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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 | 李秉铎：川大学生赴京大串连纪事
作者简历
李秉铎，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1980年再次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进修班（回炉班）。先后在贵州印江县粮油加工厂、印江县中学、贵阳地质一中工作。1990年调回重庆，先后在蜀都中学、重庆十八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2006年退休。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后，8月31日党中央决定组织全国大学生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连。
1966年9月14日，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四川大学全体学生和部分教职工代表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并参加国庆游行。这一天下午两点半上火车，整列火车都是我校师生。我们“八·二六”战斗团占据了后半列火车，校筹委会和红色战斗团占据了前半列火车。在交界口互派人把守，不通往来，有如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三八线”。
当天晚上火车就到达了四川边界的广元。第二天火车过秦岭，绕着山腰盘旋。秦岭很美丽，有苍翠的松柏，银白色的瀑布从山崖上挂下来。我们不少人都是第一次出省，一路上兴致勃勃，充满了幻想。第一次见到崇山峻岭的成都同学更是兴奋不已。火车在陕西省的大地上奔驰着，车窗外是一片黄土，和川西平原碧绿的原野、肥沃的黑土地相比较，感到四川确实富饶，不愧是天府之国。晚上火车到达黄河边上的三门峡市。
这时红色战斗团要来查车，说我们多带了中文系教师朱某某和卫生科护士陆某某，他们未被校筹委会选为赴京代表，但他们造了反，跟着我们上了火车。我们支持这两位教职工的革命行动，不让查车人员进入我们的领地，使查车行动未能得逞。那时的两派群众组织就是这样，总要寻找一些事端来闹一下，斗一下，以此显示各自的组织更正确、更革命、更强大。
第三天火车进入河北。河北是我的老家，对于我来说，感到特别亲切。“燕赵多悲歌壮士”，这里的人民曾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民风豪爽热情。见到我们的火车驶过，在地里劳动的农民纷纷放下手里的工具，向我们招手致意。这是在四川见不到的现象，我们都马上爱上了这些勤劳真诚的人民。
下午六点到达永定门火车站，我们日夜盼望的北京就在眼前了。下了车，红色战斗团的人又来揪朱某某和陆某某两位教职工，要把他们送回四川，但遭到值勤的首都红卫兵的制止。
在永定门车站一直等了三个多钟头，又累又饿。最后终于有汽车来接我们了。汽车奔驰着，拐过一个弯，我们眼前突然一亮：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下子出现在眼前。我们都有些不相信，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天安门，纪念牌还应该高大得多。我们请求司机把车开慢一点，让我们能够多看一会儿天安门。
当晚我们住宿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齐家园，那儿有刚建好的宿舍大楼，我们成了第一批住户。我们都睡地铺，被盖是我们自带的。舒舒服服睡了一觉，早上起来，我们沿长安大街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兴奋地走过金水桥，走过毛主席走过的地方。天安门里面是午门，就是以前皇帝杀人，推出午门斩首的地方。随后我们又参观了军事博物馆。我们对首都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我班部分同学在天安门前
我的姐姐是北京航空学院五年级学生，她找到齐家园，认出我的被盖而找到我住的房间。中午我一回来见到姐姐正在房间，大为惊喜。姐姐带我到北海玩，北海和中南海之间仅隔一座桥。站在白塔山上，姐姐把中南海指给我看。我于是看到了中南海的湖水，绿树丛，房屋，亭子……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一直到晚上，姐姐才乘车回去。
随后几天我和同学到几所大学去看大字报。在清华大学我买到了毛选第一卷，在北京钢铁学院参加了西南地区部分革命师生誓师大会，在北京航空学院参观了革命造反展览（主要展出的是红卫兵抄家抄出来的东西）。我到文联和作家协会去看了一次大字报。我看到许多我喜欢的作家都被揪出来了，如周立波、艾芜、杨朔、刘白羽、郭小川、贺敬之……可谓触目惊心。我都有点搞昏了头脑，不知以前读过的文学作品究竟有多少是毒草，我们从小就在这长满了毒草，黑烟氤氲的森林里长大，令人感到可怕，同时也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还到崇文区访问全国劳动模范环卫工人时传祥。时传祥很忙，不能亲自接见我们。不过，工人师傅们很热情，走出老远来迎接我们，并由一位老工人给我们上了一堂阶级斗争教育课。临走还送我们每人一本时传祥写的《培养接班人》的书。这是工人阶级写的书，定是可以放心阅读的红书了。
国庆要到了，从9月26日开始，解放军就来帮我们编队训练，交待国庆游行的有关事项。
这是1966年国庆17周年的游行。有全国各地150万学生参加，是8月18日之后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游行队伍中第一个方阵是解放军仪仗队。第二个方阵是“红卫兵仪仗队”。几百个1.8米高的北京各校红卫兵，手擎鲜艳的红旗，肩扛大幅标语牌，标语之一是：“中国红卫兵万岁！”。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运动仅仅红火了两年多的时间，就烟消云散，风吹雨打去。现在作为一段历史它仅保存在“文革”纪实史的书籍中和文艺作品中，供人们追忆、批判、思考。
我们一排排手挽手行进，我的位置偏里面，靠天安门较近。要通过天安门了，维持秩序的标兵告诉我们：“毛主席今天穿的是灰衣服。”啊，那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吗？站在天安门正中，拿着红色的语录本向我们招手。等我们走到天安门前一看，拿语录的是敬爱的周总理，正挥动着语录本叫我们快点走。我们想到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机会见到毛主席了，就不顾一切地喊起来：“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这是事先发的口号单上没有的口号。）
我们这群胆大包天的学生，居然把造反精神带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拥挤在天安门前不走，队伍也乱了，和前面一个方阵拉开了距离，出现了空挡。周总理见状急忙走了进去，不一会儿，毛主席出来了，他向我们挥手，向我们微笑。我们喊啊，跳啊，“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天动地。
我们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那时我们都没有手表，但有一位同学事前花几元钱买了一只旧闹钟，揣在身上。他拿出闹钟，大声喊：“11点25分，我们见到了毛主席！”这时我的一只鞋子后跟被踩掉了，幸好我穿的是高筒球鞋，鞋的大部分还套在脚上，我奋力蹲下，用最快的速度把鞋拉上。怪不得事先就听说，每次游行后，满街都是踩掉的鞋子。
我们的游行和今天的游行相比，可能显得杂乱无章，很不正规。但我们的游行有自己的个性，我们的欢呼也是发自肺腑的真诚呼喊。刚刚20岁的我们，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崇拜领袖，追求理想，一往无前。
晚上，我们在工人体育场观看了精彩的足球赛和五彩缤纷的国庆礼花。
10月6日全校师生离京返回四川。我们有几十个同学决定继续留在北京，进一步学习各高校运动的经验。
当天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参加了大会。江青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好！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敬礼！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江青的嗓子不好，声音嘶哑，有点歇斯底里，听起来不大舒服。但这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明确支持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并高度赞扬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行为”，因而引起了全场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
（10年后，“四人帮”覆灭，江青在法庭辩论时曾说：“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其实广大学生早就逐渐认清了江青在“文革”中惯于颠倒黑白，制造混乱的伎俩，对她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强烈反感。记得1967年我和姐姐及一位同学在家中大谈江青的种种传闻和坏话，发泄对江青的不满。父亲不无担忧地对我们说：“这一屋子里的人都成反革命分子了。”所以位居高层的人，常常不了解老百姓的真实思想。老百姓的不满怎敢在他们及其耳目面前暴露呢？）
随后张春桥宣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要销毁整群众的黑材料，解放运动中被打成三、四类的革命同志，取消了在工作组撤出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这个通知对全国县以上中学校都适用。这就为以后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文件依据。这之后红卫兵串联的声势大振，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泛滥，红卫兵运动的内容不再仅仅是破“四旧”，立“四新”，而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在各地揪斗不支持红卫兵“造反”的各级领导干部。
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代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我们的“头头”游寿兴递了一张条子上去，说学校筹委会卡我们，不让我们继续留在北京，我们要求到各高等院校去学习革命经验。周总理在会上念了条子，并作了答复：让国务院秘书周荣鑫解决四川大学学生的住宿和生活问题。我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高呼口号，尽情欢呼。
会后，我和同班的留京同学刘武林、邱万惠激动地给班上返校的同学写了信，报道了大会的情况。我们没有想到，从此之后天下大乱，武斗连绵，全国陷入混乱，难以收拾。
第二天，周荣鑫派来几辆客车，将我们分送几所高校：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我们物理系的留京同学都住在北师大。我们这一批人就算是“八·二六”战斗团的第一个驻京联络站，总部设在北京地质学院。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参加各种大会，访问各校群众组织，到各高校抄大字报。每天晚上，大家一起凑情况，把北京的形势、所见所闻编成简报，和抄好的大字报一起寄回学校。
我们住北师大，就访问了师大筹委会、物理系及师大井岗山。两派群众组织都去了解，并参加他们的辩论会，以求全面了解情况。
我们抄的大字报很多，有中央首长讲话、形势评论。有关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也逐渐多起来，北师大有一篇大字报《谁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矛头直指刘少奇。
我惊奇地看到，北京的学生那些分析形势的大字报写得非常好，象《人民日报》的社论一样。那时北京有一句新名词叫“提高路线觉悟”，以前从未想过我们参加的这场运动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干起来有很大的盲目性。《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了目前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殊死斗争。原来我对全国各地都分化成两派，进行激烈斗争感到十分奇怪，不可理解，现在眼前豁然一亮，原来存在一条从中央到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感到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太差，还需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在北京整整住了一个月。我穿一身旧衣裤到的北京，衣服背上已开了一个几寸长的口，裤子也磨破了，有点混不下去了。正好联络站决定送一批人回到学校去参加斗争，我立即报名回校。我去和姐姐告别，姐姐看到我衣服已烂得不象样子了，说她有几尺布票，是准备做军装的，给我买件衣服算了。我没有要衣服，因为衣服烂了还可以将就，裤子磨破了就太狼狈了。姐姐在北航商店给我买了裤子，糖果，干粮，还给我一袋花生米（后来我才知道，这袋花生米是未来的姐夫送的）。姐姐一直把我送上汽车。
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吃饭不要钱，因此我节余了一个月的伙食费，那时一个月伙食费是12.5元。后来回成都后，一次在武斗中被打伤，身上的学生证和钱都被抢走。父亲知道后，怕我在经济上占用公款，今后会出问题，忙来信问：为什么不向家里要钱。我回信告诉，在北京节余了钱，父亲才放心了。
晚上七点到火车站，我在车站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我给他们讲述北京各高校的斗争情况：“一切权力归左派”，抢广播，抢宣传器材，北京地质学院食堂工人罢工，学生接管食堂，自己做饭，对工人进行重新登记……父亲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他想不到北京的学生会这样胡闹。
第二天凌晨2点半，火车驶离北京，再见了，美丽的北京车站！再见了，伟大的首都！我在这里增长的见识和提高的“路线觉悟”，后来才发现有大问题，是一套“左”得可爱的所谓革命理论。自以为肩负着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历史责任，我回到成都后就疯狂地投入“文革”运动。我们夺取学校党、政、财、文大权，并杀向社会，发起批判《四川日报》资产阶级立场的斗争，并封闭了《四川日报》。我们在市中心的“皇城”，在李井泉开会的大楼里建立了“解放大西南”广播台。随后迎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武斗狂潮。
几十年过去了，有必要用写作不断打捞自己的记忆，并对经历过的往事进行分析反思。当年毛主席从8月18日首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26日先后8次接见1300万红卫兵。今天看来，至少起了两个作用，一是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断推向新的高峰，二是肯定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使全国的运动连成一片，突破了各省市领导对“文革”或多或少的不理解和抵制。作为毛主席请到北京的“客人”，我们把能看见毛主席一眼作为一生最大的幸福。当时的热烈场面至今仍留下难忘的印象，并在心中不断激起反思的波浪。
当年我们所表现出的对毛主席狂热的个人崇拜，对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盲目、愚昧的服从，也反映出那个时代青年学生的弱点及思想教育的失误。我们在中学、大学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有极强的政治动员的特点，这种教育把青年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平时做一颗螺丝钉，政治运动来临时“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我们那一代青年思想中积极的因素，如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政治热情，助人为乐，英雄主义气概等等，无不服从于政治斗争的目标。因而在全体青年政治激情被高度动员起来的情况下，领袖的一声号召，就可以引来千军万马去冲锋陷阵，赴汤蹈火。
一位英国学者说：“不理解‘文革’就无法理解改革。”红卫兵运动过去六十多年了，它曾横扫中华大地，裹挟了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带着我们的狂热追求和痛苦反思，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迹。至今它仍时时搅动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绪，也为当代青年留下诸多思索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