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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姚人刚：913事件后的一次“池鱼之殃”
姚人刚，笔名阿吉，郑州市人，1949年出生，郑大附中老三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1971年底返城，经短期培训到中学任教。文革后师范院校毕业，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深造，后在多个中专、大专学校任教，2009年退休。
自1968年底到1971年，我们郑大附中（现河南省实验中学）老三届知青下乡插队已近第三个年头了。
记得早在下乡后的第二年开始，同学中一种异样的情绪心态就逐渐扩散开来。最初荡漾在我们心头的“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言壮语已经飘散得无影无踪。人心思走已经成了大势所趋，过去的激情和热烈迅速褪去，随之而来则是焦虑，彷徨和冷清。
想当初，也就是1968年底，伟大领袖发出了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
那时的我们，对伟大领袖是发自肺腑的无限忠诚，脑子简单的就是个“一”，只要是毛主席说了，哪怕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既然毛主席发布了最新最高指示，我们一定毫不犹豫地像当年的一首歌所唱的那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安家……当时几乎是没有经过什么动员，大伙儿打起背包也就下乡了。
刚到农村，一切都感到新鲜。然而时间一长，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了：当时中国的农村绝大部分都是极其贫困，生产力十分低下。我们虽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却连温饱也难以满足。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个棒劳力每天的“产值”竟然只有一角二分三。这点钱，连当时最劣制的一包香烟也买不到。当时我是队里的记工员，所以印象很深。在这种情况下，有谁愿意真正在农村呆一辈子啊。
不到两年的光阴，老三届的不少人陆陆续续或通过关系当兵去了，或通过招工机遇回城了，或通过医院开证明回家治病了。总之，通过各种途径离开知青组，各奔前程去了，我们组也是如此，到了1971年的下半年，就剩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下乡时知青组合影，前排中间男生是作者
这一段时间，严重的空寂无聊困扰着我，使我对自己的前程感到渺茫，提不起精神。人遇到不爽之时总是需要排解的，大约是这年十月间的某一天，我到离我们组不太远的另一个知青组串门聊天。那个组也走了不少人，一个姓杜的低年级的同学还在那里值守。我和他聊了很多，忽然有一个话题引起了我们俩的共同兴趣：我们来南阳地区方城县战天斗地已近三年了，但南阳市却从来没去过。要知道，南阳可是历史名城，那可是诸葛孔明躬耕之地。今儿不妨到那儿去走一遭，也算是没白来南阳一趟，要不然岂不是人生一大缺憾？另外现在在这里干耗也太没意思了！
年轻人说走就走，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我们俩商定当晚就坐小火车去南阳。
说起小火车，这儿插上几句。南阳说是历史名城，但那时的交通却十分不便。我们下乡那会儿，国家因加强“三线”建设，修了条焦枝线（河南焦作到湖北枝江），南阳算是通了火车，但南阳和京广线上的漯河之间却仍没有铁路，为了把这两个城市连接起来，可能是地方投资修了一条地方小铁路。修这条小铁路，我们也参与了。而且我们村子旁边还设了一站———赵河站。这个小车站的占地还是我们队的土地。从赵河站到南阳市也就是五六十里地。但是由于小火车的速度非常慢（时速只有十几公里），所以晃到南阳市也要两三个小时。
据我努力地回忆，我们俩去南阳的那天应该是1971年10月下旬。这时林彪913事件已经发生了一个月，上层惊天动地，而我们老百姓还都蒙在鼓里，啥都不知道。不过，经过层层传达，可能这时县里的干部已经知道了一些大概了。
我们组的不少同学走了以后，队里为我们盖的知青住房显得空空荡荡的，这时一位县里来的驻村干部老王和我住一个屋。他听我说我们俩个晚上要去南阳，就劝阻我们不要去，但又不便直说。（现在想来，老王一定知道有关方面当晚要采取某种大的行动）当时我却没有在意，当然更不可能从那方面去想，执意要这次南阳之行。
要说，我和姓杜的同学胆子都小，是循规蹈矩那一类人。当时知青坐火车扒车不买票是常态，但我们不敢，还是老老实实地买了票（几角钱），天黑后八点多钟登上了开往南阳的小火车。
小火车慢悠悠地晃了两个多小时，大约是晚上11点左右到达了南阳。我俩正兴奋地准备下车，但听到车厢窗外响起了急促的哨子声，接着高音喇叭响起来了：车上的旅客都注意，一律不要乱动，等待检查后再下车！
检查？检查什么？是查票吗？真是谢天谢地，亏的我们买了票，要不岂不麻烦大了？！我俩暗自庆幸着。然而伸头向车厢外一望，则暗暗吃了一惊，只见车窗外有许多端着枪的民兵，原来这辆小火车已经被包围了，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
人们顺从地接受检查。我发现，凡是妇女儿童及老人都放行了，而其他的人则被要求检查身份证件！真是见了鬼了，那时老百姓哪有什么身份证？！发身份证那是1980年代的事了。
当查到我时，我说，我们是下乡知青，政府从没有发给我们什么证件！“那也不行，你们有公社的介绍信吗？”“没有。”我们只能无奈地说。“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检查者的口气是那样不容置疑。
现在想想，那天晚上的无端扣押检查也太不讲道理了！试问，当晚国家或者当地政府发布戒严令了吗？或者有证据表明我们有犯罪的嫌疑？或者我们扒车逃票了？没有，都没有！那他们凭什么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但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月，如此荒唐的事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是如此的正常，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讲理的可能。记得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什么叫专政？专政就是只许你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说白了也就是不许你去争辩，去和他讲道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盘查，全车的人有三四十人被扣留下来了。这些无辜者在民兵的武装羁押下，来到了一个看来像是拘留所的院内。这个院子不大，大约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墙却很高，目测至少有3米多，上面还有铁丝网，给人森森吓人的感觉。
院子一侧有一排类似库房样的房间，估计那些可能就是关我们这些人的“牢房”了。偷眼望去，那里面已经关了不少人了。唉，不知道我们要被关在这里多少天？
我们分别被赶进那间囚禁人的房间。房间内空空如也，只是地上有一些草席，有那么几条脏兮兮的被子。墙上的窗户很小很高，有结实的铁撑。再一样东西是挨着门还有一只硕大的尿桶。这间房间大约关了三十多个人。连续几天没人提审我们，只是叫我们每人报个单位住址或户口住址。就这么干耗着！
十月下旬的天气已经比较冷了。草席下连稻草都没有，脏兮兮的被子就这么几条，我们后来的根本抢不到，只好挨冻，好在是人挤人，连翻身都困难，再加上当时年轻，热力大，一晚上什么都不盖也就熬过来了。
第二天早上早饭，每人干的是发一个带糠的窝窝头，稀的是白水煮萝卜缨子，一点油花都没有，可能萝卜缨子洗都没洗，碗底下有不少沙子。这饭即使是当时也和猪食也差不多。我俩最初都觉得难以下咽，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别人，受赠的人不住地谢谢，当时自我感觉真爽。可饿到第二顿就受不了了，和别人一样狼吞虎咽起来！
小时候觉得监狱挺可怕的，认为那不是人呆的地方。现在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现今也被关进了监狱，体验了一把那个“不是人呆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唉，那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这确是一个拘留所。关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时间长一点才知道，关的“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小偷，有流窜犯，有打架斗殴的……可我们可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啊，和他们关在一起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侮辱，但你和谁说理去？！
有个小男孩年纪不大，但听他讲话当时就断定必是个“流窜惯犯”，他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他听说我俩是郑州的，就向我们自夸到：郑州火车站那一片我很熟，那里的“鸡”服侍你特别到位，如何如何。我们听了觉得毛骨悚然，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还有，第二天晚上，几个被关的东北小伙子不知道是怎样的，竟然能翻墙而过，成功逃脱？！无疑这些人很可能是“江洋大盗”吧？！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即使作为犯罪嫌疑人，也应有个人道主义对待问题。也就是说，哪怕是判了刑的罪犯也应具有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政治文明的表现。那么，那时中国的监狱（包括拘留所）情况是怎样的呢？就我所经历的可以说“很不怎么样”！这里给大家讲一件事，你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来了：
这个拘留所人员很杂，收容的人员大多是当时所谓的“流窜犯”，这些流窜人员中有一些人很长时间既不判刑，又不释放，结果是沉淀下来了，成了拘留所的狱霸。这种獄霸往往又被管理方所利用，成为打手。
我们觉得，那个给我们打菜的主儿就是这种人，专门有意欺负弱者。一天中午开饭，我们排着队打饭，那家伙故意给一个瘦小的男孩打菜特别少，那男孩小声嘟囔了一句，被他听到，大怒，举起铁勺子就往男孩头上砍，顿时鲜血直流。
这引起了众怒，大家纷纷谴责这一行径，要求狱方给予惩治。不久，一个好似像拘留所头头的人出来正色地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别乱嚷嚷，派一个代表进来慢慢说。当时就有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自愿当这个代表，进去说理。大伙十分佩服他，也迫切想知道狱方给一个什么处理结果。
然而完全出乎大伙预料的是，这个年轻人进去不到五分钟，就五花大绑被一脚踹了出来。而且狱方以杀一儆百的口气向我们宣布：凡是再敢在这里闹事的，就是这个人的下场！接下来就是组织大家在院里对这个年轻人进行“大批判”。我们一个个被吓得战战兢兢，但从心里则都在咒骂这种蛮不讲理的行径！
日子可真难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当时我有一个幼稚的想法：写一封信寄出去，让我们组的另一位同学赶快去公社打电话证实我的身份，好快点救我出去。信是写了，怎么寄呢？只好交给拘留所当局。他们也收了信，但后来我们得知，我们的信他们压根就没有打算替我们寄出去。
以后我们得知，他们是通过打长途电话，询问了我们所在的公社，证实了我们的身份，才不得不释放我们。记得我们入狱后的第三天中午，我俩终于被释放了！
本来，这次遭遇，我俩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他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拘禁我们三天，理应至少该向我们道歉。但是那年月，黑白不分是非不分，根本没道理可讲——他们反而要求我们出狱前必须写一封检查。真是太莫须有了！但抗议也没用，想出去，这份检查非写不可。
写就写吧，但写什么呢？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写，可人家早已替我们想好了，“你们就写缺乏阶级斗争的观念，对敌斗争意识不强，盲目乱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违背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自己深感痛心……”唉，只要叫我们出去，写什么都无所谓了！
接着还让我们摁红指印。我俩出去心切，竟然把那两页检查摁了十几个红指印。可当我们走出那间拘留所，完全看不到拘押人员时，心中的愤懑喷泻而出，顾不得文明用语，破口大骂起来。当然他们没有听到，我们也不敢真让他们听到，只是泄愤而已！
为了深深记住这次遭遇，我俩还破例地在南阳照相馆照了一张遇难合影。我身上藏的没有被搜去的十元钱也派上了用场，在一个饭店里大肆挥霍了一番，狠命地大快朵颐，然后再也顾不得阅览南阳风光了，匆匆地离开了这一伤心之地。
今天，回顾蹉跎岁月这次无端遭遇，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反思：
1 .共和国成立以来，那个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时期确实是一个十分荒唐无法无天的时期。1981年党中央决议把它定义为十年内乱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有些人企图篡改这一定性，说什么那是艰辛探索的十年。这完全是在开历史倒车！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2.当今时代，不管你打的是什么旗号，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是正道，才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所谓依法治国首先是公权力必须得到约束，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和支撑。
去年，中央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按我的理解，这个现代化其实质也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因此我寄予深切的希望！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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