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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蒋国辉：1968，我的逃难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后武斗时期，
岁月并不静好
作者：蒋国辉
1
大约在1967年初秋，第一次武斗高潮基本结束，我父母带着弟弟从躲避武斗的茄子溪乡下回到了西师家中，妹妹也从逃难的地方回家了。
大校门还是童年时代的模样，只是名称变了（从西南师范学院到西南大学）
父亲在文革中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派组织，但他在观点上倾向于西师“八三一”。他们回家不久，一天上午，教育系两个属于对立派（西师“春雷”）的男学生来了，他们还在几十米外就气势汹汹地大喊大叫，蒋明澄蒋明澄，你这个地主阶级的狗崽子，回来了还躲在家里，不参加政治学习，不改造思想……滚出来！
两个学生冲到了我家门口，我妹妹正在厨房里生煤球炉子。她之前也见识过一些武斗的场面，更主要的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傻劲，她垮着脸，用扇子使劲把生炉子形成的烟雾、灰尘扇向站在门口的两个“敌人”，还怒气冲冲地骂：呸！你们这些杀人魔鬼！刽子手！楼上和隔壁的邻居都为妹妹捏了一把汗。当时，武斗高潮过去了，但并没有完全平息，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的人是很容易冲动的，而且，天知道他们带没带武器。即便没有武器，那两个凶神恶煞的成年男学生也只需三拳两掌就可以把妹妹的骨头抖散了，让她稀泥一样瘫在地上爬不起来。
奇怪的是，两个“春雷”的大学生不仅没动手，甚至也没动口回击眼前这个小女生，连喊我父亲去参加政治学习声调都降了一个八度。父亲刚好从外面回来，见状，只说了一句去就去嘛。转身向外走。学生便跟了出去。
学生从我们家出去后，直奔住在斜对面另一栋楼的教育系教师张XX家，在外面高声喊叫他的名字。张老师的妻子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李老师，她闻声出来站在坝子里，问啥事。两个学生不跟她废话，抬手一个响亮的耳光抡过去把她放倒在地上，李老师的半边脸顿时发泡了，又红又肿。邻居们一个个噤若寒蝉，谁也不敢站出来对打人的学生稍加指责或劝阻。可是，如此凶狠的男大学生为什么没对胆敢跟他们硬碰硬的妹妹动一根手指头，到现在也是一个不解之谜。
父亲被学生带走后不久，母亲也从外面买菜回来了，邻居把事情告诉了她。母亲很生气，把妹妹骂了一顿，说她简直太不懂事了，回到家里就惹是生非，也不看看形势，现在西师是他们的天下，这样跟他们闹说不定会惹来杀身之祸。过了几天，母亲把妹妹送到市里交给前五婶所在建筑公司车队的师傅，把她带到达县去了。
2
妹妹被送去达县不久，我们那支队伍上缴了武器并宣布解散，我从永川回到家里。我的突然归来，让父母陷入了风声鹤唳、胆战心惊的日子，原来，文化村五舍的邻居告诉过他们，西师附中“无产者”一帮人曾经荷枪实弹地把我们居住过的屋子团团包围，要抓我这个“布尔什维克的武斗干将”。所幸，他们不知道我家在文革前夕已经搬到了四新村，老邻居们都很义气，谁也没有将我家的新住址告诉这帮人。
当时北碚区乃至整个重庆市都在“八一五”派的控制之下，像我这样曾经拿着武器上过战场的人一旦被他们发现，立刻就会被抓走，至于性命保得住保不住，就要看他们的心情了。
之前父亲的学生直接上门，强行“带”老师们“参加政治学习”，妹妹和他们差点冲突起来，已经让父母如惊弓之鸟，我这一回家，更是让父母日夜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担心某一天荷枪实弹的“无产者”们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如果他们出现，那就绝对不会像父亲的学生那样“温良恭俭让”了，他们对付对立派的成员，方式很单一，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人们谈之色变。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让我去五叔（父亲最小的弟弟）那里。
我的五叔，1963年毕业于西南师院数学系
我五叔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遂宁中学教书，因家庭出身不好，又和领导在教学问题上有公开的分歧，被贬到了遂宁县拦江镇乡村初级中学。此时，那个偏僻的小地方反倒显现出些优势，大家一致认为那里会相对安全许多。
1967年的初冬时节，我又一次独自离开了家。为避免被人发现，早上天不亮，我跟个影子似的溜出了家门，乘坐公交车前往沙坪坝，再从沙坪坝转乘去遂宁的长途客车。
抵达遂宁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距离五叔所在的拦江中学还有一百多里。那个小地方交通车隔天才有一班，早上六点开车。我没去住旅店，一是担心睡觉错过了班车，二是想节约钱。冬天天黑得早，文革期间治安差，商店也没啥东西卖，四五点就关门大吉。小城市里，人们都龟缩在自己家中，不过六点左右，大街上就冷冷清清一个人也见不到了。天渐渐黑下来，街灯稀疏昏暗，城市静得几近荒芜，我在车站附近转悠了一会儿，感觉自己像一个游荡的幽灵。黑灯瞎火的街上，既没有什么看的，也没有什么买的，只好回到车站坐在售票房的长条凳上，眼巴巴地等天亮。夜里，寒冷、饥饿和困倦一个接一个向我发动攻击，黯淡的灯光下，清冷和寂寥把原本就空荡荡的售票房抻得很大，大得没边没界的，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被遗弃在了旷世荒野，那种百年孤独的滋味过了几十年依然记忆犹新。
第二天一早，我搭上一辆充当客车的带棚卡车，风尘仆仆两三小时终于到了拦江。
3
1970年代中期，在遂宁拦江中学教书的五叔（右1）来我们家，他头上还顶着“现行反革命”帽子
五叔那里的生活相当枯燥乏味。白天他去上班（主要是参加政治学习），我在他的寝室里，百无聊赖地翻阅以前无论如何也看不进去的《红楼梦》。这部小说因伟大领袖的肯定，成了那个时期唯一没被批判清洗的古典文学作品。可是，不管我做怎样的努力，除了看到吃吃喝喝哭哭啼啼，就是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专家们描述的那些可以千古留芳的不朽句子……
每天吃过晚饭，学校的老师们就三三两两去校外那条简易公路上散步，我和五叔也会走上一两公里，再返回来。这是那所乡村中学的教师们每天唯一真正放松心情的时间和活动。
我在五叔那里住的时间不算长，他们学校的教师唐某（名字记不得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初期步行串联风靡一时，他和我五叔同在一个“长征队”里，他们的目的地是成都。行至乐至，同样步行串联到成都的我和五叔在接待站巧遇，随后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和这位唐老师相处了三两天。仅看外貌，他木讷老实，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但不知为什么我偏偏记住了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后，开始了清理“5.16分子”的运动，此时，唐老师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揭发五叔，给他扣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罪状有三：第一，他出身反动（地主家庭）；第二，他反对贫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革特产。城市里的学校由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管理，偏远农村没有驻军、工厂，就由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管理学校；第三，收听“敌台”广播。
反对贫宣队的事实经过是：当时学校里教师除了政治学习以外，都闲着没事干，五叔向贫宣队请假，要求去达县探亲。贫宣队不准假，五叔便同他们争辩，不果，之后五叔不管不顾一甩手走了。其后，被定性为不把贫宣队的领导放在眼里。
收听“敌台”的事实经过是：教师们政治学习完毕后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五叔从不打牌，就在一旁摆弄另一个教师的收音机，拨来拨去拨出了一个声音：“莫斯科广播电台”。五叔和在场的所有教师唯一听到的“敌台广播”就是这七个字。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怎能不知道这是不可触及的“雷区”，拨到这个波段纯属偶然。五叔反应很快，立即将收音机关了。收音机是关了，人的嘴却是那几个旋钮关不住的，尤其是在那个背靠背揭发问题十分流行的年代，和那个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把别人打入敌对阶级阵营标榜自身革命的年代。
就这样，一夜之间五叔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小小的山区乡镇这就是惊天大案了，一时间拦江区满街都是义愤填膺炮轰五叔的大字报。在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会议的批斗陪斗打骂凌辱之后，他们把五叔隔离起来，“清洗”出教师队伍发配到农场做苦工：喂猪、挑粪、种地，每月只给20元生活费，甚至还扬言要开除他的公职。
如果仅仅是艰苦的劳作和艰辛的生活，对于经历过饥饿年代、背着“地主家庭”枷锁长期受压制的五叔，应该还不算最大的打击。最致命的是，当时的五婶在工作单位也受到严重牵连，被当作反革命家属批斗，他们的孩子因此进不了托儿所。就像那些年代千千万万个被“革命”碾碎了的家庭一样，他们的家庭也被“红色高压”压碎了。
在那个偏僻闭塞的山村学校，五叔突然变得一无所有：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亲人、没有感情寄托。如此巨大的精神打击五叔是怎样承受过来的，我不知道，我们已经到农村插队去了。后来我妹妹从表姐（二姑的大女儿）的来信中得知，五叔得了严重的胃病，健康状况一落千丈。
1980年代《光明日报》刊发“吸收并未彻底平反的五叔入党”的短文
五叔在农场劳改了两年有余。1972年拦江初级中学试办高中班，现有教师中无人能承担高中数学课程的教学，只好把正在劳改、毕业于西南师院（今西南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请”回学校，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降级降薪使用。打倒“四人帮”以后，五叔恢复了教师身份和原有的工资待遇。1979年，遂宁全县数学高考成绩第一、第三名都出在拦江中学，五叔超群出众的教学水平在当地有些声名远扬的意思了，他被调进遂宁师范学校任教。
到了1980年代，国家拨乱反正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他得以彻底平反，先后担任遂宁师范常务副校长，遂宁完全中学副校长，各种荣誉接踵而至，被评为特级教师和全国优秀教师，一切苦难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五叔获得的全国优秀讲师奖章
本来，我去五叔任教的学校是为了躲避或然性的灾难，可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有些待不住了。刚刚经历了剧烈动荡、大起大落、险象环生、充满刺激的武斗，过惯了和同学们一起苦乐共享的集体生活，突然掉入这种死水一般的平静之中，我有些像被强行关进笼子里的鸟，对笼子外的天空充满了向往。
二十多天后学校放寒假了，五叔要去达县探亲。他给我提了两个建议：一是随他一起去达县；一是到河南三门峡二姑（他的二姐）处。他早已同二姑联系好了，只等我表态。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去河南，从来没有在北方生活过，想象中的北方冬天农村那白雪覆盖的茫茫原野，强烈地吸引着我。
二姑对于我是陌生的，虽然她曾经到过重庆北碚我们家里，还留下了一张合影。但那时我们太小，没什么印象。她的大女儿文革前给我父亲来信，寄来了两张很漂亮很洋气的照片，完全不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大姑娘。“大串联”时，在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读书的表姐来我们家玩了几天，给我弟弟留下的印象是来了一个神仙姐姐，家里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姐姐跟表姐相比，简直黯然无光。
1950年代中前期，我奶奶住在我们家，当时二姑准备远嫁河南，临行前来跟奶奶告别。二姑出嫁早，第一任丈夫家境非常富裕，他本人却是个不争气的“富二代”，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还染上了鸦片。解放前夕，各地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频繁。一天，二姑父在山上瞎转悠，看见一个被国民党士兵追击的人，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是本地地下党的一名要员，但他动了恻隐之心，把这个人藏了起来。土改时有人揭发二姑父，说他帮着国民党匪兵杀害了地下党员。已经划成了“恶霸地主”的二姑父双手还沾上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他的路只剩下一条——血债血还。
二姑父解救的那名地下党员，新政权建立后出任中江县县长，在他打听到二姑父下落的时候，二姑父已经背着杀害他的罪名被枪毙了。县长痛心疾首，下令优待二姑父的家人，因此二姑没受到牵连，活跃在当时的宣传队里。朝鲜战争爆发时，二姑打算报名参加志愿军。奶奶却不同意。二姑虽然还很年轻，可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她走了孩子怎么办？无奈的二姑只有放弃这条对她和她的孩子们都洒满了阳光的大道。
不太清楚二姑是通过什么渠道认识了后来的二姑父——一个河南三门峡市郊的农民，成分是贫农。我在三门峡和二姑闲聊时，二姑告诉我，北方农村因为贫困，娶媳妇历来是家家户户头疼的事，她虽是再嫁，还带两个孩子，可她那时是老家永兴乡一带出名的美人，所以二姑父非但不嫌弃她，还跟中了头彩一样乐得屁颠屁颠的。二姑改嫁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前夫的两个孩子从此有了红色的身份。
4
从拦江到成都，我乘坐的还是权充客运交通工具的大卡车，这样的车也是托熟人才买到票的。离开前五叔给了我买火车票的钱，但那时的我已经养成了坐车不花钱的“恶习”，到成都后，没买票就混进了火车站。打听到从成都开往西安的224次列车的停车道，我从车窗翻了进去。
火车晚上八点才发车，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没多久就迷糊了，等我被车厢“哐当哐当”摇晃醒过来，才知道火车已经开出成都了。此时我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妙，上车前没吃午饭，因为睡觉又错过了在站台上买干粮的时间，连续两餐水米未进，肚子“咕噜噜、咕噜噜”没完没了地叫。车厢里的人歪七倒八都睡熟了，我却再也无法入睡，一方面是白天睡得太多，另一方面是因为饥饿。都说睡觉可以抵抗饥饿，经历过了才知道，真正饿得眼睛发绿的时候，就算躺在皇宫里龙床上也是睡不着的。呆呆地盯着车窗外，虽然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一直熬到无边的黑暗一点点退去，天边终于透出了晨曦，我便开始望眼欲穿地盼着抵达广元。
“大串联”去北京时经过广元，我在站台上买到过一种广元特有的大烧饼，每个约有二三两。这种烧饼不光大，还特别绵实，有嚼头，很合我的口味，一顿吃一个就饱了。一年多以后我下乡和农民一起拉船，始知道这种大烧饼也是嘉陵江上游一带业余纤夫们的最爱，每次我们的船刚启程还没离开生产队的地界，他们就开始念叨，到了广元要去火车站买“脚搭子饼子”。抵达广元，农民们迫不及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离船上岸去买大烧饼，回家时人人都拎着一布袋饼子。
那天，火车在上午十点多钟才晃到了广元，未等车停稳我就跳了下去，一步射到最近的一辆食品售货车前，买了十个大烧饼。接下来的日子，我一顿一个大烧饼，一直吃到三门峡还剩下四个。
火车到达西安是清晨。走出车站一看时刻表，下午六点钟才有往三门峡方向的车，我可以一整天在西安城里游览。可是，冬天的西安出奇的寒冷，初来乍到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不敢走的太远，结果一整天，我就只在火车站前面那条叫做解放路的大街上来来回回逛。
当时西安给我的印象，是一大片灰蒙蒙的矮房子趴在冻得泛着青光的天空下，显得颓败萧瑟，和我们坐落在山上高大雄伟气势磅礴的山城重庆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不过西安的火车站是中国传统的大屋顶，看上去就像是宫殿或庙宇，很气派，我在其他地方没见过这样的车站。
中午在路边一家小饭馆买了一碗鸡蛋汤，泡一个广元的大烧饼算是午餐。饭后，我就老老实实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等候六点钟的车。五六个钟头以后，我上了开往三门峡方向的列车。车上人不算特别多，我还找到了位置坐下来，松了一口气，再没有了转车等车的麻烦，可以安安心心舒舒服服一直坐到目的地了。
孰料半夜里，火车开到一个叫孟塬的地方停了下来，之后就像被冻僵在轨道上了，一两个小时也不动弹一下。乘客们都伸长了脖子往窗外张望，好不容易看见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从我们的车厢旁边经过，赶紧问是怎么回事。那人回答，这列车有一节车厢的车轴有问题，不能再开，要等到明天上班的时候检查了，才能决定怎么办。这就是说在明天中午以前没有走的希望了。我一听，脑袋“轰”的一下胀大了。其实我原本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急着赶路，不过是出门在外希望快点到达目的地那种普遍心理，和小青年的浮躁。
恰好这时，一列跟我们的车同方向行驶的客车在旁边的轨道上停下来，我抓起自己的包“嗖”地从车窗跳出去，准备用同样的方法进入旁边那列火车。跳下来后才明白自己犯了大错，我脚下踩着的并不是站台，而是两条轨道间的碎石，我站在高墙一样的两列火车之间一下子小成了蚂蚁。不过，危险这一层还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对我来说特别无可奈何的，是在不靠站台的这一边，所有的车窗都紧紧关闭，还高得够不着，我只能绕到另一边的站台上，才能爬窗户进去。时间紧迫，我甩开双腿朝着车尾飞奔，可是老天不帮忙，刚跑到车尾巴上列车就启动了，此刻，就是铁道游击队的高手，也没办法“飞”进车厢了。
眼看着列车轰隆隆隆，轰隆隆隆……呜！渐渐离去，几近绝望的我不管不顾一把抓住末节车厢最后一个门外边的铁把手，脚一蹬跳了上去，站在了车门下边的踏脚板上。我手吊着冰一样的把手，脚踩着十多公分宽的踏板，迎着刀子一般割来的寒风一直站到早上七点钟左右。到了三门峡西站从车上跳下来时，感觉手已经没有了。途中，我没掉下火车摔死，没冻坏，甚至连裸露在外面的手也没冻伤，感谢神，我这个冒失鬼又写了一个传奇。
三门峡西站是机务段，列车在这里停得比较久，加水加煤还要例行列检。我趁机钻进了一节车厢，上车后只过了十来分钟就到了目的地——三门峡站。
5
从火车站出来，放眼望去，有点小激动，白雪皑皑空旷无垠的原野，天地间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的苍茫寂寥，正是我想象中的北方农村。
二姑的家在一个叫槐树洼的村子里，离火车站约五里路。
我按照五叔告诉我的路线往槐树洼方向找去，路上还错进了几个别的村子。厚厚的积雪在脚下“吱嘎吱嘎”地响，走不快，将近中午的时候才找到二姑住的村子。她的家在村子东头最远的一条沟里。这条沟一共只有七户，都是由于家家那本难念的经从村子中心搬出来的，他们在这条沟里新开了窑洞居住。
已被废弃的窑洞（图片来自网络）
我在村里人的指点下终于找到了那条沟，却不知道二姑的家是第几个门洞，就径直走到最尽头的一家去敲门。这家主人刚把门打开，我就听见一个声音在后边说，是国辉哥吧。转身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站在我身后。我想起五叔那里有一张二姑的全家合影，其中有她，这个小女孩是老四。原来，二姑他们接到我从成都发的电报后，算了算我到达的日子大约就是那两天，我从沟里走过时，正好被小表妹从窗户上看见了。因为我和五叔长得很相像，所以她一下子认出了我，跟母亲打了个招呼就跑出来追我。
千山万水，我终于到了二姑家。
到二姑家没几天就是旧历年。过年前后的一二十天，家家户户天天蒸白面馍，擀捞面。还有一种很特别的食品——名字没记住，只记得是用糯小米做的。把糯小米磨成粉，加水和好放到户外，在零下十几度的气温里冻一夜，第二天拿回来，做成块状，放进油锅里炸酥蘸糖吃。面团外边冻硬了的那一层剥下来，放在锅里蒸熟，嚼起来那个香真是难以形容。我以前没有吃过这样的食物，以后也再没吃到过，所以至今难以忘怀。那段时间，二姑家饭桌上那些好吃的，让我误以为除了北方尽吃面食这点差别外，农村的日子比当时我们城市里供应紧俏的日子还好，可以称之为丰衣足食。
春节过了不久，我的错误观念就被彻底纠正了。饭桌上的内容“节节败退”：白面馍变成了白面掺玉米面馍，又变成玉米面掺白面馍，再变成红薯面掺玉米面馍，最后成了净红薯面馍。终于有一天，家里的粮缸见了底，和我在书籍上看到的描写解放前贫苦农民生活的情节一模一样：揭不开锅盖了。一天多的时间，除了喝水，全家人没有任何东西填充肚皮，直到第二天下午领来救济粮。
领救济粮是我和表弟一起去的，每人背一袋红薯干。路上我们嚼了几块红薯干，才有了力气将救济粮背回家。至此我才知道，当地就是这样，用他们的话来说：正月大吃大喝，二月捏捏过过，三月饿死饿活，四月勒死勒活。到四月底麦收前，有存粮的家庭基本没有，都要靠政府发放的救济粮红薯干才能勉强度日。
6
三门峡有著名的“三门峡大坝”，虽然小学上地理课就熟知了这个地方和这个工程，当大坝真正呈现在眼前时，我还是被其雄伟壮观深深地震撼了。
然而，由于长年泥沙淤积，我看到的“三门峡大坝”早已不能发电，是一座报废了的建筑，因此参观无需任何手续。大坝上空空如也，听说以前有军人守卫，但我去的时候一个人影也没见到。我在坝上走了一个来回，黄河的对岸是山西省平陆县，属山西省的大坝被拦断，没能走过去。当时环境保护的概念几乎没有，面对着这种在“人定胜天”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造成的对大自然毁灭性的破坏，并无任何思考，只是抱着实地瞻仰一下这个闻名遐尔工程的热切愿望。
离开五叔那里到三门峡，我只做了住个把月的打算，过完旧历年就回家。离开家的时候，父母给我的钱和粮票在五叔那里没花，到了三门峡交给了二姑，但只够维持我一个月左右的生活。春节后没几天收到父母的信，告知重庆的武斗又升级了，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再次离开西师，到同事老家川西邛崃县乡下去躲避武斗，所以我暂时不能回家，要在二姑家里多住一段时间。
只知道短时期不能回去了，还要住多久却是不知道的。长期住在二姑家里，我一个大小伙子饭量也不小，不能只在家张着嘴吃“闲饭”。我向二姑和姑父提出去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给家里增加点收入。二姑父那时是公社的某组织头面人物之一，在村里说得起话，他出面给生产队长一说，队长满口答应。从那时起一直到离开三门峡前的一个月，我跟所有的当地农民一样，每天出工，什么农活都干。
我记忆较深的有两种农活，一是春冬之际到麦收前挖土填沟壑造“大寨田”；二是夏季的麦收。二姑的大儿子，比我约小半岁的表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娃，从小干农活，在我看来却是什么都懂，出去干农活他成了我的老师，教我使用当地农村的主要农具：撅头、镰刀和打麦场上扬场用的木锨、木叉等等。
北方农村，冬闲时间很长，头一年十月份种完冬小麦到第二年初夏麦收，基本上没什么活干。挖土造“大寨田”本质上和我下乡插队后冬季整地挖塘一样，不过是给农民们提供一个挣工分的机会，我在那里半年，没见到在填出来的生荒地上种什么庄稼。那种活本身可干可不干，但让农民冬天闲在家里，似乎又不符合“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因此出工是必须的。但很多时候名义上是造大寨田，实际上都去挖酸枣刺了，既挣了工分，又为自己家里弄到了柴火，锦上添花。
酸枣刺在当地是一种到处生长的灌木，其实就是长不大的枣树。我加入挖酸枣刺的队伍时，好挖的早被挖完了，我们只能攀崖挂壁去找，危险，但很刺激。当时的我正处在喜欢冒险的年龄段，又刚刚脱离武斗战场不久，所以很乐意干这个活。我和表弟每天出工就漫山遍野爬坡下沟，挖到一棵长在险峻地方的大家伙，就跟金元宝砸头上一样乐不可支。收工的时候，把挖到的酸枣刺放在一起，用脚踩、撅头拍，让它们自己搅缠成一堆，然后把撅头把从中间过去穿，就可以扛上回家了。每天收工，我俩扛着酸枣刺往家走，二姑都会乐乐呵呵地站在家门口迎我们。
麦收在北方农村，可能是全年最忙也是最让人振奋的时节。那几天农民们连夜里都不怎么睡觉，拿出积攒了一年的劲头来干活，那些一年中其他时间从不出工的妇女们，也都加入到了收割的队伍里。我在学校参加农忙劳动时曾经割过麦子，以为自己轻车熟路，就选择了割麦子，但拿着镰刀挥舞了两下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眼见得镰刀在别人手里上下翻飞，眼花缭乱之中麦子唰唰唰一排排整齐地倒在了镰刀下面。我举着镰刀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北方的镰刀跟重庆的完全不同，长柄，没有锯齿，磨得像剃头刀一样快，一不小心就在腿上碰出一道血糊糊的大口子，我只好换别的活，比如捆麦子、装车，或者在场上扬场、打草垛。
扬场是一门技巧性很强的农活，看别人做起来很轻巧，真正要学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北方农村分离麦粒和麸壳跟南方农村不同，南方用风车，北方靠自然风。北方扬场，就是用木锨把麦粒铲起来，锨朝天一翻，扬起来的麦粒呈扇形在空中散开，借风力将混在麦粒中的草屑、麸壳吹走。这样来回扬几次，最后落下一堆干干净净的麦粒。我刚学的时候扬不成扇形，抛上去一团掉下来一堆，草屑、麸壳一点不少地留在麦粒里。我苦练了一两天，掌握了扬场的技巧，之后直到麦收结束，生产队都把我固定在晒场上了。
当地的俗话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早上看着还是绿油油的麦田，到中午就像被用黄色油彩泼过了，“哗”一下就是一片金黄了。农民们依靠救济粮——难吃的红薯干——捱过春荒，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白面膜和面条，所以，麦子黄了庄家熟了，人们都自觉拿出打仗的姿态，到了吃饭的点没人在家吃饭，只是回去喝两口水，拿上馍边啃边跑。
麦收，意味着勒紧裤带忍饥挨饿的日子结束了。打完第一场麦子，妇女们连夜磨面蒸馍，那几天吃饱吃好是有保证的。出大力的劳动，虽不能忘食，废寝却可以做到，农民们晚上都不回家，实在困得撑不住，就在麦草垛周围横七竖八倒一地。最先醒来的人一声吆喝，人们又爬起来接着干。亲历麦收后，我第一次切身感受了农民的劳累和艰辛，以前虽然也参加过农忙劳动，比较起来都不过是些花拳绣腿罢了。
7
我在三门峡，还学会了另一门北方农村的技术活——筑墙。筑墙不是农活，但在北方农村是比较吃香的手艺，有人专门以此谋生。
学筑墙是从帮二姑家往外拉土开始的。
她家住的是新开窑洞，打出来的土全都堆在院子里。我刚去的时候，土堆像一座小山，院子变成了只有一米左右的过道，他们家是地地道道的“开门见山”。那时，表弟每天收工回家总要用家里的架子车往外拉几车土，我去以后就天天和他一起干。我们从春节后一直拉到五月，那个巨大的土堆终于被我们“愚公移山”了。剩下的小部分土，用来筑了院墙。
这条沟里住的全是新户，家家户户都处于基本建设的阶段，我们同另外两家商量换工筑院墙，三家人有五个壮劳力，商量毕，就开始一家一家地筑。
北方筑墙用的杵很特别，是一个丁字形的木把，下边嵌一个约一斤重的小铁球，杵在土上就有碗口大的一个坑。筑墙的时候，两个人对面站着，你一下我一下，后面的人必须杵在前一个人杵的坑里，一个坑杵四下，又杵下一个坑。这活说起来不复杂，可是干起来，一要技巧二要体力，就有了一定的难度。刚开始给邻居家筑的时候，我还只能打下手，做填土、绑架子之类的活。我一边干自己的工作，一边留心观看别人怎么掂杵。到第二家邻居和二姑家筑墙的时候，我就是掂杵的主力队员了，连很有经验的老农也夸我，国辉掂杵掂得忒美呢。
院墙建好了，二姑家门前面貌焕然一新，三面土墙围成了一个宽敞的院坝，墙外还留出了能过一辆架子车的土路，成了一套标准的中原农村住宅。
架牲口拉车，在三门峡农村也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活。那里的架子车，可以人拉，也可以牲口拉，但更多的时候是人和牲口一起拉。人和牲口共同拉车时，把牲口套在的车把上，人在牲口的屁股后面，不用出大力，只需掌握住车把就行了，相当于方向盘或舵。人虽然只把握方向，但要让牲口听指挥走顺道，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我跟着表弟学了一段时间，我驾车，他在旁边吆喝牲口，慢慢就可以独立操作了。
事情往往出在自以为是、满不在乎的时候。那次，我自己驾车去另一个村子拉砖。回程有一个带急弯的下坡，急弯的外边是一道一人多高的坎。第一次独立出车，技术又有限，遇到这样的路况就有些手忙脚乱，没顾上及时招呼牲口转弯，等我反应过来吆喝牲口时，转弯的角度已经不够了，靠外边的车轮冲出了道，车翻了。架子车上满载着砖头，我跟着车连同砖头一起翻到了坎下。老天保佑，我碰到了不幸中的两大幸，其幸一，没被那装满砖头的架子车压在下面，若然，就不知有没有今天的我坐在这里叙述往事了；其幸二，不知套牲口的绳子是怎么扯掉的，车翻下去后，没有把牲口带下去，等我爬起来，看见它还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一动没动。
翻车没有夺取我的性命，也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皮外伤，但在我的背上两块肩胛骨之间留下了暗伤。当时并没在意，也没对人说起，像这样的伤痛在农村跟长了个鸡眼差不多。这一忽略埋下了不小的隐患：几十年间，这个扭伤会时不时地发作，一发作，躺在床上不侧身就起不了床。
8
槐树洼村离三门峡市很近，经常有城里的单位来找村里的人去搞一些小型的建筑项目，像砌墙、盖房之类。村里少数几个有砌砖技术的，差不多长年在外挣钱，人称“大工”。每次有活干的时候，“大工”总要找几个劳动力替他们干“和泥灰”“搬砖头”这些杂活，称为“小工”。能在外边挣到现钱的活儿是很有吸引力的，人人都想去，所以都争着和那几个“大工”拉关系套近乎。我是外地人，拉关系套近乎都轮不上，但我想去挣那个工钱补贴家用。二姑父去给“大工”说，“大工”应允了。
我去做了几天，才知道那是一个猪狗不如的活儿。
两个熟练的砌砖工人，一小时不紧不慢也能砌一百多块砖。我和另外一个小工，要从一百米外把这些砖搬到墙下，再给他们递到手上。此外，还要挑石灰、炭渣和水，和好后用小铁桶提着，送到他们手上。马不停蹄来回奔跑，到中午歇晌时，双手就像棉花般绵软，连馍都拿不稳。吃完午饭还得接着干，天黑回到家，倒上炕连身都不想翻。
其实仅仅是累倒也罢了，我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问题是小工在大工面前，比小媳妇在恶婆婆面前还受气，他们使唤我们就像使唤牲口，吆喝声不断，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就日爹操娘地破口大骂。我原本是经历了武斗枪林弹雨的“斗士”，若在几个月前，他们敢那样辱骂，我的拳头或是别的什么武器肯定就挥过去了，打他个鼻青脸肿算是便宜的。可是时过境迁，此时的我已不是彼时的我，我只能忍着，为了挣那一份可怜的血汗钱。
在临近我返回四川的前一个月左右吧（我自己并不知道何时是归期），生产队突然不让我出工挣工分了。听说，队里不少人对我这样一个外来的壮劳动力每天挣九个工分，到秋后还要分粮分钱，早已心怀不满。生产队的决定后果很严重——意味着我一下子成了吃闲饭的人。二姑家境不富裕，当时能干活的全劳力只有表弟，下面还有三个未成年的表弟妹，如果我不干活，就会成为她家的沉重负担，我不愿意让他们为我负重前行，但又不能继续出工干农活，一下子被逼到了墙角。
其时，二姑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重体力活可以让我施展拳脚，左思右想，只有一件事我还可以做，那就是出去打草。那个年代化肥没有普遍使用，农村都是靠打草来垫马厩，让马在草上拉屎撒尿和践踏，沤成肥料。生产队有规定：每个家庭必须每月向集体马厩里交纳一定数量的草。这项农活不记工分，我出去打草别人无话可说，还可以完成交草的定额任务。我拉着架子车，走遍了三门峡市的每一个角落，市区里的草差不多被附近的农户包了。我便拉着架子车每天沿着河岸走，有时走上五六十里路才能勉强打够一车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天天在黄河边往返，我眼睛盯着草，脑子想着草，心里记挂着草，都快变成草痴了，奔腾万里的母亲河，反倒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偶尔空闲的时候，我会跑到车站去，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火车，对家的思恋在心中“异军突起”，我呆呆地坐着，在想象中一千次一万次地回家，又跌回现实中一千次一万次地失望。也不知道算不算“皇天不昧苦心人”，长长的乡恋在某一天被五叔的来信终结了。五叔告知虽然武斗尚未结束，但父母他们都在成都，生活还算稳定，问我愿不愿意去成都。我飞奔到邮局给五叔拍电报，请他给我汇路费来。两天后，我收到了五叔电汇的钱，买了车票。
离开三门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二姑。听父母说她在二叔去世后回过一次四川，还到了西师家里。我那时正在黑龙江大学读博士研究生，没能见到她，后来工作忙碌，也没机会去三门峡探望她，回报她。多年后，听妹妹从国内传来消息说二姑已经去世，我产生了写下这段生活经历的冲动。长眠于三门峡的二姑，在那些苦难的年代一直生活于不幸与贫困之中，她只是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却在当年，在我最困难甚至有些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了我，内心的感激绵长而久远。
安息吧，二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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