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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今天丨中国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
《北京——地拉那》
原题
1978年（7月7日）
邓小平果断叫停对阿援助
原载《民风·上半月》2009年第2期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于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从1954年开始向其提供援助。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惟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由此，中阿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也突出拔高。
面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1978年7月7日，邓小平果断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摆脱了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1957年，毛泽东会见霍查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阿成为我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等提供给阿。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而阿领导人霍查却不吸本国烟，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
我们节衣缩食，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当我国人员提醒阿方不要随便浪费时，他们竟然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阿尔巴尼亚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起
驻阿大使耿飚回忆说：“霍查曾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中阿关系出现裂痕
霍查白天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
1968年,阿尔巴尼亚青年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中国产生的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3条机密消息使霍查十分不安：第一，中国共产党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第二，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霍查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事件的真情。第三，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消息被公开后，霍查于8月上旬，致毛泽东一封上万言的长信，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霍查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
1965年6月，周恩来同霍查交谈
霍查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
邓小平果断叫停援阿
邓小平在外交领域采取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针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霍查 康生 李先念等
1978年7月，霍查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说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我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说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还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至于许多对华友好人士被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针对霍查的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中国对阿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理解。
(摘自《炎黄春秋》)
1978年阿尔巴尼亚挑衅
邓小平宣布援助“断撤停”
1959年4月14日，邓小平到机场迎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希斯尼·卡博
2006年8月《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由原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口述、宗道一等整理的文章，记述了中阿关系的“秋冬”季节，现摘骗如下：
曾经的“春夏”季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于1949年11月23日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差不多整个50年代就是两国关系的“春季”。50年代的中后期，苏联日益嚣张地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60年代开始对阿不断施压。导致1961年阿苏断交。这个时候，中阿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斗争中互相支持。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初，堪称两国关系的“夏季”。
但阿主要领导人是很敏感的，也可以说是很计较的。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途经北京，周总理和他在首都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就很反感，因为这个，在出席我们建国20周年庆典上，他们还特意降低了规格。本来应该是部长会议主席来的，后来来了个副主席。
1969年北京群众隆重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5周年
1972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也引起了阿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其报刊对此发表了一系列极不友好的文章。中阿关系从此进入了“秋季”。
阿攻击我内外政策
1975年我作为使馆参赞来阿工作。自1976年11月阿劳动党七大以来，其主要领导人公开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尤其是那位身居高位、“左”得出奇的“一号”领导人，屡次亲自披挂上阵反华。他攻击中国领导人是马列主义的“叛徒”；然后就攻击黄华外长、主管副外长余湛，还有刘振华大使。我国如何对待呢？两句话，8个字：骂不还口，不予置理。
在阿劳动党中央高层，那位“一号”领导人还曾把他们的党内斗争同周恩来总理连在一起而加以攻击，胡说周总理给巴卢库施加压力，从而使巴卢库这个“反党集团”在周恩来的“修正主义路线”面前屈服了。这简直是胡编乱造。
霍查和谢胡
1972年冬，在巴卢库（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再次率军事代表团访华时，总理和他长谈，是我现场做的翻译。阿方提出了庞大军事要求的单子：用已有的和争取从中方要到手的500辆甚至更多的坦克，部署在亚得里亚海滨，建筑一条对付以美帝为首的北约和苏修为首的华约的“钢铁长城”。周总理指出，仗不能这么打，就是按照你提的要求给你500辆坦克，你也不一定打得过人家。
阿方还“提供”他们获得的最新情报：美、苏要抢先武装夺取阿尔巴尼亚，所以阿方要中国给它如此大的军援。周总理指出，阿尔巴尼亚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万一要打，也只能打运动战。周总理最后说：“现在还看不出美、苏都要抢先武装夺取阿尔巴尼亚。”“我们怎么没获得这个情报啊？”周恩来问我们周围的中方将军说，“难道我们是白吃饭的啊？”
用中国钢筋水泥建造的碉堡，在阿尔巴尼亚有几千个
周总理的这番坦诚的讲话很有说服力，怎么被歪曲成“向巴卢库施压”呢？阿高级领导层在肉体上消灭“巴卢库军事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同时，还公开胡说巴卢库的修正主义路线“通向遥远的地方”，意指中国。
对阿援助：断！撤！停！
到了70年代中期，随着中阿关系的继续恶化，对阿方要求的援助，中国当然不能再那么慷慨答应了。阿方就故意对我国的供货、派专家等问题不断地挑剔，接二连三地对中方有意责难和无理挑衅。
1978年7月7日，中国政府照会阿政府，被迫停止经济、军事援助，接回援建工程的技术人员。1978年9月，阿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解散该公司，中断了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我个人非常拥护邓小平斩钉截铁的态度：断！撤！停！这就是对阿断援助，撤专家，停项目。我们也忍受不了了。
援阿军机
我国对阿援助太多太多，这个大包袱越背越重。对他们断援之初，我们还留有余地。文化领域专家不在撤退之列。我方当时有人主张对阿尔巴尼亚减少援助，而不是全撤。幸好没有这样做！我们要是真的只是减少援助，他们还会拖住我们，还得不断地骂，使我们陷入被动。断援后，阿方也不再找我们“抗议”了。
阿方目的是想赖账
阿“一号”领导人在他晚年，不仅给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政敌“定性”为“中国间谍”，而且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事实正好相反，阿在为中国大使馆兴建的建筑物里，安放了一个个窃听器，居心何在？我方对其安放窃听器的行为，并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的“大国心态”，不加声张地拆除了之。
援阿直升机
稍后，阿就干脆诬蔑我们“破坏”经济，给阿“造成巨大损失”。这些话，连他们的老百姓都不相信。阿主要当权者的目的就是要赖掉欠中国百亿元人民币的债。中国多年提供的贷款，阿当然不会还，就只能记在账上了。这可不像我们当年欠苏联的债，我们是勒紧裤腰带去还的啊！1978年对阿断援后，中国的专家全部撤回，使馆的人员大部分也撤了。刘新权大使回国“休假”未再返馆。中阿两国就剩下“表面上”的外交关系。至此，中阿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冰冻而多雪的“冬天”。
延伸阅读
大使耿飚：
敢说阿尔巴尼亚“坏话”的第一人
“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动乱年代的耿直外交官
耿飚大使和夫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风波乍起，面对林彪、“四人帮”对外交路线的严重破坏，耿飚坚持原则，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顶住压力，不屈斗争。
由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外交大权曾一度旁落。1967年初，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奉命分批回国参加运动。耿飚时任驻缅甸大使，回国时一下飞机即被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造反派批斗。
迎着突如其来的狂风恶浪，耿飚深深地震惊。沉思之后，他与黄镇共同起草了由26位资深大使签名的大字报，驳斥极“左”思潮，批评“中央文革”要员王力。大字报贴出后，受到了外交部干部群众的欢迎。91位司局级干部也联名贴出一份大字报，和耿飚、黄镇的大字报相呼应。这样，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1963年5月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青年代表团
在“中央文革”和江青的授意下，耿飚遭受残酷迫害，被扣上外交部“二月逆流”和“耿黄反党集团”的帽子。在耿飚和黄镇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4位大使，则被扣上“耿黄集团”的“四大金刚”头衔。有人批斗和诱逼耿飚交待“幕后指使人”，企图把矛头指向外交工作领导者周恩来和陈毅。耿飚毫无惧色地回答，自己就是“幕后指使人”，表现出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可贵品质。
耿飚夫人赵兰香回忆说:在“文革”风暴当中，我也被逼揭发耿飚的“问题”，我深深地了解耿飚一生清白、正派，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如果要“揭发”，也只能是功绩，我顶住了压力，不向造反派屈服，在“文革”当中，我们夫妻就像两棵紧靠在一起的大树，共同抵抗着狂风暴雨，在相互支持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耿飚长期坚持勤俭办外交，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担任主管亚洲司和总务司的外交部副部长时，由于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外交部不少工作人员也因食品不足而生病。耿飚积极组织力量，种豆、捕鱼，改善工作人员生活，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批斗他的一条“罪状”。
耿飚全家近10口人挤到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因为住不下，耿飚只得叫已经成家的长子、长女自己想办法借房子住，还把心爱的小女儿耿炎送到济南，拜托老战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让女儿去一家工厂当了名普通钳工。他在逆境中坚贞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胆略和气概。
1968年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过问、督促下，耿飚和黄镇得以“解放”，走出“牛棚”。1969年4月，耿飚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16日，他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耿飚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1954年以来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而援阿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国防的实际需要。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还存在一种不顾本国情况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如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都稀罕得很，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阿尔巴尼亚没有棉花，还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耿飚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深深的痛楚和反思。他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霍查接见中国女劳模
乔冠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和赞赏，但在当时情况下，感到无能为力，只是将他的信转报中央。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1971年9月，中国芭蕾舞剧团到阿尔巴尼亚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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