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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赵兹：接受"反动学术权威"的再教育
作者简介
赵兹，1968年北京六十五中学高一学生，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1978年从事新闻工作，专业职称为高级记者，曾任《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主任兼港台部主任、参编部副主任兼“经济内参周刊”主编，香港《经济导报》第一副总编辑兼总经理。1992年，曾作为首批大陆记者团成员赴台湾采访；1997年和1999年，曾作为《经济日报》领队及特派记者赴香港和澳门采访回归。现已退休。
原题
老 三 届 们
（节选）
作者 | 赵兹
选自《抹不去的记忆》
一
接受走资派再教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开始出现转机。
两年后，我从北京第一机床厂调入“文革”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财贸战线》。办完调动手续的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余致浚老师的家。
余致浚和我属忘年交，也曾是我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系主任。“文革”中，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是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来的，还有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人罗列和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张隆栋。三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就在工厂宣传科的一间小房子里帮着做些文字工作。
一机床位于长安街东端，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对面，是我国重要的机床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工厂。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这里视察过，“文革”中，陈伯达把这里当作他的试点，八次来过一机床。
一机床有8000多员工，在北京被称作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曾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如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至于调到中央部委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不计其数，还有大批人活跃在新闻界、文艺界和经济界。
我当时是北京一名高中学生，理应上山下乡，1969年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这里当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匠。因为工余时间编辑《机床文艺》，这本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有点小名气的杂志，就被派去与这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糊里糊涂地代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我本人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同时，还要去教育别人，实在有点滑稽，结果却事与愿违。结合的结果，使我这个顶着工人阶级帽子的小知识分子，有机会接受到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教诲，且受益终生。
余致浚有着丰富而传奇的经历。1939年，他在江西赣州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每天早上都会陪着身穿灰色上衣，腰扎皮带的蒋经国一起晨跑，而当时他的真正身份则是1935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蒋经国那段时间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捉刀代笔，他则对蒋经国有着独特的观察和评价。
应我的请求，他曾对我讲起过那段往事。蒋经国那时从苏联回国不久，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在苏联住了13年，二是抗击日本侵略。他当时任赣州地区专员，中将军衔，并敢于公开为老百姓排解冤屈，在当地被称为“蒋阿哥”和“蒋青天”，周边的土豪劣绅也不敢奈何他。因此，揭发他是共产党的信件有几尺高，对此，蒋经国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蒋经国在当地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让余致浚去当教官，学校里可以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书店里还可以出售进步书刊。当余致浚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蒋经国明知真相，却仍出面保护他，说余致浚是自己熟悉的人。后余致浚被迫放弃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时，蒋经国仍让其以秘书身份领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1948年在华东军政大学的余致浚
余老说，在江西期间，蒋经国未发表过反共言论，并曾对他表示，自己很欣赏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但蒋经国对王明很反感，据说在苏联留学时，王明借故蒋经国表现不好，让他一连打扫了好几天的厕所。当我来到位于东城余老家那排简朴的平房时，他正在门外走廊喂鸟，这在当时似乎是件与他身份相悖的爱好，今天想起，却极可能是他长期被压抑心情的一种调剂。笼子里的小鸟见有客人来，扑闪着翅膀吱吱地叫着。
当我把调到报社工作的消息告诉他后，他仍保持着平日的一脸严肃，思忖片刻，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考虑好了吗？我顿生困惑，心想，难道我去报社工作不好吗？余老说：新闻工作是个旁观者的工作，你还年轻，今后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此前，余老和罗列、张隆栋正在鼓励我去参加“文革”后的全国首次研究生考试。后来，我在报社工作好一段时间后，才逐渐体会到余老此话的含义：大概，一是他认为我是否真正喜欢并适应新闻工作，对这个行道是否了解；二是他可能认为干新闻毕竟只是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非当事人和参与者。总之，他是希望我在有机会择业时要慎重考虑。
“文革”中，全国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赶到广阔天地，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我却身穿工作服，来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也因此使我与当时的多数同代人，开始了不尽相同的人生轨迹。
尽管我和工人师傅们朝夕相处，每天在千余度炉火和数吨重汽锤旁劳作，脸上的机油和身上的汗渍从不比别人少。我充满激情的诗作《你好啊，我的汽锤》《春满车间》等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还被中央人民广播台播放。可是，下班后只愿打打球和看看书的我，怎么也学不会整夜玩牌和抽烟喝酒。尽管师傅们都认为我干活儿还不错，也在诚心诚意接受再教育，但总还是显得少了些许工人阶级的气概。而此时的我，却常常想起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想起他当时内心的挣扎和对现实的无奈。
现在好了，我被派去和罗列、余致浚、张隆栋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我们整日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过着“三体不可缺一”的生活，这是罗列为气体（烟）、固体（糖）和液体（茶）起的名字，他还是主要赞助者。罗列既抽烟又喝茶，余致浚和张隆栋基本只喝茶，而我只吃糖，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本文作者（右）和徐晓蔚（左）在罗列老师家中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北京出版社撰写几本书稿，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叫樊亢，是我后来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总编辑安岗的夫人。记得我们主要写了《白虎通》《幼学故事琼林》《李贽文选选注》等几本书，江苏的《新华日报》还用整版选登了部分文章。后来，我们还以“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评论组”的名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写序，并参与了人民出版社《鲁迅书信集》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是和来自北京师范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合作进行的。
和三位前辈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共同商议主题，搜集参阅资料，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由我先拟初稿，再由他们修改定稿。张隆栋是研究国际传播学的，英语极棒，据说还当过1949年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语翻译。同时，张老的古汉语也好，他还时常做些卡片，把一些历史典故抄写给我，以确保在文章中引经据典的正确。
工作到中午饭后，老先生们要稍事休息。罗列大腹便便，鼾声如雷。我们会眼见他随着有节奏的一起一伏进入梦乡，然后节奏逐渐加快，鼾声也迅速升高，一直到他自己被自己的呼噜声所惊醒，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大家忍住笑，一声不吭，于是，罗老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循环往复。他后来对我说，在“四清”下乡时曾为此受到批判，说他搞特殊化，因为他怕打呼噜影响别人睡眠，经常要求住单间。
1973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为与“四人帮”掌控的舆论工具抗衡，准备办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杂志。罗列等此时已离开一机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此事。
一天，罗列打电话把我叫去，交给我即将公开发表的两首毛泽东诗词，是1965年毛泽东写给邓颖超的，名字分别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他嘱我写一篇读后感，刊登在创刊号上。他还说，这两首诗词的词牌特点，是上半阙写实，下半阙务虚，虚实结合，借题发挥，也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在交待写稿意图后，他递给我一大厚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那时，一篇文章的刊出颇费周章，需反复推敲打磨，作者似乎要用尽用足每个字眼儿的功能，读者也习惯于会从字里行间嗅出些什么气息，人们被文字狱吓怕了。谁知，政治风云的变幻比写一篇稿子的时间还要快。反击右倾翻案风铺天盖地地刮了起来，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思想战线》也胎死腹中，这大概是中国最短命的杂志了。至今，我仍保留着那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
“文革”后，罗列去了汕头大学当副校长，离休后，他每年往返于北京和汕头之间，现已年近九旬，且患有高血压，但仍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正在撰写他的回忆录。2008年5月，我的好友、上海《文汇报》的记者徐晓蔚告诉我，他近日在沪见到了罗列，还对罗老说起了我。罗老说，我认识这个赵兹，他后来去《经济日报》了。徐晓蔚的父亲徐中尼和罗列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战地记者。
张隆栋
张隆栋“文革”后，回到了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教授，每周几次蹬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他在东四的家之间。这期间，我常去他家看望，他会和我边聊天边喝啤酒，他的夫人黄振培是国民党桂系重要人物黄绍竑之女，常常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有时，张老也会来我家小坐。一次，他患病住在北京第六医院，我去看探望时，不仅买了水果，还专门去涉外饭店买来几本外国报刊，因为我知道，他在病榻上仍要研究国际传媒，张老则送了我一本由他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这是中国首部探讨传播学的专著。
1993年7月5日，在他76岁生日时，曾赋诗一首：“人生易老七十六，新闻教学卅五年；传道授业怡然乐，胼胝耕耘苦亦甜”，题目叫做“七十六岁杂咏一首”。在同一页纸上，他还亲笔题写了：“果决人似忙心中常有余闲，因循人似闲心中常有余忙。录名贤名言以赠赵兹同志并以自励”。
至于余致浚，1949年后，他的传奇人生也就此打住，一直默默无闻地耕耘在教育战线。后从人民大学离休后，已于2006年5月一个深春的下午，以91岁高龄平静地走完他的一生。
二
草明与文学创作组
“文革”风暴过早地把我们这些十多岁的中学生抛到了社会的漩涡中，社会这所大学给了我们刻骨铭心的教育。我有幸结识了多位人生的老师和患难与共的朋友，像个饥饿的孩子吸取着心灵的营养。
在一机床打铁期间，有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就是草明。
草明是位老革命。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曾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在被国民党政府关押期间，曾得到鲁迅、茅盾等的接济和营救。鲁迅逝世时，她负责登记花圈、挽联，并在送葬时陪同许广平去了墓地。
1941年，在山丹丹花盛开的时节，她和著名作家欧阳山一起去了延安。毛泽东曾几次听取他们及其他一些著名作家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之后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那张在窑洞前同与会者的合影中，与毛泽东并坐在第一排的就有草明。
1946年，她赴东北解放区，后长期在鞍钢等大型工业企业任职和体验生活，创作了一批工业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如《原动力》以及长篇小说《火车头》《乘风破浪》。“文革”后，她又写出了长篇小说《神州儿女》，出版前，她曾将该书初稿交由我看过。如果从草明1933年发表的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短篇小说《倾跌》《绝地》算起，她为工人阶级整整写作了半个多世纪。1997年1月，在她送我的有着300多万字的6册《草明文集》中，工业题材就占了90%。谁会想到，那些气势磅礴的工业题材作品，竟出自一只纤纤之手呢？郭沫若在给她的信中曾有着贴切的评价：“以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
草明倾心工业题材创作，是有其缘由的。她的童年是伴着缫丝女工的木屐，在家乡广东顺德麻石小道上敲打出的阵阵叹息声中长大的。她在东北期间，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林枫叮嘱她要熟悉城市、熟悉工业、熟悉工人。之后的几十年间，她一直泡在工厂里，工人的喜怒哀乐与她息息相关。1987年，她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
草明曾在一机床兼任过党委副书记，“文革”中，她从“牛棚”解放出来后的头件事，就是要求回到工厂去。30多年中，她在全国辅导过300多名工人文学爱好者，其中20多人成了中国作协会员。她在一机床辅导工人文学创作组时，我不仅是学员，还帮她做些助手工作，如打打开水，为学员点点名。她则为我们当时编辑出版的《机床文艺》撰写发刊词，还为我们的习作提些修改意见。当时的创作组成员中，有后来成为全国总工会生产部部长的高明岐、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编审的张正、一机床厂厂长的王继生等。
草明晚年在和我聊天时常常感叹，因为她已不能再领略攀登鞍钢72米高炉铁梯时的乐趣，也不会再同架桥工人在长江天堑上一起俯瞰滚滚的东流水……但是，她有着众多忘年之交的工人朋友，工人们都尊敬的称呼她草明老师。
草明
一次，是个狂风骤雨天。大家都以为，家住三里屯的草明老师不会来讲课了，谁知，她却依然按时出现在了课堂，可是，那天偌大的教室中只来了三个学生。课程结束后，她拒绝工厂派车送她回家，我在陪她步出厂门时，望着渐行远去的一把黑伞下的一头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周扬曾这样谈到草明：“写了东西，还下了蛋”。
草明对我十分爱护和关心，我也是她家的常客，除了谈创作，有时还谈生活。就像任何慈母一样，她也曾悄悄关心着我的个人生活。一个星期天，她把我叫到她家中，我到时已另有两人坐在客厅里，一位我认识，是当时北京市机械局的女党委书记郝甄，还有一个姑娘，后来才知道姓名，姑且叫她小张吧。小张是机械局属下另一家工厂的文学爱好者，曾看过当时在局里巡演的话剧《朝阳》，我是编剧之一。
原来，草明老师和郝甄书记是想做月下老人，但可能是缘分不够，我当时也缺乏这方面的心思和经验，所以很快就结束了这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相亲。
“文革”后，我有次以记者身份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话剧《天下第一楼》的最后一次彩排。一楼人很多，我就上了二楼。幕间休息，我下到一楼去买水喝，返回二楼途中，迎面走来一男一女，男的我认识，是《北京晚报》文艺部的过士行，后来他到人艺做了国家一级编剧，写有《鸟人》《棋人》和《鱼人》等系列作品，他的夫人陈先我也熟悉。我们打个招呼擦身而过，忽然，那个戴着墨镜的女士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转回身时，她已摘掉墨镜，真是“冤家路窄”，竟然是小张，她就是《天下第一楼》的作者。
这出戏当时很红，连国家主席杨尚昆也来看。可后来，听说此剧涉嫌侵权，打官司的另一方也是我的熟人，是曾在全聚德办公室任职的邢勃涛。再后来，听说小张嫁给了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儿子，去了香港做编剧，我后来在香港工作时，还曾在文化中心看过她的作品。
2002年2月，草明老师在北京以89岁高龄辞世。我当时人在香港，竟全然不知。后来回京，草明的秘书王世尧送我一本《纪念草明》文集，那上面有草明老师和我们在一起的照片。王世尧告诉我，草明的女儿吴纳嘉当时曾到处找我，我听后，心中深感无比愧疚。
2005年，我看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的一篇文章《我的老师草明》，也是写他“文革”中在京西的煤矿当矿工时，草明老师对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帮助。一次，陈建功因公伤骨折，在家中养病，草明老师专门去他家看望，令他至今心存温暖。
“文革”中，尽管“四人帮”搞文化专制，可民间的文学活动却压抑不住，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职工业余文学创作组就是一例。这里的文学活动可追溯到1952年，当年老舍、赵树理等曾主持讲座，而首任创作组组长就是后来的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
我是被同在一机床的著名工人诗人王恩宇介绍参加创作组的。记得当时的成员有徐刚、理由、寇宗鄂、韩忆萍、陈松叶、陈满平、何玉锁、时永福、张宝申、陈文骐、杨俊青、朱岩、白云海、张策、李曼等，“文革”后，当中许多人都成为名噪一时的作家和文化出版界的活跃人士。
当时紧靠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确确实实是属于劳动人民所有。对于我来说，这里是学习的校园、文学的殿堂和会友的平台。每周六的晚上6点至8点，是我最为兴奋和忙碌的时侯，到这里和四面八方赶来的文友们相聚，有人为了这难得的两个小时，来回途中竟要走上同样相同的时间。
大家每次都像久违的朋友般亲热，相互谈论着各自的创作心得和体会，有时还能得到臧克家、草明、杨匡满等专业作家的辅导。活动结束时，文化宫已经闭园，文友们漫步在这古色古香、松柏参天的昔日皇室太庙中，继续着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有人竟边走边高声朗诵起自己的诗作，那悠扬顿挫的真诚之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与当时园外长安街肃杀的政治气氛恍如隔世。
我与文化宫的感情，还有另一层关系。“文革”期间，每逢“五一”“十一”会在各大公园举行游园活动。我所属的机械局都被安排在这里布置游乐项目和展台，前前后后要待上好一段时间。在此之前，北京的各剧团要彩排，做准备，以便节日期间在公园和剧场演出。那时的节目是要通过审查才能公演，于是，由北京市文化局的原局长田兰、马玉顺等组成了审查组，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也不知是谁的安排，我和首钢的另一女工也被叫来“掺沙子”。
于是，连续两年的“五一”“十一”之前近一个月时间，我有时会有机会参与此事。所谓演出审查，就是先阅读各剧团在彩排前送上的剧本，然后再看预演，提出些冠冕堂皇的意见，有时一天要看上好几场演出。全然没有平日欣赏演出的惬意，等到晚间开会讨论时，往往会张冠李戴把不同的节目都搞混了。但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通不过的演出，因为，我们也搞不清楚标准在哪里。文化局的那几位领导刚刚被“解放”不久，常常让我们这两个工人阶级先发言，而我们则把这件事当成是看演出的好机会。那时，真是看了许多不同剧种的演出，并因此结识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如北京木偶剧团团长仇英俊等。
这期间，我写的一个剧本被北影编导室的陈瑞晴和施文心看中，两位老师几次谈了她们的修改意见，使我获益匪浅。我和陈瑞晴老师至今仍有来往，她称我为她的“青年朋友”。2006年10月，她还送了我一本她的新作《只有云雀知道你》，如今她在北影当导演的的儿子余小兵和在军艺当老师的女儿余素丽也成了我的朋友。施文心老师是影帝葛优的母亲，我后来见到葛优时，还曾和他谈及过此事。
三
我所认识的郭小川
郭小川是我中学时代就十分仰慕的诗人。他的《望星空》《雪和山谷》《将军三部曲》和《一个和八个》等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借来，再一行一句地抄写，足足有两大本子，然后又借给另外一些人传抄。我后来也尝试着学着写些诗，郭小川是我心中的老师。
一机床副总工程师马敬仲，是位诗歌爱好者，我们俩儿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是国内铸造领域的专家，且有多本著述。我后来到报社后，曾以他为素材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与黑砂打交道的人”，该文被北京作家协会评选为优秀报告文学，还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过。至今，我还常会与他和原一机床党委书记姚万义、办公室主任沈群聚会聊天。
马敬仲恰好是郭小川的好朋友，“文革”前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与郭小川相识。就这样，他时常把郭小川的各种信息告诉我，并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把我带进了位于虎坊桥的郭小川家中，记得那里离北京友谊医院很近。郭小川被“四人帮”迫害，当时在河南下放劳动，难得回一次北京。那天去看郭小川的，还有北影四大名导演之一的崔嵬、新疆军区文工团作曲家田歌等。
郭小川
凡与郭小川接触过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真诚”两字。社会上人们大概只知道他是一位诗人或记者，其实，按世俗观点来说，郭小川可是位大干部，他资历很深，在南泥湾三五九旅时曾做过王震的秘书，“文革”前是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
郭小川那天谈了很多对诗歌创作的看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到对环境的营造时说，要有能力，描绘出真切和有个性的环境，并举例说，如写非洲，就应该有沙漠和棕榈树。为增强艺术效果，就要通过创造鲜活的形象，吸引着读者跟你走，然后，你突然一转身，再把他们领向相反的方向，给他们制造一个惊奇。能否做到这样，你就不能仅用那些别人常用的陈词旧语，要有创新，要学会创造新鲜生动的词汇。今天想起，郭小川所讲不仅是指诗歌，还暗指当时蔓延在社会上千篇一律的假话、套话、空话和大话。
崔嵬那天话语不是很多，可我对他执导的《青春之歌》《小兵张嘎》及在《红旗谱》中饰演的朱老忠印象深刻，我们那代人是看着这些影片长大的。我至今还记得他那魁梧身材、浓眉大眼，以及不时发出的朗朗笑声。“草原之夜”是田歌20多岁时的成名之作，一直传唱至今，而人们一想到他的“葡萄架下”，眼前就会出现梳着好多小辫儿的维族姑娘在跳舞。他和小川是创作伙伴，“边疆处处赛江南”就是他们联手的杰作。那天，他在谈到自己的新歌时，还边唱边舞动起来。
在当时郁闷的社会环境下，忽然置身在这么多良师益友中，我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从干涸的沙漠走进了伊甸园，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与愉悦。我把刚买到的郭沫若新作《李白与杜甫》，送给了郭小川。
那天聊到很晚，几次告辞都被小川挽留，他还颇带神秘的表示，要到书房去一下，有一首新诗要稍许修改，然后朗读给大家。他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夫人杜惠笑盈盈的走来，端了盘西瓜要大家边吃边等。
这首新作就是后来刊登在《新体育》杂志上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也是给郭小川再次带来灾祸的作品。江青看到这部作品后曾说，这个“老修正主义份子”又出来了，说这首诗是“571工程纪要”的翻版，并把诗中“崭新崭新的太阳照亮了千家万户”牵强附会，大谈太阳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何来另一个“崭新崭新的太阳”，把反毛的罪名硬扣到郭小川的头上。后来还听说，林彪一家在温都尔汗摔死后，在毛家湾搜查到的叶群遗物中，有一个本子上发现了“文艺问郭”的字句，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也成为了郭小川的新罪证。
大约是1975年秋季的一天，马敬仲悄悄把一叠稿纸交给我，并把上面“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的字句指给我看。原来，这是郭小川新近的诗作及他的特别注明，先是在朋友间传阅。这就是那首不知打动过多少人心的《团泊洼的秋天》，我把它带回宿舍，一口气读完。至今，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还能背诵出其中那些叫人过目不忘的诗句：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高粱好似一队队‘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道路观察；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出的红色天涯。”尤其是诗中几次出现的问句“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道出了在当年那个特殊岁月中，人们寓景寄情的愤懑心声。郭小川写这首诗时，还在被隔离审查。但他坚定地表示：“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这写自“四人帮”倒台前夕，启迪人们精神解放的抗争诗句，也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罕有而凄美的天鹅之声。
如今，小川已逝世多年，可他一直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各种研究文章和他的作品集不时和人们见面，这种现象在中国，对于一位诗人来说是罕见的。尽管他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是“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诗人”的形象，但更多的人，则是通过12卷的《郭小川全集》，尤其是全集中占了一半篇幅的日记、书信、检查等内容，看到了一位诗人的全部和真实。社会上一般的全集出版，多为展示作者的完美，甚至还要承袭“为尊者讳”的传统。但《郭小川全集》的编者，也就是小川的家属，承袭的却是他真诚坦白的襟怀，还了一个完整真切的郭小川给读者。
郭小川的全家我都认识。小川在世时，在他的要求下，三个子女郭小林、郭岭梅和郭晓惠全部下乡务农，可他们个个性格鲜明、学有专长，郭小林后成了著名诗人、文学刊物编辑；郭岭梅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郭晓慧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外语系教授。
1989年9月《郭小川家书集》出版，杜惠赠书一本并写道：“赵兹同志：值此小川诞辰70周年，谨奉上家书一册以留念”。
2007年5月，在马敬仲和他的夫人胡慧敏的安排下，我来到他们家中，同86岁高龄的杜惠老人，还有郭晓惠和郭小林、杨桂香夫妇及女儿一家聚会，大家久别重逢，谈笑风生。郭小林将他的诗歌新作《越狱》交给我看，其文其情，颇有其父之风。郭晓惠此时已在人民大学完成了她政治学的博士学业，我事后看到她以郭小川人生和创作经历为个案撰写的博士论文：“政治控制的实施与内化：以1959年体制知识分子郭小川的遭遇为个案的分析”，那是一篇难得的具有填补该领域空白的作品。杜惠那天不仅送了我一张她的新照，还有一本新出版的《郭小川精选集》。
回家后，我急切地翻开小川的精选集，读着、读着，一位纯粹透明、待人以诚、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可敬长者的形象又浮现在了眼前。
2007年10月30日，《中华读书报》以“从容忘生死乃在家国忧——我所认识的郭小川”为题，刊登了我写的文章，同时附有那天我和杜惠、马敬仲、郭小林和郭晓惠的合影照片。同年11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家文摘》报也转登了这篇文章。在许多转发该文的网站上，一些网友也纷纷表达了对郭小川的怀念。
《抹不去的记忆》
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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