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丨陆伟国：肖前，在人大“文革”的风口浪尖上

作者简历

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和140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年）。  

原题

肖前

—— 人民大学“文革”中

一位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作者：陆伟国

肖前（1924-2007）著名哲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哲学系宗教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召集人、特邀成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肖前是人民大学“文革”时的哲学系副主任。但他在那时，除了校领导、两派头头之外，是个很有名气的人物。“文革”中，有些领导干部或出于革命觉悟的提高，或出于自我保护，或被逼无奈，甚至出于某种的不甘寂寞，出来亮相站在某派群众组织一边，结果被卷进了惊涛骇浪之中。肖前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尽管他聚焦在人们的视线里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却也是从大紫大红瞬间又跌入万丈深渊，直叫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值得一说。

01

1967年2月底的前后几天，人民大学发生了一些事。2月22日，校内两大组织之一的原先相对保守的“八一八”红卫兵，经过几番目不暇接的分化重组之后，又挂牌为“新人大公社”重新成立了。这在人民大学的“文革”过程中，不说是划时代也是划阶段的大事。24日，“文革”爆发前后主持学校工作的孙泱副校长，趁被看押的空隙跑出来，前往“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要反映情况，被拒绝接待。

就在这时，3月2日，肖前就贴出大字报，表示要“站出来”革命。如果这还不能引人注意，就在肖前贴出大字报的当天晚上的后半夜，即3月3日凌晨，“中央文革”的大员戚本禹就立马来到人民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戚本禹在大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首先就是表态支持“新人大”，说：“那时有‘八一八’‘赤卫队’，这样的组织不是革命组织，那是保守组织。后来他们造反了，表示愿意革命。这样的组织最好不要叫什么保皇派。造反不分先后，要允许他们造反”，“你们这些组织都不是反动组织，都是革命组织”。再一个要点就是明确表态支持肖前站出来，直截了当地说“肖前是个好同志”。（戚本禹讲话的其它内容，就不在本文中说了）

戚本禹这么快地肯定肖前和肯定“新人大”，当然有他的想法和安排。他是想在高校里也能有一支听自己指挥的靠得住的比较亲近的队伍，比如像吴传启的学部联队那样。于是，肖前一下子就站到了万众瞩目之中。

戚本禹1967年3月3日的讲话

肖前是怎么跟戚本禹扯上的呢？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63年6月16日，肖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顺应了毛泽东的想法，使他在哲学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而这篇文章的成功，是因为关锋将毛泽东说的话“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提前告诉了肖前。

关锋是“中央文革”的另一位成员，在当时也是红极一时，与王力、戚本禹合称为王关戚。而关锋和肖前，关系是很深的，都是活跃在哲学界的新生力量，都是些笔杆子。之前，他们就一起参加过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编写工作，相互比较熟悉。甚至肖前第一位夫人去世以后，第二位夫人还是关锋介绍的。

到了“文革”，因为关锋和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的成员。通过关锋，戚本禹认识了肖前。于是，肖前在3月2日刚贴出大字报表示要“站出来”革命，戚本禹立刻就来人大表态肯定了他。这一下子，肖前成了由“中央文革”亲自点名的革命领导干部，那还了得，由此他就成了人大两派斗争中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两派都去争取他站到自己一边。

结果肖前马上表态，站在了“新人大”一边，这无疑给“新人大”增加了砝码。而且还带动了一批领导干部（如张腾霄、李焕昌等）也站了过去。肖前站队不久，就在《新人大》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揭开‘三反’分子孙泱的画皮》。“新人大”当然很高兴，不但在《新人大》报上刊登文章《彻底解放肖前同志》，还给肖前安排了副社长的职务。“新人大”和肖前都过了一段比较舒坦的日子。 

肖前为“新人大”写的批判稿

02

这就给“三红”这边造成了被动。不过，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几个月，才半年时间，谁也没想到正在巅峰上蹦跶的王关戚竟然说倒就倒了。“三红”一下子就又有话可说了，肖前和“新人大”又被说成是王关戚的“黑爪牙”。9月4日、16日，江青连续表态支持“三红”打倒肖前。9月4日那天，江青接见北京几个高校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三红”和“新人大”都去了。“三红”是刘庆库去了，“新人大”是赵桂林去了。

江青不知是动了哪根神经，表态支持“三红”打倒肖前。赵桂林当场申辩说，肖前是戚本禹点名解放的（那时戚还没有被公开宣布打倒）。江青那个脾气，哪容得别人有不同意见，马上就翻脸，提高嗓门当众训斥：“你不要讲了，你想跟我辩论？”“你被肖前迷住了心窍，你再这样就没有资格坐在我们这个行列里。”唉，当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还真不容易。后来据说，江青是把肖前误以为是萧乾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三红”那肯错过这个好机会，还没等江青发话，9月1日，就叫李德山带人去肖前家把肖前抓到了“三红”总部（新教学大楼）。其实抓人这事本身，“三红”也没有去认真研究。那天，在“三红”总部办公室里，有人说起“关锋倒了哎，要是把那个肖前抓来，能搞出些材料来。”大家就议论那怎么去抓呢，去的人少了，抓不来；去的人多了，又会打起来。这时在场的“三红”一把手孔宪龙说，那个李德山有办法，那次就是他从人堆里把崔耀先救出来的。

听孔这么一说，开始提出要抓肖前的那个同学，一下就跳了起来，说：那好，我去跟李德山说。还没等别人说行还是不行，就跑出屋子，去找李德山去了。不过，李德山去抓肖前倒是很顺利，并不是因为李会武术，而是他俩是认识的。肖前是李的系主任，两人的关系还是可以的。肖前知道李对他不会怎么地，也就跟着走了。

但“新人大”这边得知后跳起来了，哪肯罢休，派人过来包围“三红”的总部大楼，想要抢回去。“三红”料到会有这一手，已经把肖前悄悄地转移到了就在总部大楼旁边的我所在的东风三楼。晚上，“新人大”来的人越来越多。“三红”怕不安全，又把他转移到了北京体育学院。因为东风三楼的南面紧靠学校围墙，来的卡车就停在围墙外。李德山他们把肖前绑了后，用床单裹了起来，叫别人看不出来，从窗户里出去，抬过了墙，运到了体育学院，放在了游泳池的更衣室里。

狗血的是，“三红”费了这么大劲转移了肖前，当晚就让他跑了。因为看守的学生没有经验，睡着了，肖前也来个翻窗又翻墙，跑了。“三红”都已经准备好第二天开批斗肖前的大会，结果人没了。有人就责怪是不是李德山有私情故意放跑的。又没想到的是，肖前第二天坐了一辆小三轮，自己回人民大学向“三红”“投案自首”来了。所以后来“三红”对肖前也没有下狠手。

“人大三红”斗争肖前的大会，1967年9月8日

03

知道王关戚倒了，江青也发话了，肖前保不住了，“新人大”转得也挺快。9月4日，赵桂林还当面跟江青争辩。9月11日，“新人大”就在大教室借召开“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大会”，由二把手张祖义出面说：“混进我们队伍里的肖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要说怎么变得这么快？这有什么快，那时都这样，这就叫政治，那时候的政治。由于风云变化得太快，“新人大”有点手忙脚乱，听了极左势力说“孙泱是特务，是人民大学的头号敌人”，没几天，9月17日，就把孙泱抓到他们总部大楼的地下室严刑拷打，结果10月6日，孙泱就死在了那儿。（孙泱的事情，笔者已另有专门的文章。）

但是，“新人大”还是咽不下站在自己这边的肖前翻了船的这口气。就在这10月6日，孙泱死的那天凌晨，又把表态支持“三红”的党委宣传部长朱真从林园4楼17号的家中抓走。抓去以后，把朱真打得很厉害，打几十板算是轻的。

朱真曾是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的秘书。而“新人大”认为聂真是“三红”的大后台。其实还真的不是这样。聂真在“文革”前已经调离人大去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持工作。虽然两校隔得很近，公交才三站路，但没有什么往来。到了“文革”期间，聂真对人民大学还真没起到任何作用，他自己还自顾不暇呢。相反，据我所知，站在“三红”一边的一些干部教师对聂真的评价并不是很高。

不过，“三红”里有的人跟聂真比较熟，怕他在社会主义学院被对立的一派抓去挨打，要把他转移到人大藏起来，就此事问过“三红”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也未置可否。几天后，孔宪龙和刘庆库外出路过北大，顺便进去问问他的妹妹聂元梓，看她有什么意见想法。结果，聂元梓这个人挺傲气，架子大得很，虽是第一次见面，都没请他俩坐下，就淡淡地说了声“聂真是个好人，挺老实的人”，连个“还请你们多帮忙多支持”的客气话也没有，三五分钟就走了。

后来，“三红”的人怎么把聂真弄到人民大学的，藏在了什么地方，这几个头还真不知道，也没去打听。后来聂真几个人去青岛躲了几天，对人大校内也没有什么影响。再后来，聂真被北京卫戍区关押监护，主要是因为他被认为是北方局刘少奇、彭真那条线上的人，是历史问题的原因，跟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无关，跟人民大学更没有关系。

“新人大”之所以认为聂真是“三红”的大后台，就是认为他是聂元梓的哥哥，聂元梓是“天派”的头，而“三红”算是“天派”里面的，绕了这么一圈，所以，聂真与“三红”脱不了干系，又是老干部，那就是“三红”的大后台了。有人说，孔宪龙和聂元梓曾有过多次密谋。孔宪龙说，他和聂元梓一共才见过两次，第二次是在高校学习班，也就说了几分钟的话。

朱真因为是表态站在了“三红”这边，又是聂真的秘书，也就跟着倒了霉，被“新人大”加重处罚，打成那个样，直到那年年底才放了出来。连他的夫人曲真也被“新人大”抓了过去，跟孙泱夫人石崎、孙存锁的夫人等一起，关在“新人大”总部大楼地下室的“女牢”里，受了不少罪。

其实，领导干部站在哪一边，对那一派的群众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起不到什么作用。那时，群众组织正是叱咤风云，而领导干部正是冲击对象，见了人多半也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哪里还帮得上什么忙。讲到朱真也是这样。朱真在“三红”这边，评价和位置也并不高，没有发挥什么影响，大概就参加过两次会。他自己或许是因为被“新人大”抓去打过，被迫讲过一些贬低自己、贬低“三红”的话，还在大喇叭里放了出来，在“三红”这边就低调得很，很少出来。等人大一解散，他也就走了，离开人大这块伤心之地。即使人民大学后来恢复了，也不再回来。

04

“新人大”把朱真抓去打，除了出口气，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帮助，只是徒然增加双方的仇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你抓我、我抓你，你打我、我打你，不知反复了多少回。越打越厉害，能不乱吗？  

直到后来，我们离校都走了，新来的工宣队更省事，干脆把肖前和朱真两人都批斗了。1968年10月26日，召开批判朱真的大会。接着11月15日，又召开批判肖前的大会。

“文革”结束后，肖老师埋头学问，潜心钻研，不提往事，在哲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很大成绩，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哲学专著。这些著作成了有关专业研究生入学试题的主要来源之一。

肖前教授

（摘选自作者回忆录《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时代作家出版社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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