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丨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为何失败
原题
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中的
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作者：柳德军
摘自《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
2009年第4期
学界普遍认为，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是因为苏联企图以损害中国主权而达到对抗美国之目的，从而导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和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然而，人们未免会有这样的疑问，中国既为苏联之盟国，又有同盟互助条约为基础，而且其目的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美国，苏联提议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什么对苏联的这一具体提议如此反感，甚至发展到不惜损害中苏同盟关系的地步呢？近年来随着中苏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如何运用新的史料和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的真正属性，成为当前学术界值得思考的一个课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家利益方面，而应从更深层面探求其本质所在。
1950年2月，毛泽东、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
一、中苏军事合作的诱因
1949年12月，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确立了法理基础。而1950年的朝鲜战争则从情感上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同盟基础。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赫鲁晓夫在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确实要比斯大林谦逊得多，也小心得多。从1954年到1958年，苏联内部及东欧国家集团内部问题层出不穷，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新一代领导人为了进一步加固中苏联盟和得到中共对苏联的政治支持，不仅撤除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华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利益，而且不遗余力地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
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同盟关系，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随着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的圆满完成，以及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帮助中国建造军工企业和原子能反应堆，向中国提供建造核武器的技术等协定的签订，不仅使中苏关系步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时期，而且也把苏联的对华军事援助推向了顶点。
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一五计划的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实现，新中国更加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为了表明中苏两国兄弟一心，1955年5月1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沙条约组织大会上发言说：中国对于华沙会议“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
虽然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撼，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均执行着比较稳健的内外政策，因此，苏共二十大所造成的两党歧见并未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中共领导人帮助苏联处理与波兰的冲突，解决匈牙利事件以及召开莫斯科共产党会议的问题上。
出于对中国良性行为的回应，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开始加强对中国的援助，特别是在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赫鲁晓夫对中国如此慷慨的军事援助，原因有二：第一，1957年苏共“六月事件”中演出的一幕幕和揭示出的某种事实给了他强烈的震撼和刺激，使他真正地意识到集权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于国家的必要性。因此在激烈的国内权力竞逐中，赫鲁晓夫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共产党对他个人的支持。第二，在核武器时代，苏联的整个国防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主张缩减常规军备，重点发展核武器。在海军方面也有人提出应改变舰队结构，以发展核潜艇为主。
1957年毛泽东访苏红场阅兵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两国经济和军事的一体化。在中苏友谊空前繁荣的绚丽光环下，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干部中甚至盛传中苏同盟条约将同华沙条约衔接以及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区域将实行联防等消息。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提议正是在这种友好合作的氛围及团结统一的背景下提出的。
然毋庸置疑，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所确定的中苏同盟关系本身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加之两国在50年代中后期内政外交的巨大分歧。
二、中国的反应及其影响
1957年随着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舰艇试航成功，从而使苏联外出舰艇与本土的通讯和联络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苏联海军经过反复讨论后提出两种方案：第一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讯质量没有可靠和稳定的保证而被否决。第二是在中国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电台，分别承担潜艇舰队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联络任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在他看来，尽管尼赫鲁在印度所有资产阶级人士中是最进步的，但他毕竟“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具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活动家、民主主义者”。
因此，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的苏印关系。相反对于中国方案，赫鲁晓夫认为不仅可行，而且不会有任何困难。在他看来，“无论是我们(指苏联)的舰队、中国的舰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军事设施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准备在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时候进行反击。这些潜水艇不仅要为苏联的利益，而且也要为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的利益进行活动”。因此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对建立无线电台的兴趣不比苏联小，况且中国的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与之同时，在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为了获取中国海军急需的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在彭德怀及军委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材料。鉴于此，苏联便试探性地提出了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然而，赫鲁晓夫的提议却意外地遭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坚决抵制。这是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他看来，“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都没有什么麻烦”，而对具有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共同安全需要且具有同盟互助条约的中苏两国来说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可见，苏方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的确是为了在中国沿海为苏联远洋舰艇谋求一处停靠的基地。同时也的确涉及到中国的国家主权问题，不过，所有的这些考虑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而并非企图控制中国。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苏联的这一建议如此地愤怒以至于达到不惜损害中苏同盟关系的程度呢？尽管苏联领导人在提出这一建议时，也许仅仅考虑到如何对付美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感受。即使赫鲁晓夫这一建议的提出也有损害中国利益的成分，但若与当年斯大林迫使毛泽东接受的那些不平等条款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何况中方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而且苏方提出的设想还可以进一步交涉与谈判。尤金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一再表示：“鉴于中国方面请求帮助建立现代化海军舰队，苏联方面认为讨论联合建立苏中舰队的问题是适合的，并邀请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国防部长前往莫斯科进行磋商。”
由此可以看出，苏方仅仅是提出建议供中方参考，并没有强迫中国接受。而且具体的事宜仍在等周恩来和彭德怀前往莫斯科进行商谈。同时在谈话中尤金反复强调：“苏联领导人一点也没有暗示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关系。大使强调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好像苏联要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同某种政治条件联系起来。”
然而，这一事件之所以会激起如此大的风波，甚至促使毛泽东说出：“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和“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要租借权。”“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等激愤之辞，并指责苏联“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原因似乎不仅仅在于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更重要的恐怕是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伤害了新中国的民族感情和毛泽东这位对国家主权高度敏感的国家领导人。
中国长久以来在其区域内是卓越的——的确，在她的世界里，她是天下至尊——任何企图号令其组织和内部运作的作为，都会伤及其敏感的自尊。鉴于中国对西方介入其历史的不愉快经验，此一敏感性更是深化。自从19世纪上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止地国耻的始作俑者。强烈坚持地位平等、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领导中国人民重获独立与主权的毛泽东更是相信，在他掌权之日，“所有中国曾经失去的权益都会很容易地被收回，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与尊严”。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对留苏学生演讲
然而，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也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出国，不但遭到了莫斯科的冷遇，而且不得不接受了斯大林强加给他的许多不平等协定。可以认为，毛泽东在回顾他在莫斯科的遭遇时，会有一种复杂的、痛苦的感觉。在那里遭到的冷遇加深了他对斯大林的成见，并加强了他要摆脱苏联控制的愿望，但建国初期，由于对“老大哥”援助的依赖，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样做。
然毋庸置疑，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所确定的中苏同盟关系本身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加之两国在50年代中后期内政外交的巨大分歧。
即使如此，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毛泽东仍是寸步不让的。比如当年斯大林请求毛泽东准许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罐头厂时，毛泽东则建议苏方提供贷款，由中国自己建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把罐头卖给苏联，斯大林的请求实际上已遭到断然拒绝。对斯大林，这位德高望重、极具权威的共产主义领袖就敢如此，对赫鲁晓夫，“一个新的、缺乏经验的领导人”，自然就不用说了。
在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中，毛泽东强烈的民族情感和高度敏感的个性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为了就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事件向毛泽东解释并寻求谅解，亲自赶赴中国。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赫鲁晓夫提出，由于苏联舰队已驶入太平洋，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因此“可不可以商定我们舰艇在贵国驻扎、加油、修整，等等？毛泽东表示拒绝，并且毫不掩饰其不满情绪”。
毛泽东指出：“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这次谈话的气氛仍然是紧张而敏感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也同样表现出毫不客气，但已经不像对待尤金那样激烈了。即使如此，赫鲁晓夫显然已经感觉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引起的强烈反应，其激烈和严重程度足以影响整个中苏关系。
费德林在回忆赫鲁晓夫1958年的北京之行时说道：“令人痛心的是，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当年曾经芬芳扑鼻盛开友谊之花的两国人民友好同盟，顷刻间变成镜中花，水中月。”赫鲁晓夫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提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事情”“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
赫鲁晓夫曾亲口对他的儿子说：“那个时候我们头脑有些发热，夸大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利益。”而“没有考虑到中国领导人的民族感情”。并且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不会为自己制造困难，不会向毛提出这个请求。”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在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这一涉及中国主权的敏感问题上的不谨慎和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造就的新中国领导人对类似问题的高度敏感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是造成中苏友谊之花破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
三、中苏军事合作失败的深层考虑
当然，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这一偶然的历史事件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中苏同盟关系破裂的标志性事件，尽管上述因素发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应从两国在这一时期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具体国情入手，进一步分析两国在这一特殊时期所推行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巨大差异，从而探究两国军事合作失败和关系破裂的内在动因所在。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中国人民在经过七年的辛勤努力，国内稳定，经济开始有所发展。然而，这时的中国仍是一个经济落后、政治体制有待健全、国家仍需统一的国家。它与出身资本主义“家庭”的苏联相比，无论在经济水平上，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上都存在一定的距离，这也导致了50年代后半期中苏两国对自身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而这种内在的潜因也最终决定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歧异和对世界总体形势的不同判断。
为了表明中国革命的坚决性和对世界革命的领导使命，毛泽东对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和“三和”路线的提出极为不满。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的自揭疮疤，或在其他事关共产主义未来命运的问题上，只讲缓和与和平，不讲革命与战争，是向资本主义世界示弱的一种表现。因此，他认为赫鲁晓夫他们已经丢掉了革命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应当在推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发挥某种指导的作用。革命与战争仍支配着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形势的总体判断。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阵营中众多畏惧美国的共产党人不要害怕革命与战争，毛泽东于这一年的11月亲赴莫斯科，趁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机会，来为各国共产党人打气。尽管毛泽东并没有说服那些更乐于看到世界和平共处的共产党领导人赞同他的暴力革命的观点，然而毛泽东却意外地获得了经济大跃进的雄心。
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长篇演讲中宣布：“苏维埃国家在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目前的美国。自然，在这段时期，美国的经济也可能有所发展。但是，只要考虑到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比美国快的多，那就可以肯定，在极端的历史时期内在和平竞赛中赶超美国的任务是完全现实的。”
这使毛泽东深受启发，赶超美国原本就是毛泽东朝思暮想的一个目标，如今苏联已公开提出，他就不能再犹豫，于是马上提出：“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认为，要想在不长的时间内赶超英美，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生产建设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必须来一个生产上的“大跃进”。1958年初，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所确定的反急躁冒进的正确方针进行了愈益严厉的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然而，历史证明，自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中共领导人试图在最短时间内用唯意志论的方法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的状态和加速中国经济建设速度的一次尝试。它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严重恶化，而且对中苏两国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尽管中国人的热情和干劲在苏联报刊上得到一片赞扬，但对大跃进的很多做法和目标，苏联干部和专家却不断提出怀疑和指责。苏共中央认为大跃进是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如果提出批评则会影响中苏关系，所以决定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
然而，由于苏联不少地方干部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公社表现出极大兴趣，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为了避免“盲目仿效”中国，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含沙身影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制度。
苏联的态度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这位高度自尊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对他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这对毛泽东来说简直是无法接受的。
苏联在这一时期仍继续推行权力下放地方和企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增加农业投资和农业贷款、完全免除私人农产品义务交售制、鼓励农产品自由买卖、缩短劳动日、调整工资等消除经济管理体制弊病、重视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中苏经济政策的背异势必导致两国对外战略的严重分歧。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早就对苏联奉行的对美缓和的外交方针不满，这时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的判断，无疑是在回答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问题，是要规劝苏联改变对美缓和的外交方针。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导弹武器。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反正都会取得胜利。”同时，在他的讲话中也表现出了对核武器的无所畏惧，他说，中国不希望战争，但也不怕战争甚至核战争，如果爆发核战争，“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由此可见，自1957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之关键并“不是和平共处问题，而是备战问题，无论这场战争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多大损失，都要打跨我们的敌人”。这却是苏联极力避免的。
与之相反，斯大林逝世后，新的苏联领导人越来越渴望与外国的关系更加稳定，与西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克里姆林宫里越来越多地为权力而竞争的对手似乎都将他们的主张建立在这种前提之下。这一方面是由于斯大林逝世后，大多数年轻一代的中央委员们倾向改革，希望改变现状；另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的接替者们意识到，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政策已不适应当时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苏联已无法继续维持旧有的斯大林模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的接替者们都决心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政策，摆脱斯大林统治时期所造成的阴影，改革出一种符合现实需要的理性的苏联外交新路线。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转变的主要特征，在于缓和冷战高潮造就的东西方极端紧张局势，调整因高度严苛的霸权控制而弊端百出、势难维持的苏东关系，并将苏联的战略和外交势力突入世界不发达地区。而这一转变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以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为标志，将其推向了顶峰。
正是由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导致了两国对国际政治现实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也决定了中国革命哲学核心地位的确立和苏联缓和政策的成形。客观环境与主观认识的巨大差异，促使中苏两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分道扬镳和中苏同盟关系的最终破裂。
综上所述，即使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并无恶意，但赫鲁晓夫在处理对华事务时缺乏必要的谨慎。尤其是对中国国情的无知和对中国民族感情的漠视，在极大程度上伤害了毛泽东这位对国家主权高度敏感的中国领导人以及他的民族感情，从而使这一理应成功的军事合作却成为两国关系破裂之开端。尽管如此，上述原因并非中苏交恶之内在因素，随着中国革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中共领导人日益要求在对内政策上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寻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对外政策上，中共领导人更加强烈地要求摆脱苏联和平共处战略之束缚，推行一条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1957年以来，中苏两国在探索社会主义根本发展问题上的分道扬镳，进一步加剧了中苏双方外交战略的分歧，加之中苏同盟自身的脆弱性，从而可以预见，即使中苏两国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不发生冲突，中苏同盟也会在偶然的政治事件中引发它必然失败的事实。正如冈察洛夫所说，在50年代初期，由于中苏两国的实际力量对比和他们在实际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只能在中苏同盟中扮演“小伙伴”的角色。
然而，“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国家所扮演的次等角色则是被迫的和暂时的。1950年的文件所固定下来的苏中关系结构注定要发生实际变化，问题仅仅在于是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时候发生变化而已”{33}。总之，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事件正是在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次两国都始料未及的、以一种特殊方式出现的偶然的历史事件。然毋庸置疑，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所确定的中苏同盟关系本身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加之两国在50年代中后期内政外交的巨大分歧，决定了中苏两国同盟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然破裂时间的迟早，或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以及它的发生及其所造成的后果都是中苏双方始料未及的。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1958年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