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 北外文革记事03：“十一月黑风” 和“二月逆流”中的陈毅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向立山，1945年出生，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8年~1975年参加援建坦赞铁路，1975年~1979年参加修建大型引进项目湖北省化肥厂，1980年后在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

原题

文革北外记事（三）

批“十一月黑风”

和“二月逆流”中的陈毅

作者：向立山

从同学那里得知，“红旗大队”是1967年1月19日夺权的。在此之前，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相继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1月8日又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领导权，刮起了“一月风暴”。对于上海造反派组织的夺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贺电支持，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1月18日中午，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到外交部机关，将副部长们都集中到会议室，宣布：“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当晚，周恩来和陈毅都表示支持这次夺权行动。对于夺权方式，周恩来明确规定：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成立部、司两级业务监督小组。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旗大队”迫不及待，联合了两个观点相近的造反派组织于1月19日晚发表声明，一举夺了北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从而在成为多数派不久，又成了掌权派。

“红旗大队”等组织在发表的夺权《联合声明》写道：从1967年1月19日晚十时起，由红旗战斗大队、北京公社和“二七”战斗大队接管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切党、政、财、武装等部门的权力，实行一切权利归左派。学校当权派移交给广大群众，按照不同情节进行处理和安排

同一天，由“红旗大队”、外国专家局造反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造反派组成革命造反大军，一举夺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权，声称他们的夺权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新生”了！

“红旗大队”撇开院内第二大造反派组织“造反团”夺权，夺权后又大权独揽，没有与“造反团”共同分享“胜利的成果”，致使两派矛盾进一步加深。

文革中少数派“翻身”成为多数派后，随即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当少数派受到工作组迫害和多数派压制的时候，他们的凝聚力最强，战斗力最强，也最团结，但是一旦成为多数派，特别是“掌权”之后，就开始分裂了，展开了争权夺利斗争。

我再次回到学校时，正赶上“造反团”扩充队伍的时机，他们对打垮了的原“红卫兵”组织的“老保”们宽大为怀，既往不咎，能本着“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些“受蒙蔽的群众”，提出了“上揪下帮”这个很得“老保”人心的口号，于是，被打垮的“红卫兵”们纷纷“反戈一击”加入“造反团”，“造反团”的队伍迅速壮大。

此时“红旗大队”不但不反思自己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反而不断地在广播中攻击“造反团”搞招降纳叛，并提出了“上揪黑帮，下扫老保”的“上揪下扫”口号，并扬言要“一直扫到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造反团”也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很多人都来自原来的保守派，大家都相互熟悉，彼此了解，共同的语言多，加上受不了“红旗大队”歧视保守派的那种语气，我没有多想，就加入了“造反团”。

加入“造反团”后，才知道它和“红旗大队”的分歧集中在对北外“黑帮”如何划分的问题上（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造反团”主张揪斗的“黑帮”主要是旧北京市委领导时期派往北外的院领导“刘、郝、石”，他们中刘柯已离职养病，郝金禄和石春来已分别调往中国作协和外交部任职；而“红旗大队”则将“斗黑帮”的矛头主要指向近年来外交部调来领导北外的干部“崔、杨”（崔定远和杨岗）。

对于我来说，别说是多年前的北外的院领导，就说是现任领导，我进校似乎还没有见到过，所以在院内“黑帮”问题上很超脱，也没有兴趣，开打倒“黑帮”的大会，只是跟着举手和喊口号，最多也只是把别人写好大字报，帮着贴一下而已，我的字写得不好，所以连刷大标语也轮不上我。可怜的是那些以前的和现任的院领导，因为两派的分歧，把他们前来的和后到的全都“一锅端”了，被斗得死去活来。受牵连的还有教师中的骨干，被打成“黑帮爪牙”和“修正主义苗子”，有的还遭到无情陪斗。这真是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最好的诠释。

过了一些时候，两派的分歧又扩大到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学校教育路线：“红旗大队”下面的由教师组成的“四·二六”组织认为，对学校17年教育路线，应该进行具体分析，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要捍卫17年高等教育取得的不可磨灭的成就；“造反团”则认为，既然毛主席说了，“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那就是说，教育和文艺战线一样，执行的都是资产阶级的路线，必须全盘否定。

在两派内斗正酣的时候，由于所谓的“二月逆流”的出现，两派在如何对待陈毅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继而发展到对立，直到最后对立情绪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都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中央高层出现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很快就由中央文革传到社会上。从3月上旬开始，北京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到3月14日，北京五十多个院校十万人游行示威，反击“二月逆流”，游行队伍高呼“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

看到学生们走上街头，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三老四帅”，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喜不自禁，很少写诗的姚文元竟然按捺不住兴奋，一时诗兴大发，在3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群众起来了，很高兴。感而赋诗一首。

贺反“二月逆流”胜利

画皮恶魔现原形，

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

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

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起，

跳梁小丑岂足论。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是外交部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造反组织，成立于1966年12月20日）获悉陈毅参与了“大闹怀仁堂事件”后，迅速投入到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于3月31日和4月1日在外交部连续召开了反击“二月逆流”大会。

北外“造反团”是北京高校中反击“二月逆流”速度最快的造反派组织之一，于4月初就和北京外交学院等单位编印了《陈毅黑话集》《陈毅黑话选》《批陈专辑》等材料；呼喊的口号也随着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日渐白热化快速改变，从最初的“批判陈毅”、“火烧陈毅”、“炮打陈毅”很快升级到“打倒陈毅”。

对于“造反团”提出“打到陈毅”，从内心讲，我认为像陈毅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打到的。我不是说自己有“先见之明”，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一年多以前陈毅的一次答记者问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另外，在文革初期，他在北外的一次讲话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是1965年9月29日，在记者会上，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记者就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香港作为据点的问题提问，陈毅回答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在北外的讲话是在1966年7、8月间。那一天，陈毅来北外看大字报，应广大师生员工的要求，他在大操场的讲台上做了即席讲话，使我有幸近距离见到了这位一直崇敬的在答记者问时大义凛然、讲话掷地有声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聆听了他对多数派和少数派劝导和期待。记得他结合工作队、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对我们说：（大意）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了。不要揪住犯了错误的人不放，要允许犯了错误的人改正错误。整错人的要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以取得被整的人的原谅；挨整的人翻身了，不要对整你的人进行报复；如果这样做，你就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打游击时的一个故事。他绘声绘色地说，有一次，他化装到某游击队去传达中央的指示，这支队伍因为与外界隔绝太久，信息不通，对他有怀疑，他再三解释，对方还是不信，竟把他吊起来，要枪毙他。陈毅说，当年的这个游击队长还在，现在是一位领导同志，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

陈毅讲完这段亲身经历后结合少数派对多数派的仇恨心态对我们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比上战场还危险！事后我不但没有怪罪谭余保，反而表扬他警惕性高，斗争坚决，是个好同志。我以后一直高度信任他，从未对他打击报复。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有宽大的胸怀，不应该揪住别人的错误不放，不应该计较个人之间的私仇怨恨。

陈毅在讲话中还告诫我们说：造反不能够乱来，干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有个框框，不能超过这个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大的框框，造反不能超过这个框框。搞文化大革命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敢想不是胡思乱想，敢说不是胡说八道，敢为不是胡作非为。

在“造反团”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两件事，暗暗问自己：难道像陈毅这样的人还会是坏人？应该被打倒吗？不过转念一想，打倒谁，不打倒谁，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喊几句口号或不喊几句口号根本起不了作用。对于陈毅，即便在口号上过火一点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对照毛泽东思想，的确讲了不少“黑话”（我并不认为编进“黑话集”里的所有“黑话”都是反动的，有时倒觉得有些“黑话”讲得有道理，不过不敢公开讲他的“黑话不黑”），对他进行“炮轰”、“火烧”、“油炸”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应该说，在“造反团”的“团丁”中（“红旗大队”把我们这些普通成员称为“团丁”），持我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至于“造反团”的头头们是如何想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就在我对打倒陈毅的口号还不能完全接受的时候，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声浪已经一天一个变化，一浪高过一浪”。4 月13日，外交部“联络站”和北外“造反团”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外事口和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简称“批陈联络站”）。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以下简称“六•一六”）由于观点极左，经常公开发表攻击周总理的言论，“批陈联络站”没有吸收它，但在对待陈毅的问题上观点相近，“批陈联络站”同它采取一致行动。

没过多久，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同外交部“联络站”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和北外“红旗大队”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简称“外事联委”）。

接下来，“批陈联络站”和“外事联委”开始围绕批斗陈毅还是批判陈毅、打倒陈毅还是对陈毅“一批二保”展开了明争暗斗，互相争抢批判/批斗陈毅“领导权”。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已经是外事口第二次掀起批陈/倒陈的高潮。第一次批陈/倒陈高潮发生在1966年年底，那时中央文革诬陷陈毅的“罪名”是刮起了“十一月黑风”。

所谓十一月黑风，实际上是陈毅、叶剑英等老帅对当时中央文革的一些“左”倾的错误做法所提出的尖锐批评，同时也包含了对与会年轻人进行了语重心长的教诲。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十万来京人员大会上，陈毅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说‘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是错误的。”“作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叶剑英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发作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14日，在外交部解散红卫兵组织大会上，陈毅说：“自5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坚持这些看法讲下去。我已经做好准备，因为讲话多而受到批判、犯错误或惨遭不幸，被打成黑帮坐班房，被罢官撤职，这都不要紧哟！但是我不愿做和事佬，不表态，躲在角落里。我要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可能是好的作用，也可能是坏的作用，但是我还是要讲，而且讲就必长，一讲起来就有批评。讲话以后总有很多大字报，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有时你还没有讲完，大字报就已送上来了。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还是要讲，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他继续说：“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陈毅、叶剑英再次接见军事学院学员。会场上张贴大标语，声言批判陈毅、叶剑英在13日的讲话。陈毅在会上重申：“搞路线斗争不能简单化、扩大化。”“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他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这说明陈老总不老实，见到问题不讲，看到有同志犯错误也不帮助，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搞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你们做法不纠正，我交班也不交给你们。”叶剑英说：“如果你们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

陈毅等老帅的如此言论，在那个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进入鼎盛时期和中央文革一手遮天的背景下，无异于是自投罗网和飞蛾扑火！很快，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北外等大专院校和外事口的造反派组织立即在社会上掀起了反击陈毅等人“十一月黑风”的恶浪，“揪出陈毅！”、“陈毅必须检讨！”和“陈毅必须低头认罪！”的口号和大标语瞬间出现在北京街头。

为了使陈毅早日摆脱被造反派组织穷追猛打的被动局面，尽快把他“解放”出来，经周恩来多方协调，特别是做陈毅的说服工作，终于促成了“陈毅检查大会”的召开。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坐满了外事口各单位、各学校的万余名代表。“陈毅检查大会”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的，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出席大会。

周恩来宣布大会开始后，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作关于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这篇3000字左右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检查”内容包括：1、不理解。由于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2、说错话。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纠正错误很不彻底，继续发生了一些错误，说了很多错话。特别是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上的讲话,错误很严重。3、挖根源。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集中表现在群众观点上。还集中暴露了思想，作风上的很多问题。4、表决心。同志们希望我改正错误,我也有决心，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

对于刘新权工作队的错误，陈毅在“检查”中说：工作队“采用逼供信，整理黑材料等等办法，在外语学院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其他的一些工作队或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和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我应负很大的责任。”

“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地程度不同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陈毅向群众鞠躬。）

陈毅的“检查”念完后，陈伯达和周恩来在讲话中都肯定了陈毅所作的检查。陈伯达说“我觉得陈毅同志的讲话很好。”周恩来说：“这样一个老同志，奋斗了四十多年，战斗了四十多年，为党作过不少工作，也犯过不少错误，现在在晚年还在努力工作，努力改造，努力紧跟主席走，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帮助他。……我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帮助他。……现在他作的检讨我想基本上是好的。”

“陈毅检查大会”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陈毅闯过这一“检查”关后，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1月31日，在外交部“联络站”主持下，外交部召开了揭发批判陈毅执行资反路线的大会。在陈毅的“检查”获得通过后，外交部的造反派宣布：“欢迎陈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陈毅是我们的红司令。”

如何看待陈毅的“检查”呢？我认为其中既有真心的认错，如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鞠躬赔礼道歉”；也有违心的检查，如对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上的讲话的认错。总体说来，他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是很不理解的和抵触的，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干部的极左做法是坚决反对的，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纵容、支持造反派的所谓“革命造反”是极为不满的，对造反派的暴力、破坏和不断升级的揪斗行为是深感愤怒的。他没有怀疑毛泽东思想，他认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永远跟不上的，但我们要尽量地跟。”接着他又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是很不自觉的，很不理解。要看大字报，要勇敢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了还要坚持，错了就改。”

在这次“检查”过关之后，如果陈毅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今后在一些场合讲话只要不锋芒毕露，他是不会受到大的冲击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毅就是陈毅，对于文革的不满，他强忍了一时，但几天过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在2月9日、12日和14 日，他又在不同场合发声了：

“去年七、八月份，我讲了许多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讲话可能说成新反扑，我不怕，还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全国大乱，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出来讲话，更待何时？”

“逼着我作检查，我还不认为我全错了，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我讲这些话可能触犯一些人，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不怕”。

“你们都是造反派，造我的反，我是什么，是反革命？请示？不敢当。当面请示，背后还不是骂我的祖宗，定性的两面派！”

“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就是要我低头认罪，我们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狂了，没有好下场！”

陈毅在机场对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一名成员“大发雷霆”四天后，便发生了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陈毅是同中央文革“抗争”的主角之一，特别是他翻延安整风历史旧账的一番慷慨陈词，该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和敢于承担被批判、被揪斗、甚至被打倒的后果的勇气！更需要一提的是，在“大闹怀仁堂”的当天，陈毅驱车到机场送走外宾，立即赶往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对归国留学生代表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讲话。他不愿意改期接见，是急着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讲给留学生听，“不愿意看着娃娃们犯错误”。陈毅在讲话中说：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到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德）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打倒、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前几天,先念同志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一问都戴过高帽子，大家相视而笑。这不是瞎胡闹吗？”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

　　“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从“十一月黑风”到陈毅被“解放”，从“三老四帅”的抗争到反击“二月逆流”，陈毅的政治命运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如同这几个月的文革风云变幻一样，让人目不暇接！

向立山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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