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向立山，1945年出生，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8年~1975年参加援建坦赞铁路，1975年~1979年参加修建大型引进项目湖北省化肥厂，1980年后在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
春节前夕，疫情在武汉迅速蔓延，形势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1月23日上午10时起，武汉封城，许多外地人滞留武汉，有家不能归，有的人被迫露宿街头，靠吃泡面或捡别人丢弃的食物为生，情况变得非常严重。我是当天早上得知封城消息的，第一想法是赶紧去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女儿向菲说，超市现在肯定人都挤满了，被感染的风险太大。我想了想，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就打消了去抢购物资的想法。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因为春节前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冰箱里已经装满了，再买些鱼肉之类的没地方放。事实证明没有去超市是对的。当天微信中传来的视频显示，除了超市和药店，其他商店基本上都关了门。出于恐慌，一些超市里出现了哄抢和抬价，购物车上，都满装着各种生鲜，鱼肉、粮油食品，饮料和纯净水等。由于这种疯狂的抢购，导致日后超市货源接不上，造成了方便面、鱼肉、蔬菜等断货或供货紧张。药店里也挤满了抢购的人群，口罩、84消毒水，消毒酒精和板蓝根等，都被一抢而空。甚至加油站也排起了加油的长龙，因为司机们担心封城后加油困难。封城第二天(24日，年三十)，过江隧道关闭。封城第三天(25日，大年初一)，从这天夜里零点开始，中心城区严禁机动车行驶。在此前后，新冠病毒肺炎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的人数陡增，医院的发热门诊每天都挤满了人，病床全都住满，走廊过道里也塞满了求诊的人，他们中有的是普通发热病人，有的是疑似新冠病毒患者，还有的是病人的陪护，他们都混杂在一起，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交叉感染。在医院外面，由于受到核酸检测能力的限制，一些高度疑似病人得不到及时的确诊，而得不到及时的确诊就够不上住院的条件。那些确诊了的病人，接着遇到的是病床难求的困境，到处寻找收留的医院。这些人就如同是移动的病毒感染源，多奔波一天，就会更多地感染他人，使得疫情愈发难以控制。从大年三十夜起，全国各地纷纷选派医疗专家和医护骨干组成医疗队，他们和解放军医疗队一道，风雨兼程赶来支援湖北。他们的陆续到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封城以后，从窗户往外望去，路面上空荡荡的，只是偶尔看到有车辆驶过。行人就更少了，没有天大的急事，谁会在这时候往外跑呢？封城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此时的武汉，许多家庭订好的团年饭取消了，人们也无心看春晚。当晚，我没有心思看，一直不停地在翻看手机上疫情的各种消息，但有一个表现武汉人民坚强面对疫情，医护人员忘我救治患者的节目引起了我的注意。节目中白岩松说，我们在这里过年，你们在那里帮我们过关。听到这，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直到今天我写这段文字时，还要拿纸巾擦去眼泪。我是怎么感染上新冠病毒的呢？这要从1月29日说起。这天吃完晚饭后，我感觉有点不舒服，头昏昏沉沉的，女儿向菲问我发不发烧，我用手摸了摸前额，说好像不发烧，就早早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向菲过来问我好一些没有，我说感觉有点发冷。她在给我加盖被子的同时，拿了个温度计给我叫我测一下体温。我一测，发现体温接近38度。向菲顿时紧张起来，问我有哪里不舒服，我说没有哪里不舒服，也不咳嗽，也不流鼻涕，就是个感冒吧，吃点退烧药就会好的。我平常感冒了习惯服用“白加黑”，家里没有，我就叫她给我找来布洛芬缓释胶囊，服用了一颗。这几天来，向菲一直有些咳嗽，人也感觉有些不舒服，她自认为可能是呼吸道感染，在服用阿莫西林，症状时轻时重，一直不见好，但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我老伴多天来一直感觉喉咙里不舒服，总有想咳的感觉，可是咳又咳不出来。她以前有也过类似的情况，所以也没有引起重视。这次向菲见我发烧，可能联想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起了警觉，就跟自己也量了一下体温，显示是37.5度。她一下子慌了，马上给女儿岑岑量，体温正常，她马上打电话给在701所工作的老公，叫他马上开车过来，把岑岑接到他们在701所的住宅。我服用退烧药后，出了一身大汗，洗了个热水澡，体温恢复到正常，这更加坚定了我认为是感冒了的看法。我还对那些知道我发烧、要我小心的微信朋友装内行，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特征是发热、干咳、乏力、呼吸短促、肌肉疼痛，腹泻，而我只是发烧，服用了退烧药就好了，没有问题。此时，向菲对我说，感冒了也要服用消炎药，于是我服用了阿莫西林。这时，关于新冠肺炎患者死亡、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医院病床一床难求的信息充满了微信屏，儿子向洋得知我们三人的症状后，多次通过多种渠道买了莲花清瘟胶囊、盐酸阿比多尔胶囊、摩西沙星等抗病毒和消炎的药（没有护目镜就买来泳镜）和一些辅助保健品送来，为防止万一受到交叉感染，他没有上楼来，而是我下去拿药，或者把药放在电梯里，按下我所在的楼层，通知我到电梯口拿药。我们三人每天都服用这几种药，后来我们尽管都感染了新冠病毒，在历经磨难后证明这是有效的举措，我们住院后基本上用的也是这几种药。1月20日后，我们基本上足不出户了，成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需要出门丢垃圾时，一般都选晚上无人乘电梯的时候，出去时都要在外面穿上出门时用的罩衣，戴上口罩和塑料手套，回来后换鞋和脱下罩衣。2月1日，考虑到家里储备的食品即将告罄，向菲决定去一趟中百仓储。此时关于冠状病毒的各种传闻视频在微信上都有，都很恐怖、吓人，都知道超市风险很大。在安全与风险面前，我执意要自己去，向菲执意她去，两人争执了好一阵子，颇有慷慨悲歌上战场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氛。两人争执的结果最后还是向菲去了，她把风险留给了自己，把安全留给了我。我们这么小心注意，到底是怎么被撞上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呢？回想起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1月20日晚上7点多钟去了一趟省直医院“中招”的。即便是那一次，我去时也是戴了口罩的，而且特别注意同其他看病的患者保持有距离（只能是没有衣服上的接触）。以后听说，感染上冠状病毒，只要15秒钟，我那次看病连排队大约半个多小时，如果排队的人当作有一个是新冠病毒肺炎病人，该有多少机会被感染中招啊！说实在话，自打1月20日那天晚上去了一趟医院后，尽管我口头上认为没有那么巧的事，一再认为发烧是感冒的症状，但内心还是在“打鼓”。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新冠病毒的潜伏期是14天，而从20日到29日，才9天的时间，还在14的潜伏期之内。万一呢，万一，我不敢往下想。时间慢慢地过去，我发烧的病情是时高时低。有时也想到医院去看医生，但又怕本来没有冠状病毒，结果去一趟带个冠状病毒回来。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向菲听群里一个熟人说，由于最近做CT的人很多，省直医院的做CT的设备烧坏了。省直医院就在我们住地附近，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如果这里做不成CT，就等于做不出出初步诊断，去了等于白去，于是又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转眼到了2月3日。这一天我妹妹打来电话，询问我好些没有。我把情况对她说了以后，她说，她马上打个电话问一下她所在医院的感染科主任，看到底是感冒还是新冠病毒肺炎。我妹妹是从省中医院总护士长岗位上退休的，人缘好，老医生都很熟。不一会，她回电话说：医生讲，看你这个情况，建议最好先做个CT，不要当成感冒耽误了时间。放下电话后，我决定做CT了。正在这时，向菲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某医院现在有一病床，要去就赶紧去。因为住院的首要的条件必须是新冠病毒肺炎确诊患者，而确诊的第一步是看CT片上是否有毛玻璃状，如果有，再做核酸检测，如果是阳性，则为确诊病人。此时向菲已打听到省直医院的CT设备能正常工作，于是我们马上带上儿子设法弄来的N95口罩，全副武装起来（我还戴上了儿子送来的泳镜)，在经历了10多天的足不出户后，3人一起去了省直医院。省直医院下午2：30上班，我们2点就去了。虽然遇到了一些周折，总体还算顺利。做CT的人较多，我们先做血常规检验，后做CT。4点钟的时候，我拿到了3个人的血常规检验报告单和流感病毒抗原检测报告单。当我看到3人的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抗原都是阴性时，顿时在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我一直以为我们都是得了感冒，现在两种流感都被排除了，剩下了答案难道就是我们都“中招”了？早前医生就说过，做完CT等候半小时，如果到时候没有叫你拿结果，说明你没有什么问题，就第二天来拿结果，有问题的可以在半小时后拿到报告单。在焦灼的等待中，时间过得真慢，好不容易轮到我了。医生说，你的情况不明显，过三到五天再来做一次，看有没有发展。报告单上也提示，建议我做进一步的检查。我老伴和女儿的CT检测结果则显示肺部磨玻璃状比我严重，医生建议马上做核酸检测，以确认是否感染上冠状病毒。拿到这个结果，我们三个人一下子都蒙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只好互相安慰说，医生讲了，我们属于轻症。不管怎么说，这么快就拿到CT检测结果，我还是感到庆幸的。在我等候拿CT结果的时候，我听前面一个人说，没有车，她发烧浑身又没有劲，走走歇歇，走了快两点钟才到这里，现在又要走回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听她这么一说，使我想起了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信息：因为拍CT片的人多，从早上排队，要排到晚上才能排上。有的人为了能在白天排上，就从晚上开始排队。拿到CT结果了，下一步就是做核酸检测。当时因为试剂盒有限，而且做检测的指定单位少，所以能做核酸检测更难，许多高度疑似病人无法入院治疗而去世，就是因做不成核酸检测，得不到冠状病毒肺炎确诊而造成的。回到家里，向菲在微信群里开足了马力，寻求帮助。很快，有人回馈，让我们抓紧时间，当晚去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事不宜迟，匆匆吃完了晚饭，向菲立即打电话叫她的老公把车开来，我们三人上车后由向菲开车去人民医院，尽管人民医院和701所在同一方向，为了预防感染，只能委屈女婿从我在水果湖的住地，步行一两个小时回家。我们大概是8点多钟到人民医院的，办完各种登记缴费的手续后， 向菲在忙前忙后地疏通关系，我和老伴在外面等候。（其实就差一天，检测盒就不再紧张了。而就因为提前了这一天，使得命运的天平开始朝我们倾斜。）还算不错，非常顺利地拿到检测的排队序号，余下的就是等候叫号取样。记得我当时拿的是250多号，听叫号，前面还有几十人。取样的地方不大，里面十几个人，空气很不好。外面也有不少人在等候，都是戴着口罩踱来踱去，他们当中有的是来做检测的，也有的是陪同来的，其中有少数年纪大一些的，由于体力不支，随处歪七竖八地找个避风的地方靠着。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排椅子，上面坐了一些人，还有空地方。开始，我感觉椅子脏，怕上面有病毒，一直没敢坐，后来时间长了，站久了腰也酸，背也疼，可能还在发烧，走也走不动了，就不管脏不脏，旁边坐的人会不会传染，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当天晚上阴沉沉的，有风，但不大，可是，毕竟是进入了隆冬季节，越进入深夜，越感觉天冷，好在没有下雨，就咬紧牙扛着。话说回来，不咬紧牙硬扛着又怎么办呢？你这才几个小时，不知有多少人跑了多长时间，核酸检测还八字没有一撇呢。就这样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坐一会儿，起来走动一会儿，暖和暖和身子，一直等到半夜12点多钟，终于叫到我的号了。这晚女儿真的累坏了。这些天来，她一直在发烧，并时有干咳，为了做CT、核酸检测和找关系联系病房，她是忙里又忙外。就拿今天核酸检测，她一直没有歇一下，其间由于前台把我名字中的“山”打成了“小”、由于收费的什么差错、由于要去拿试管(？)，从取样点到医院前台来回跑了几次！为了防止把病毒带回家，我们三人把外面穿的所有衣服，包括鞋子，全部脱下来装进塑料袋，当夜丢进了垃圾桶！女儿问过医生，核酸的检测结果将在第二天出来，可登录App在网上查询。2月4日上午，向菲上午没有查到结果，却在一位朋友中得到一个坏消息，原来说在某医院联系好了的有一个床位，现在没有了。我们觉得可以理解，到了救人如救火的时候，怎么可以让床等人呢？该朋友答应继续努力，同时也说，难度太大了。听那语气，是不可能做指望了。昨天去了一趟省直医院和人民医院，胆子一下子变大了。这天上午没事，我斗胆戴上N95口罩，出去买了将近100元的蔬菜，我不敢去中百仓储，是在外面的摊子上买的，时刻警惕同他人保持距离。下午结果出来了，三个人全都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肺炎。这个结果对于我老伴和向菲而言，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我的CT片显示比她们要轻一些，对于一般人而言，按照常理，当然希望不被确诊，可是，当我听到3人都“中招”的结果后，却暗暗感到高兴。因为我在拿到CT片的时候，医生曾对我说，过三五天再来拍一次片，看有没有发展。从人民医院回来后，我一直独自在想，如果她们两人确诊，留下我一个人，过几天还要去做CT，如果有问题还要去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想到昨天一天的经历，我不禁不寒而栗！如果那时向菲她们住院了，我该怎么办呀！那时我是一个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我不能求助儿子和其他亲人，不能把病毒传染给他们，这么一来，我就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听天由命！这个时候，我不能把我内心的这种高兴告诉她们，而是同她们一起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查询到结果后，向菲马上开车到人民医院去拿打印结果，她早就打听清楚了，这个打印结果，连同验血的报告单、CT片和报告单，是入院治疗（在有病床的前提下）必须提供给医生的，缺一不可。病床，一床难求的病床，在这时候就意味着是生命。在这些日子里，有多少人因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命断黄泉！甚至有的家庭全部不幸在居家隔离中感染，最后无一幸存！这时我想到了我在省中医院退休的妹妹，看她有没有办法联系到病床。妹妹尽力了，她联系了所有地方，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病床。比如说，她联系了跟她很铁的一位负责病房的主任，该主任答复说，实在收不进，就连她们科室同事的妈妈也收不进，权力都在院长手上，本院职工十几人都收不进。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联系的地方都联系了，一切都从希望开始，最后都归于失望。晚上没事，三人都各自准备衣物用品，免得在天上掉下来馅饼，突然得到有病床的消息的时候，不至于临时手忙脚乱。这天晚上心神不定，可能还伴着发烧，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折腾了一夜。第二天（2月5日）早晨6点左右，老伴见我醒来，用哽咽的声音对我说，“今天是菲菲的生日。”她没有说更多，我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在女儿生日的时候，三个人都病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病，她还能说什么呢？听她一说今天是向菲的生日，提醒了我，我顿时悲从心来，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人老了以后，更容易多愁善感，更容易感伤流泪，此时想到我们3人处境，更是止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起床后，我跟向菲下了一碗面，打了一个荷包蛋在里面，对向菲说，菲菲，今天是你的生日……后面的话再怎么样也说不出来了，我赶紧紧转过头去走开了，怕她看见我泪流满面的样子。这天中午时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向菲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某某医院空出了一个病床，要今天抓紧时间住进去。听到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和向菲的想法一样，让她妈妈先去。此前，向菲已经把每个人住院必须提交的材料都分开准备好了，个人的衣服和用品也大致清出来了，有的已经装箱，所以没有过多久，一切都收拾停当了。宜早不宜迟，说走就走，向菲帮她妈妈拉着行李箱出了门，也许是急着要快走，她们出了门，我才意识到想说什么，而这时她们已经到了电梯口。真是得亏了向菲，她开车把她妈妈送到医院，一直帮她妈妈办完有关手续才回来。这一天是向菲的生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个女儿就这样在她生日的这一天，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她母亲的养育之恩。这一天我也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弄到病床，我明知道这种找关系开后门的做法不对，以我为人做事的准则也羞于对人启齿，但我都做了，这是为了我的女儿，也为了我，能够在这极度困难的时候能够度过难关，能够活下去。这一天，我收到北外湖北校友会负责人之一刘赢和老师发来的微信，她在微信中写道：今天有校友告诉我您确诊了，我得知后非常难过……北外湖北校友会现在正在（海内外）募捐，主要是定点支援湖北疫区医院医疗物资和帮助困难校友。我们希望能尽所能帮助到您，希望您挺住……我在回复中告诉了她家里现在三人感染的境遇：老伴刚住进医院，我和女儿现在在家里吃药，我一直在发烧，后果难料……刘老师收到微信后及时告知校友会负责人卢主任，马上联系了中南医院，得到的答复是“中南医院现在不收发热病人了”，要我通过社区联系到七医院。当晚，我拨通了外办离退休干部处包处长的电话，告知了我的病情和面临的困境，希望单位能出面帮我解决一下病床，或通过社区看能不能住进七医院。包处长了解了详情后马上同我所在的张家湾社区的高书记联系上了，帮我们在社区“挂了号”。也正是他的这个电话，为接下来使我进入方舱医院，进而转入省人民医院，最后进入了火神山医院做了铺垫。打完电话，已经是9点多钟了。我查了一下体温，还在发烧，现在一松弛下来，马上感到头发昏，人也乏力，于是赶忙洗了睡。迷迷糊糊睡到半夜里，我突然被向菲叫醒，“爸爸，爸爸，快起来！刚接到张家湾社区打来的电话，说是由洪山体育馆改成的武昌方舱医院现在接收病人，要我们赶快赶到东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辆公汽路过那里，在那里上车。社区要我们赶快去，说公汽上了人就走，不等候。”我一翻身爬起来，打开手机一看，刚过12点。起来后，我和向菲各自忙着把早就清理好的衣服装箱，接着就是必带的日用品，因为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回来，我带了够一个月服用的治疗慢性病的药品。又想到方舱医院可能冷，就把厚羽绒服也带上，必要时可压在被子上御寒。
武昌方舱医院
待一切基本收拾就绪，开始清理要丢的东西，因为此次出门，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回来，所以一些容易腐烂的东西得丢掉。一天前冒着风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买回的一大堆菜，原封不动地还放在地上，现在要原封不动地拿出去丢掉；前天用高压锅压好的牛肉汤，也得倒进塑料袋里丢掉，而且还要用热水把高压锅洗干净；冰箱里不易保存的食物都得丢掉，没有吃完的水果也得丢掉，等等。最后清理出来了一大堆，分两次下楼丢进垃圾箱。在家里不知道，出门才知道外面下着大雨，丢完垃圾，身上都打湿了。刚才是憋着一口气，在雨中跑了两趟，返回家里，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休息了一会儿，呼吸才慢慢平和一些。都准备好了，就在我准备出门的一刹那间，心头忽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仿佛此时一别，可能就是永别，再也回不来这个家了。念及此，我返回房间，把银行卡也带上，以备出现那个万一，好在病床上有一个交代。又想了想，觉得该带的都带了，就把门一关，加上锁，然后头也不回地向电梯走去。我来到楼栋门口时，看见有一男一女也站在门口，这是大约1点了，他们站在这里干什么呢？向菲见状，上前对我说：“社区告诉我，我们这栋楼还有一个病人也要去方舱医院，听说我开车去，就叫我把那人带上。我答应了。”这时那两人开始跟我们打招呼，原来是男的去，女的是他的妻子，是来送他的。社区告诉向菲，把车子开到东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地方向菲没有去过，只得依靠导航开车，尽管一路无车，也不敢加速。这时雨越下越大，又刮着风，我估计还在发烧，觉得有点冷，叫向菲把暖气打开。暖气打开后，突然想到我们三个人都是病人，不宜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于是又把玻璃窗放下一点，保持空气的流通。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导航提示，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从车里往外看，由于雨很大，根本看不清路边的建筑是什么单位，向菲就缓慢地开着车沿着路边找，还是没有发现。没有办法，我只得打着伞下车去找，还是没有找到。在找的过程中，向菲开车没有注意到路边有一个石墩，不小心撞了上去，幸亏车速很慢，虽然撞上去的响声很大，把我们吓了一跳，下车一看，还好无大碍，只是刮伤。车子又开到最初停车的地方，再仔细一找，东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在对面马路不远的地方。这时，向菲同社区联系得知，送患者去方舱医院的公交车已经走了，要我们原地等该车把人送到了再返回来接送我们。没有办法，只有回到车里等候。外面的风不停地刮着，雨不停地下着。在等候的时候，我问同车的那个人是怎么感染上的冠状病毒的。那人见我问他，便侃侃而谈：说春节前他们公司的老总请他和另几个人一起吃年饭，吃完年饭几天后，老板就开始咳嗽发烧，没有过3天就死了。接着，他也发现发烧……他还想继续谈下去，向菲却听不下去了，对我说，走，下车去。我和向菲都下去了，那人还坐在车上不动。向菲说，我这个车还要用来接送我女儿的，要让车通一通风，请你下来一下。那人下车后，向菲不管雨会被吹进车里，还是把玻璃放下通风，此后，我俩就一直站在风雨中等公交返回来接我们。等着，等着，公交车没有等来，等来了一辆城管车。这辆车只能在后面坐两个人，我们带来的那个人和后来又来的一人坐城管的车，我和向菲坐自己的车，跟在城管车的后面，在快到3点钟的时候到了洪山体育馆的外面。此时，洪山体育馆5通道外的马路上车子排成了长龙，车子上坐的都是等候进方舱的确诊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的患者。雨中，我和向菲把行李箱等物品拿下车，等向菲调转车头把车停放在马路对面的丽江饭店附近后，一起拖着行李箱找到了我们晚到了一步错过了的那辆公交车。在风雨中这么一折腾，我似乎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摇摇晃晃上了公交车。站稳后，我向菲问我么样，我怕她担心，说还好。实际上，此时的我，完全是靠毅力支撑着。这辆公交车上所有的座位全部坐满，空地方都是站着的人。我和向菲（加上坐城管车先我们上车的两个人）上来后，使得本来就挤满了车更加没拥挤。外面刮着风，下着雨，天又冷，所以车窗也只能留个缝透气。对此，车上的人没有什么抱怨，没有人怕交叉感染要求把窗户开大点。大家都默默地忍受着，只希望能快点进入方舱。我背靠着一根金属杆，手抓住上面的横杆，勉强维持着身体的平衡，由于发烧，呼吸短促困难，时间长了，慢慢快坚持不住了。这时，旁边一个中年妇女注意到我的状况，把她带来的一个小塑料板凳拿出了让给我坐。我坐下后叫向菲把行李箱放在背后让我靠一下，才算舒服一点。时间就这样慢慢地向前移动着，一直到了大约5点钟，还没有进入方舱。这时，沉默的人开始躁动起来，发出各种各样的牢骚和怨言。从他们的怨言中，我知道他们中大部分人来自武昌医院，在半夜里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被医院的人把他们叫醒，要他们赶快拿着随身物品上车，转移到方舱医院去。还有少数人来自社区医院，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像我们一样，直接从家里进入方舱医院的。天快亮的时候，有的人要上厕所，司机没有得到有关人员的同意，迟迟没有开车门。后来要求上厕所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如厕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也不知道司机请示了什么人同意了，一干人匆匆下车方便去了。这会儿，随车的两个护士也跟着他们下了车，我抓紧机会，在护士坐的那个座位上坐下，才算更舒服了一些。大约7点钟的时候，终于在车上等待了4个小时左右后，才轮到我们这车人进去了。这时，虽然雨下小了一些，但一到车外更加感到寒冷，什么也顾不得了，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同向菲一起，拖着行李箱，同时也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终于进入了方舱医院的大门。方舱医院是最近一两天才出现电视中的一个“新生事物”。据报道，方舱就是战地医院模式，在抗疫中利用体育馆，会展中心等现有设施建方舱医院，目的在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确诊的轻症病人集中隔离治疗，避免他们在社区和居家隔离中交叉感染。据我现在看到的介绍，我入住的这个武昌方舱医院是按50张床为一个医疗单元，每单元配备4个医生和12个护士，治疗区、抢救区参照正规医院急诊留观室标准，配置必要医疗设施和药品。方舱医院收治的对象年龄在18~65岁之间的轻症病人，出现病情加重达到重症型、危重症型标准时，将送往定点医院治疗。为什么赶在半夜里通知入住方舱医院呢？原因是武汉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月5日上午开了会，其中一个要求是，争取在2月5日晚24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我能抓住这个机会住进了方舱医院，真应该感谢外办离退休干部处的包处长，如果不是他昨晚9点钟得知我的情况后，连夜同张家湾社区联系，给我和我女儿在社区“挂了号”，我们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同时也错过了我后面将写到的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某种意义上，包处和老干处支部书记老杨救了我一命。武昌方舱医院
进入方舱医院后，引导的护士告诉我们，右手边是女患者的床位，左手边是男患者的床位，愿意睡那个床就睡那个床。这时候，我已经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迫不及待地放下行李箱，就近在走道边的一个床上拉开被子躺下了。过了一会儿，向菲过来看我，对我说，这床靠走道，大门外的风可以直接吹来，会很冷，要我换一个地方。我说，等我歇一下再说。可能是还在发烧的原因，我愈来愈感到身上发冷，只要从从大门顺着过道吹来一股风，就感到冷得发颤。正好向菲过来了，我要他帮忙，把我转移到了一个避风的地方。这时候我注意到过来了一个穿着隔离服的人，衣服上写着“湘雅二院”，我知道这是湖南有名的医院。我叫住了这个医生，说我在发烧，体温接近38度，医生把我的温度计看了一下，对身旁的护士说，给他服用XX药。等了一段时间，没有见护士来，一打听，原来方舱医院收治病人时间太急迫，药物还没有到位。我理解他们的难处，在征得医生同意后，服用了一粒我自备的布洛芬缓释胶囊。出了一身汗后，人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这时，我才有心思同隔壁左右病床的患者打招呼。我注意到，在我附近的病人中，就数我的年龄大些，病情重一些。病人们相互熟悉后，开始聊起各自感染前后的经历，听着他们的讲述，我仿佛回到了1970年代的武汉。那时候，在夏天太阳落下后，临街的各家各户都提水到在各家的门口，消除太阳晒了一天留在地表的热气，接着是各家搬出饭桌或用竹床当饭桌，就在露天吃饭，哪家有好菜，会端过来让你品尝。吃完饭，大家就竹床靠竹床聊天，拉家常。到了1980年代，我已经在省外办工作，夏季的时候，不少住在外办宿舍的人都床靠床在办公楼的楼顶过夜，就像现在这样靠的近。那时不觉得苦，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多么值得回味的时光啊！从回忆又回到了现实。刚进入方舱医院时，听说过厕所在大门外旁边。从早晨到现在，没有刷牙和洗脸，这都可以暂时省去，但内急却是必需要解决的。厕所在大门外，当时还下着大雨，风也很大，还要注意防滑，对于老年人，特别是体弱的病人，确实是个考验。这一天我进进出出好几次，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幸好没有感冒(也许与在家里服用了几天的阿比多尔抗病毒的要有关系)，否则那可真是雪上加霜。老干处的包处一直在给我发微信，对我说“方舱医院是昨晚才启动的，所以条件差一点，这是暂时的”，鼓励我“要保持好心态，有困难我们一起克服。”他听说方舱医院暂时没有药，就问我需要什么药，他帮忙去弄。我发微信告诉了他几种药，他马上冒雨骑自行车到省直医院把药弄到了，骑车送到靠方舱医院马路边，要我去拿(他不能进去)。他在雨中一连打了好多电话，我都没有接听。等我发现他的来电后，他已经等候了好长时间。我赶忙叫向菲出去拿，可能找错了地方，向菲冒雨出去找了，但没有见到包处。后来，我给包处发了个微信，解释了一下，微信如下：“实在实在对不起，我不能出去，叫女儿出去，没有看见人(可能地点不对)，她冷得发抖，赶紧回来了。刚才听说，这里开始发药了，不知是什么药。让你忙了一整天，实在对不起。”与此同时，我在微信中对他解释：“我之前把手机调为了静音，加上从昨天到今天下午2点半才吃午饭，吃完了就睡着了，所以没有听见。对不起！药先放在你那儿再说。谢谢。” 这天下午，我还收到一位北方朋友给我的微信，她在微信中问候道：“向老，一切安好？”因为武汉是此次疫情的风暴中心，她出于对我在疫情中安危的关心给我发了这个微信。我和这位朋友是在数月前认识的，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微信联系。收到这位朋友的微信后，我犹豫了一会儿，考虑到底回不回微信。因为武汉的疫情形势紧张，她在3天前我在病中时，就曾来微信问我，“向老，您和家人近来一切都好吗？”收到这个微信后，我压住了没有回复，我是这样想的：现在发烧不退，人不舒服，到底是感冒还是新冠病毒肺炎，还没有搞清楚，对她既不能说“我现在很好”，也不能说“我现在病了”，因此决定还是暂时保持沉默，等有了结果再说。这时我已经确诊了，也到了该回复的时候了，否则太不礼貌。犹豫了片刻后，我回复了这样一个微信：“我一直没有回复你，是不想用‘很好’来骗你。你多次询问，那我就告诉你，我、我老伴和女儿向菲均被感染，好在目前还属于轻症，正等待有住院治疗的机会。你知道就行了，等以后康复了再联系。”收到微信后，这位朋友发微信追问：“你们现在通过什么渠道争取住院的机会？”我回微信说，“政策规定65岁以上的确诊病人应收进定点医院。”接下来，这位朋友没有发微信，而是打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在武汉有朋友，我马上跟他们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帮你一把？你符合政策规定的住院条件，这很重要，说不定碰巧能帮助你住进医院。听她这么一说，我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立即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请她帮忙试一试。朋友和朋友的朋友都尽力了，联系之后，没有成功。由此看来，当时病床已经紧张到了何等的地步！自从我到方舱医院后，就对医生讲了我持续发高烧，并伴有呼吸困难，气短和胸闷等症状，并告诉他们，我今年已经75岁。（我儿子打电话告诉我，按照规定，方舱医院只收65岁以下的病人，跟医生讲的时候，一定要强调你已经75岁这一点，这是争取转到定点医院的最有利条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希望能够转到定点医院治疗，医生很负责任，看了我的身份证后，答应晚上开会时把我的问题提出来。大约8点多钟，一位医生通知我，说他们经过研究决定，我和另一位重症病人马上转院治疗，车子就在门口，赶快做准备上车。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转院了！就在此前不久，广播里播出了区长和方舱医院院长对入住患者的讲话，他们在讲话介绍了方舱医院建设的过程和目的，坦言因时间紧迫有许多待改进的地方，并通报接下来将从哪几个方面改进工作……通篇讲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接地气，立刻消了一些人初来不适的怨气，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虽然我在这里只待了十几个小时，期间也一直想转院，而且恨不得马上就走，但突然一通知马上要离开，说心里话，还有那么一点舍不得。向菲闻讯后过来帮我收拾好物品，并帮我把把行李箱等放进救护车里。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见另一个人还没有来，外面又冷，我和向菲又回到方舱医院内。又等了一会儿，另一个病人来了，我叫向菲不要送我了，但她执意要送。送到大门口，我坚决不要她送我上车了，她只好转头回去。我站在门口，目视着他离开的背影，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凄凉感觉：我们还能见面吗？我不敢继续想下去，拿纸巾擦了擦眼泪，狠了狠心，转头朝救护车走去。大概是晚上10点钟，救护车拐进了一家医院，我定眼一看原来就是我4号做核酸检测的人民医院。下了车，我吃力地一手拉着行李箱，另一只手提着其他物品，跟着护士走到了感染科。进门以后，一护士见我吃力的样子，另一个病人很危重，有些不理解地问：你们怎么没有陪护呀？我被她的问话搞糊涂了，加之呼吸短促，已经气喘不过来，就没有答话，径直跟着护士进入到病房。这是一个三人间的病房，我们来之前，已经有一个女病人，她的病床已经用帘子围住。从方舱医院同我一道来的病人和我同住，他的心脏做过支架，病情危重，床旁边有一个生命体征仪，他一躺在床上就上了氧气，接上了仪器。我也是一躺下立即上了氧气，没有过多久，呼吸慢慢开始匀称起来，尽管又开始发烧，人却感觉舒服多了。接下来是医生问诊，护士抽血化验，再接下来时是几袋输液液体挂在输液架上，开始打吊针。我对面的病人哼了一晚上，说身上疼得受不了，要医生开激素止疼。我也几乎一夜没有睡，一是还在发烧，我一般发起烧了有睡不着的习惯，二是惦记着吊针打完了要叫护士换药。直到把当晚所有的液体打完后，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醒来时来打开手机一看，见到的是一条刷屏的信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去世了！李文亮医生走了，留下了他的妻子、儿子和遗腹子；李文亮医生走了，武汉在哭泣；李文亮医生走了，全中国在哭泣。在沉痛悼念李文亮医生的时候，看着挂在输液架上的几袋液体，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李文亮是2月1日确诊的，到7号就去世了，去世时年仅34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这说明新冠肺炎这个病相当凶险，生死就在一口气接不上来。而我自己虽然不能说是风烛残年，但也是处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此时遭遇到此种疾病，说凶多吉少实不为过。人到了此种境地，说不多想是假的，我也想到了万一，但我仅仅是“想到了”，没有陷于其中不能自拔。想到之后，很快回到了正常的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怕也没有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切听天由命。到了医院，就得准备抽血。在人民医院不到两天，就抽了数次血，其中包括两次抽动脉血。抽动脉的血还真有点疼，一次抽动脉的血时，抽着抽着血出不来了，没办法，只好换一个地方扎针接着抽。我在人民医院做了一次核酸检测和一次CT。做CT的时候，得从感染科走到做CT的地方，两地的距离也就不到两百米远，但对于我来说，且不说还要等候，仅在无氧的状态下来回走三四百米，确实太难为我了，那种气短的感觉只有当时的我才知道。7日半夜间，我高烧实在受不了，呼叫护士来一量，接近39度。不久，护士拿来插在肛门里的退烧药，她对我说，这药全部用完过量了，现在只用一半。她说完后，叫我自己将药塞进肛门。可能我没有弄好，过了快两小时，还没有出汗退烧。我又呼叫护士来，要求把剩下的药用上，护士把剩下的药用上后，终于暂时出汗退烧了。到了8号早晨，病房里3个人都感觉好一些，就开始交谈起来。从交谈中得知，我们所住的不是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定点医院，人民医院有一个分院，叫人民医院东院，那才是定点医院。到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进来时，护士问我们为什么没有陪护，原来这里就是收治普通病人的感染科，可能在这个特殊时期，其他定点医院的新冠病毒肺炎病人收治不过来，临时给这个科室压了收治任务。从交谈中还得知，病房中的那个女病人，全家(包括父母、哥嫂、侄子等)共有9人感染，其中有有5人在不同医院住院，还有4人在社区医院，父母正处于病危中。正在交谈中，护士过来通知我和那位从方舱医院一起来的李先生，说下午我们将被转移到火神山医院。我已经打上了吊针，上了几个输液袋，打完了就不加了。一直到了吃晚饭的时间，还没有通知走。晚饭送来了，有一小碗汤圆，护士说，今天是元宵节，特地准备了汤圆。到这时候，我才知道今夕何夕！记得之前在微信上看到一个专家讲过，元宵节是一个拐点，看来这个预言已经落空了。6点多钟的时候，通知我们到外面上车。一共是两个救护车，我们车上上了5个人，估计另一辆车上也是5个人，等到人都到齐以后，已经7点多了。终于等到了开车的时候，两辆车闪着警灯，一加油门，向着火神山医院开去。记得还在家里没有确诊的时候，就从电视上看到，武汉火神山医院按照预定的时间，以“中国速度”于2月2日完工，仅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拥有1000张床位，专门收治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医院。当我看到武汉市将这所医院交付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管理使用的新闻时，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在6天之后，我会作为一名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入住这所医院。救护车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抵达了火神山医院。车子停下来了，此时的火神山医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对一个的溺水者抛过来的救生圈，或者是已经筋疲力尽的游泳者突然感觉到踏到了陆地！我想，可能所有到达这里的患者都有同我类似的感觉。我们下车后，看到早有医护人员在外面等候我们的到来。我在人民医院的病友李先生，早就坚持不住了，从车上一下了就坐上了轮椅。我已经有两个多小时没有吸氧了，呼吸感到急促，还有胸闷的感觉，但我不想麻烦护士，只把行李箱给她拖，强撑着提着一个手提包跟着走。我抬头看了看，注意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两层楼的建筑，我们一行人跟着医护人员从延伸到外面的过道，直接进入二楼病区（后来知道这就是“感染五科”），进入病区后走了约莫两百米的U字型走廊，快走到头的时候，护士看到一个病房里只进来了一个病人，还有一张空床位，就把我带进去。后来了解到，我们是感染五科收治的第一批患者，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感染五科二病区4病房7号床位的第一个患者。
也是在后来，我从贴在床头的《感染五科二病区温馨提示》中了解到：感染五科的医生团队分别来自南部战区总医院......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和全科医学的博士专家们，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护理团队分别来自南部战区总医院......医院的护理专家们，护士长何红艳曾参加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方芳护士长、赵南南护士长、张燕护士长、曾参加过2015年援助非洲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任务，她们具有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和传染病防控经验。《温馨提示》还写道：在您住院期间，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服务，使您有一个安全、舒适的诊疗环境，让您的疾病尽快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护理，请您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保证充足营养和睡眠，配合医护，早日康复！我们全体医护人员是您的坚强后盾，祝您早日康复！加油！一放下行李箱，护士立即把把氧气打开，将氧气管接到我的鼻子上，问我身体感觉怎样，我说，问题不大，休息一下会好的。看到我躺在床上没再说什么，她就出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其实，我这个时候感觉身体状况很不好，尽管在吸氧，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心砰砰直跳，仿佛要跳出胸膛。而且盖上被子还感觉发冷，不是一般的冷，而是冷得浑身直打颤。情急之下，我连忙把我带来的长羽绒服打开盖在被子上，这是把长羽绒服带来后第一次派上用场，也是唯一一次派上用场。盖上以后，感觉要好一些，这件羽绒服只用了这一次，但这一次确实起到了作用。所有这一切，我都默默忍受着，没有按床边的呼叫器求助医生或护士，也没有对同室病友刘波讲，认为这只是间隔了两个多小时没有吸氧、下车后又提着东西走了路造成的，只要接上了氧气，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现在回想起当时的那种状况，不由得令人感到后怕。其实，那个时候身体可能已经接近极限状态了，应该马上呼叫医生和护士来，而不能自以为是，认为自己能够扛过去。毕竟已经是七十有五的人了，不能不服老。幸亏这一次还真的让我扛过来，试想，如果没有扛过来，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后果实在难以预料。一切安排停当后，医生开始查房。分管我们这个病房的医生叫刘大勇，刚一见面他就对我们说，我是湖北钟祥人，是你们的老乡，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同我联系，说完，他把自己的微信号告诉了我和同病房的刘波。几句话说下来，顿时拉近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距离。我在刘医生询问完我的病史后对他说，我的问题主要是发烧不退，胸闷气短，从1月29日开始发烧以来，断断续续，时好时坏，最高时接近39度。刘医生听后强调了《温馨提示》里的话，要我和刘波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保证充足营养和睡眠，配合医生和护士的工作。他还对我们交底说：这个病目前还没有特效药，需要用的药主要是对症治疗。最后，刘医生要我们不要紧张，保持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要做到多休息，多吃饭，多喝水，努力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去抵抗病毒。在随后的治疗中，我基本上把刘医生的话化为了行动：少看手机早点睡，每餐饭菜基本上做到了“吃光”，每天多饮水，特别在发烧期间，每天大量饮水，防止虚脱。来火神山医院之前，人民医院的治疗手段是输液，没有服用任何口服药；到了火神山医院，输液停止了，除了一天三次、每次四粒莲花清瘟胶囊外，就是退烧药。在一般的情况下，发烧在37.5度以内，鼓励多喝水，不服用退烧药；只是到了37.5度以上，医生才考虑开退烧药，有时是芬必得，有时是布诺芬缓释胶囊。医生强调坚持吸氧，不要自己觉得稍微好一点就把氧气管拔掉。来到火神山医院后，抽血化验几乎没有断，我猜想，医生可能是在通过化验血了解是否出现了并发症，以便对症治疗。但那些天里，并没有增加保肝护肾之类的药，于是我猜测，可能其他脏器方面的情况还好，在发烧的那些天里，我能够保持一个较好的心态，多少与这个猜测有点关系。我在火神山医院期间，最高发烧达到39.4度，谢天谢地，在这种状态下，我的其他的基础病没有趁机出来凑热闹，没有引发出什么并发症，确实是万幸。在那些天里，我从微信中了解到，新冠病毒肺炎始于肺部，终于肺部，除了攻击患者的肺部外，还损坏人体各种脏器，使之衰竭。老年人的脏器功能本来就逐渐衰退，（如我就有高血压症；曾吸烟，又患过慢性肺炎，有肺大泡。）大概率是承受不了一点点攻击的。我作为一个75岁的人了，能够经历超过半个月的发烧考验幸存下来，实属不易。自从患病之后，总的说来，我的心态还算是好的，但有时还是难免有波动。比如说，有一次打开水路过一个病房时，看到好几个医护人员忙着抢救一个病人，气氛异常紧张。回到自己的病房后，联想到自己发烧持续不退，说不定有一天会像那个病人一样命悬一线，想到这里，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记得我脑子里曾闪过立遗嘱的念头，可是手头没有笔和纸，即便有笔有纸，因呼吸急促手发抖，也不可能写成。记得在人民医院时，医生曾要我在一张什么纸上签字，当时就因手颤抖把名字写得很大，而且还很难辨认出是什么字。脑子里还闪过在手机上留言的想法，但又一想，我的手机设置了指纹显示屏面，写了留言别人也打不开，写了也没有用。总之，由于这个病变化太快，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急转直下，在生命和死神赛跑中，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作为患者，不可能没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只要不使自己陷于恐惧与悲观之中不能自拔就好。 在持续高烧的那些天里，因为吃药后（包括服用莲花清瘟胶囊）出汗太多，衣服常常湿透，一天起码要换三次内衣。说出汗后衣服湿透了，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实际情况是，有的时候，衣服几乎可以拧出水来！在高烧的时候，我是昏昏沉沉的，怎么也睡不着，待到出汗退烧后，就迷迷糊糊地睡一觉。醒来时发现衣服是湿的，背上发凉，就赶忙拔掉氧气管，换上干衣服。好多天都是这样过来的！放到现在，就是好人也要得病的，而那时的我却安然无恙，这算不算得上是奇迹！换上的衣服只能说是干衣服，而不能说是干净的衣服！所谓干衣服，就是把汗水浸湿的衣服挂起来，让空调的热风吹干的衣服。从2月6日进入方舱医院算起吧，起码有10天的衣服就是这样对付着穿的。在这10天里，没有用热水把身上擦一下，身上像打了一层防护桐油，百毒不侵了。病房里的热水器不能烧水，这固然是没有洗澡和擦身子的一个原因，但不是说热水器不能工作就没有热水擦身子。我同室的病友刘波症状比我轻，经常帮我打开水，因此开水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我离开了氧气时间长一点气就接不上来，再就是发烧太久，身体虚弱，没有气力，懒得动。其三，当时我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气味的，因而也没有擦一擦身上的迫切感，总想着等退了烧再说。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身上的气味一定很难闻，不过，医生和护士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们是闻不到的；至于我的室友，恐怕是“久入鱼肆不闻其臭”，身上的味道恐怕同我不分上下，故而我们一直相安无事。入住火神山医院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能在病房里洗上热水澡了，这得好好感谢“市长热线”的工作人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住进病房后，我们就发现洗手间里的热水器里放出来的是冷水。刘波查看了一下，发现是电源插座没有电，就告诉护士派人来修理。接连反映了几天，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我和刘波分析后认为，插座没有电显然是施工单位遗留下来的问题。现在医院属军队医疗队管理使用，他们都是医护人员，可能没有电工，所以问题反映上去迟迟得不到解决。面对没有热水这个实际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对于我们这样的病人，没有热水肯定很不方便。将就一下打开水擦身体吧，但从病房到打开水的地方有大约100米的距离，提一瓶开水回来就接不上气了，一次两次可以，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于是乎，我在儿子向洋打电话问我在这里的情况时，把这个困难跟他说了一下，看能不能联系施工单位解决。向洋知道后，试着打电话给“市长热线”反映了这个情况。真没有想到，施工单位中建三局有关人员很快就有了反馈，打电话问向洋，问清楚了我们在哪个科，第几区，第几病室后，答应第二天马上来人修理。2月15日，电工来到我们病室，发现确实是插座没有电，是线路问题，改换了线路后，热水器立即就可以烧水了。事后，“市长热线”的工作人员还对这件事的办理结果进行了电话跟踪回访。对于在抗疫期间坚守岗位，工作认真负责的“市长热线”工作人员，我和刘波想在这里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为你们点赞！有了热水的那天，最先要做的事是洗一个热水澡！这个在家里是极普通的一件事，在火神山医院没有热水的那些天里，却成为了日夜期盼的一种奢侈享受。说来也真碰巧，就在有了热水的那天，我刚好烧退到37.5以下，身体感到一阵轻松，但同时也感到乏力，于是想通过洗一个热水澡提振一下精神和进一步降低体温。洗澡前的准备工作是吸氧，把呼吸调顺一点。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一直到出院，我都是一直坐在一个塑料凳子上洗澡。在洗澡时，我不敢贪图“享受”，一感觉到呼吸有些短促，我立即擦干身子，回到床上吸氧。从有了热水那天开始，换下来的内衣都要用热水烫（没有气力洗）两次“消毒”，拧干后放在空调下吹干。在医院里的日子是枯燥乏味的，除了沿着外走廊走出95步到打开水的地方外，就是在病房内过日子。奇怪的是，病房里没有凳子或椅子，（前面说的洗澡时坐的那个塑料凳子是从走廊里拿进来的）所以在病房里要么坐在床边，要么就躺在（或靠在）床上。火神山的病房都是负压病房，所谓负压病房，就是说病房里的气压比外界要低，只能是外面的新鲜空气可以流进病房，而病房里被患者污染过的空气不会直接泄露出去，而是通过专门的管道及时地排放到废气处理设备。每个病房了都配备有生命体征仪和空气净化器及空气消毒器。每天一日三餐的饮食和服用的药物都是通过一个专门的窗口送进来。窗口内外各有一小门，平时内外门都处于关闭状态，必要时可开启紫外线消毒。外面送东西进来，把外面的小门打开，东西放进后，关上小门，里面病人打开里面的小门取出东西，关上小门。因此，进入了病房后，基本上与外界隔绝了，平时只能在走廊里看看外面的天空和偶尔过往的救护车和载重汽车，以及穿着防护服过往的或劳作的人们。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除了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查房医生外，接触最多的是护士。其实，说接触得最多，也不符合实际，因为她们（对不起，我还注意到有一个男护士，为了行文方便，请还是允许我用“她们”来表述）到病房里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不过她们来病房的频率高一些罢了。此外，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随时都可以看到她们忙碌不停、从一个病房里出来，再到另一个病房的身影。人们都习惯把穿白大褂的护士称为“白衣天使”，在火神山医院和所有抗疫的医院里，她们的“行头”却复杂多了，据说她们的全套装束由10部分组成：一个圆帽、面罩、N95口罩、防护服、手套（第一层手套）、隔离衣、橡胶手套（外层手套）、护目镜、靴套、鞋套，全副武装起来后，似乎把她们称呼为“蒙面人”或“太空人”更加合适。防护服的颜色以浅蓝色和白色居多，护士穿上防护服后，只能看到她们的双眼，因此，无论“着装”前有多么苗条的身材，有多么诱人的美发，有多么高回头率的面容，“着装”后都变成了一样臃肿的体型，都变成了被面罩罩着的千孔一面，都变成了走路不能迈开脚步，都只能用小碎步笨拙移动的快行人。在刚开始的好多天里，都只能从护士们防护服上写的名字识别她们，时间长了，也能从个子的高矮、说话的声音和眼睛来辨别主要负责我们病房的几个护士。在我住院的一个月里，尽管同几个护士都比较熟了，但很少说话，她们每天都是那样的忙碌，像上紧了发条的钟一样，不停地走动，一刻也不停歇。因此，关于她们的工作的作息情况，还是后来从有关视频知道的：如果医护人员上的是上午6—9点的班，他们在凌晨3点多就得起床，洗漱完毕后，乘车行驶大约50分钟抵达医院。用早餐和穿戴防护用具、准备诊疗设备还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准点到病房值班，直到11点完成所有交接班工作才能下班。如碰到病人来得比较集中，或有的病人状况不稳定，推迟下班是常事。人们常说，医生开药，护士打针，由此看来，打针是护士的基本功之一。我在火神山医院输液不多，但抽血几乎隔天就有。护士打针抽血的基本功确实高。因为他们穿着隔离服不透气，护目镜上有水蒸汽的雾气，看不清，手上又戴着两层手套，手感差，即便这样，打针抽血没有一次失误，而且基本上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我的观察，火神山医院护士的工作包罗万象，除了配合医生急救、打针、抽血、量血压、查血氧饱和度、为出院的患者换下所有床上用品、为新来的患者换上全新的床上用品等事务外，还包揽了包括送饭、生活和医疗垃圾的打包搬运、以及打扫走廊卫生等通常由勤杂工和卫生员所做的工作。因为病人没有陪护，她们还承担了陪护所要做的照顾重症病人吃喝拉撒睡的所有事项。透过我所在的病房的窗户，可以清楚看到相隔一走廊之宽的对面病房里的情况。那里有一个年老的重症病人，好多天来一直戴着氧气面罩，输液好像一直没有停止过。开始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起床和走路要护士搀扶，吃饭喝水要靠护士一口一口地喂，吃几口后得戴上氧气面罩吸氧，呼吸顺了一点接着喂。经过十几天的治疗和护理，在我出院的时候，那位老人已经能短时间摘下氧气面罩自己吃饭了。护士们还是很好的心理医生。我初来的那些天里，高烧并未因为进了火神山医院而“药到病除”，好些天来还是时好时坏，高高低低，由于对火神山医院的期待值太高暂时没有达到，我心里不免有些焦急紧张。护士见状，总是在高烧时安慰我，在退烧时鼓励我，虽然言语不多，但在关键的时候使我感到了温暖，为我增添了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勇气和力量。说来又真巧了，自打开始洗热水澡后，体温再也没有反弹，而是逐渐恢复正常，直到在37度以下站稳！在此期间，除了继续服用莲花清瘟胶囊外，外加了莫西沙星和盐酸阿比多尔胶囊。胸闷、呼吸短促和持续发烧是我在火神山医院面临的最大考验。从1月29日开始发烧算起，到2月16日体温开始保持正常，我经历了断断续续、时高时低的18天发烧过程！ 有朋友曾经问我，你这18天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我用一个字回答：“熬”。对，是熬过来的。用一个字“熬”作答并非我的首创，首创者是林彪。据说当年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曾讨教林彪如何对抗美国，林彪就回答了一个字“熬”。如何将“熬”字运用于治疗新冠病毒肺炎呢？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是这样说的：新冠病毒肺炎没有特效药，如果说有，那么“最有效的药是病人的免疫力，我们做的事，是帮病人熬过去。”一个“熬”字，蕴含着多么深刻的道理啊！“熬”，就是和死神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最终战胜死神！因此，所谓治疗，就是医生在帮助病人熬过去，病人积极配合医生使自己能熬过去。坚持把今天熬过去，才有明天治愈的希望。增加营养是增强免疫力的重要一环，我曾在一首打油诗中写道：“三餐美食当良药，百倍信心斗新冠。”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心态也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在发烧期间，因为拿掉了氧气就感到呼吸困难，我就侧身在床，在连接着鼻氧管的状态下吃饭，而且基本上每餐做到“光盘”；我和同室病友都是“光盘族”，有时候一份不够，还多要一份。送饭的护士莫维洁对我们非常关心，每次送完饭经过我们病房的窗子时，都要敲敲窗子，举着“还要一份吗？”的牌子对我们示意。终于熬出来了！自从体温恢复正常后，呼吸困难的现象也在逐渐改善。2月27日做了一次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3月1日和3日又分别做了两次核酸检测，结果也都是阴性。3月4日，医生通知我去做CT，看肺部感染吸收恢复得怎样。这是我来火神山医院医生第二次通知我去做CT。第一次通知我去做CT时，大约是来火神山医院后一个星期左右。我跟着做CT的患者顺着走廊朝前走，走了100多米，马上气喘吁吁，心跳加速，见走廊边上有一个靠背椅，赶忙坐了上去。在做CT的人都走了以后，我独自一人慢慢站起来，缓慢地走回到病房躺在床上，把氧气接上。后来医生问我为什么没有做CT，我解释走路呼吸困难，医生批评我说，你走不动就应该告诉护士用轮椅把你推去呀。我默默地认错了，没有说我不想麻烦护士。这一次去做CT，各方面的情况同20天以前判若两人。在这之前，我已经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康复锻炼，如在走廊上慢步行走，开始走十几分钟，逐渐增加到半个小时，走完之后测量一下血氧饱和度，竟然能在93~95%之间，这说明，我可以慢慢地不依赖吸氧生活了。在走廊里做些轻微活动的那些天里，有几幅贴在走廊墙上、署名老周的画非常暖心：一幅画画的是一名护士照顾一名患者，护士说：“听说户部巷的热干面最好吃，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吃吧！”患者说：“是的唦！” 另一幅画画的是护士对输液的患者说：“等你好了，我们一起去看武大的樱花。”还有一幅画画的是两个人面前放着一条清蒸鳊鱼，题字是：“疫情结束，我带上你，你带上碗，我们一起去吃武昌鱼！” 这几幅画构图异常简洁，或者说还相当粗糙，谈不上有多大艺术性，但我们走过来，看过去，都百看不厌，越看越感到亲切，越感到能从中获取一种力量，也许，这就是接地气的艺术的魅力吧。透过窗户，看到蓝天，看到远处行驶的汽车，都觉得是一种久违的享受。就在窗户下面，汽车运来一车草皮，穿着防护服的工人们把草皮铺在裸露的地上，于是地上出现了一片新绿；一天前的傍晚，汽车还在窗外的碎石路上行驶，第二天一早，这条路就变成了沥青路。看到火神山医院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都联想起自己所发生的变化。是的，火神山医院每天不一样，我们也每天不一样，都在逐渐康复起来，都想走出病房，去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为了走出病房，我们都期盼着尽快做CT，因为做CT的那个地方距离我们这里有200多米远，属于外面的世界。没有过多久，这一天终于盼来了。第二次通知我去做CT的时候，我简直有些迫不及待了。屈指一算，从2月8日入院算起，在医院里已经与外界隔绝了25天了！一走出将我们同外部世界隔开的感染五科的那道门，仿佛第一次知道天空有那么辽阔，土地有那么宽广，地面上还有那么高的建造物，我情不自禁地来了个深呼吸！那天刚来到火神山医院时是晚上，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当时没有心思、也顾不着看，现在走出来站在远处一看，才看出了它的规模，才知道为什么世界各国对10天建成规模这么大的医院为之惊叹！也许是好多天来只能从窗口看外界，把人都别憋坏了，有机会出来了，我急忙拿出手机，在去放射诊断室的路上照了不少外景片。CT片子报告表明，病灶较前明显吸收。接下来是做抗体检测，顺利过关，又做了一次核酸检测，也顺利过关。再接下来，经感染科专家组讨论，同意我办理出院，并3月6日给我发了《武汉火神山医院出院证》。同时告诉我，在第二天下午两点钟，由我所在的武昌区安排车辆来接送到指定的地点，继续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
我曾经在武昌方舱医院住院十几个小时，尽管迫切想转院治疗，但一旦通知我转院时，心里还是“有一点舍不得”。如今在火神山医院住了一个月，要离开不是“有一点舍不得”，而是还真有些难分难舍。我首先想到应该给我的主管医生刘大勇发一个微信。我在微信中写道：刘医生：我来火神山医院整整一个月了，在您和其他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我得以康复，今天出院，在此，我谨对您和所有参与对我治疗和护理的医护人员表达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是你们给与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我的余生中，我将永远记住你们！请你们在医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时，更好地做好个人防护，祝愿所有的医护人员在战“疫”中身体健康，取得完全胜利！
3月6日上午，我把7号要出院的消息告诉了我所熟悉的护士和病友，大家都为我感到高兴，并对我说了许多祝福的话，让我深为感动。那天晚上11点多钟，我们病房的责任护士蒋秋兰专门来到我们病房，对我出院表示祝贺，并问我还有没有衣物要送去进行紫外线消毒。这一次，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而是站在我的床前同我说了两三分钟的话。她说：看到你刚来的时候发高烧，一连那么多天没有恢复正常，我们在安慰你的时候，心里也很着急。现在好了，看到你康复了，我们每个护士都很开心。我们最高兴的事就是送病人出院！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明天我下班了，不能来送你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在你出院时送给你，就来看看你，跟你说声再见。还有，回去后有什么事记着及时找康复门诊。蒋护士走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一下子想起护士为刘波拿来指甲剪的事，那时我的脚指甲正往肉里长，非常疼，送来指甲剪真如同雪中送炭！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小腿因皮肤干燥非常痒，越用手抓，越感觉痒。我没有对谁说，但就在痒得最厉害的那天，护士给我送来了“大宝”SOD蜜，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在家里也是用的这个品牌，润肤止痒效果很好。最令刘波和我感动的是，刘波出院时，护士莫维洁知道他的饭量大，给他送来了方便面。刘波到了隔离的宾馆时才发现，装方便面的塑料袋里还有莫护士留给他的一个纸条，上面写道：昨天下班回去有点晚，忘记给您带梳子了，带点我房间的零食给您，以表歉意。加油！ 刘波走后，我的另一个室友找护士求助刮胡刀片，护士居然也帮他弄到送来了。我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条，打开一看，写这个纸条的落款人是杨玉涵护士，她用娟秀的字体写道：叔叔，今天您就出院了，我今天上的是凌晨的班，就不过来打搅您了。回家了好好把身体养养，养的棒棒的。看到您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心里很高兴。恭喜您！今日出院，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杨玉涵
2020.3.7.1：00
从留这个纸条的时间看是凌晨1点钟，看来，她是怕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轻手轻脚进来的。平常，护士半夜查房轻轻推门而入的时候，我多半是知道的，有时还招一下手，以表示我没事，让她们放心。可就是在这个最不该睡着的时候，我却睡着了，从而使我失去了同她说一声再见的机会。假如我那时候是醒着的，我一定会对她说：谢谢你，谢谢所有医护人员！请你一定转告所有的医护人员，我们每个看康复人员都知道，我们能够活着走出火神山医院，那都是你们不顾个人安危，赌上你们自己的生命得来的。我一定会对她说：你们也有家庭，你们或为人父人母，或为人夫人妻，或为人子人女，但是，为了我们挽救我们的生命和与我们的生命紧密相连的家庭，你们完全豁出去了！你们是最可亲可敬可爱的人！我一定会对她说：在我们心里，你们都是英雄！请所有的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好好保护自己，一定要保证每一个医护人员完成任务后平平安安回到部队，平平安安回到家里，回到亲人的身边。最后，我一定忘不了对她说，我们同你们（包括陆卫忠主任、潘险峰副主任、刘大勇医生和蒋秋兰、莫维洁、胡小芳等医护人员）相处了一个月，只听到了你们说话的声音，从来没有看到你们长的是什么模样。待到明年春暖花开时，欢迎你们来武大观赏樱花，来蛇山登临黄鹤楼，来东湖游园荡桨，来户部巷吃热干面，来武昌品尝武昌鱼！3月7日下午2时，我们在医护人员的欢送声中走出了火神山医院，依依不舍地同他们挥手告别。在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又开始忙碌起来的时候，我们则坐上了来自各个区的车子，开向隔离观察14天的地点——宾馆或大学学生宿舍。我和另外两个来自武昌区的人员被送到位于武昌区丁字桥的一家“城市快捷”宾馆，由来自广州的医疗队负责我们在隔离期间的体温、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等方面的检测和生活安排。医疗队的队长是个女同志，但有个挺男性化的名字，名叫王允个，她办事一丝不苟、雷厉风行，但又有着女人特有的热情、细心和周到。在14天的隔离日子里，我们大约30人虽然每天都生活在各自的房间里，但在王队长建立起来的“丁字桥家园乐”的群里却随时可以见面，大家在群里有一个共同的亲切的称呼——“家里人”。我们这些“家里人”有什么要求和要办的事情，医疗队的同志们都当成自家的事情来办，对于做不到的，也都一一予以解释，对王队长和医疗队所有成员给予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这些“家里人”都将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永远铭记在心。在隔离的第11天，做了一次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间隔一天后又做了一次核酸检测，结果也是阴性。于是，在隔离14天后的3月21日，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见到了先于我10天结束宾馆隔离的老伴。3月22日，女儿向菲结束了离开武昌方舱医院后的14天隔离，也回到了家里。自此，三人历经劫难，在分开了一个半月后又重新团聚了，在一起开始了新的14天的居家隔离生活。在此前不久，从女婿那里也传来了好消息：外孙女因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属于密切接触者。我们住院治疗后，女婿和她也在宾馆隔离了14天，两次检测阴性结果接触宾馆隔离后，又继续进行了14天的居家隔离。在我们结束隔离前，他们已经成功地结束了居家隔离。写到这里，这个如同流水账似的回忆该结束了，在画上句号之前，我想再啰嗦几句，重复一下写这个回忆的初衷：在我生病期间，亲朋好友出于关心，不断给我发微信，打电话，当时我已经没有精力回复了，少数回复了的也是三言两语，并告知不要继续发微信或打电话。为此，我欠下了很多的“人情债”。现借写此回忆，感谢所有关心过我和我的家人的亲朋好友、我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北外湖北校友会的同仁，特别是我的老师和学长，如各位读后能体谅我当时不能回复的缘由，我当感激不尽。
2020年4月8日，武汉在江汉关钟声中重啟，这一天必将载入史册。拍摄：刘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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