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燕纯义：北京四中平反冤假错案记

原题

北京四中平反冤假错案记

 口述：燕纯义

整理：贾明

1960年代的北京四中校门

 一. 落实政策工作的重任落到我的头上

四中文革落实政策的工作是很艰巨的。

四中教工在文革中受冲击的程度广泛而“深刻”。被史无前例整得家破人亡的要落实政策，被无辜打成反革命的要落实政策，被无理定成历史反革命的要落实政策，被无由扫地出门、抄家的要落实政策，被错划右派的要落实政策，被撤离领导岗位“靠边站”的干部要落实政策，一些具有提拔干部条件，而受阶级斗争偏见压制的人，也要落实政策。……在当时 159 名教工中，竟有 64 人之多需要落实政策。

四中落实政策不仅涉及文革冤假错案，还涉及到大量反右运动中的错案，以及其他错整错判的人；不仅涉及运动中的落实政策，还涉及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涉及在教工中落实政策，还涉及在学生中落实政策。落实政策就要解放思想。落实政策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就是否定过去，纠正错误。

“落实政策”其实就是“改正错误”的政治语言，官腔词汇。要把一个个定了铁案的“阶级敌人”从囚禁，甚至是多年囚禁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复原他的本真，谈何容易。哪一个本真不是被恶意掩盖着的？只有拨开迷雾，行之有据地打破一个个“结论”的枷锁，才能把政策落到实处。否则“左派革命群众”那里就不答应。

当时四中的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是，以书记李恩浩（1973—1978 年校革委会主任、校长、1978—1982 年专职书记）为核心，委员韩家鳌（1978—1982 年校长）、副书记燕纯义、委员俞汝霖（原管教学的副校长）、康辑元（原管总务的副校长）等。这些人有的在文革整人中涉事不深，有的自身就是挨整的，李恩浩、韩家鳌则是新调进四中不久的，李恩浩以西城区教育局局长身份兼任四中党支部书记。他们在落实政策工作上，没有既往的人事瓜葛，比较超脱。李恩浩其人，政策水平高，为人正直，对群众满腔热情。四中的这个领导班子，为在四中落实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落实政策工作的重任落到我的头上。

我本来很不情愿承担这份重任。老李为动员我出任，与我推心置腹谈了 5次话，最后连这样的话都端出来了：“将来在这上头出了任何问题，所有的事，都往我身上推。”

我不能不接了下来。任务再重也要把它完成好。我很明白，做好这件事，不仅是形势的要求，组织的托付，更是与多少人和他们的家庭今后生息相关。我从1975年进入角色，一直持续到完成全部落实政策工作，才画上了句号。

 哪一个错案，不是对人性摧残的血泪历史，当年落实政策的工作是复杂而艰巨的，今天说起落实政策的话题仍然是沉重的。我要从一个个个案说起，从中管窥一斑。

1965年，北京四中校长杨滨

 二. 为错划右派改正

 第一个落实政策的是萧立岩。萧立岩是历史教师，1957年被划为 6 类右派，文革清队中又被揪了出来。一天，他找到我，请四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周长生老师转呈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他在信中申诉自己被错划为右派的委屈，要求给予平反。当年，他就是因为说了句“你 W××{时任四中校长}代表不了党组织”，而被打成右派的。交信时，他还怯生生地附了一句：“如果不同意转交就算了吧。”几十年的压抑，心灵已被扭曲到连伸张自己正义权利的勇气都没有了。周长生转交了信以后，萧立岩被错划右派问题，顺利得到改正。后来，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经手，把他的档案作了彻底的清理。

张育达，一个戴深度眼镜的小老头。他长年坐在总务处的办公桌前，给人的印象是整天“老不干事”，总是眯着两只眼“闲呆着”。但是，不论问他什么样的财务问题，他总能张口便答。他眼前总是摆着几个账本，账面非常清楚，你要是查个什么数据，总是一翻就是。他是有名的“会计怪才”。1957年被打成6类右派。留在学校工作。此后他汲取教训，再不言语，成了一尊“坐佛”。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当落实政策与他谈话的时候，没想到他竟出语惊人：“不用摘（帽子）了，戴着挺好！”“你年轻，你不懂。”在他看来，落实政策不过玩的是个文字游戏，没落实政策是“右派”，落实政策是“摘帽右派”，还不都是一样。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怎能读懂那一颗颗沥血的心。

被划为2类右派的物理教师张陞实在是冤枉。他在说的什么话里，有“草菅人命”一个词，便被上纲成他说“共产党草菅人命”。这还得了。他被打成顶级右派，取消了教师资格，取消了工资，每月发18元生活费，发到南郊农场劳动改造，返校后再放到校办工厂劳动。文革中，前期被打进劳改队，后期清队时再次被揪出来批斗。张陞不仅能教书，还是个心灵手巧的能人，到校办工厂后，搞研制，搞创新，成为技术骨干。后来，他又钻研书法、绘画、篆刻，举办过作品展览。多年郁积的压抑，造成他的性格变态，待人处事处处谨小慎微，时时在自我闭锁中过活。直到落实政策，才结束了张陞的磨难。然而，大环境好转了，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张陞便病魔缠身，直至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一个天才被扼杀。

张陞有个有病的女儿，找工作有困难，四中帮她安排了工作。

给王钊落实政策最困难了。

物理教师王钊是教学上的一个奇才。他讲课思路清晰透彻，概念准确严密，语言简洁明了，绝无重复之句，多复杂困难的问题，一经他的讲解，都变得简易好学。经他授业的学生无不留下深刻记忆，异口同声赞誉不绝。1957年，王钊被开列了7条“罪行”打成右派。但由于他教学上的不可或缺，继续留在学校教学，免去发到农村劳改。文革初期王钊被打进劳改队，文革后期清队再次被揪出来批斗。

落实政策时，最后剩下了王钊。给他打的平反报告，先后6次都没通过。到第7次写材料的时候，王钊找到我，心灰意懒地说“别费劲了”。天不负人，当他接到平反通知的时候，格外激动。从打成右派那天开始，王钊就像是失去了语言交往能力，除了在课堂上讲课以外，再也听不到王钊的声音。王钊变成了一个木头人，经常是坐在教研组里望着天花板发愣。当然，周围的人也都与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他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孤舟。

自打落实政策，人们发现，王钊不时地也有一两句话了。不曾想，因此又招来祸端。那些平日习惯了把“右派”踩在脚底下的“左派革命群众”，对这一“动向”孰不可忍。物理教研组组长温炳炎，马上跑到党支部打报告：王钊“跃跃欲试”，大有右派翻天之势。哪里还有人的活路！右派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为落实政策，我专门去了王钊家。没想到，进门一眼看到的景象把我惊呆了：两口子加上3个孩子，5 口人挤在一间 10 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除了两张床铺，连放一个书桌的地方都没有。他是教员，教书得备课，每天只有在孩子们都睡觉以后，再打开缝纫机当书桌，开始备课。

我的心颤抖了！谁人知道，这就是一个中学教师——而且是优秀学校的优秀教师的生存环境？这是四中的悲哀，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我坐不住了。我径自找到市教育局侯维成局长，要房。王钊的苦难感动了上帝，仅仅一天，一处二居室的房子就交到了王钊手里。王钊，这个苦命的人，破天荒地感受到一次“党的温暖”。

王钊搬进新居的时候，我到王钊家里，和他们全家一起吃了一顿开心饭。

不知王钊这一辈子还有没有另一次的开心！

王钊这个人才过早地走了，癌症。张陞也是癌症走的。他们要是不得癌症才怪呢。他们来到的这个世界，对他们太苛虐了。

（以上并非是北京四中 1957 年错划的全部右派。）

文革中，军工宣队指挥四中师生批斗“反动学生”

 三. 为文革中其他被错整的教工落实政策

四中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的教工有：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健竹、王钊、黄庆发、张陞、周春芳、王行国、史会仁、廖锡瑞、王希哲、张佐参、张育达、郭玉如，以及曹家骏、王鑫章。计 18 人。其中学校领导干部 5 人。四中清队先后被揪出来隔离审查的人有：历史教师朱鉴民、程富祺、萧立岩、徐健竹，语文教师廖锡瑞、黄庆发、刘承秀（女），数学教师周成杰，物理教师王钊、张陞，化学教师徐光，外语教师刘约华（女），音乐教师曹会澄，体育教师吴济民、韩茂富，职员王行国、陈南（女）、张育达、周继尧等。不完全统计19 人。

文革运动中四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竟有5人之多。他们是：运动初期遭受迫害的地理教师汪含英和她的丈夫数学教师苏亭午，被轰返乡无处安身的职员田钟岳，清队中遭受迫害的语文教师刘承秀，一打三反中遭受迫害的伙食管理员刘庆丰。这还不算自杀未遂的，不算在四中被打死的校外人员。

此外，还有被抄家的，被遣返回乡的……，这些人员除了前面已经讲的错划右派落实政策以外，都需要落实政策。

 这里只讲一个例子。

王行国是文革落实政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王行国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红苗子”，19岁未等高中毕业，就被四中选拔留校做团委书记。原本是什么政治历史问题都没有，却在 3 次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1958 年被下放到南郊农场劳动改造；1964 年四清运动中遭受批判，而后下放校办工厂劳动，长达 13 年；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清队中再次被揪出来隔离审查。被批斗 60 多次，被拉到住家街道上批斗，被抄家。给王行国落实政策本该是很简单的，然而却出现了“戏剧性”。

1978 年底，我代表学校党支部最早到家里给王行国落实政策，宣布他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撤销一切不实之词，销毁所有黑材料，给他彻底平反，对他在运动中受到的打击迫害向他赔礼道歉。不料，王行国对于在档案里没有给他留下一个书面“结论”很不理解。

我向他解释：“结论”是针对问题的，有问题才有结论，没有结论就说明你没有问题。他却有另一番道理：“理”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还不是说你什么就是什么。再说，整你一溜够，早已面目皆非，就凭现在关起门来“给你平反”一句话，别人谁知道？再说，过七八还要再来一次，谁敢说不会再有个风吹草动……总之，无非是挨整埃怕了，既然落实政策，有个护身符心里才踏实。

 我向书记作了汇报，经支委会研究，给王行国写了一个“结论”材料，拿在手中当“身份证”。

关于王行国同志的政治结论：王行国同志在1958 年双反运动中，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谈了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思想活动。这本来是好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却把该同志在1958 年的思想汇报，作为问题进行批斗，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实属打击迫害。现予以平反。王行国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

中共北京四中支部

（盖章）

人的价值要凭别人的一张纸来把握，人的命运要凭保险柜里的档案来决定 ，悲哀，然而却是现实。1978年底，王行国调离校办工厂，返回教师队伍。1979年3月20日，学校党支部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再次给王行国平反，向王行国赔礼道歉。

1961年，北京四中毕业班留影。其中有林彪之子林立果、陈赓之子陈知建、陈云之子陈元

 四. 给错划 “ 反动学生 ” 的学生落实政策

文革前的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在四中有一批学生被划成“反动学生”。这是一个天下未闻四中独创的“革命成绩”。真正“四中特殊论”的实证在这里。四中一向是特殊的左，左得特殊；左得可爱，左得害人，害了几代人。

这些当年学子中的姣姣者，一旦被戴上“反动学生”这顶压死人的大帽子，档案里被塞进重若千钧的黑材料，在他们小小年龄里，就注定了终生的悲惨命运。上学不取，工作不收，只有作为“贱民”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大多则被发送到劳改农场，在劳动改造中，消逝了青春。一个个天才就这样被扼杀，一朵朵生命的火花就这样被浇灭。多么阴损缺德，伤天害理啊！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十几年后，当天空放亮的时候，各个方面都在为历次运动的错误落实政策的时候，却没有人来管他们这批人的冤案，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次运动规定的挨整对象——国家好像没承认四中这项整人的独创。

没人管，我管！我无力回天，但我要运用手中的权力，尽力解除人们身上的枷锁。我找到区里落实政策办公室，人家说，学生的事不管。后来，我从区委书记刘锦平那里找到了定心丸。他说，哪都不管才好呢，你就按政策自己办。

王云凯，当年是出名的拔尖学生，全国数学竞赛冠军获得者。高考前自己定的标准不低于595分，考试结果达到596分极高分。但因为是“反动学生”，大学不取。而后发在昌平劳改农场劳改。我把王云凯的档案作了清理，当着王云凯的同学毛新华面，烧毁了黑材料。

现在的王云凯在努力发展个人才能，学问上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事业上，与其弟合办了个祥云公司，注册资金2亿，是最大的个体户。四中篮球队出访台湾，祥云资助10万资金。另外，祥云又向四中校友基金会捐赠10万资金。

毕向明，1965届学生。他爷爷被划成富农，便推论他恨共产党，恨毛主席，而成了“反动学生”，被发配到团河劳改农场。文革中农场联合毕向明家乡的人，差点没把毕向明打死后来他找了当年在四中搞四清的工作队队长、市教育局局长李晨，李晨给他写了平反材料，说这个孩子吃苦了。我经手给他落实政策，把他调进四中做食堂管理员。后来他又学了工民建，负责四中基建，从事建筑业务。半生的苦难，造成了他嗜酒的毛病。刚到中年的毕向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黄浩生，其父是地质学家，是在西南大学立有塑像的学术权威。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黄浩生受其影响被划为“反动学生”，被发配到南口劳改农场劳改。四中帮他落实政策，安排到28中教书，把他在农村的妻子安排到四中食堂工作。

 钱元凯，1958届学生，在校期间被誉为“明星级的学生”。其父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受其所累钱元凯被划为“反动学生”。大学拒绝录取。他从在首钢当壮工起步人生，多次获重大科技成果奖，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现在是中国摄影器材研究与开发专家、教授。

文革十年如一梦，沧海浮沉的梦魇，不堪回首，却也挥之不去。

人啊，不要忘记这段浑噩的历史，让正义和良知长留天地！

北京四中，郭沫若题写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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