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赞回望 | 向立山：建那条非洲铁路，中国人有多困难？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向立山，1945年出生，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8年~1975年参加援建坦赞铁路，1975年~1979年参加修建大型引进项目湖北省化肥厂，1980年后在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

原题

援建坦赞铁路反思篇

中国人民勒紧裤带

作者：向立山 

2014年5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访问非洲期间在非盟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听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故事、关心着坦赞铁路建设成长起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支持南部非洲国家民族解放事业和打破种族隔离制度封锁，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援建了坦赞铁路。在这条铁路的建设中，有六十五名中国优秀儿女长眠在非洲大地。同样，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非洲兄弟喜极而泣，欢呼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伟大胜利。这就是我们同命运、共患难的奋斗历史，是我们永远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非关系未来发展的不竭源泉。”

作为一名当年援建过坦赞铁路的建设者，读着李总理这两段感人至深的讲话，我不禁思绪万千，耳闻目睹的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援建坦赞铁路的件件往事，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大批中国人陆续到达

1970年5月，随着赞比亚段勘测工作的结束，我随撤离的人员转移到坦桑尼亚，被分配到位于达市的材料厂工作。那时，施工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大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陆续到达，达市和我一年半之前我初次抵达时相比，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当地人乍一见到我们这群身穿灰色衣服、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和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黄皮肤中国人，感到十分陌生和难以理解，纷纷投以好奇的眼光，或在人前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就像当年非洲黑人在中国大街上遭遇的情景一样。而现在中国人在达市随处可见，连黑人小孩见到我们都亲切地用斯瓦西里语夹杂着汉语打招呼说“奇那，拉非克，你好！”（中国朋友，你好！）同样，这时的中国人见到当地人也不像我们初来乍到时那样拘谨，经常可以听到中国人用斯瓦西里语同黑人打招呼：“将博，拉菲克！”（你好，朋友！）

材料厂位于库拉西尼，紧靠海湾，占地面积很大，是建设坦赞铁路的货物集散地。这里原来是一片闲置的沙滩地，地上长着一片片挺立的椰林，自从中国铁路工作组、医院、接待站、汽车队、材料厂和建筑队等单位在这里落户之后，这块地方现在已变成了中国人的“大本营”，人来车往，热闹非凡。

在这个中国人的“大本营”里，各单位都用铁丝网隔开，形成了一种“诸侯割据”的态势。与材料厂相邻的是汽车队，坦赞铁路所需的各种施工机械、物资、器材和设备，卸船后都运到材料厂集中、验收、登记、分门别类暂时存放，然后统一调配，通过汽车队运到各地。

遇见老同学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说大也实在大，说小真是个“地球村”。就在与材料厂相邻的、用铁丝网隔开的汽车队，我碰见了1月份来到达市的老同学薛彦芳！在武昌县金口中学读初中时，我们曾在一个班；上高中时，又一起进入嘉鱼中学，不过，没过多久她就转学到了武昌县纸坊中学，从此失去了联系。

没想到1964年高考时，我们都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她分到亚非语系，学的是斯瓦西里语专业，而我分到了英语系。文革期间，有一次学校里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武斗，她后来告诉我，她特地去查看了被打伤的人员，看到里面没有我，就放心了，听后我十分感动。真是“山不转路转，石头不转磨子转”，老同学竟然又在非洲的坦桑尼亚见面了，而且工作单位还近在咫尺，这不能不说“世界真奇妙”！

在汽车队和薛彦芳共事的英语翻译范守义也来自北外，他为人谦和，书生相，人品好，一看就是一个做学问的料子。他于1962年入学北外，比我高两届，分配到铁三院也比我早，是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学长。在达市期间我们交往甚密，在随后的日子里，也时有往来，自我1975年调离铁三院后，就没有见到他。

在写这个回忆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想从网上搜索到他的信息。没想到得到的信息是“外交学院英语系主任、教授”范守义已于2012年3月27日因病去世。时年66岁的他带着满腹的才学离开了人间，实在令人感到万分悲痛。

到材料厂报到后，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协助材料厂的提货员到港口提货。修建坦赞铁路所需的物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为了简便手续、提高效率，三国政府商定，“物资运至达累斯萨拉姆港后，港口的报关、提货和临时保管由坦、赞两国负责”，待办理完上述手续后，我们负责对照提货单办理相关手续，然后将货物装车运离港口。

在我到材料厂之前，已有两名英语翻译在这里工作，一位是来自北大西语系的房志民，第二位是来自北二外的余存普。他们二人已在港口提货有些时日了，对这项工作已经驾轻就熟。特别是房志民，和港口的坦桑尼亚官员和警察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和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当地人给他起了一个亲切的的外号，称他为“布瓦纳-姆万给”，即“火炬先生”。“火炬”是坦桑尼亚国徽上的标识，房志民说这个昵称显示了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友好和尊重。

港口办事受“特惠”

在这种友好和信任的氛围中，我们在港口办事一路绿灯，畅行无阻。举例来说，货物出关时，把门的官员和警察有权上车对照提货单对货物逐一核对，防止“蒙混过关”，如果他们照章办事，恐怕一天难提几车货，那一船货不知要提到猴年马月。实际情况是，翻译随同一车车满载货物的卡车或大型平板车通关时，一般只用说几句斯瓦西里语的问候语，最后补充一句“TAZARA”（发音为“塔匝拉”，英语Tanzania Zambia Railway Authority 的缩写，意思是“坦赞铁路局”，或坦赞铁路），门卫立即友善地打开栏杆放行。就我的观察，只有中国的车辆出关时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达市港是坦桑尼亚最大的商港，也是东非的著名港口之一。当年我们在港口提货的时候，港区的码头只有几个泊位，中国货轮你来我往，很少断线。有的时候，还会碰到两艘运送坦赞铁路货物的船同时在泊位上卸货，有人笑称，这里几乎成了坦赞铁路的专用码头。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次上船提货时，碰到了北外同一年级的同学张国章。除了同学关系外，我们还是湖北老乡，在学校里的时候两人的关系就很好，他毕业分配到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后，我来非洲途径广州时还专门去看了他和其他几位同学。想不到这次在坦桑尼亚相见，两人分外高兴，在一起度过了几天难忘的时光。

在港口里，各种机械、设备、建筑“三材”（钢材、水泥、木材）和生活物资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施工机械设备全部来自国内，如“红旗”牌铲运机、“解放”牌与“黄河”牌翻斗车、“北京”牌吉普车、履带吊车、装载机、空压机、碎石机、混泥土搅拌机、发电机，还有各种生活物资，如活动房屋、大米、面粉、北京的二锅头、酱油膏、山西陈醋、烤蒜，等等。

这么多货物接踵而至，大大超过了港口的临时存放能力，为了缓解港口的压力，加快转运进度，港口当局进一步简化了报关、提货和临时保管的手续，许多货物对照提单卸船、装车，然后通关，运往材料厂。

在港口提货的日子里，经常实行日夜三班倒，翻译人员格外忙碌，既要和港口官员沟通联系，确保提货顺畅和装货与提单一致，又要经常劝阻卸货工人不要野蛮卸货，以免造成损坏，还要负责载货车辆快速出关。到了夜晚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码头卸货工人时常躲着睡觉，致使塔吊将货物从船上吊下来了下面没有人卸货，碰到这种情况翻译得到处找人。由于提货时码头不能离人，所以吃饭是饥一餐，饱一餐，热一餐，冷一餐，长久下来，长期在这里工作的房志民经常胃疼，余存普瘦得像个猴子。

心里暗暗不是滋味

在材料厂工作期间，看到援建一条坦赞铁路，国家就拿出来了这么多物资，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援越抗美“不惜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持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几乎有求必允，为了捍卫“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简直是不遗余力……每每脑海里出现这些想法时，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心里暗暗觉得不是滋味。时间长了，有信得过的朋友私下对我透露，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那时，国内正处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这样的“活思想”是不能随便公开的，只能埋藏在自己的内心，即便是同信得过的朋友聊起，也得留有余地。也许有这种“活思想”的人不是个别现象，为了“武装头脑”和“保持一致”，组织我们学习得最多的毛主席语录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和“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任务。”在学习中，大家的发言基本上同革命样板戏《海港》里女主角方海珍说的台词如出一辙：“想想咱们过去吃的是什么苦？想想世界上还有多少人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现在他们要砸碎枷锁，争取解放，拿起枪杆子和帝国主义战斗，非常需要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援；而他们的反帝斗争，对我们也是有力的支援！”

“活思想”归“活思想”，在工作期间，看到当地老百姓夹道观看一辆辆满载货物的国产“黄河”牌载重车通过时的欢欣雀跃场面，特别是听到沿途黑人对装运大型施工机械的超长平板车发出连声惊叹时，一种为祖国感到骄傲和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自豪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还不能直率地告诉当地人民，中国人民是在勒紧裤带援建坦赞铁路。

1971年10月26日，在坦赞铁路第一战役502公里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在投赞成票的七十六个国家中，有二十六个是非洲国家。据当时的新闻报道，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长时间热烈鼓掌，更有坦桑尼亚驻联合国大使萨利姆高兴得手舞足蹈，跳起了非洲舞，使美国人恼羞成怒。看到这样的报道，援外人员都感到无比兴奋，觉得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无比英明，有幸参加坦赞铁路建设无上光荣，为坦赞铁路付出的代价再大也值。

“先国外，后国内”

在坦赞铁路的建设工地上，马达轰鸣，回声震荡，车轮滚滚，尘土飞扬。最初，人们见到的差不多都是当时中国生产的最好筑路机械和设备，如“解放”牌和“黄河”牌载重汽车和翻斗车，“红旗”牌推土机和铲运机，“北京”牌吉普等。

1969年1月，周总理提出“施工机械增加，施工人员必须大大减少”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施工机械要“力争本国生产，转口机械尽量减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清一色的国产车现象感到无比自豪，认为这是国家强大的体现。但是，随着施工难度的增加和对施工进度要求加快，一些国产施工机械设备马力小，效率低，安全性能差的缺陷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遇到原始森林中的参天大树，我国生产的推土机和铲运机因马力太小，根本无法将其推倒和运开，还得依靠人工作业。

碰到推不倒的大树，只得将树干锯断，再用人力将粗大的树根刨出来，推土机、铲运机才能作业。为了解决施工的燃眉之急和确保工期，国家不得不动用宝贵的外汇购买外国的先进施工机械设备，从其它国家进口再转运到坦桑尼亚的施工机械设备包括日本和法国的大马力铲运机，意大利的菲亚特、瑞典的斯堪尼亚和日本的日野、三菱载重卡车和翻斗车等。

这些设备运到工地后，对保证在1971年完成达姆段（达累斯萨拉姆到姆林巴线路段）502公里的施工任务和以后加快全线施工进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国家为援建坦赞铁路不得不动用外汇购买外国机械，曾担任坦赞铁路广州援外材料厂厂长、后来被派赴坦桑尼亚任汽车队队长的刘志英深有感触地对央视采访记者说：“当时我们的外汇相当紧张，机械设备出口的很少，主要是靠农产品换外汇。需要多少农产品才能换那么多物资啊！成船的农产品运出去，就换一、两件、两三件机械设备。所以，当时基本上咱们出去的人，用的东西都是国内去的。”

就像坦桑尼亚的大北公路和坦赞铁路在走向上大体并行、修建时二者基本上齐头并进一样，从1965年中国承诺援建坦赞铁路到1976年将建成的铁路移交给坦、赞两国，这条耗资巨大的铁路几乎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始终。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武斗和工厂停工闹革命的影响，确保坦赞铁路施工物资的供应，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在文革“全面内战”的严峻形势下，坦赞铁路的建设总的来说是幸运的，施工非但没有停下来，而且还能按原定计划竣工，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援外工程项目，而且还作出了“这条铁路一定要修起来”的最高指示。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援建坦赞铁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支援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决策，关系到为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争光，关系到用实际行动打倒帝修反，由于将优先安排和确保坦赞铁路施工物资的供应上升到政治问题和对毛主席的态度的高度，谁也不敢不服从，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国家为了应对援外的压力，提出了优先保证援外的“先国外，后国内”的口号，换句话说，就是国内各部门要优先安排援外物资的生产与供给，全国人民要节衣缩食支援世界革命人民。

对此，时任铁道部援外办公室生产组组长的顾长仁深有感触地说，坦赞铁路所需的物资，“周总理亲自抓，各省都把这个任务摆在第一位，各企业都把这个摆在第一位。物资要让位，坦赞铁路要的东西先给。坦赞铁路要的钢轨也好，车辆也好，都得先生产，保质保量。”“给他们（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拿出去的东西，咱不能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给他们拿的都是中国当时最好的东西。有的中国当时还没用，或者只有一两件，还没有推广呢，都给他们拿去了。”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

1972年1月，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陈慕华在铁路工作组干部会议上就曾这样说道：在钢轨、汽车供应方面，“黄河翻斗车我们百分之百都拿来了。黄河卡车百分之九十几拿来了，国内有的铁路路线路基做成了没有钢轨，钢轨拿出来了。”“武钢的钢轨几乎全部是为坦赞铁路生产的。”

闹派性钢轨供应现危机

当时，我们国内很多正线使用的是43公斤/米的钢轨，站线还在使用着38公斤/米的钢轨，甚至32公斤/米的钢轨。坦、赞两国提出，坦赞铁路的轨道钢轨最好能采用90磅/码（约44.6公斤/米西方的标准，我们俗称45公斤钢轨。）的重型钢轨。

我们不能拿西方的来套，要为他们单独研制。1969年初，武钢承担了坦赞铁路钢轨的试制和生产任务。在武钢和铁道科学院的共同努力下，研制人员“实行三班倒”，反复不断地试验，终于取得成功，不仅达到、而且还超过了坦、赞两国的要求标准。从1969年到1975年，武钢所生产的钢轨几乎全部都铺设在坦赞铁路上，共提供了45公斤/米重轨22.23万吨。

在坦赞铁路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文革的巨大冲击，国内工厂停工停产是家常便饭，因此，即便是援外物资，也不能完全保证做到按时交货。以武钢为例，在1974年春天，因“批林批孔”运动再次引发派性武斗和停工停产，直接影响到坦赞铁路专用钢轨生产任务的安排。

得知急需物资可能“断档”的消息后，坦赞铁路副总工程师陆大同心急如焚，他说，在坦赞铁路铺轨正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国内的钢轨供应不上了，供应不上的原因就是钢轨的生产有了问题，问题出在武钢的钢锭没有了，没有钢锭怎么轧钢轨呢？轧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外很着急，国内也很着急，国内不光是铁道部着急，包括外经贸部也着急，中央都着急。坦赞铁路铺轨要是这样的话，后面那段铁路就铺不成了。还谈什么5年，或者6年，根本就不可能。”

为了解决钢轨供应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领导专门到武钢和汉阳特殊钢厂做工作，包括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做紧急动员，宣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举措及方针政策。好在大会结束后，两厂的干部职工顶住压力，排除干扰，恢复了生产，最终按计划完成了生产坦赞铁路最后200公里线路所需的钢轨，保证了1975年上半年按预期完成了全线的铺轨任务。至此，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钢轨供应危机才算告以结束。

家书抵万金

最大考验不是头上如火的烈日，脚下臭气熏天的沼泽，丛林中出没的毒虫猛兽，热带环境里肆虐的疾病，而是苦苦期盼一个月才能收到通过外交部信使带来的亲人来信。如果把一个月才能收到望眼欲穿的家书说成是最大的“苦”，那么，工作两年之后，在回国前看到用积攒两年的零用费购买的各种生活用品和单位用节余的伙食费买来并分发的罐头、奶粉、花生米和白糖等各种食品时，则在心中感到比蜜还甜。

零用费和伙食费属于当地费用开支的范畴。按照中、坦、赞三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修建坦赞铁路贷款提供方式的议定书，坦、赞两国需要通过订购和销售中国的一般商品的方式，为中国政府提供用以支付坦赞铁路项目所需的当地费用。当地费用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当地建筑材料的购置费，运杂费和工人工资；二是中国技术人员在坦、赞工作期间的生活费（包括伙食费和零用费）、住宿费、医疗费、办公费和交通费。

那时，每个援外人员国内工资照发，在国外每月可领到相当于人民币40元当地货币的零用钱（分别折合116个坦桑尼亚先令和13.6个赞比亚克瓦查），此外每月每人伙食费标准为50元。因为那时一个人一个月在国内的工资也就40元左右，所以有了援外人员拿“双工资”的说法。

零用钱本来是方便援外人员补充日常生活用品的，但在国外基本上不用补充什么生活用品，因为工作服，肥皂，卫生纸等都是按时分发，牙刷、牙膏、甚至火柴在出国前都准备够了，理发也是自己动手，所以，要是不抽烟的话，零用费差不多可以全部节省下来。

如果在市场上买香烟，一个月的零用费只够买四条当地普通香烟，要是买烟抽，两年之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兴高采烈地带着手表、收音机、照相机“三大件” 满载而归(后来放宽到可以选购录音机、自行车等“大件”)，而自己则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因此，在援建坦赞铁路的人员中，可以说没有一个奢侈到如此地步。

不买烟抽并不是说就不抽烟了。援外人员想出的办法是在当地买烟叶，自己加工成烟丝卷着抽，我们把这种抽烟的方式叫做“吹喇叭”，于是就出现了“坚持吹喇叭，买个欧米茄（瑞士手表）”，“喇叭吹到底，买个半导体”等顺口溜。即便是买烟叶，为了省钱，也是想方设法买烟厂不收购的“下脚料”，由此可见，援外人员带回的几大件，都是用牺牲他们身体健康的代价换来的。

在回国人员中，多数人携带瑞士产的欧米茄手表、日本产的亚西卡照相机和日立牌收音机，也有人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购买便宜的国产“上海”牌手表、“海鸥”牌照相机、“红灯”牌收音机和“永久”牌或“飞鸽”牌自行车。除了“三大件”，每个人还按个人对零用费的安排并严格按照国内海关限定的数量，选购衣料、尼龙布、尼龙衣、尼龙袜、尼龙纱巾、毛毯、床单、被面、毛线和折叠伞等生活用品带回国。

在选购物品时，还要考虑买些小件物品送给亲朋好友。那时送人一双尼龙袜或一条纱巾，都属于厚礼，折叠伞在国内还没有见到过，属于送人的贵重礼品。布料、衣物和床上用品等，几乎全部是价廉物美的国产品，包括一些在国内市场上从未见过的商品（如穿几代人都不会破的加厚尼龙衣裤）。每当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国产日用商品，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在内心发出惊呼：“难怪在国内买不到这些东西，原来都运到国外来了！”

除了上面列举的用零用费购买的用品，还有用“节余的”伙食费购买的分发给个人的食品。每人每月50元的伙食费不发给个人，由各单位集中掌握使用。按这样的伙食标准，即使精打细算，在当地也只能维持半个月的生活。而且当地人没有天天吃蔬菜的习惯，所以市场上的蔬菜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数量有限，根本满足不了中国人的需求。为了解决生活费不足和副食品短缺的问题，各单位纷纷自己养猪养鸡，开荒种菜，实现了在伙食费不超标的前提下，员工的生活大大得到改善，每天主食是大米白面，副食是荤素兼备。

国内亲人尚未温饱

中国人有分外浓烈的家庭情结。比如说，我们每天在坦、赞有大米白面和荤菜吃时，总忘记不了还没有解决温饱的国内亲人。为了在回国时能和亲人一起分享到国内很难品尝到的食品，各单位都不约而同地“打擦边球”，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费购买各种鱼肉罐头、奶粉、巧克力等食品，定期或不定期发给个人，口头上要求必须吃掉，实际上是让大家积攒起来，等到回国时带回家。每次虽然发的不多，但两年集中起来数量还是相当可观，一般来说，加上花生米和白糖，足够装满两个铁皮箱。

开始的时候，铁路工作组曾制止这种做法，认为带食品“有损国格”。对此，广大援外人员反映十分强烈。后来，从国内部里来检查工作的有关领导体谅到援外人员的心情，比较委婉地表达可以网开一面。铁路工作组见上面有人说了话，就只要求生活费一定要保证职工吃好，带东西要适可而止，禁止令就悄无声息地取消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平心而论，“援外专家”手提肩扛带数量可观的罐头、花生米和白糖等食品回国，很容易使当地人产生“中国贫穷落后、缺吃少穿”的联想，在当时那个政治气候下，如果让外国人对中国有这样一个印象，等同于“有损国格”。问题在于，事情发生在国内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生活处于缺吃少穿的那个特殊年代，援外人员一方面不惧千难万险，甚至置生死于度外“为国争光”，另一方面却做出这种这种“有损国格”的事，实属无奈之举。

当时国内物资匮乏到何种程度，从我购买体温表和煤油炉可见一斑。在我第三次来援建坦赞铁路的1974年，妻子曾在一封信中对我诉苦：孩子出生后体弱多病，需要有一个体温表给她量烧，但是买不到；孩子没有奶吃，市面上买不到奶粉；为了给孩子热奶糕，冬夜里要起来跑到门外几家共用的公共厨房把封上的蜂窝煤炉子打开，费很长时间火才能起来，热了奶糕后又要把炉子封上，既费时间，又不方便，急需一个煤油炉。为此，她要我想法买一个体温表、一个煤油炉，并尽可能托人捎带点奶粉到家里。在有回国人员到武汉时，我满足了她提出的要求。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我托人带回去的煤油炉是国产的，在赞比亚的市场上有中国的煤油炉卖，但在国内市场上没有货。

在非洲买自行车运回武汉

如果说从万里之遥的非洲带煤油炉回国不算太麻烦，那么带自行车这样的大件物品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时自行车在国内属于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一般人根本买不到。我国出口到坦、赞两国的自行车都是国内的名牌车，骑上街等于现在开卡迪拉克轿车招摇过市。

自行车出口时的包装是四车拆散装一个木箱，为了方便装运上船，需要四个回国人员相约买车，付款后将一箱自行车原封不动运到达市码头，装船运回广州后，再分开各自托运回家。我在1975年回国时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我是乘飞机回国的，自行车托人从达市带上船，到广州分开后又帮我托运到武汉，可见为了这辆自行车，我的“援外战友”该费了多大劲！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国内买不到，谁愿意如此费力买一辆自行车呢？

国产商品就这样漂洋过海周游一圈后又回到国内，如同援外人员乘坐远洋轮出国又回国一样。久别归来而且是满载而归，不仅使家庭有了久违的欢声笑语，而且还使餐桌上增添了罕见的美味佳肴。但好景不长，不少家庭因亲戚朋友太多，加上还要应付领导和同事，带回来的东西看似不少，一分一送就所剩无几，而且有的人还因为一碗水没有端平产生了矛盾，甚至引起亲戚朋友的反目，或东西给出去太多引起夫妻关系不和。

有一个人更是倒霉，他给妻子买了块高级瑞士手表，平时舍不得戴，回国时用手帕包好放在口袋里，到广州下船时在舷梯上掏手帕擦汗不慎将手表掉进了黄浦江，想到回家后无法对妻子交代，人一下子懵了，欲哭无泪！

我在国外碰到第二次出国的人员时，发现不少人触及到带东西回家这个话题时，大家都唏嘘不已。特别是施工单位的工人师傅，有的人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回家不久就把照相机和录音机卖掉了，换成钱以解燃眉之急。一台录音机在国外折合成人民币大约400元，在国内能卖到一千多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两年多的工资！正因为这样，当他们再次来援建坦赞铁路时，比第一次来时积极性更高。

“积积攒攒，落个光杆”

我从1968年到1975年三次出国援建坦赞铁路，买了三块手表，有一块给了哥哥，我和妻子的两块瑞士机械自动手表带了几年就停摆了，当时送到表店去修，一问说要好多钱，就没有送修，放着放着就成了废铁。给哥哥的那块手表估计命运相同。录音机在当时是稀有商品，有单位出一千元我没有卖，后来因为一个橡胶圈出了问题，国内没有配件，眼睁睁看着成了废品，后来搬家时忍痛丢进垃圾桶了。

“飞鸽”牌自行车起了几年作用，后来坏了放在外办院子里锈成了废铁。只有雅西卡120照相机在1980年代初卖了300元，自己加进去100多元，买了个武汉产的“莺歌”牌黑白电视机，这个当年属于紧俏商品的电视机，只用了几年就报废了。现在盘点下来，援外六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当，现在剩下的只一条“天鹅”牌毛毯！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算命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谶言。那时还在读初中，一次，我与几个同学在返校途中遇到一位算命先生，几个人不知为何，决定每个人抽一个签，看自己将来的命如何。我抽完一签后，算命先生解释说，我的命是“积积攒攒，买把雨伞，遇到狂风暴雨，落个光杆！”难道算命先生预言的就是我援建坦赞铁路带回的、当时可算是“万贯家财”的下场？我无语。

“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援建了坦赞铁路”，这句直白的话既赞扬了当年对非洲兄弟的援助，又委婉地道出了援建坦赞铁路超出了中国国力，中国人民为了“穷帮穷”，不得不节衣缩食，克己助人。

坦赞铁路是一项耗资巨大、举世瞩目的工程，1965年初，中央在对这一援外项目进行决策的时候，时值中国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难关，如同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还没有恢复元气。这个时候拿出十几个亿去援建这条铁路，无异于让一个步履蹒跚的人伸手去帮扶别人走路。

毛泽东在会见尼雷尔总统时说，其实这条铁路算什么数啊，统统才一亿多英镑。而那时候，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只有1.66亿美元。

援建坦赞铁路到底花了多少钱，到现在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周伯萍在《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一书中写道：“工程费用总计10亿9437万元，全部由我国提供，其中原预算9亿8837万元为长期无息货款，因物价上涨而超支的1亿零600万元为无偿赠送。”（请注意，当时10亿人民币约合4亿美元，即便在今天也是一笔巨大贷款。）另据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在于2008年3月13日在官方网站上刊登的《坦赞铁路项目简介》，“中国政府向坦赞两国政府提供了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但是，接下来出现了一个括号，括号里加了一个“据悉，实际耗资高达20亿元人民币”。因此，直到现在，有朋友问我援建坦赞铁路到底值不值时，我给出的是一个十分纠结的回答：很难简单地用“值”或“不值”来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

当我回忆起援建坦赞铁路的经历时，我感到有太多的话要说，在那艰难岁月里节衣缩食、甚至忍饥挨饿的生活，在那个动乱年代里几乎所有家庭所遭受的磨难，这一切，写进了历史书吗？

向立山专题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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