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韩胜勋：15岁，我退学躲过了上山下乡

韩胜勋新三届 2019-06-17

韩胜勋，男，1950年生人，籍贯河北省曲阳县，六七届初中生，中共党员。1967年4月11日参加工作，北京特殊钢厂650轧钢车间电工，1985年调首钢电视台任编导，2001年内退。先后在中央电视台青少节目、北京电视台生活节目任编导，爱好写作，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

原题

15岁，我预见了上山下乡

作者：韩胜勋

1966年12月16日，是我人生的分水岭，我的学生时代在这一天划上了句号。我清楚地记得，前几天刚下过雪，到处是惨白惨白的，我穿一双不合脚的雨鞋，从永定门外的家，徒步走过八站地，到崇文门外的十一中学办退学手续。是的，那时我给了自己期限，必须在1967年到来之前解决退学问题，以免临近毕业没有回旋余地。

我当年英明的预见，使我成了这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漏网之鱼，却没有使我躲过厄运。进厂后不久领导觉得我能写，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的专案，我以一颗善良之心和冷静的思考，说这个人不应该批判，那个人是人民内部矛盾，结果自己因此被清理，接受了两年改造！——那个年代原本是无处可逃的！

让自己吃惊的发现

“老三届”上山下乡已经40年了，但它在我的脑海里还是那么清晰，一切仿佛在昨天。当年近400万名“老三届”知青，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令中上山下乡，进行了知青历史上空前大迁徙。而我由于预见到了那场运动的到来，侥幸成为漏网之鱼。

那是1966年，我15岁，正在北京崇文区红桥十一中学读初二，也就是被人们称为老三届中的六七届初中毕业生。6月份“文化大革命”狂飚骤起，红卫兵造反，学校停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斥学校每一个角落，当年的中考、高考被迫停止。

转眼到了8月份，按照惯例六六届的同学到了升学或就业分配的时候，但他们接到了这样的通知：为保证红卫兵全身心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六六届升学和就业事宜延期一年，与次年的六七届一并进行。

当时同学们热衷于如火如荼的斗争，并没有考虑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给自身命运带来的影响，也没有想到这个“两届毕业生一起升学或分配”的通知预示着什么后果。而我——几乎一生都是迟迟钝钝之人，却有难得的清醒，预见了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到来。

其实，当时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文革”前就开始了。我的一位街坊1965年初中毕业后就被动员去北大荒；我一位年龄稍大的同学，小学毕业不久则响应号召去了宁夏军垦十三师。就在1966年初，我们十一中学还请当时上山下乡的榜样寇志寒来校作报告，讲述上山下乡大有作为，鼓励同学们献身农村建设。总之，“上山下乡”在“文革”前就已经是知识青年就业的选项，我只是比同学们更加注意了它，并将它同自己的人生走向联系起来。

“文化大革命”很快由学校的停课揪斗校长、老师，发展到工厂揪斗厂长和技术人员，工厂陷入停工停产；后来又发展到揪斗市长、政府部长直至批判邓小平刘少奇，罪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势发展之猛烈超乎人们的想象。毫不夸张地说，全国没有一个单位的领导能够逃脱这突如其来的劫难；单就街头贴的大字报来说，一张张接起来可以糊满整个北京城！

我的预见源于一份冷静。我年幼的心有一个最简单但是又解不开的问题：难道全国的领导都错了，只有毛主席正确？如果全国的领导都错了，那毛主席的伟大又在哪里？当然这样的想法是万万不敢说的，说了就会大祸临头。所以没有像一些同学那样忘我地参加“如火如荼”的斗争，反之因为临近毕业，开始忧虑自己的前途：北京到处停工停产，哪个企业还会需要人呢？往年一届毕业生都难以尽数安排，都要动员一部分人到农村去——我们可是两届毕业生一起分配呀！面对这样的形势——国家又能怎么办？肯定会继续使用“上山下乡”这个法宝！经过这样一想，我得出了一个让自己都吃惊的结论：未来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将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我的经历让我没有上山下乡的热情

对于扎根农村，我没有同学们特有的天真和热情。因为我经历过农村的生活。我自幼生长在河北农村，与祖母相依为命，1962年12岁时祖母去世才来到北京父母身边，深知农村之苦。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与祖母曾以野菜和糠当粮；至于白面馒头，那是过节走亲时才会携带的礼物，而祖母总要用一个篮子挂在房梁上，比现在最高级的点心还要珍贵。当得知北京人天天吃大米白面时，我感到那简直是天堂。有这样的经历，我怎么还愿意回到农村去呢？

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没有随意向同学说出自己的推断。时间在一点点向1967年靠近，我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如何摆脱上山下乡的命运；一个机缘差点使我的人生轨迹有了转折。

大庆干打垒

只差一点儿就留在了大庆

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开始大串联“煽风点火”，我当时也是红卫兵，10月上旬，我们串联来到当时还处于保密状态的大庆，一到那里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首先发现了大庆人“奢侈”的“吃”：大庆职工自己开荒种地，职工食堂里白薯、高粱米饭、窝头等粗粮制品，全部敞开免费免粮票供应！而当时全国粮食供应还实行粮票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量，这里居然如此慷慨，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虽然说当时正值崇拜的高峰，咱有“红太阳”在胸，但是挡不住饥饿。我在学校订餐，每月的粮食定量才28.5斤，一天合不上一斤。人都说“穷吃”，那个年代缺少副食，缺少油水，由于嘴亏而变得格外能吃，却又吃不上。有一天我咬咬牙决定犒赏自己，在中午吃了四两饭后，又用四两粗粮票和五分钱买了两个窝头，大口的吃了下去，吃得那个香啊，胜过我平生享用的大餐！即便这样也没有吃饱，当时我对天发愿：窝头能够填饱肚子，今生足矣！

大庆人的“穿”也让我好生羡慕。每个人都穿着厚实的黑色工作服。他们是从部队整建制转业，时时还保持着部队的作风，开会时排着队入场，那身工作服使他们更显得精神抖擞！而我上初一时还穿侧开口的女人裤，被同学笑话，很伤我男子汉的自尊；冬天鞋底前后磨出两个洞，向鞋内头灌土，把双脚都冻伤了。大庆是可以让我吃饱穿暖的地方，又可以解上山下乡之忧，何不留在大庆！

晚上我们在大庆干打垒的房子里讨论留在大庆的话题，想像着穿上工作服的神气，兴奋得睡不着觉，同来的伙伴们也都愿意留在大庆，更是因为毛主席有“工业学大庆”的教导。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虽然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达到温饱水平，却坚定的认为由于有毛主席这个大救星英明的领导，我们是天下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待于我们去解放。当时的政治气候也是张口闭口“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只要发表最新指示，就可以使举国欢腾一夜无眠！所以只此毛主席的“工业学大庆”一句话，大庆便在我们心中有了崇高的位置，就足以使我们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留在大庆！

来大庆第三天，我们既向大庆有关部门提出了扎根的要求，开始考虑给家里写信迁户口，恨不得马上成为大庆人。此时虽然刚进10月中旬，大庆就飘起了雪花，穿着单薄的我们在大庆到处参观，有一种对于新家的向往和热爱，竟然不感到寒冷。当然，事关人生大事还是需要慎重，“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句谚语也让我有所顾忌，我曾反复问自己：你的决定轻率吗？而每次心灵的回答都是：不！

继而要去西藏建“抗大”式学校

大庆领导闻讯后来到我们的住处，明确表示欢迎我们留下，他不无自豪地说：早有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留了下来。但正是他这一句炫耀，使争强好胜的我们兴致全无。我们连初中都没有毕业，怎么能和名牌大学的学生相比？留在这里，那不就是灯下的萤火虫！

我们年轻的心乘着“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想啊、想啊，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去西藏建设“抗大”式的学校，即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学工、学农、学军，又站岗放哨保边疆，读革命书，一鸣惊人，一鸣惊世！

大家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冲动与难抑的热情。我虽然也很受感染，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心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西藏会比我的河北老家更苦。真是又想去又怕去。

10月中旬我们从大庆油田回到北京，很快推举一位高年级同学为代表，去西藏自治区政府机关表达了建设“抗大”式学校的意愿。当时西藏还没有开放，红卫兵是不能到那里“串联”的，好在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很快办好了入藏手续。

这位同学回来后，召开情况介绍会，兴奋地说西藏自治区政府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欢迎我们到那里建“抗大”式学校，目前正等待北京有关部门的批准。他还举起一个只比鸡蛋大些的苹果，证实西藏物产丰富，是个好地方。

我马上就想：这一定是西藏最好的苹果了，可也就长了这么一丁点儿！这个小苹果就像一个冰疙瘩，使我那颗本来有些发热的心开始冷却。事后我又得知那位同学在西藏的感觉：头发晕胸口闷。那不就是高原缺氧吗？那怎么受得了！我的心彻底变凉了。

时光的流失让我心焦

家境要求我初中毕业后必须工作，所以我想尽快找到出路。我知道一旦等到去西藏或者上山下乡的风潮来临后，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带头报名，即使明明知道前面是一个笼子，也必须径直钻进去，因为我是班主席兼团支部书记，那是形势的要求。而我一旦报名就极有可能被送上响应号召的“光荣榜”。

父母对此是什么态度呢？我非常想知道。一天傍晚我向父母说了关于去西藏建学校的事情。那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的思想、行为、甚至于亲情都染上了“红色”。父母说：哪儿都是党的领导，在哪儿都是干革命，我们俩是共产党员，当然支持你去西藏——那种感觉就是在教室里听政治课。我的第一反映就是：完了！我没有依靠了！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11月中旬我与同学又踏上去武汉、广州的串联之路。在列车上我无心欣赏南方的景致，一直在想：该怎么办，我深知再过一个月就是1967年，我决不能等到那一刻！时光的流逝让我心焦，而父母没有一点儿挽留的态度则让我伤心。

记得我从广州串联回京已经是深夜，回来前我用仅有的四毛钱买了三斤青香蕉（那时广州最好的香蕉才一毛六分钱一斤，买青的好带），本来是要孝敬父母的，深夜我坐在家的大门外，突然心生怨气：为什么要带给他们？我哀叹自己孤单无助，伤心落泪，赌气拿过香蕉自己吃了起来，在夜色中把三斤香蕉一气吃完，也下了决心：我一定留在北京！我要退学自己找工作！

知青宿舍

退学，不是件好受的事情

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失学在家的人极为看不起，我刚露出退学的念头，就尝到由此带来的痛苦。我是一个重义气的人，考虑再三，还是将自己事关人生命运的预见告诉了要好的同学，想让他们和我一起摆脱厄运。但是一提到退学，有的家长就像躲避瘟神一样要孩子避开我。

往日，我在大家的眼里一直都是优秀的学生，退学就像褪去靓丽羽毛的鸡，使我变得丑陋。我的父母也不同意我退学。这样大的压力和阻力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但是我知道此时任何的犹豫，都会造成我人生的磨难，我不能再等了！

远远望见“十一中学”的大楼，那是我两年寒窗苦读的地方，那里有辛勤培育我的老师，有朝夕相处的同学，有我的欢乐与梦想。而这一切马上就与我无关了，眼睛不免有些湿润。

记得最疼爱我的祖母和姑姑曾叮嘱我：孩子，你要好好念书……那话语里含着多少希望！我自己也曾进行努力，小学是区级三好生，初中时期末总评各门功课都是优。而此刻学业就要终止了，祖母！姑姑！我确实是出于无奈呀！

记得我曾与同学谈起理想，我说将来当一名教师，确实——那是我最向往的职业。如今我初二都没有读完就要告别校园，像一只没有长出几根羽毛的雏鸟，明明知道不能飞翔却要出窝，不由得流下辛酸的泪水。

退学之后能否找到工作，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都是未知数，对于不可预知的未来，我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是骨子里也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坚强。在农村与祖母孤苦的生活，使我早熟；在北京自己照顾自己的独立生存，使我更有主见。应该说是独特的生活经历嫁接了我的智慧，给了我勇气，使我不但超常发挥有了难得的“预见”，并能够果断地退学。我要感谢命运给我的磨难。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走进学校，走进校总务办公室。老师用手扶了一下眼镜，吃惊地望着我：怎么会想到退学呢？退学就成了社会青年，很痛苦……老师想用他的苦心最后挽留我。我静静地听完，只说了几个字：都考虑好了。

谢天谢地！找工作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退学后仅几个月的时间——我就于次年1967年4月11日，走进了北京特殊钢厂，成为“领导阶级”的一员，从而踏进“工人叔叔”的行列，一日之间我长了辈份！记得有位哲人说过：人生的路很长，要紧的没有几步。从此，我就在工厂走上漫漫的人生之路。

上山下乡风潮果真来了

上山下乡风潮来临的没有我预见的那么早，到了1968年才开始，但是却比我的预想来得彻底，基本上是将老三届毕业生“一锅端”了。所以我的同学们没有我那么幸运。虽然到西藏办“抗大”式学校的事情最终成了泡影，但绝大多数同学都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中上山下乡了。

曾得到我提醒的小哥们也未能幸免。他们原本想升高中，没有想到那个年代有“红宝书”在手，其它的书不读也罢，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全部取消。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丢下书本离开课堂，进行了历史空前的大迁徙，从城市走进农村大课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时的农村生产方式十分落后，农民用铁犁铁锹这些最原始的工具从事生产，人民公社这大锅饭模式也严重束缚着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发展处于原地徘徊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说广大农村就是科技和文化的荒漠，知识青年这些星星点点的“春雨”，对于一个荒漠来说，显得那么无能为力，何况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

虽然他们当中有一批幸运的人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也有的人从农村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大多数的知识青年，没能“大有作为”，却被风干了自己！所以可以说，当他们把人生交给农村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人生的不幸。后来直到银丝上额头，他们才在政策的准许下携妻带子返城，重新就业，又有许多人在工业改革中继而下岗，再就业，谱就豪壮而悲凉的人生！

我看望过一位返城的初中同学，他叫席与民，非常聪明，当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在学习中我拼力跑都赶不上他闲庭信步，每每考试必占鳌头。他多才多艺，无论是唱还是表演，都会是班级演出的重头戏，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前途无量。然而当时无可选择的上山下乡之路，决定了他人生的轨迹，他最好的年华都给了陕西的黄土、给了农机站的机鸣，给了农村小学的课堂。回京后，他先是在一家汽车场当了司机，后来又作了一些普通的管理工作。这就是我当年那踌躇满志的同学吗？我感到痛心！

我的小学同学樊继祥上山下乡去了山西运城地区。同窗时我学习优秀，可他的数学成绩比我还要好。他是我的好友，我曾建议他与我一起退学，可他想的是升高中上大学，将来做一名科技工作者，没有想到去了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遥远农村。在一次山石爆破中他被飞石击中脑部，九死一生，凭着病退回到北京，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可是没有干几年，工厂倒闭，区区几万元就买断了工龄。他曾对我说：我这一生怎么这么倒霉呀……

回望那段历史多了几分清醒

是的，今天我们再回望那段历史，会有这样的清醒：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是“文革”造成国民经济空前停滞和倒退、大批应届毕业生无法正常就业导致的，是国家在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手段解决正常的就业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文化大革命”这根毒藤结的一个苦瓜，而让我们这一代人几乎用一生来品尝！

是的，我也曾听人这样说过：上山下乡锻炼了知青吃苦的精神，但是更多人马上会有这样的质疑：我们这个民族吃的苦还少吗？我们为什么要为吃苦而吃苦？为什么要用一生进行没有必要的吃苦？

我当年英明的预见，使我成了这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漏网之鱼，却没有使我躲过厄运。进厂后不久领导觉得我能写，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的专案组，我以一颗善良之心和冷静的思考，说这个人不应该批判，那个人是人民内部矛盾，结果自己因此被清理，接受了两年改造！——那个年代原本是无处可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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