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简介
1958年是毛泽东出行最多的一年
“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他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是最先冷静下来并察觉到“大跃进”“左”的错误。庐山会议本是想一统全党认识，却继续了“跃进”的高潮。在这种氛围中，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又有怎样的起伏呢？本文解读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心态变化，对全面理解“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及其演变不无裨益。本文摘自《党的文献》编攥的《观领袖 品党史》，作者王香平。
关于“大跃进”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阶段；从八大二次会议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髙潮阶段；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是初步纠正“左”的错误的阶段；从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到1960年底1961年初，是“继续大跃进”直至全面结束的阶段。
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同时他又是最早察觉和发现“大跃进”“左”的错误的领导人，因此，在初步纠正“大跃进”“左”的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这方面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大跃进”的总体战略和方向是错误的，但在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领导方法方面，毛泽东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判断和思考。比如，“大跃进”从头到尾，针对“髙指标”、“浮夸风”，他都在讲“留有余地”。梳理这一过程，对全面理解“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及其演变不无裨益。
一、“大跃进”运动初期提出“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
众所周知，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构想，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可以出现更髙的发展速度：由此，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到3月成都会议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再到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并肯定以“跃进”代替“冒进”，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与热情被一再地激发并高涨。在推动全国上下加快建设步伐实现“大跃进”的过程中，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尽管处于兴奋状态，但其思想情绪并非简单地直线上升，在积极推动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些“留有余地”的谨慎心态。
1959年庐山会议，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各项任务。
1958年3月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后进一步在思想上为“大跃进”发动开路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但与此同时，他对浮夸、虚报和高指标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如，关于究竟多长时间完成十年农业计划问题，毛泽东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页]但在会议过程中，有的省已经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计划。
鉴此，毛泽东在3月20日会议上讲话时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若能做到，“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为防止“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似乎不是即兴之言地站在了这样一个高度：“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
毛泽东不避讳地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为了让大家“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在3月25日讲话时，毛泽东专门讲了思想方法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提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
由此，他郑重强调：“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
在以“鼓劲”、“升温”为基调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警示各地领导干部要“压缩空气”，要“务实”、“谨慎”，可视为一种“热中带冷”的心态，即在号召大干快上的同时希望能求稳求实，在力争上游的急迫热切中希望能“留有余地”。这大体与他一贯倡导的辩证法思想方法有关。
成都会议结束后，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到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情况，同时听取关于“苦战三年”的打算。在4月1日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汇报一年实现绿化时，毛泽东问：“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
4月2日听取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水利问题时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
4月3日听取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汇报时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并严肃指出：“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809页。]4月5日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针对浮夸作风提出：“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周小舟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5日]
4月9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汇报，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杨尚奎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9日]
4月11日，武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找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专门谈了宣传问题：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报纸宣传要慎重，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并再次强调：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页]
关于“苦战三年”，毛泽东在1958年10月2日会见外宾时曾说：“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这些地方同志，他们大部分也都是中央委员就是了，省委书记，他们说还是基本改变。……但是我这个怀疑还没有去掉，还有点右派尾巴。”[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等六个国家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
在整个气氛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毛泽东仍然延续了“热中带冷”的思考。为避免“假、大、浮、粗、过”，他在武汉会议上对“留有余地”的强调频率大幅提髙，从速度到程度，从计划到实践，从过程到结果，从口号到措施，从宣传到检查都涉及到了，核心是想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作为决策者的这种工作思路，为什么没能对当时干部的思想观念产生应有的实际影响？也许亲历者的体会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吴冷西回忆说：从成都会议到武汉会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留有余地的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被前面所说的关于提髙风格、敢于创新等等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64页]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根本上是希望“快”，也就是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总路线，实现“赶超”是宏观战略，而“留有余地”只是作为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进行强调；第二，当时的各地大员们多是抓住了毛泽东提倡的总路线和宏观战略。“赶超”和“快上”也成为统领当时干部思想的主导观念，而“留有余地”只是一种具体战术和针对性并不强的一种思想方法，在“大跃进”运动初期的整体氛围中基本上很难深入人心，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
二、“大跃进”高潮中讲“留有余地”，表达出担忧疑虑的心态
一般认为，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标志着“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发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把“大跃进”全面推向髙潮。在高潮来临前夕，毛泽东的思想温度究竞如何？关于“1070万吨钢铁”的出台细节似可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一问题。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前，毛泽东专门找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开会。从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到武汉市和太原市委书记，再到北京、天津、唐山、重庆、马鞍山等主要钢铁基地负责人，毛泽东一个一个地询问“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大家都说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建议把“1070”登报，说这样大家就会义无反顾，努力奋斗。
毛泽东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一向处事谨慎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等谈话，要求“算个细账”。所以后来陈云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我与冶金部同志算了细账，看起来有希望。[ 参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30页]
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下‘1070’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出于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王鹤寿同志（时任冶金部部长——引者注）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影响”，我当时“头脑不冷静，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响”。[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冶金部副部长袁宝华后来谈及这次座谈会时说：“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才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他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缅怀毛泽东》（上），第330页]
如果说，钢铁生产、工业建设对毛泽东来说“是新手”，“就是不懂，就是不会”，甚至说“我们还是小孩”[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日]，那么，在当时农业领域包括小麦、玉米、棉花、水稻和蔬菜等“高产卫星”已是遍地开花，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为什么也信以为真？有人曾专门就此向毛泽东发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的文章[ 指物理学家钱学森发表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相信科学家的话。[ 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在“大跃进”高潮阶段的昂扬豪迈中，毛泽东的日常活动主要还是实地考察和召集会议，而重大决策的酝酿出台，也都是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的讨论基础之上。为什么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呢？亲历“1070”座谈会的袁宝华后来曾说：“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缅怀毛泽东》（上），第330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跃进”浪潮造成的政治氛围固然是重要因素之一，对党的领袖的高度尊崇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正如薄一波后来所说：“毛主席的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么说，大家就跟着怎么做。这样，一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干部头脑就膨胀起来了，反过来又影响毛主席的思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459页]
由此可见，不做调查研究固然没有发言权，不做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同样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科学决策。当然，也不可否认，毛泽东“留有余地”的主张虽未能在北戴河会议发挥应有的“降温”作用，但他这种对于重大问题谨慎、多谋、细致的领导作风与工作作风给与会干部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足以让亲历者以及后来人反思、体味良多。
“大跃进”运动中，从粮食到钢铁，尽管通过了一些规划、决议，“高产卫星”也一浪髙过一浪，但毛泽东还是心存疑虑，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绩，他总觉得心中无底。关于粮食，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社负责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关于钢铁，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从时间上看“相当危险”，“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搞不到，那末，一是我的工作没有抓紧，二就是这个题目出错了，不应该出这个一千一百万吨的数目”。[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
这里，毛泽东已经有明显的自责意味了。薄一波后来也回忆说：“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对1070是有过怀疑的。他引用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那时已经到1958年的9月份了，钢产量还不到1070的1/3，离年底不到4个月，还有2/3的任务能完成吗？”[《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页]
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
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也说：“今年的钢产量究竟能不能翻一番？我自己提出这个任务，但是我自己也是怀疑派。要到了手才算数哇！……不到把1070万吨钢交给我的时候，还是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几的怀疑。”[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等六个国家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
对于已确定的战略规划和要实现的硬指标、硬任务，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定数，由此在具体实践中强调战术方法，强调狠抓落实，并在言谈举止间表露担忧、疑虑甚至焦急，看来毛泽东对实现所谓的“大跃进”确实不算胸有成竹，这或许就是他给自己留下的余地。
三、纠“左”期间讲“留有余地”，是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发展
“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他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是最先冷静下来并察觉到“大跃进”“左”的错误。
耿其昌向毛泽东汇报新乡地区大跃进和农业合作化的情况
以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对“大跃进”“左”的错误进行反思和初步纠正，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思想，如经济建设要波浪式前进，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要切实以农、轻、重为序，定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等等。其中，关于“留有余地”的主张，则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反复强调。
1958年11月25日，针对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毛泽东在题为《一个教训》的长篇批语中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因此，“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452页]
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谈到1959年的钢铁指标，明确提出“把盘子放小，不摘3000万吨，而搞1800万吨到2000万吨。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 毛泽东在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很显然，“大跃进”期间的纠“左”措施是初步的、不彻底的，是在根本上肯定和坚持“大跃进”思路和方向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种战略方向的总体坚持并不排斥在具体战术上作一些调整。
如上所述，在纠“左”阶段，面对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严重局面，从党内批示到大会讲话，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强调做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要切实“留有余地”。
如果说成都会议提出“留有余地”是打预防针、“大跃进”髙潮中讲“留有余地”是东西没有到手前的心里担忧，因而显得相对抽象一些的话，那么在纠“左”阶段，问题已充分暴露，再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高度对“留有余地”进行强调就具有了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给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也打下了较深的烙印。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针对“大跃进”以来的失误，专门从工作方法角度讲了十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是“多谋善断”，第二个就是“留有余地”。他说：“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寥寥数语，反思的不仅是“大跃进”“左”的错误，同时也通过革命与建设的对比，从思想方法上指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
同第一、二阶段相比，与纠“左”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整体氛围相一致的是，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也有了一个提升和发展：“留有余地”不仅是一般倡导的工作思路，而是需要切实贯彻到群众的生产生活，落实到纠正“大跃进”中钢铁、粮食等高指标中去的具体要求，也是领导干部都应掌握和遵循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留有余地”既然是党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和制胜法宝之一，那么在领导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理应继承弘扬并将之视为须臾不可忽视和背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四、“大跃进”反复至结束阶段讲“留有余地”，是为了掌握工作主动权，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1959年庐山会议，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各项任务。毛泽东在7月2日讲话中提出的18个问题也说明了会议初衷。
彭德怀与毛泽东
会议期间，由于错误地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导致会议主题由纠“左”转向“反右倾”，直接后果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势必影响对“留有余地”的实际落实并淡化此前的认识成果。在这种氛围中，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又有怎样的起伏呢？
1959年8月21日，庐山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到浙江等地视察，并在金华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了解农业生产问题。在汇报到生产指标时，毛泽东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指出：“千万不可髙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尽管刚从庐山会议后半段“反右倾”的气氛中走出来，毛泽东还是坚持了庐山会议前半段纠“左”的思想意识，在调研中仍然提倡“要留有余地”。
大跃进时李达批评毛泽东：你脑子发热要到42度
事实上，虽然经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曲折与反复，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停止纠“左”的步伐。比如，1960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1960年计划时指出：“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9、1030页]
毛泽东强调“留有余地”的思想是很鲜明的，尽管钢铁指标没有压缩，但通过这次会议，水利建设、开荒等的指标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另外，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上对“大跃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这种通过理论学习进行反思并取得的认识成果，无疑也是纠“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关于这一阶段继续纠“左”的实际举措，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以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据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日记载：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冷静地分析情况，把计划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必须留有余地。”[ 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王任重日记摘录：1960年》]毛泽东6月14日讲话，[ 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4日]可以说充分体现了进一步纠“左”的决心和力度。
首先，为了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毛泽东两度提到并充分肯定周恩来在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二五”计划的指标设定。在讨论后三年的钢铁指标时说：“我看提少一点，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点。过去几年的经验，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留了三年的余地”。
当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都表示3000万吨钢的计划“可靠”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相当紧，超过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会议订的那个指标要小。所以，我还是欢喜你（指周恩来——引者注）提的那个东西，讲起那个东西就有味道，它给我们留了这么大的余地嘛。”因此，要“学习八大一次会议的那些经验，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
其次，为了切实贯彻“留有余地”，毛泽东提出后三年计划指标“要改”，“不勉强凑数”。具体怎么改，“就是按实际可能办事，按实际办得到的，还打点回旋余地，让年度、让地方超过”。他举例说，实际办得到的比如是3200万吨，我们就提3000万吨，如果实际可能是只有3000万吨，就只应该提2800万吨。他郑重强调：“不是纸头上、口头上留有余地，而是实际上真正留有余地。”
其三，提出由“数量本位”转向“质量第一”。毛泽东说：“今年和今后两年的基本建设，盘子绝不可以搞得过大，数量不可不讲，但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现在“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之，“讲质量、品种、规格，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至此，“大跃进”以来“数量至上”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意识初步得以扭转，毛泽东开始怀疑并试图摒弃这种观念。从“数量本位”转向“质量第一”，这既是总结和反思“大跃进”以来的深刻教训使然，也是毛泽东坚持“留有余地”并从根本上改变难以真正贯彻“留有余地”的实际而提出的新思想、新思路。
据冶金部负责人回忆，毛泽东关于“质量第一，数量第二”的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缅怀毛泽东》（上），第74页]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左”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与思考的重要收获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闭幕时，毛泽东还写了《十年总结》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总结、反思“大跃进”经验教训的真正开始。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讲，毛泽东把对“留有余地”的思考，进一步放到了降低指标、掌握工作主动权这样的战略髙度，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再次由衷称赞，周恩来制定的“二五”计划中大部分指标“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并强调今后三年的计划指标“一定要改过来”，“要下决心改”，如此方能“完全主动”。由此，他进一步引申阐发了关于领导干部要善于掌握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在6月18日闭幕会上，毛泽东不仅开诚布公地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深入严肃地开展自我批评，又多次谈到降低指标问题：“现在搞了那么多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要降低指标把主动权拿过来，“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 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从降低指标、留有余地到争取主动权，毛泽东的思考显然又有了新的发展。他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把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菩萨”自己供起来，脱离客观实际，一切以“数字”为上，被“指标”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伸展与回转的空间，也丧失了工作的主动权，最终陷入盲目和被动境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写《十年总结》的意思，就是要大家“盲目性少—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83页]
从强调“留有余地”到争取主动权、掌握主动权，目的是减少盲目和被动，提高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8页]显然，毛泽东的思考重心不再停留在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问题，而是向宏观战略思维拓展延伸。
究竟怎样领导并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律，需要全党切实展开调查、研究和探索。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从“大跃进”以来，在“留有余地”这条思路上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和总结“左”的错误的最重要的一个认识成果。
五、“大跃进”运动结束后持续讲“留有余地”，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思考
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倡导和强调，不仅仅限于三年“大跃进”运动期间。
1964年5月，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 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
1965年6月16日在杭州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时再次强调：“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6月16日]
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余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这句话被排成黑体字向全国印发。
直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针对我国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翻番的情况还说：“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上来，又要发生事。一是材料不够，一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 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谈话记录，1970年11月13日]冶金部负责人认为，毛泽东这些话，“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胀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淸醒剂。”[《缅怀毛泽东》（上），第74页]
“大跃进”结束后，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强调“留有余地”？不仅强调“留有余地”，还提出“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笔者认为：第一，“大跃进”的髙指标、浮夸风，在毛泽东心中烙下的印痕太深了，一直心有余悸，以至于到晚年都忘不了，认为“大跃进”不仅犯了不少错误，甚至是“做了蠢事”，“闹了笑话”。毛泽东是一个“不贰过”的人，觉得时时提醒很有必要，诚如他在1965年一次会上谈到钢铁“大跃进”时所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 毛泽东听取薄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情况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2月21日]
第二，“留有余地”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毛泽东看来，要使其深入人心，必须长期不懈地进行强调和劝诫，因为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要让人们汲取教训、改正错误并接受正确认识和科学方法也不是一次或几次就能奏效的。
第三，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战略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究竟应当以一种怎样的速度发展，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有其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这不仅源于对“大跃进”教训的刻骨记忆和沉痛反思，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思考的必然结果。
综上，通过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强调“留有余地”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思绪脉络呈现出热与冷、昂扬与谨慎、豪迈与多谋、自信与担忧、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交织发展的复杂过程，尽管“大跃进”总体战略、思路和方向是错的，但不能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战术方法就乏善可陈。
比方说，除了“留有余地”外，他还提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敢想、敢说、敢做也不能绝对化”、“革命热情应与实践精神统一”的论断等等，如能深入分析，对于深化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有裨益。
第二，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曾总结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4页]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宏观战略失误，单是着力于具体战术，也很难彻底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从根本上调整总路线，即使有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同样也难以贯彻执行和落实到位。
第三，“大跃进”期间一些重大决策的出台，毛泽东的确是通过座谈、会议、调研等多种途径反复征询、讨论和求证，尽管他是“大跃进”的发动者，但不能说错误的责任由他一人承担。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第四，毛泽东不仅善于总结经验，也十分重视经验的传承、丰富和发展。“留有余地”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不仅在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扬，还用来反思和总结“大跃进”的深刻失误和教训，并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和规律的思考中深化了对“留有余地”的认识。
原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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