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向立山，1945年出生，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8年~1975年参加援建坦赞铁路，1975年~1979年参加修建大型引进项目湖北省化肥厂，1980年后在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
作者：向立山
雨季结束后，又经历了5月到8月的干冷季，看到还有几个月野外勘测工作就将结束，我开始不大安心在总队这个风吹不到、雨打不着的地方工作了，认为既然到了非洲搞铁路勘测，就要知道野外勘测是怎么回事，就应该亲身感受到勘测的艰难，只有做到这样，才不枉在勘测队工作过。我把我应该到分队去，到艰苦的环境中接受“再教育”想法和领导谈了，得到了领导的同意，被安排到紧靠总队的一分队，同时把一分队的翻译袁锦德调到总队。此后，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随同一分队的勘测人员早出晚归，从旱季干到雨季，直到定测结束，因而对野外勘测的艰辛有切身的体会。我是乘坐一辆双开门、帆布顶蓬的北京牌吉普去一分队营地的。上了大北公路后，北京吉普车速一般在80公里/小时左右，天气闷热，我们把有机玻璃的车窗全都拉开，扑进来的全是阵阵热风。好景不长，过了不久就是“搓板路”，车速一下子降了下来，帆布顶蓬顿时热得烫手，人在车里就像在蒸笼里一样难受，每个毛孔都在往外冒汗。公路两旁是早就看惯了的丛林风光，经过的地段基本上是绵延起伏的丘陵，一直延伸到白云蓝天的尽头。这里虽然土地肥沃，但少有庄稼，有木不成材，有树不成林，沿途靠近公路的地方多是在雨季中疯狂生长起来的杂草，远处则是将大地覆盖起来的一丛丛杂木林。沿着大北公路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北京吉普拐进了一条土路，又颠簸了约莫半个小时，便到了一分队的营地。有一段时间没有到分队去了，我发现经过雨季的冲刷、“冬”季的风吹和和热季的暴晒，原本是草绿色的帐篷已经完全变白，而我们黄皮肤的勘测队员，如果把黑发换成卷曲的短发，几乎会误判为黑人！我和一队大多数人都是一起坐“耀华”轮来的，彼此基本上都熟悉，一见面都很亲热。一晃4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然对第一天的野外勘测经历记忆犹新。那天，我身穿深灰色咔叽布工作服、头戴防蜂帽、手戴手套，脚穿大头鞋、提着一把砍刀、背着军用水壶，全副武装地随着勘测队出发了。我们乘坐的解放牌敞篷卡车（雨季时加上雨蓬）沿着林间小道一路颠簸，在一棵留有红白布条记号的树旁停下，一行人下车后，沿着昨天收工时从丛林中走出来的足迹，很快就找到了今天勘测的起点，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眼前是丘陵地带，近处杂树并不多，主要是茅草、狗尾巴草和野稗子草，以及夹杂其间的荆棘藤蔓。茅草是赞比亚荒原上的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草。这里土地肥沃，在雨季连续几个月的雨水不停的浇灌下，茅草发了疯似的拔节猛长，到雨季结束时，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从远处看，颇似一望无际的金黄色芦苇荡。雨季过后，在干燥的热风不断吹拂下，像筷子一样粗的草茎逐渐变黄变硬，叶子也被晒干，边缘的锯齿像刀子一样锋利。我这天的工作是和几个当地工人一起，用砍刀砍草断树，使勘测人员从经纬仪里能清楚地看到前面的花杆。遇到我们无能为力的大树挡住视线，就留给“第二梯队”用链锯解决。操作链锯的是技术员小丁和一名当地工人。小丁那时不到30岁，是文革前某铁道学院的毕业生，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因为个子较矮，又显得瘦削，大伙给他起了个“丁胖”的外号，他对此欣然接受。别看他个子瘦小，但锯起树来却判若两人，如同一个熟练的伐木工人。用砍刀对付齐人高的茅草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费力不小，就是不出活。因为草密，刀不能挥动，有力使不上；即便刀能挥动，对密度大、韧性强的茅草，也不能指望能手起刀落，轻易砍倒。我那时年轻气盛，一上来就是一顿猛砍，几个回合下来，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由于草灰和草茸呛得不敢大口呼吸，加上闷热难忍，出汗过多，才干了个把小时，一壶水就喝了一半还多。小丁见我不得要领，累得气喘吁吁，提醒我一天的时间很长，要悠着点，不要透支体力。为了防止天热中暑，还从装有季德胜蛇药的急救箱拿出一瓶仁丹，要我含上几粒。他看了看我用的砍刀说：“磨刀不误砍材工，这把砍刀不快，砍起来费劲，回去要磨，每天出工前要把刀磨快。”另外，他还告诉我用这种刀砍草该如何使劲，并做了示范，我跟着做，果然事半功倍。到了中午时分，我们还没有走出茅草地带，只好就地找了一个草少的地方坐下休息吃午餐。午餐主食是馒头和花卷，菜是从国内运来的午餐肉和红烧肉之类的肉罐头和榨菜，外加辣椒和大蒜，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有一定标准，罐头食物按人头定量，不得超标。坐下不久，有人已经升起了火，烧起了辣椒，烤起了馒头，还有的把红烧肉的汁勾兑上开水，就在罐头盒里做起了菜汤。烟瘾大的人顾不上吃馒头，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张纸，再从塑料袋里抓出点烟叶，自制成形状似喇叭的香烟，津津有味地抽了起来（俗称“吹喇叭”）。坐下来没多久，我就遭到一种只有绿豆那么大的苍蝇的进攻。这种小苍蝇的特别之处是专门往人的眼睛里钻，打死一闻，味道奇臭，十分恶心。来赞比亚已经几个月了，对这里的昆虫已不陌生，知道不管是天上飞的，树上做窝的，还是地上爬的，都各有各的“高招”。有一种小咬，叮咬后红肿发痒，异常难受。还有一种牛虻，叮上人后赶都赶不走，打走了盘旋一圈又飞回来，完全是吸血不要命。分布最广、种类繁多的是蚂蚁，除了常见的白蚁，还有各种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黑蚂蚁、黄蚂蚁和红蚂蚁，它们通常组织极为严密，来无影，去无踪，极具攻击性和牺牲精神，有的即便把身子被拽掉了，它的利嘴仍然咬着人的肉不放。半天下来，我的手已经打起了血泡，腰也累得直不起来，抓紧时间填饱肚子和补充了水后，顾不得天上飞的和地上爬的，用防蜂帽把脸一罩，倒在地上闭目养神了。没过多久，听见有人喊了一声，不好，蚂蚁来了！大家赶紧起身收拾东西，匆忙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我的动作慢了半拍，早有蚂蚁爬到了身上，刚抖掉身上的蚂蚁，钻进裤子里的蚂蚁开始咬了起来，折腾得我手忙脚乱，一边跑一边脱裤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惊魂稍定之后，小丁对我说，以前多次发生过这种情况，可能是罐头的香味被蚂蚁闻到，或者是掉在地上的食物被蚂蚁发现，“侦察兵”把信息迅速传递回去，导致蚁群大举进攻。按照常规，午餐后要短暂休息一下，由于蚂蚁的搅局，大家各就各位，继续开始工作。好不容易走出了草密树稀的地段，却在临近收工时，碰到一个数米高、山丘状的蚂蚁山挡在勘测的必经之路上。蚂蚁山是白蚁用衔来的泥土和杂草，加上自身分泌的胶液和排泄物，粘合堆叠起来的，经过太阳的炙烤，变得非常坚硬。在赞比亚的大地上，大小蚂蚁山随处可见。这天碰到的蚂蚁山堪称名副其实的“拦路虎”，因为在“山”上长着几棵枝桠像伞一样撑开、如同刺猬一样的“牙签树”，树周围布满茅草和荆棘。我正想提着砍刀清除外围的荆棘藤蔓，小丁一把把我拉住，说这种地方要先观察一下看有没有蜂窝，并讲他以前就因为大意，吃过脸被野蜂螫得像发糕的大亏。确定没有野蜂窝后，他又指着荆棘中长着的类似毛豆一样的植物说，千万注意不要让它的毛茸碰到皮肤上，否则皮肤会痒得钻心，像火烧一样难受。在小丁的指挥和示范下，我和两个老黑（昵称）挥刀上阵，清除了外围，最后由小丁在他的搭档配合下锯“牙签树”，两人配合十分默契，一人用花杆将树干朝倾倒的方向推顶，另一人用链锯将树伐倒。这天勘测的线路与汽车开进来的小路不平行，所以我们收工走出来的距离比进来的距离远了许多。好在分手时与司机有交代，大家都有经验，我们走出不远就看见了等候的汽车。到底那时年轻，一早起来，体力恢复了不少，不过打了血泡的手还是很疼。洗漱完毕，看见小丁拿着一把锉刀，在锉链锯上锯钝了的链条，我想起了“磨刀不误砍柴工”，连忙拿起砍刀在一块磨刀石上“磨刀霍霍”。小丁锉好链条，把它装在链条的导板上，再检查油箱里的燃油和机油，启动链锯，确认链条在导板上转动正常后，才去做其他的准备。后来听人说，开始的时候，这台链锯是交给当地工人操作的，由于操作不当，树倒的方向控制不好，有一次差点把人砸在树下，加上当地工人又不会保养，锉链条时往往越锉越钝，队里研究后决定由小丁负责锯树。小丁从接手后一直兢兢业业干到现在，从来没有怨言。新的一天开始了，出发时树叶纹丝不动，看来又是酷热难熬的一天。好在今天勘测的线路树多草稀，有树叶遮挡，不像昨天那样上面顶着太阳晒。空气也好多了，不像昨天被茅草包围，密不透风，草灰呛得人不敢吸气。由于我的手疼得握不住砍刀，小丁叫他的老搭档去砍草，今天由我和他配对，他锯树时，我就用花杆掌握树倒的方向。几天下来，我的手好多了，正准备重新操刀当开路先锋，没想到他原来的黑朋友搭档发了工资之后请假回家，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回来，于是我这个替补队员就正式抄起了伐树的行当。也就是说，从到一分队的第二天起，我一直和小丁形影不离，每天跟随在披荆斩棘的赞比亚工人身后，轮换提着一二十斤重的链锯伐树前进。送走了高温炎热的干热季，又迎来了暴雨频繁的雨季，三个分队的勘测队员风雨兼程，迈着坚定的步伐一路前行，提前完成了野外的定测任务，于1970年2月胜利到达了终点。在赞比亚三个分队胜利会师时，坦桑尼亚境内的勘测还在雨季中紧锣密鼓地进行，不过也接近了尾声。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线路段，一是重新进行大面积勘测选线的姆林巴——马坎巴科线路段（姆马段），二是为解决地震安全隐患而改变原设计路线的马坎巴科——恩塔科路段（马恩段）。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奋战，这两处因“重新进行大面积勘测选线”和“改变原设计路线”而返工的线路段，于3月28日提前完成了任务。关于坦赞铁路的勘测工作，时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的周伯萍在所著的《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我国援坦项目中，工作、生活条件最差的是修建坦赞铁路的大军，而在修路大军中，又以勘测设计队为最。勘测设计队的同志们居无定所，流动性特大，还经常在草深、林密、野兽出没的地区工作，时刻要对付猛兽的攻击。”
作为一名既参加过坦赞铁路勘测，又参加过施工的人员，我认为周伯萍的说法是公允的。但是，我在听了坦桑尼亚段勘测人员讲述他们的勘测经历后，特别是几个月后自己亲自沿着他们勘测的足迹在姆马段走过之后，我想接着周代办的话补充一句：在坦桑尼亚段和赞比亚段的勘测中，又以从事坦桑尼亚段勘测的队员们最为艰苦。在赞比亚，我们穿越的是灌木丛生的丛林地带，无论在地形上，还是在地质上都相对简易，而在坦桑尼亚，勘测队员需要经过被人们称之为“绿色沙漠”的原始森林。在回忆文章《在修建坦赞铁路的日子里》中，李本深和黄金如是这样描述这片原始森林的：“远看有的高大挺拔，直插云天，地上长着坚硬的板根；有的茂盛而硕大的树冠，像一把巨伞，遮天蔽日。近看则既有高大的十几个人搂不过来的参天乔木，又有奇形怪状，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低矮灌木；既有树冠与树皮脱落的枯干死树，又有刚刚钻出来的新枝嫩叶。地上堆满腐枝烂茎、残枝败叶，看不见一丝泥土，人们根本无法进入。”勘测队员不仅走进了这片“人们根本无法进入”原始森林，而且还在里面为坦赞铁路选出了一条最佳线路，其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在赞比亚勘测时，线路走向一般离既有公路不远，没有特殊情况都是卡车接送，基本上能做到早出晚归。在坦桑尼亚，有相当长的线路需要在荒无人烟的无人区里选线，为了防止迷路，勘测队员往往要带上几天的干粮和水，行走时既要警惕树上的野蜂，又要留心草里的毒蛇，用步步惊心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饮用水水源是勘测队员野外生活常常遇到的大问题，实在没有办法，只有从死水潭里取水，取出的水呈乳白色，烧开了喝还拉肚子。有的时候，在被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甚至将大象脚印坑里的水当做“泉水”喝，喝完后赶紧吃大蒜消毒。在气候变化方面，尽管我们在赞比亚的“干冷季”晚上要盖毛毯，但比起坦桑尼亚西部高山地区，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西部高山地区昼夜天气变化很大，在这一带工作的勘测队员白天生活在夏天，经受太阳的火烤，汗流浃背；但一到夜晚就进入了冬天，由于气温骤降，冻得发抖，不得不向当地人学习，架起柴堆，生火取暖。对此，周伯萍代办有切身的感受。1968年9月中旬，他和坦桑尼亚交通、运输和劳工部长卢辛德等人曾到姆潘加视察勘测队员的生活和工作。这里是山区，他们一行到达时是中午，勘测队员在野外工作，气候十分炎热。分队长告诉他们，这里昼夜温差极大，太阳快落山时，气温会开始骤降，很快会到摄氏零度以下，因此对他提出建议，如果要在现场开会就尽快开，务必赶在太阳落山前回到帐篷。周伯萍在回忆中写道：“午后开会时，还骄阳似火，傍晚结束会议后果然狂风大作，气温骤降。回到帐篷时我们才知道分队同志每人只有一条从国内带的毛毯，大家夜间缩作一团，勉强撑持。”
亲身感受了“冰火两重天”的天气变化后，周伯萍当即通知使馆和经代处从达市购买棉花，布匹，赶制了八十多条棉被送来。一位当年曾在这里工作的勘测队员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说，“送来棉被如同雪中送炭，盖上棉被那晚很快就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美梦。”坦桑尼亚段除了有蚂蚁、蚊子、小咬、毒蜂、蛇蝎外，还因铁路线要经过野生动物园，有大象、狮子、犀牛等凶猛的动物出没，对勘测队员的生命构成巨大威胁。在野外作业的过程中，勘测队员至少两次遭遇到野牛袭击，在坦、赞两国勘测队员中广为流传，特别是王友和野牛“拼刺刀”的故事，更是在流传中出现不同版本。第一次被野牛袭击事件发生在1968年8月6日，在一次勘测中，一分队的测量人员李锦文被一头野牛顶伤。据抢救的医生回忆，野牛顶断了他的大隐静脉，事发地距离营地有五六里，当他被背回营地时，因出血太多，医生连脉搏都摸不着，血压也测不到，打点滴时，因血管瘪了，针扎不进，只得将静脉切开，打了5000毫升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才测到血压……尼雷尔总统闻讯这一事件后，决定增派荷枪实弹的猎警，加强对勘测队的保护，并破例发给勘测队自动步枪，以备在遇险时自卫。第二次是测量人员王友等人在鲁依帕河搞水文调查时，与一头孤索离群的野牛相遇，王友本想鸣枪把拦路的野牛吓走，没想到枪响后野牛非但没有被惊吓走，反而朝他猛冲过来，情急间王友对着野牛接连开了几枪，但没有击中要害。说时迟，那时快，野牛转瞬间已冲到跟前，用角将他挑起（据说挑到了他的皮带上，使他躲过了一劫），摔到数米开外。翻身而起的王友来不及将子弹上膛，忍住伤痛和野牛拼起了刺刀，最后，受伤的王友和中枪的野牛都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瞪圆四目对视，都不敢主动进攻。幸好这时队友赶来，一哄而上吓走受伤的野牛时，救出了浑身是血的王友。后经医生检查，王友只是被野牛顶穿了锁骨上窝，造成血气胸，一呼气就往外冒血、冒气，没有别的骨伤和内伤，随队的医生成功地为他进行了手术，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这两起与野牛遭遇的事件发生后，勘测队格外注意那些离群的野兽，据说野生动物一般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但遇到孤独的、特别是受伤的野兽要格外小心。譬如野牛，它们在集体行动时，不会主动攻击人，孤牛、病牛和受伤的野牛是例外。除了野牛以外，勘测队员还遭遇到犀牛、大象、狮子和蟒蛇的威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坦赞铁路勘测过程中，选线难度最大的是姆马段和马恩段，二者都在坦桑尼亚的西部。姆马段难在必须穿过有“地球大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这里的地形、地质、气象、水文和地震隐患都极不利于铁路施工；马恩段难在地形起伏较大，且处于地震烈度为8—9度的高地震区。从1968年5月到10月，二分队的勘测队员完成了姆马段总长157公里的线路的初测，做了85.4公里的比较线路。就在勘测队员进行定测的时候，接到国内的指示，为了在这个极为复杂的地带勘测出一条最佳的线路，决定不惜人力、物力，进行大面积选线。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又指示三分队，为了解决现存的地震安全隐患，修改限制坡度，改变原设计线路，对马恩段重新勘测。这两个分队二话没说，推倒重来，振奋精神，重新开始。二分队从1969年12月开始，重新进行大面积选线。这次选线在姆马段东西长150公里，南北宽60公里，共90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对2000多公里的方案进行了研究，对比较有价值的8个方案进行了踏勘，5个方案进行了初测，从中选出了6个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和对比后，最终选择了一条最佳路线——AH线。三分队按改变的限制坡度重新选线，新的线路更加合理，不仅减少了工程量，节约了费用，而且更加靠近城镇居民点，有助于发展地方经济。勘测工作始于1968年5月，到1970年6月向三国政府提交《坦赞铁路勘测设计报告》时结束，在历时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680名勘测设计人员（据赞比亚政府运输部发言人说，“总共有685名中国的勘查队员和工程师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工地上工作”）经历了踏勘、初测和定测三个环节，计算下来，在总长为1860.5公里的铁路线上至少走了三遍。在坦、赞两国从事勘测设计的人员中，除少数领导、医生和翻译等人员外，几乎全来自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坦、赞两国政府代表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坦赞铁路勘测设计报告》，他们高度评价了中国专家坚持精心勘测、精心设计的选线方针和付出，并对中方不惜推翻以前的工作成绩，用实际行动为坦、赞两国选出了一条最佳路线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赏。1970年7月12日，中、坦、赞三国政府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贷款金额和偿还办法的议定书》《关于坦赞铁路勘测设计报告的议定书》和《关于坦赞铁路施工问题的会谈纪要》，商定坦赞铁路于当年10月正式开工。此时，我已从赞比亚调到达市，被安排在材料厂工作，每天到港口提货。看到一船船施工人员的到来，一船船施工机械和物资运抵，想到由中、坦、赞三国勘测设计人员和工人共同绘制的“自由之路”蓝图即将变为现实，自己几个月前留下足迹的线路将铺上铁轨，变为钢铁运输线，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距离回国休假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随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的先遣组到姆马段进行施工考察，我也因此在坦赞铁路最为艰难的线路段走了一次，对勘测这个线路段的艰辛有了切身的体验。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庆祝坦赞铁路开工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达累斯萨拉姆和终点卡比里姆博希举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等人分别参加了在坦、赞两国举行的庆典，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坦桑尼亚举行开工庆典的会场设在达市近郊的扬博编组站，距离坦赞铁路起点八公里。会场布置得简朴庄重，在主席台的正前方，排列有序地排放着四十一台斗里都装满了土的铲运机。讲话结束后，大会主持人宣布，将由卡翁达总统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作业，宣示坦赞铁路正式开工。在全场近六千人的欢呼声和军乐声中，卡翁达一马当先，引领着四十台铲运机奔向填土场将斗里的土卸下，然后绕到取土场铲起满满的一斗土，再回到启动的地方。此时，尼雷尔总统和方毅团长迎上前来，同走下铲运机的卡翁达总统紧紧握手，同声祝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10月27日，法国《世界报》刊载了戴维·马丹写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北京最大的援外工程：坦赞铁路开工典礼》，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要：对赞比亚来说，这一计划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将拥有一条对其贸易有保障的铁路，它将摆脱它目前附属于“白人”非洲的境况对它所产生的政治纠纷。至于坦桑尼亚，这条铁路将为其西南部的铁矿和煤矿矿藏以及南部高地的农业资源打开通路。在坦桑尼亚官方报纸上已经命名为“自由铁路”的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将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继阿斯旺水坝工程之后，这是非洲的第二大计划，这也是中国人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援外工程。对三个有关国家来说，政治影响都一样大。
早在正式开工典礼举行的之前数月，施工队伍已经陆续进入达市一带的工地，一场“不宣而战”的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施工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和早期重点工程开工的进度加快，中国铁路工作组审时度势，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502工程”施工计划，决定争取用一年多的时间修通达市至姆林巴（达姆段）502公里的线路段，这样既可以为施工难度最大、关系到坦赞铁路建设成败的姆林巴至马坎巴科（姆马段）线段提供可靠的施工物资运输保障，又可以在世界上赢得较好的政治影响。此方案比《坦赞铁路勘测设计报告》中提出的于1972年末修通502公里的方案提前了一年，即到1971年底实现达姆段铺轨通车。关于坦赞铁路的建设工期，周恩来总理曾当着参加中、坦、赞三国坦赞铁路第四次会谈的坦、赞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面，作出过郑重承诺。那天是1970年7月11日，毛主席在会见坦、赞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时说：“中国的确是被帝国主义和一些大国看不起的，技术落后，穷得很。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些穷朋友。互相帮助嘛！其实这条铁路算什么数呀，统统才一亿英镑。”说到这里，他转身问周恩来：“这条铁路准备修几年啊？”周恩来回答：“计划六年，希望能够缩短。”毛泽东对客人说：“这条铁路如果修起来了，会带动你们国家许多工业。一定要修起来！”为了方便记忆，毛主席说的这番话后来被精简成“这条铁路一定要修起来！”加上周总理说的“计划六年，希望能够缩短”的郑重承诺，这两句话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成为了动员和鼓励援外职工的战斗口号。因此，确保六年内建成坦赞铁路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必须按期完成，而要按期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在1971年修通502公里对于确保总工期至关重要。由于受到施工机械和设备等条件的制约和天气的影响，完成这项任务难度实在太大，故而“502工程”虽然对内已提出要求，但对外留有余地，没有把这个目标公开。1970年11月11日中午，尼雷尔总统再次会见方毅团长和副团长、交通部副部长郭鲁，在交谈中，郭鲁对尼雷尔介绍说：我们与铁路工作组商量，如组织得好，进展顺利，计划明年年底前，把铁路从达累斯萨拉姆修到姆林巴，并且开通工程车运送铁路建设物资。尼雷尔和在座的三位部长听了很振奋，高兴地说：好极了，这是很大的工作量呀！郭鲁说：当然这并不等于这502公里铁路完全建成，还需要做收尾配套工作。随着大批施工人员和施工机械设备陆续进入502公里线路的施工现场，工作组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中从上到下进行了一年修通502公里大动员，并不失时机地在正式开工仪式一结束就打响了坦赞铁路施工的“第一场战役”。此时从达市乘车西行，沿途随处都可以见到中国人的身影和听到乡音，到处都是紧张繁忙的施工景象：公路上“解放”牌和“黄河”牌运货车川流不息，新搭建的临时工棚令人目不暇接，推土机和铲运机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往返穿梭，一座座桥墩拔地而起矗立在宁静的河面……就在“502工程”施工全面铺开并顺利推进的时候，伴随着11月份如期而至的雨季，使得火热的施工场面在一夜间陷入了困境：施工便道被冲断了，急需的物资不能及时运进来；只有涓涓细流的河床开始浊浪翻滚，为桥梁施工增添了难度；路基一片泥泞，推土机和铲运机有力使不上；最为严重的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听说“倾缸大雨”几乎每天不断，一直要下到5月份，这个信息使士气受到很大影响，仿佛从天而降的一场倾盆大雨，把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骤然间浇熄，一时间，工地上普遍对实现计划目标心存疑虑。而就在这时，坦桑尼亚的报纸得到了关于“502工程”的消息，在报纸上将中国计划一年修通502公里的计划公诸于众，于是能不能完成计划一下子变成了中国人说话是否算数的“政治问题”！
在雨季考验和舆论推波助澜的双重压力下，连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保举”的将军大使仲曦东也难沉得住气，他在回忆这段时间心情时讲话说：“真的完不成怎么办？要向国内发报，我说坚决不能发，一定要通。话这样说，也是心虚的，紧张的睡不着觉。”在没有退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工作组决定背水一战，对施工计划重新部署，作为硬性任务下达。与此同时，为了激发施工人员的士气，把年底修通502公里上升到事关祖国荣誉和信誉的政治高度，要求层层落实，务必保证完成。5月份雨季一结束，工作组就提出了“大战一百天，确保502”的口号，各级干部和坦赞铁路局的驻队官员都纷纷深入施工第一线，很快在各个工地掀起了争时间、抢速度的施工热潮，白天全线机械轰鸣，尘土飞扬，晚上灯光如昼，宛若长龙，进度明显加快。在502公里线路段的中国施工人员，几乎全部来自铁道部第三工程局。据当时二机队副队长宋贵生回忆，到7月份他陪同坦赞铁路局的总工程师视察二机队负责施工的204公里路段时，还有80多公里“草毛未动”，他虽然对很担心的罗马尼亚籍总工程师说年底完工没有问题，“实际上自己是内心捏着一把汗”。谈到施工的紧张情况时，他说：“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大队的干部都下到工班里跟班作业，24小时三班倒作业。那时已不是日计划，而是班计划，你这个班8小时必须到哪个点。”“我二十一岁就到了铁三局，而且在退休之前在好几条线上，像商阜线、新荷线、新太焦线，这几条线我都当过指挥长，工期再紧也没有像502这一仗打得那么艰苦。”就在 “502 工程”的施工进入到关键时刻，经周总理批准、由工作组直接从国外购置的大马力机械设备运抵工地，这些机械设备的到达对于加快筑路速度和保证工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未完待续）
向立山：1968年，
我是援建坦赞铁路“翻译官”
向立山：从方舱到火神山，
我终于熬出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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