼茅厕，厨房有一个侧门，对着进院子大门的石梯。

老屋院子已经差不多拆完了，右边靠石梯子这间是老队长的家

是夜，看西洋景的大妈大嫂半大女子和小孩们，把队长家的门窗围得密不透风，他们并不进屋和我们交谈，只在外面窃窃私语和发出很克制的笑声，队长好不容易才把围观的人们“赶走”了。

为节省灯油，除了个别在院坝里剁猪草的妇女，其余人吃过晚饭都睡觉了。在队长家，煤油灯自然不能像在黑唐沟的知青屋里那样晃悠一整夜。吹了灯，“伸手不见五指”和前夜的“万籁俱寂”一样，立即由文学描述变为了我们的身临其境。我们仨睡在靠窗户的一张床上，全身奇痒，有小动物东一下西一下袭击，实在没法入睡。我们悄悄翻身坐起来，打开手电筒，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皮肤上刺咬。刚刚按亮电筒，还没来得及仔细搜寻，队长奶奶（队长的老婆，我们后来称呼她徐妈）就发声了：我们家没有虱子。

徐妈是个高且瘦的女人，比队长高出半个头。在农村几年，徐妈留给我的印象，是永远穿一身洗得很旧颜色完全败退的蓝布大襟衣服，头上裹一条黑色的长丝帕。她的眼睛患有眼病，但没得到过任何治疗，下眼睑外翻露出红红的肉，让她的面相看起来有些凶巴巴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们赶紧关掉手电筒，不敢看了。第二天，身上布满大大小小“艳若桃花”的疙瘩，一屋子欺生的跳蚤怕是都撑破了肚皮。

早起徐妈叫洗脸，一只很旧的洗脸盆放在地上，盆子里泡着一条抹桌布一样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毛巾，手一摸，油腻油腻的，拧都拧不干。他们的洗脸毛巾是全家共用一张，徐妈还有严重的眼疾。这个比被跳蚤袭击更让我们惊悚，直接敲碎我们的玻璃心，谁也不敢蹲下去洗脸。面面相觑了好一阵子。我想起临行前，父亲依据他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经验专门叮嘱我，去了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就是不能表现出任何的嫌弃疏离，我咬了咬牙关，弯腰把洗脸巾拿出来扭了扭，小心翼翼地在脸上轻轻抹了几下，算是代表大家闯过一关。

早饭是在队长家吃的，还是在隔壁贫协组长（队长的亲弟弟）家吃的，记不清了。因为把我们当作客人，他们特意按接待客人的规格把稀饭煮得比较稠，但我们并不知道，以为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直到大秋我们的国家供应取消，第一次参与生产队的分配以后，才真正知道了当地农村吃饭在什么水平上。

我们的住房离这个叫做“老屋”的四合院有大约四、五十米的距离，院子只有一座四合院的四分之一。生产队没有按国家要求给我们建房子，而是借了富农分子陶安德家一间当时闲着没用的堂屋，中间用竹片间隔开，抹点黄泥就成为两间，里间是睡房，外间是厨房。

让我们借住富农的闲置房，还与富农为邻，我们没有表现出半点义愤填膺的阶级觉悟。因为，生产队的这个安排，恰好吻合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小九九”，不在这里扎根当农民是我们所有人的暗暗企盼。不给我们建房子，是不是预示了我们不用在农村一辈子“干革命”呢？虽然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但在个人的力量极其渺小，个人努力不能起到改变命运的任何作用时，对神秘力量的期待就自发地产生出来并发酵成白日美梦。至于隔壁住什么邻居，只要不是麻风病，就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如今，留在我记忆里的那个农家小院，如诗如画。

小院加上我们只有三户人家，如果我们不唱歌，隔壁富农子女两口子不偶尔打打架，小院是非常安静的。院坝边有隔壁种的梨子树和柚子树，高高的树枝上停留最多的是喜鹊和斑鸠，它们的叫声给寂静的小院带来了几分热闹。

当年我们住过的小院，左边的砖墙是后来改造的，以前是土墙稻草顶牛圈。我们的住房在右边

我们的厨房侧面，是大片的自留地，分属几户人家，那些自留地的地埂上，是成排的私家李子树。院子周围，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生产队田地埂上，种着桐油树。桐油树是集体财产，生产队每年要向国家上缴一定数量的桐籽。春暖花开的时候，远远观望，我们的院子掩映在花丛之中，若隐若现的黑灰色瓦屋顶上弥漫出淡淡炊烟。李花之外，桐籽花也属于密集型美丽，它没有特别艳丽的色彩；也没有特别妖娆的花型；更没有浓郁的香味，但盛开的时候，站在树下透过重重叠叠的花朵仰望蔚蓝如洗的天空，美到让人头晕目眩。可惜当时的我，前途迷茫精神苦闷，从未静下心来欣赏这世外桃源神仙境地。

对于生产队，我们属于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在县城临时改变安排来的）估计原先公社安排给生产队的是两个知青，所以队里只给知青新做了两张床。我们来了仨，又抬来一张不知什么人睡过被弃用的旧床。这一来，三张床就不好分配了。刚刚下农村，团结最是重要，不能为鸡毛蒜皮小事争个面红耳赤，我便“高风亮节”，选了那张旧床。

我们下去不久就迎来了一场凛冽的倒春寒，持续整夜北风呼啸，纷纷扬扬的细雨里裹夹着雪粒。那一年特别冷，蚊子未见出笼，蚊帐架也没做好，就没挂蚊帐。

晚上骚扰我们的不是蚊子，是耗子。

耗子夜间出来觅食，它们在房梁上打架，不知是不是为了争夺食物，打斗激烈的时候经常会“啪”的一声，双双从梁上重重摔落，吱吱哇哇尖叫着满屋子乱窜。时不时，它们如入无人之境，在我们没有蚊帐保护的裸床上奔跑，吓得我们用铺盖把自己从头到脚捂得密不透风，耗子来了，就在被窝里捏起拳头砸垫床的篾笆（相当于床板），试图吓唬把我们的铺盖当大路的耗子。但它们基本不吃这一套。

我们从县城回来，买了些类似桃酥的点心，没地方放，就放在了枕头下面。夜里，耗子出洞觅食。本以为它们再放肆也不敢钻有人睡着的枕头，不知是耗子饿疯了，还是点心诱惑力太强大，我拍打篾笆也好，晃动被子也好，它们料定我不敢钻出被窝和它们对峙，只管顽强地往枕头下面钻，还在我头上“吱吱”地叫着和我比拼斗志。无可奈何的我只得任由它们抢夺我的点心，直到耗子们心满意足走了，才安静下来。

屋里有多少耗子在活动我们不知道，黑暗中没有人敢于坐起来哪怕只是看一眼，本来比城市更加宁静的夜晚，就这样被耗子们折腾得一地鸡毛。因此，蚊子虽然还没出笼，蚊帐架的重要性就已经尤为紧迫地凸显出来了。

队长告诉我们，已经安排了陶安义给我们做蚊帐架，让我们等几天。

陶安义就是我们隔壁的富农，把空置房间给借我们那位老富农是他的亲哥哥。陶安义多少岁我们不知道，那时他已经闲在家里不用出工参加任何生产劳动。能够闲在家里，是因为年岁足够大，农村的各种体力劳动都已经干不动了，这说明他至少应该超过了60岁或更大。蚊帐架子可以坐在凳子上做，生产队可能不想安排壮劳力干这么轻松的活路还要记全勤工分，就安排他做了。

可是，我们等了好些日子，也没等来蚊帐架子，心里便有些窝火。三个人一合计，他是富农，我们可以训斥他一顿。

那天上午，我们看见他坐在家门口，劈竹子，正在给我们做蚊帐架。老富农看起来确实有些岁数了，他劈竹子的动作显得迟钝艰涩。我们围上去，虽然不是红卫兵斗黑五类的架势，但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姿态。哎！我们这样称呼他，也没有觉得这样对待一个老人不合适，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意思只有一个：生产队喊你帮我们做蚊帐架子，这么多天都做不出来唛？快点哈！

老富农很瘦，他的背弓得像煮熟的虾，头点得像鸡啄米。他并不和我们对话，对于我们这几个比他大孙子大不了几岁的女孩，毫无礼貌的颐指气使也不动怒，只点头称是。

老富农被我们呵斥后没两天，蚊帐架子就做好了。

那个蚊帐架子确实让我内心连连赞叹。整个架子是竹子做的，竹子接头的地方刮的很光，没有一点毛刺，每个接头都那么完美，绑得扎扎实实，方方正正，架子大小刚好符合床的尺寸，不多一分不少一厘。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蚊帐架。以前，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挂蚊帐都是几根竹竿用绳子绑一绑，蚊帐挂上去就了事，这样的蚊帐架，看起来就像是精致的工艺品。

可不知为什么，生产队只让老富农给我们做了两个蚊帐架，尺寸合适两张新床，我睡的旧床，依旧没有架子。询问，老富农回复生产队只说做两个。这就没辙了，我肯定不能去质问训斥队长啊？选床的时候我就退了一步，再退一步吧，我自己在靠墙的柱子上钉了钉子，又找了两根竹竿绑在不靠墙的一面，就像以前在学校那样，用绳子和竹竿把蚊帐挂上了。所幸同落一户那位矿工女儿，前后在农村待了应该不足一年，她被煤矿召回去当工人了。那张旧床闲置不用，就被生产队抬走了。

我们下乡时生产队已经没有了地主分子，只有两个富农分子和一些地富子女。生产队的人户主要集中于两处，一处叫“老屋”（一个四合院），一处叫“新房子”（也是一个四合院），另外还有几户散居在两个大院子之外。

生产队以老屋和新房子为核心划分为两个生产小组，两户地主子女，一组一户。和我们一个生产小组经年累月在一起的，是一户三兄妹：老大陶诗俊、老二陶诗亮、最小的是一个妹妹陶诗秀，小名“乜女子”（苍溪话里“乜”是小的意思）。

很多年以后我才听说，三兄妹的爷爷名陶云松，1940年代，他是我们生产队最富有的人。我们看到的两户地主子女都是他的后人。除了拥有相当数量的山林、田地（具体多少不清楚），新房子整套四合院也是他的房产。土改时，陶云松划成了地主分子，四合院全部没收。

没收的地主院子，分配反倒成了一个问题。

老屋这边的人户都有自己的住房。陶云松虽是有钱人，但他不辱人不霸凌，四邻八舍相处和睦，且老屋的那些人户和他都是同一祖宗开的枝散的叶，多数人不愿意背上不劳而获霸占别人财产的恶名。无房居住的只有雇农陶云焕，他分到了房子。工作组当然不可能把一整套四合院都分给陶云焕一户让他成为“新地主”，结果出现了一个我未曾听闻过的分配方式：新房子周边的无住房或短缺住房人户（只要不是地富分子和子女），提出申请，都可以按人口比例得到陶云松的房子。新房子一套院子就这样被分解，成了多户人家（包括外来户）的居所。

陶云松的二儿子、陶诗俊三兄妹的父亲陶启义，当时是甲长，地主成分铁板钉钉；三儿子陶启信为地主子女，他们一大家子均被扫地出门，离开了新房子大院。

陶云松的大儿子名陶安林（陶启义的亲大哥），解放前就被抱养给同族的陶云中，土改时划成分上中农，逃过一劫。但他的生父被划成地主，财产全部没收，一家人陷入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苦难境地，他要是装眼瞎看不见不理不睬，将会在族群里被口水淹没。陶安林家的院子侧面，有两间夹壁墙草屋顶的牛圈，稍稍收拾一下，陶启义一家被安顿在里面，勉强有了遮风挡雨的窝。陶启义死于1956年合作化时期，丢下了妻儿四人，最小的女儿大约只有一两岁。

陶云松的三儿子陶启信，在新房子大院外几十米处自力更生，建了两间土墙茅屋，老两口就跟着三儿子一直居住在简陋的茅屋里。人民公社成立后，陶云松被安排在生产队的专业组（专门种植烟草、药材川芎等副业产品）挑粪。到大办公共食堂时期大饥荒来临，老两口病饿交加，临死之前，陶云松说想吃顿肉。那个年代，吃一顿饱饭尚无可能，遑论吃肉。生产队的南部移民、贫农汪芝法可怜他们，悄悄打了一条乌梢蛇煮给他们吃了，算是了却了最后的心愿。凄凄惶惶的老两口，双双死在三儿子的茅草屋里。

三兄妹的大哥陶诗俊

陶诗俊三兄妹的母亲赵文芳去世的时候，公共食堂已经濒临解散，但她没能熬过来。赵文芳家徒四壁，死后只好用一领席子裹尸下葬。这个可怜的女人撒手人寰时的详情，我无从知晓。其时，她的三个孩子均未成年，最小的女儿年仅几岁，离开了父母的庇护他们能不能长大成人？小女儿会不会因为贫穷饥饿和疾病夭亡……这些问题，应该是令一个母亲死也不能瞑目的牵挂。仅仅从这个角度，我想象，赵文芳一定是被泪水浸泡着离开人世的。

母亲走后，兄妹仨相依为命，一直住在他们大伯父的牛圈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形。陶诗俊两弟兄承担了父母的责任，把妹妹拉扯长大成人，让他们的父母能够含笑九泉。真是令人感佩！

我们下乡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居住的是牛圈。我从来没有跨进过他们家的门槛，没有实地看到过地主子女真实的生存环境；他们也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知青户。在知青面前，地富子女似乎特别自卑。

乜女子其实是个可爱的女孩，眼珠子黄黄的，头发也是黄黄的。她个子很矮，最多也就是1米5吧，比同龄的女孩都瘦小，模糊记得她的面颊上什么地方有一个疤痕，看样子像是烫伤后留下的。干活的时候，她也会和其他女孩一起说说笑笑；歇气的时候，她也和其他女孩一样搓麻线、纳鞋底、扎鞋垫，她两个哥哥结婚前穿的鞋，估计都是她做的。只是在我们面前，她总是很羞怯的样子，如今回忆起来，我眼前晃动的永远是她带着怯生生微笑的面容。

在我们生产队或者说在整个陶家湾，人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宗同族，我们下乡看到，阶级斗争在农民中间并没有多大市场，人们对待富农分子和地富子女也完全没有歧视。

但是，地富子女在知青面前不一样，虽然看起来我们也没有歧视过他们。对于当年的农村人，我们就是外面世界的一扇窗户，携带着很多他们不曾眼见耳闻的信息，他们始终怀有很多好奇，乜女子当然也一样。可是，她却不能像别的女孩一样亲密地接近我们，不是她不想接近我们，而是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对她（包括其他地富子女）保持着距离。不是我们有多么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而是因为我们并不想在大山里呆一辈子，我们需要一些能助我们调出农村的资源，像乜女子这样的地主子女，是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资源的。

我们有意无意的疏远她当然感觉得到，在我的印象里，乜女子不像别的女孩那样单独主动接近我们，也没单独来过我们的住处，更没从我们这里得到过其他女孩子都得到过的那些小礼品，比如色泽艳丽的塑料发卡、塑料梳子，小镜子、扎小辫的彩色胶线，针头线脑等等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原本，我和乜女子是一样的身份，只因为我的父母在城市工作，我就成了披着教师成分外衣的地主子女，只要不把这件外衣掀开，黑五类的颜色外人就看不到，在赤裸裸的地主富农和地富子女面前，似乎可以趾高气扬。

有一个赶场日，在我们新民山通往公社场镇的大路上丢着一封信，被路过的农民捡到后，交到了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干部手里。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涉及的居然是我，指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还有两个舅舅土改时被枪毙了（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这样惊悚的消息往往不翼而飞，一时间，全公社知青议论得沸沸扬扬。信是谁写的我后来知道了。可是，为什么那封信恰好遗落在赶场的大路上，又恰好被农民捡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捡信的农民不把信交还失主，而是交给了公社干部？我也不知道。我的教师成分外衣就这样被撕扯下来，黑五类子女这个身份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是时代的一粒灰跌落在了我个人的身上，那个年代，被大山一样的贱民身份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何止千千万万。

我不是智者，不知道该怎样消除如此巨大的负面影响；以当时的年纪和社会阅历，我还不懂得有些事会越描越黑。思来想去，我觉得只能去找关键的人物做解释。我找到了五龙区团委书记、主管知青工作的干部。

书记耐心听了我的陈述，末了，问，你的爷爷是什么成分？

回复：地主。

那就还是地主嘛。

这个答复按照农村成分划分的标准，并无错误，我无话可说。带着这个二审终审判决从书记家告辞出来，漆黑的夜空下，我一片凌乱，内心比夜空还暗黑。

我被毫无疑义地定位在了黑五类子女的维度上。按理，从同病相怜的角度，我也应该更多地去接近和我身份相同的地富子女。但我没有，我反而更加努力靠近红色成分的农村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下乡以来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至少，在农村基层，阶级阵线并不分明，也基本看不到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我们的生产队乃至大队，都从未开过什么斗争大会，把黑五类拉出来批斗之类的事亦从未发生过。我想，只要我劳动表现好，和贫下中农关系好，他们或会帮我做一些洗刷。

就这样，我本可以多一些了解的地主子女们，被远远地排斥在我的生活之外，直到几十年后，才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他们苦难经历的一星半点。卑微如尘埃的他们，每天都能耳闻目睹他们祖辈曾经的富有（比如被没收的那些房产、山林和田地），不知他们会不会因此联想起几代人的遭遇而内心涌满绝望？也许没有，在从来就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并蒂而生的绝望也没有相应的土壤。

近日阅读一些文章，看到一段日本安倍首相的话：

“在这世上，每个人都活得这样辛苦，我曾经羡慕过的人，我曾经向往过的人，我曾经爱过的人，我曾经恨过的人。最后我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和我一样，活得千辛万苦。”

每个人，都活得千辛万苦！那些勤勤恳恳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及家人的地富子女；那些低眉顺眼接受不公正命运安排的地富子女；那些我曾经不敢接近、从心底疏远的地富子女，是否更甚？

分明，我有着和他们一样的身份，我却嫌弃他们，轻视他们，像躲避麻风病一样躲避他们。只因为我的父亲在划分阶级成分之前已经进入了城市，让我们在不深究不细查的情况下可以蒙混过关，摆脱子子孙孙无穷无尽都得戴着的那顶帽子；只因为他们被标上了“红字”跌入社会最底层沦落为贱民，不能给我提供任何帮助。

想到他们，拷问自己，我内心装了满满的忏悔，为我曾经给与他们的歧视。

我回过农村三次，一次也没见到过乜女子，不知她现在怎样了，还在不在人世。

倘若今生还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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