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光，1955年生于北京，中学毕业于北京四中。1974年在燕山石化前进化工当工人，1976年清明因反对“四人帮”入狱一年半。1978年考入人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到国家经委；后考入北京广播学院读研并留校任教。1990年代初漫游欧洲，定居伦敦、北京。
我的牢狱之灾
我1974年在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同学们大都去插队，而我没去，直接进了远郊区县的工厂，成了工人阶级。人生的开头在那个年代，还是可以的。一进厂我分配在维修班。可别小看这维修班，在多数人都需要倒班的化工厂里，是个美差，找对象都有优越感。我具体工种是管道维修工。化工厂管道纵横，跑冒滴漏时有发生，所以特别需要管儿工。运气来了挡不住，管儿工没干几天，因为长得还算魁梧周正，被挑去给日本专家当服务员。工作性质跟在酒店差不多，洗茶杯擦桌子打扫卫生。我们厂是日本援建的高压聚乙烯生产线，安装试车期间有一个日本专家组来厂里工作，大约十个人。厂里给他们搭了一个木板房，办公和休息用。挑了俩形象还可以的男青工“精日”。活不累，日本人讲礼貌，对我俩很客气。我俩对日本人可不客气。他们下工地的时候，我俩进入他们宿舍琢磨充气娃娃，在客厅敞开喝麦乳精，很快发现日餐很好吃，订餐的时候能多订就多订两份，留给自己吃。可以说我是改开之前开洋荤的头一批人，1975年初就吃过鳗鱼饭、三文鱼刺身和寿司。至今想到这些，仍有一种曾经阔过的感觉。试车成功，日本专家走了。我又回去接着干我的管儿工，每天套丝什么的。厂保卫科把我调过去，以工代干。为什么把我调过去，因为我们厂青工占四分之三，青工多问题就多。成天到晚有打架斗殴的，小偷小摸的，乱搞男女关系的，厂里老得给这帮问题青年办学习班。原来抽调老工人管理学习班，效果很不好。老工人管不了他们，打也打不过。俩老师傅后来都被失足女青工给拉下了水。于是找到我。我身材高大魁梧，性情凶猛，脾气暴躁，论打架，几个青工一块儿上都打不过我。所以我的暴力管理效果良好。我感觉自己好像工厂政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我们厂曾经升起过两颗政坛新星，都是科级干部起步，貌似比我这个以工代干的高不了多少。一颗叫田成平。当过青海省长、山西书记和劳动部长。当年我被释放回厂之后，一度有些压抑。工厂团总支书记老田专门找我谈话，开导鼓励有加。一颗叫袁立本。北航毕业的研究生。时任工厂技术员、车间主任。1989年作为北京市委秘书长出面和学生对话，以其俊朗的外貌、睿智的谈吐，令学生折服。我们那会儿是每两周回城一次，我们经常相约同行。后来他俩都升上去了，而我悄然间运气用尽，还浑然不知，不但没升起来，还被一个旋风无影脚，踢入地狱。这日子巧了。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1976年7月1日下午两点，我正带领我的学习班成员走在去劳动的路上，只听见保卫科长叫我，张伟光，上车。旁边停着一辆212吉普。我以为又是派我执行什么紧急任务，就上车了。刚一进去，里面的几个人一起动手，就把我给控制住了，戴上了手铐。那几个人我认识，都是燕山公安分局的，平时工作中有过接触。霎时间天昏地又暗，但我并不惊慌失措，我知道肯定是我的事儿现了。剃秃瓢的时候，旁边一个剃友紧盯着我看，眼光中流露出惊愕和不解。他是我昨天送进去的问题青工。他肯定想不到也想不通，我怎么也进来了。尽管没人审讯，但我挨了一顿毒打。在整个一年半的牢狱之灾里，这是唯一的一次。起因是我在深夜给狱友讲笑话，他们止不住哄堂大笑，把所有人吵醒，招来了管教。管教弄清原委，认定我是深夜破坏监规对抗改造的罪魁祸首，劈头盖脸地抽了我一顿皮带，然后给我煞了紧铐。手铐的松紧是可调。但因为是倒刺设计，所以能紧不能松。煞紧铐就是给你戴手铐的时候用力按压，让手铐直径缩小，直接卡在骨头上，给戴者造成巨大痛苦，以达到惩戒目的。但煞紧铐时间不能长。长时间的血液循环受阻，手腕会发黑，发黑意味着开始坏死，再不松开，会残废甚至截肢。所以一般煞紧铐不能超过三小时。真把人犯的手弄残废了，属于重大责任事故，一般的看守不为也。通常借着人犯的求饶给打开。他这一顿皮带抽，紧铐煞，把我打急了。我偏不求饶。两个小时以后，我的手已经开始发黑，手铐在手臂上勒出一道深沟。事隔20年后，我手上还能依稀看见那一道煞紧铐留下的痕迹。狱友感觉是他们没忍住狂笑而给我带来劫难，就一起呼叫管教。管教顺坡下驴，过来给我松开手铐。这时我冷冷地说，米队长，你今天给我的教训我会记一辈子。米队长反应很快，隐约感到我的威胁。我想他早已内疚，不该下那么重的手。能进去的没好人，你知道谁是亡命徒？之后米队长再也没为难过我，感觉得到，他有意回避我的目光。而我，对他确实已起杀心。我们号子里关了五六个人，一天，又扔进来一个漂亮小伙。小伙长得斯斯文文，白白净净，显得很阳光，一点儿不像罪犯。一打听，原来是他。他的案子我进去之前就听说过，在燕山犯罪史上也算个大案了。小伙子18岁，有个亲戚在燕山石化，他想来投奔亲戚找个工作。一天他拿气枪朝楼下胡乱射击，击中一位女工眼睛造成眼球摘除。凶手原来是他，还是个孩子。我跟他聊起未来，他依然对往后的生活充满期待和希望。他说，出了这样的事儿，进工厂不可能了。判个两三年出来，我就去河北农村我爷爷那跟他一起放羊。一天中午，看守把他和另一个重犯叫走。下午，另一个重犯回来了，但没见他。重犯说，他俩被带去参加一个公审大会。会上宣判了几个人的死刑立即执行，里面就有这小伙。小伙当时就傻了，脱口而出一句“打倒xxx”的反动口号。我7月1号被捕，直到7月24号，才再次见到分局的人，他们让我收拾东西，上车走人。虽然觉得希望渺茫，我还是希望会被释放。然而，我的问题不是降级，而是升级了。我被从房山县拘留所，转移到北京市看守所。四天之后，我在北京市看守所的牢房里，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上了警车，一路开往城里，车轮滚滚，我知道，离工厂和自由，越来越远了。一个多小时以后，212吉普车停在了一个戒备森严，墙上有哨兵和电网的大院门口。这个地方在北京城西南，正式名称是北京市看守所，隔壁是北京市第一监狱。地址在宣武门外半步桥44号。看守所和监狱的区别在于，看守所关押的是未决犯。监狱关的是已决犯，就是被法院判了刑的犯人。北京市看守所里有两个形状怪异的建筑。如果从空中看，一个呈K字型的叫K字楼，一个呈王八型的叫王八楼。现在这两个建筑已经见不到了，1991年被爆破拆除。据说根据国际红十字会规定，一旦爆发战争，飞机不得对这种形状的建筑物进行轰炸。K字楼有6层，分成若干筒。每个筒里，依据所处K字的部位，有若干间牢房，有我被关进2楼的7筒7号。7号快顶到头了，可见7筒房间并不多，判断是在K字的一条腿上。牢房的铁门打开，看守把我推进去，吩咐学习号给我整个地方，转身就走了。这里引出一个新词儿，学习号。什么意思？就是监狱里每个监号的最高领导人，负责组织集体学习。这时我仔细观察屋内情况。房间有三十多平米，呈长方形。中间是一条一米五宽、八米长的通道，通道一头对着门，一头通向厕所，三个摞在一起的塑料桶。通道两旁各有一排大通铺，离地面一尺高，那就是犯人的床铺。一边10个人，两边20个，这间牢房长年关押这么多人。想多关也不行了。因为人们睡觉已经不能四仰八叉，必须把手臂放在胸前，否则就是过界。犯人都是爆脾气，过界经常起纠纷，有时候半夜打边界战争。一进屋，我环视一周，犯人们惨白的脸，剃秃的头，冷漠的表情，阴森的气氛，十分肃杀。有一个人格外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最恐怖。此人鹰勾鼻子配一双鹰眼，显得凶狠而富有敌意。尤其是手铐脚镣齐备，显然是个重犯。开始以为他是维族，后来知道他是个哈萨克。我注意到，整个房间里手铐脚镣齐备的，一共只有两位。偏偏，学习号把我的一亩三分地，安排在两位中间。我左边一位，右边一位。手铐脚镣全上的，通常是杀人犯。没人愿意挨着他们睡，我是新来的，威望暂时还没树立起来，不得不享受这两面凶神夹击的待遇。虽说都带着手铐脚镣，操作不便，但俩人一旦联手，夜里趁我睡着想掐死我，有绝对胜算。没人对我表示热烈欢迎，我也不卑不亢，拿出一种气势。这里是最典型的弱肉强食的地方，地位由气势和拳头决定，而这两样，我都不差。入圄以后，我一直在推演我被捕的逻辑。想搞清一些细节，提审是个机会。所以我不但不惧怕提审，还有点儿盼着它。我这人爱凑热闹，1976年4月初，北京出了这么大的热闹焉有不凑之理，那几天天天泡在广场。我写了诗，贴在不起眼的地方，我在小范围发表过演讲，但这些似乎不容易留下把柄。我4月4号夜里参与追打革命群众，一马当先，出手凶狠，可当时天黑人多，场面极度混乱，很难确认有我。在保卫科工作期间，我能接触到北京市公安局下发的天安门诗钞的影印件，让我们帮助追查反革命。可我不但不追查，反而将诗钞到处秘密散发，替它造势。我在镇压之后不收手，给“四人帮”写过几封反革命匿名信。可我具有丰富的反侦查经验，用大路货稿纸，写时用左手，戴手套，邮寄时选择偏远地区，按说也不容易留下痕迹。总厂医院的一个女护士散布了一些对“四人帮”的不满言论，受到追究处分。我给她写匿名信表示声援。作案手法自以为娴熟，滴水不漏。我跟一些青工和老师傅有过对“四人帮”的议论，难道是谁走漏了风声？我最担心的，是家被抄，当时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详细记录了每日的所见所闻，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本日记如果暴露，等于不打自招。主审后来得知，50多岁，叫马大年，是市局资深提审员。第一天提审进展顺利，不是因为马主审的威压，而是因为女书记员的妩媚。我还是没弄清我出事儿的炸点。马主审总是让我交代问题，并不透露他到底掌握了什么。他的策略是引而不发，让我自己说出他们不掌握的案由。这叫咋呼法，对付经验不足的罪犯，屡屡见效。我的策略是挤牙膏，你掌握多少，我承认多少。绝不节外生枝。他们第一是深挖罪行，做到人证物证俱在，逼本人供认不讳。我无法抵赖，只好承认。然后继续说，这回真没了。然后后面还有。马主审重点盘问了我4月4号下午到晚上的活动，问得相当仔细，我的感觉是，我的那本日记已经被缴获。4月4号晚上，广场上花海人潮。在纪念碑不远处，放着一个悼念周恩来的花圈，上有一个条幅，写着陈毅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偏偏这时，一个灰衣鸭舌帽口中振振有词。说这是一首反诗，什么叫“待到雪化时”，雪早已经化了嘛，这是对中央不满。周围群众有人开骂，他也还嘴，说着说着就动起了手，一大帮人追打他一个，我身强力壮，自然一马当先，出手凶狠，很快把他打翻在地。而这一切，都记录在我的日记中，白纸黑字，亲口所说，抵赖无门。被掌握的，证据确凿的，我都如实招供。感觉是瞎咋呼的，语焉不详的，继续装糊涂。一般审讯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深挖犯罪事实。一个是找后台，揪出犯罪团伙和幕后指使。我的底线十分清楚，只要不刑讯逼供，绝不出卖一个朋友。即使刑讯逼供了，我也绝不交代一个后台。因为没有后台。你才20岁，那么多反动思想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谁信哪。中国当时的政局并不复杂深奥，那些阴谋家、野心家的心理，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马主审抛出一个日记里记录的政治谣言，说这不会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扑哧，女书记员乐出声来了，我感觉欢欣鼓舞，浑身力量倍增。那会儿的厕所很简陋，男女之间就隔一层木板，确实能够听见泉水叮咚。审讯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很快到了中午饭时间。一上午效率不低，核对罪行方面，只要日记里有记载的，都核对得差不多了，弄不明白的那部分，再多花时间，看来也是徒劳。女书记员让我上前在口供上签字，标志着审讯将要结束。在靠近签字的那一刻，我感受到浓浓的女性青春气息，令当时还是童男的我，产生莫名的悸动。“明天”，是1976年7月28号，这一天的凌晨3点48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老天爷对我的遭遇看不下去了，发了雷霆震怒。地动山摇，天崩地裂，K字楼里喊叫声，砸门声，连成一片。一个犯人头顶一个枕头，像个大猩猩，在屋子的四个角乱窜，寻找安全地点。几个人堵住门口，等待门一开就往外跑。我却巍然不动，心中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慨。通过门上的小玻璃窗被打开关上几次，我感觉到看守十分尽职，万般危机时刻，依然忠于职守，并没有跑出楼道去外面避难。即使他们跑了，犯人也跑不了，还得乖乖地关在笼子里。眼看着墙的一角，裂出一道缝，预示着房倒屋塌的可能，可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天由命。我干脆躺平睡觉，后面的几次余震，干脆懒得起来。如果命中该死，我认。29号起，就能看见院子里在搭抗震棚。我们居然粘了地震的光，改善了伙食，吃到了大饼。大饼就是普通的白面饼，但比起窝头来还是好吃多了。食堂的大师傅每天烙大饼支援唐山，没功夫另起炉灶给我们做饭，干脆顺手就多烙几张甩给我们。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上千犯人也没饿上一顿，可见狱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组织能力。这种情况下，提审是顾不上了。我就给你们聊聊我在大通铺上的两个邻居。两个邻居，是俩杀人犯。都24小时戴手铐脚镣，但他俩还分轻重。区别在哪儿，区别在一个是正铐，一个是背铐。靠里边这位，40岁上下，姓穆，是个工人，长得豹头环眼，看上去很凶，但一接触，发现人很老实。他戴的是正铐。他没文化，且头脑简单，脾气暴躁。一天儿子跟人打架，对方找来了父亲作帮手，俩人合伙把他儿子打得头破血流住进了医院。他气不过，夜里在僻静处埋伏，一闷棍要了来人的命。然而可是，打错了。因此入狱。很少说话，讨论时从不积极发言。每天往墙角一蹲，闷葫芦一个，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右边这位鹰勾鼻子，却是背铐。跟正铐相比，背铐要难受得多，预示着危险性更大。他叫哈利尤拉。是个哈萨克，家里在新疆额敏县，是个干部子弟，他爸曾是额敏县委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和另一位哈萨克同胞，被选派到中央民族学院强化汉语，毕业方向已定，是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协助把马列著作全部翻译成哈萨克文。从偏远地区来到北京上大学，这是他的高光时刻。随之，甜蜜的恋爱同时降临。他爱上了医务室的一位汉族女护士，爱得死去活来。偏偏，他的哥们，另一位哈萨克也同时爱上了这位护士。护士左右为难，又谁都不想得罪，干脆俩一块儿躲闪回避。发觉护士态度倒退，他开始找原因，发现是哥们儿在捣乱。一天晚上，他把哥们儿约到人大西门不远处的苏州河边进行谈判，要求对方放弃。对方不干，俩人动起了手。他把哥们儿打倒，推进苏州河，然后拿石头砸，要了哥们儿的命。他知道摊上大事了，吃了安眠药跑到医务室，往病床上一躺，药性开始发作。女护士一开始没理他，因为他经常来骚扰，当时还有别的病人要照顾。等处理完了手头工作，才感觉奇怪，今天怎么这么老实安静。进里屋一看，他在床上口吐白沫。护士吓坏了，马上送海淀医院。同时通知领导。在海淀医院经过急救，他醒了。但趁医务人员不备，又从医院窗户跳楼了。他是从三楼起跳的，楼层不高。跳出去以后落在一棵小树上，被拦截了一下才落地，所以又没死成。这时他的班主任赶到了医院。只见他被绑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班主任劝导他，有什么想不开的可以跟组织说，不能干傻事儿。他一开口，班主任就再也淡定不了了。他说，我把咱们班的谁谁谁，弄到苏州河里淹死了。班主任将信将疑，赶紧让其他学生回校去找另一位哈萨克。还真找不到。怕担责任，马上报警，警方很快从河里把人捞了出来。于是他被捕入狱。按说他这案子不复杂，杀人偿命。很快就该结案。可是他翻供了。找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理由。他说他们俩对政局不满，准备逃到苏联去，后来死者反悔了，还要揭发他，这才不得不痛下狠手。这么一折腾，又得调查取证，案子就拖下来了。他已经在看守所里呆了一年多了。通过后来的接触，他确实有极端民族情绪，但他杀人原因，我宁肯相信是情杀。后来的翻供，不过是想找回面子。因为是背铐，他生活上有诸多不便，我因为离得近，又生性善良，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他对我渐生好感。这家伙有绝活儿。白天是背铐，夜里他能把手从臀部经过双腿，挪到前面来，这样睡觉会舒服很多。这是违反狱规的，如果有人举报，他会收到严厉处罚，而我就跟没看见一样。他的真正强项是思维。思维敏捷，逻辑严谨，博闻强记，思想深刻。通过深谈，颠覆了我头脑里少数民族进化晚的观念。当我还拘泥于文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他一句“文革是宫廷倾轧”，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令我豁然开朗。我俩很聊得来，因为离得近，经常小声聊到深夜。按说这也是不允许的，但我很快升官儿，担任了学习号。手里有了权，同号犯人即使不巴结送礼，也轻易不敢得罪。一次一个犯人上午跟我顶嘴，中午他就在过道上溜达，背铐的手里攥着一把牙刷，一边巡视全场一边说，在里边张伟光代表政府，谁要是不服他的管教，晚上，我就用这把牙刷把他的眼睛抠出来。有了带武器的林彪支持，我在号里更加有恃无恐，气焰嚣张。1977年下半年起，邓恢复工作，政治形势松动。老奸巨猾的马大年不见了，换了一个叫赵立柱的30多岁的提审员。赵提审的语气就温和多了，也不再纠缠很多问题，有时候就是闲聊，还问对将来有什么打算。使有将被释放的预感。我还斗胆打听了那位曾经给我带来幻想的女记录员。我把提审情况跟哈萨克说了，他没有表现出一丝高兴。我理解，我走了，他少一个知音。一天他很郑重地把我叫到面前，说他认为我快出去了，要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他这个任务一出口，吓得我一激灵。这任务确实十分艰巨。他说我命令你，出去以后，在3个月之内，把那个堂给我炸掉。如果在3个月之内你完不成任务，我就向政府揭发我们俩说过的反动话和准备干的大事儿，让政府把你重新抓回来。我操，这也太阴损了，但也太幼稚可笑。我表面上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心里说，日你妈。后来听说哈利尤拉终于逃过一死，判了无期，押回新疆服刑。有生之年，真想再见到他。在圄里有两种人地位最低。一种是小偷儿，江湖上管它叫佛爷。还有一种就是强奸犯一类性犯罪分子，江湖上管他们叫杆儿犯，寓意是因为那根儿杆儿犯的事儿。江湖地位最高的是杀人犯，其次是打架斗殴、抢劫等致人重伤的，越血性地位越高。政治犯和刑事犯是两个不同的序列，无法进行比较。他们之间互相瞧不上。政治犯看着刑事犯，没文化，满肚子邪念，全都是社会渣子。刑事犯看政治犯，都傻了吧唧，不关心自己的吃喝玩乐，反而去关心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简直就是傻逼。监狱方面愿意让两种犯人互相制约，比如说用政治犯当学习号，因为他们行为端正，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若让刑事犯当，他们很快就容易串通一气，共同对抗政府。监狱里生活很苦，可苦也得活着，所以必须苦中作乐。作什么乐，审讯新犯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监号里每隔一段时间，会有走的。常听的一句话就是，谁谁谁，收拾东西。这句话看似平常，其实很吓人。让你收拾东西，意思就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去哪儿可就难说了。有的是释放，有的则是是被逮捕，押送法院受审，审完直接拉去呛毙也说不定。号里谁什么罪彼此都了解，估计要判死刑的临行都会深打一躬，跟大家告个别，气氛悲壮。同号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每当有新人进来，是同号很兴奋的时候。因为新人代表外面的新事物，新故事，新刺激。在号里呆的久了，彼此案情都了解的差不多了，就觉得不新鲜了。迫切希望进来新人，给大家提供开心的机会。一般新人一进来，只要不是惯犯，还真受不了那种阴森恐怖的场面。你想啊，一个陌生而逼仄的空间，昏暗的光线，围坐一圈儿凶神恶煞，惨白的脸，呆滞的眼，秃秃的头，黑黑的衣，让人胆战心惊。一般进来的新人我们让他蹲在中间过道上，先给他吃顿杀威棒。政府这个词儿，作为良民在社会上轻易接触不到。但在监狱里，却被时常挂在嘴边，因为在那里，你是敌我矛盾。具体来说，管教就是政府。每个新犯人进来，管教必有一番训诫，不许这，禁止那，严禁交流案情，是重要一条。还会强调，如果你违反了监规，必将受到严惩。这就难怪新犯人不敢开口。什么政府，在这里，我们就是政府，你想对抗政府吗？是不是活腻了？有一天进来一个20多岁，长得还过得去，说话有点二百五的通县小伙。先透露一下杀威棒的细节，号里面没有棒，但是有鞋。鞋也可以杀威。过去泼妇打架，不也是先脱鞋。错误？说的轻巧，犯生活作风错误够不上上这儿来吧，老实交代，都干什么了？在里头呆久了，犯人都修成正果，成为刑法专家。什么事儿什么罪，是该强劳还是劳教，或者入狱判刑，乃至该判多少年都能断的八九不离十。我真的就是生活作风问题，没偷没抢，没杀人放火，就是交了一个女朋友，没结婚发生关系了。没结婚发生关系，顶多是批评教育的事儿，连强劳都够不上，政府怎么会把你弄这来？这里出现了一个陌生词儿，强劳。强劳是强制劳动的意思，是上个世纪实行的一种惩戒方式，罪行轻微的，会被关起来强迫劳动。时间通常是两年。这两种处罚方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用经过法院审判，公安就有权决定。一旦进了看手所，多数就已经升级为敌我矛盾，必须经法院审判。强制劳动和劳动教养，后来都被取消，现在已经没有了。不对吧，你肯定还有没交代的，你老实交代到底怎么回事儿，不然可对你不客气。他妈的，你这叫强奸幼女，还他妈交女朋友呢，给我打。这时候刚才说到的藏在背后的鞋，每人一只，劈头盖脸地砸过去。你也许会问。怎么扔一只还留一只呢，你这人心细，可以当侦探。另一只另有任用。打完以后，大家知道以后的几天有乐子了，但先不着急审他，而是先逗他。你新来的，不了解这里的规矩。政府对咱们思想改造抓得严，但生活上不亏待咱们。新来的犯人头一顿，可以点两个菜。大家都跟着沾光。今天中午的菜谱是，鱼香肉丝、熘丸子、西红柿炒鸡蛋、青椒肉片。你看你想吃哪俩菜？想得挺美呀，给我打。我又发令了。这回该剩下的那只鞋上场了。过后一星期，每天吃完早饭，象征性的念几段报纸就算完成了学习任务。然后开审。犯人的审讯可比公安局预审员的，细致多了，特别善于抓住重点，当然是犯人感兴趣的重点。一共几次呀？第一次的时候她几岁呀？在什么地方？衣服怎么脱下来的？你什么感觉？她什么反应？她有反抗吗？哭了吗？流血了吗？血流的多不多？她有没有喊人？事后你害怕不害怕？第二次隔了多久？问了能有几百个问题，有的还重复审讯，越是不堪入耳的问得越细。可算过足了瘾。直到这股邪恶的劲儿慢慢消退。除了这种男女关系方面的案件，对凶杀案，我们也感兴趣。而且我们审讯的力度和精细，比专业预审员不差。你想啊，那些都是坏人精，又在里面侵淫良久，整天交流案情和犯罪经验，琢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什么都知道，所以如果把很多外边审不出来的，交给我们审，保证效果好得多。现在我对破案也很感兴趣，自我感觉有超一流的侦探能力。刚才聊到吃饭。想吃几个菜是梦想。每天的伙食很单调，就是窝头白菜汤，萝卜汤。早上半个窝头、几根咸菜，中午晚上一个窝头、半碗白菜汤。窝头有二两多点儿。每个星期有两天晚上有细粮，一个二两多的馒头或二两多米饭。同时能见到荤腥。可是我们宁肯吃粗粮也不爱吃细粮，为什么？不是细粮不好吃，而是细粮吃不饱。吃二两多一个的窝头比吃同样份量的馒头米饭顶时候。馒头还没吃完就饿了。有时候是米饭，是最便宜最难吃的那种。我估计就是袁隆平搞出来的那种糙米。你想。一顿二两多米饭，能管什么呢？然后讲讲这个吃肉的过程，这程序可复杂了，因为在号里有绝对平均主义的传统。一小桶带肉的菜打回来，不是说拿碗挨个儿盛一碗就完了，那可绝对不行。那样的话，有的人碗里能盛着肉。有的人可能就盛不着。有的肉多，有的人就肉少。分肉不均，就会引起打架。有肉吃的晚上，中午要留出一盆清水来，分菜手把手洗干净了，下到桶里去捞。他要把桶里的所有肉块儿，全都挑出来放在一个碗里。然后再往摆在他面前的20个碗里，每个碗里绝对平均的放几块。旁边还围着一圈儿人指指点点，这碗多了，那碗少了。绝对平均以后，在上面浇上白菜汤。这样你就更看不出来哪个多哪个少了。你是不是以为到此就可以一人端一碗走了？不是，还要走一个更重要的程序。现在有两个人加入进来，他俩都背朝着菜碗，用手指各比划一个数，比如左边这个比划个五，右边那个比划七。加起来等于12。然后由学习号指定任何一个位置算第一号位，从这个第一号位开始，数十二个数。数到谁，谁拿走第一碗。你们听懂了吗？估计你们听不懂，也听不进，连我都烦了。为什么这么复杂，为了防止作弊，防止那些高手把肉多的菜算计到自己和哥们儿的碗里。而以前，确实多次发生过这种情况。我看这套公平与正义的分肉方法，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日子一天天过去，外边的人盼着过年，刚开始我也盼，据说春节期间顿顿细粮，还能听广播。但当年关来到，我悔死了。1977年的春节，我是在里头过的。整个春节期间，连续吃了8天细粮，可把我坑苦了。8天都是细粮不假，可这8天都是两顿饭。本来细粮就吃不饱，早饭还给抹了，就更觉得饿。上午的饭没吃完，就开始盼着晚上的。下午的还没吃完，就开始盼第二天上午的。物质生活没保障，精神生活能弥补也行啊。初一还有一天的广播可听，那可是难得的文娱生活。结果负责放广播的这个人，极端不负责任。随便找个台一听在唱革命样板戏，临行喝妈一碗酒，他就走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信息传递已经电子化。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地方台发送新闻，要通过我广播你记录的笨方法。抓革命，逗号，促生产，句号。一定要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句号。……一字一句，一板一眼，字正腔圆，语速缓慢。你要是听上一整天这个，还不得烦死。可你一点儿辙都没有。所以这个春节过了这么一回，就再也不想过了。还好，1978年的春节，我是在外边过的。在里边由于吃不饱，所以打饭的时候怎样多拿多占就成了一门儿技术。怎么样才能多拿点儿呢，首先要手大，手大就可以多拿咸菜。全号一比，我手最大。我手指张开，能轻松覆盖12个键，如果早年学钢琴，有望成为中国的肖邦。每天早饭的食谱是这样的，一碗棒子面粥，半个窝头，两抓咸菜。窝头是厨房切好的，棒子面粥是伙计给盛，我能发挥作用的只有抓咸菜。当年我们吃的咸菜是细萝卜丝带芝麻粒那种，现在超市上还能看到，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每次看到，亲切感油然而生。轮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把五指抻开，如雄鹰展翅，一个俯冲扎向咸菜篓，尽可能多的将咸菜囊入手掌，我这两爪下去，至少能比别家多抓回三两。抓得多大家就分得多，咸菜丝可是好东西。同号往往不舍得早上全吃完，留一些当点心一根儿一根儿的吃。有时候还揪出一根儿敬人。除了早上抓咸菜，我这双大手还会偷窝头。我们屋有20个人。但是我一般都争取偷两个，屡屡得手。然而有一天，坏菜了。我正低头捡窝头，头上挨了一粥勺。是打饭的小伙子干的。我当时就急了，你干什么？他说你们号多少人？20人。你拿了几个窝头？20个。胡说，我明明看见你拿了22个。原来他拿眼睛瞄着我呢。他蹲下来数我这个簸箩里的窝头，一数还真是20个。纳闷儿时候一抬眼，看见我手里还有俩，一手一个。没冤枉你吧，我数着呢。丫把那俩窝头给扣回去了。还多拿走一个，说今中午没你的饭。20个人，19个窝头，但不能真没我的饭。平时我给大家立过功，今天我受难，大家自然每人掰一小块窝头回报我。打饭的时候能赶上吃折萝，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什么叫折箩？就是最后一个出去打饭，剩下的东西。都给你。剩多剩少都是他。给前面打饭的时候往往怕不够，所以打饭师傅有保留。因此最后折萝往往会多一点儿。我们筒里一共8个号，我们看不见外面的情况，但有几个耳朵好的会听。每个号出去打饭，都有一个开门关门的铁门咣的一声。他们能听出来，这是几号，这又是几号。一旦判断出我们能折萝，大家就来一声“乌拉”，为此欢欣鼓舞，喜笑颜开。可见我们是多么容易满足。帮助犯人进行思想改造的，除了提审、训诫、学习讨论，还有一种志愿军，一种动物，就是臭虫。冬天还好，冬天也有臭虫，但是不多，天一热就失控，我在里面度过了两个夏天，1976年的夏天还好，而且房山县拘留所没有臭虫。到了1977年夏天，终于无法忍受。那会儿的夏天没有空调，也不可能有蚊帐。狭隘的空间，拥挤的人犯，空气浑浊燥热不堪。可即使这样，每晚睡觉都要穿上秋衣秋裤，全身捂个严实，头上包上毛巾，防蚊或许有效，但臭虫总能钻进去咬一溜包。床板离地不到一尺，糟腐陈旧，上面有很多接缝，是臭虫理想藏身之处。夜里被咬醒，一个咕噜猛然翻身，为的是一定要把臭虫抓住碾死。整个号里，人人遍体鳞伤，臭虫尸横遍野。床板上，地上，墙上，衣服上，都是碾死臭虫的地方。我这会儿已经升任学习号，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床位安排到了门口墙边，远离马桶。很快，画作初具规模。我用我逮的臭虫，负责画外延。还专门逮个大个臭虫，仔细观察它的体态特征。然后精雕细刻，历时一个月，完成一个直径一米多的臭虫壁画。半步桥的床板连接着巴比松的森林，莫奈的日出印象之后，臭虫印象横空出世。无师自通点彩派的技法，原生态的涂料，使色泽真实，画面凹凸有致。成就一代绘画大师。多少年后在大英博物馆，我看见一尊来自埃及的图腾雕像，埃及人管它叫甲壳虫，所以崇拜它，说是因为甲壳虫能在沙漠里顽强生存，我看它就是个臭虫。一天，新来的海军队长进来查房，平常看手也就是站在门口往里看几眼，而这个海军队长进了屋，然后标转身往外走。这一个转身，他惊呆了，因为看见了那副世界名画。这还得了，打药，打药，马上打药。海军队长是新从海军转业过来的，总穿一身海军蓝，身上保存着更多的人性。果然没两天，我们被安排在放风场呆了一整天，房间里打了药。打了药，臭虫受到压制，日子好过多了，我们十分感恩。同号们戏称，臭虫是狱方放养的，为的是协助政府改造罪犯思想。1991年，K字楼王八楼被拆毁，世纪名画随之灰飞烟灭。如果我的世界名画能保存至今，说不定我将一举成名，进入世界一流画家行列。臭虫引发的生存危机刚有所缓和，政治危机悄然而至，而我还浑然不知，我的大意使我失去了领导地位。由于过去根儿红苗儿正，我被任命为学习号，手下管理二十个人，怎么也相当于股级。别看官不大，辖区也不过三十多平米，但背后有咱人民政府撑腰，我长得又凶，没人敢跟我炸刺儿。当了有大半年学习号，我自以为领导地位很稳固。可万没想到，1977年9月的一天，祸从天降。
那天晚上已到就寝时间，众犯都睡下，独我仍在思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我们那儿即使入夜，也总有一个15瓦长明灯照着，显得昏惨惨，黄泉路近。这天夜里十点，门突然被咣地一声踹开，众犯皆被吓醒，连我也打了一个寒颤。 “昨天谁说了什么反动话，自己坦白交代。”说这话的是河南人苗队长。只见他横眉立目，面色铁青，声色俱厉，无比威严。在圄里说反动话，这还得了。每个人都吓得要死，唯独我很坦然。因为我是咱政府的人，是政府在圄里的代表和化身。 “我再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不自己站出来交代，时间一到，有人揭发出来，罪加一等。”时间很快过去。自然还是没人找这份死。“张伟光，昨天你说了什么反动话没有，老实交代。”刹时间天昏地又暗。太突然了，太可怕了，怎么竟闹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可是咱自己人哪。这个梅中凯也是北京通县的一个二流子，40来岁，整天戴个帽子，也是因为男女关系方面的事进来的，算流氓犯。在圄里最让人瞧不起，地位最低。这家伙比我进来得早，我刚来时他问我是怎么进来的，巴不得我跟他一样也是耍流氓进来的。我说是因为“四·五事件”，他表示极度不理解，为我年轻身体好而没去耍流氓感到惋惜。我升任学习号之后，大权在握，应群众要求，组织过几次对他的地下审训，专攻细节。一不老实交代，我一使眼色，我的人上去就抽，整得他够呛。他恨我不死，一直想夺我的权。“报，报报告队长，他他他他说，他昨天说，南斯拉夫是个刺猬。” “张伟光，你昨天说过这个话没有，不要不敢承认。现在铁托总统正在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你说这个话，是不是想破坏中南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呢。”这明摆着是恶人勾结官府，打黑枪，告黑状，是逼宫，是政变，是陷害忠良。好嘛，这罪名可不小。但我不怕了，因为心里已经有数。我说报告队长，“这话我说过，但我是照着《人民日报》念的。” “我就不信《人民日报》会说这样的话，你这是诬蔑《人民日报》，你不要太猖狂了。”我顺手抄起报纸，大声念道：“南斯拉夫的全民防御，已经落实到每个工厂，机关，学校，整个南斯拉夫像个刺猬，随时准备迎击敢于来犯之敌。” 报纸上虽是这么写的，但我不敢保证当时我真是那么老老实实地念的。后来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些段子，诸如西哈努克亲，王8日到京；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李先念带手表，华主席到机场迎接等，都是我的专利。苗队长一把抢过报纸，一看确实如此，当即恼羞成怒，咣地一脚，把个二流子踹倒在地，同时大骂，“以后你她妈听准了再报告。”我心里那叫一个乐。不幸的是，苗队长捕捉到了我脸上没忍住的坏笑，立刻冲我来了。“张伟光，你不要得意。这一段时间你不靠拢政府，在号里胡说八道，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现在我宣布，撤销你的学习号职务，听候处理。”出来后我当过人大新闻系体委副主任，体委主任是系主任兼，他是正处，我就相当于副处。我当过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会主席，这应当是一个相当于正处的职务。可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的这些职务。大学毕业我分到国家经委，是正科级。可那儿不设科，最小官位的是处，我等于没有职务。回想起来，这大半辈子唯一一次被正式提到的职务，就得算圄里这回啦。监狱旧图
我们号里刑事犯占绝大多数，政治犯和思想犯有四五个。海力原来是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的青工，其父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人潮汹涌中，海力在广场展示了他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署名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海力手举血书，被群众高高托起，下面人们在掌声。海力长着一张娃娃脸，性格内向，勤于思考，由于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语言，我们很快成为密友。海力比我进去的早，5月就进去了。我是7月。10月6号就粉碎了“四人帮”，但为了帮助群众转弯子，并未对外公布。报纸上的调门儿有些微变化，幅度并不大。报上每天都能看到“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清楚地记得，大概是10月中旬，我还懵懵懂懂的，没有对形势已经发生巨变的感觉。一天海力对我说，咱们快出去了。闻言我呆呆地望着他，心想他在做梦，把幻想当作现实。我问他有何根据，他指着当天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文章说，报上在批“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知道是谁吗？果然，形势一天天明朗，终于在10月20号晚上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对外公布，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时候，整个看守所掌声雷动，经久不息。9月9号哭的那帮人，又开始笑了。很快，他们获得了一个新称号，“四人帮”的社会基础。11月初，王海力收拾东西，我眼巴巴地目送海力出监。以为他们那会儿就被释放了。事后得知，因“四五运动”被抓的纯反“四人帮”、悼念周恩来的300多人，被集中到一楼办学习班。牢房的门不锁了，各屋的可以串门，伙食见好，可以吃饱了，随时可以上厕所，看守态度和蔼，于12月6号正式释放，整整比我早了1年零25天。除了海力和我是正经因为“四五运动”进去的，号里还有几位政治犯，但和“四五”无关。吕老师，50岁上下，模样迂腐沉沦萎靡，小身子大脑袋，手无缚鸡之力。实在想象不出哪款罪适合他犯。打架、抢劫还是强奸，都不像他能做得了的。他一天到晚总是若有所思，心事重重，姑且把他算思想犯吧，思想不费多少力气。他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老师，怎么进去的缘由从来不透露。我跟着吕老师学了一些俄语单词儿，现在还记得莫斯科、真理报怎么发音。一个贪污800块的贪污犯，劳动教养后留场就业。1975年一天闹肚子，天黑慌乱中撕了张报纸擦屁股。不成想第二天被人发现报纸上有毛主席像。罪行陡然升级。9月9号上午我俩窃窃私语，说老人不死，我们永无出头之日。下午就传来哀乐。因为离得远听不清，到晚上听联播就全清楚了，我俩对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一位叫邢军，上海人，30多岁，嘴角总带着对别人的轻蔑和嘲笑。当然他有资本。他原来是外文出版局的法语翻译，在里面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据说被当成“516分子”抓进去已经好几年，但身上那股傲气和乐观精神不减。同时保持着上海人的精明劲儿，一根儿萝卜丝咸菜也不能少他的。后来释放回外文局上班，我们见过面。还有一个北京中医研究院影像室的摄影师，叫花杰，也是因为政治问题进去的，后来无罪开释，回原单位上班。出来后见过面，还帮我找过医生。有个叫刘国企的，是说大鼓书的马增芬的儿子，留两撇小胡子，非常文艺范儿，逮个机会就拢几个人发挥专长给人家说相声。出来以后一度断了联系。我大学毕业分到国家经委，有一天办公室来了个人，我正低头写稿，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来了，不禁喜出望外，赶紧起身相迎。还有一个小伙值得一提。他叫陈中强。小个儿，长着一幅典型广西人的抠挖脸。他爸叫陈枫，曾任南宁市委书记，后来调任布隆迪大使。陈中强出身优渥，心比天高。“文革”后期忧国忧民，和几个小伙伴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探讨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有点儿“571工程纪要”的意思。我进去时他已经在里头关一年多了，我放了他还没放。我放出来的时候把他给家里写的信缝在被子里，很快给他家送去。随着形势宽松，“反动分子”都放出来了。但是好事者总是不安分。1989年那会儿，有人在电视上看见陈中强在澳大利亚带头游行。真正在思想上能交锋的有三位：陈中强、哈利尤拉和我。我们仨谁也不服谁，都觉得自己才是全中国第一人精。只好PK定胜负。怎么PK？背《共产党宣言》，看谁先背下来。当然我厉害，他俩已经背成一锅粥。15000多字的《共产党宣言》，我背下来用了5天。时隔45年，我仍能记起不少段落。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幽灵结成了神圣同盟……号里只准进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著作。我们每个人都跟家里要了全套。一年半时间里，我通读了能找到的全部马恩列斯毛著作和鲁迅的书。认真阅读，还用牙膏皮作眉批，至今保留着。《资本论》可不是好读的，拿起放下，拿起放下，如是者五，才终于读进去。感觉形势一天天宽松，总盼着获释又迟迟不放。直到1977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下午，牢门打开，一个声音高叫着，张伟光，收拾东西。这一天终于来了。等在门口的是后来的提审员赵立柱，和一位没见过的年轻警察，我问他们要结论。赵提审说，政府想先放你回去过年，结论以后再作。一辆吉普俩警察，直接把我送到家。我妈一见我，泪如雨下。
我以“戴罪之身”考上人大新闻系
张伟光：那一年耀邦出镜
我也帮了一点儿忙
张伟光：林立果给我当司机
张伟光：成仿吾校长为我题字
张伟光：红旗下的蛋，倒爷岁月
张伟光：罗马尼亚边境小镇的一夜
张伟光：我在伦敦送快递
张伟光：伦敦住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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