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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丨肖威：那年代的女军医，每天像得了喜贴子一样
作者简介
肖威，女，1951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69年入伍，1971~1975年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1975~1987年北京军区二六一医院。1992年国家科技部；2002年任《中国科技纵横》杂志社社长。现已退休。
原题
在二六一医院的青春记忆
作者 ：肖威
原载《抹不去的记忆》
每个人都会有青春的记忆，这个记忆都会刻下深深的历史烙印。我的青春记忆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停留在位于京郊那个“简陋”的二六一医院。
1975年6月，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军区二六一医院。
二六一医院于1950年建院，是个具有革命优良传统的医院，以“艰苦奋斗”和治疗精神病著称。1964年4月4日被国防部授予“艰苦奋斗的二六一医院”荣誉称号，全院记集体一等功，成为继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之后全军宣传的又一重大典型。
进院第一件事，院领导让政治部尹维臣干事带我们参观医院院舍及院史展览。看到医院的第一眼，就让我大失所望，用四个字形容，简陋、破旧。内科、外科、精神病科所有科室都是清一色小平房。平房是最古老陈旧的红砖房，绿色屋顶，木制门窗，门窗因长久失修，油漆大部分已脱落。平房前没有走廊，尹干事说逢雨雪天，护士打针送药要一手托治疗盘，一手打雨伞。各个科室没有单独烧热水的锅炉，每天早班护士要自己推水车到锅炉房打水，再给每个病房送开水。
走了一圈，最后总算看见一座小二层楼，尹干事用颇为自豪的口气说，这是全院唯一的一座楼——洗澡堂。这座楼是全体医护人员自己烧砖、自已挖地基、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看着洗澡堂我心中暗想，二六一医院的医护人员真了不起，不仅会看病，还会烧砖、盖房子。不知道以后我们会怎么样？
参观完院舍，我们又去参观院史展览馆。当时的院史展览馆是三座古庙中的一座庙。展览馆中有大大小小的奖状，有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照片反映的是老一辈二六一人以勤俭建院为本，以艰苦朴素为荣，靠三座古庙和仅有的一马车药品器械开始了建院的创业历程。
一上午的参观教育给我们这批新来的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课，我心里牢牢记住一句话，二六一医院的“院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
平凡的岗位
到医务处报到的当天，我被分到内一科（普通内科）工作，心中十分喜悦。因为当时觉得，只有在大内科、大外科工作才能在医学史上有所建树，才能在人生舞台施展才华。年轻人的热血激情充满了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我们科的医生队伍大致由三类人组成：
一类是“老同志”，他们解放前参军入伍，战争年代是护士、卫生员。解放后组织上培养他们上学成了医生，这些老同志不仅是医院业务上的骨干，也是医院政治上的中坚。他们淳朴、憨厚，让人尊重，他们的历史早已装进“红色档案”。
另一类人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勤奋好学，但基本上是自学成才。因为他们刚上完医学院的基础课，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他们是我们医院的主要技术力量，也是带我们这些刚毕业医生的主力队员。
最后一类人是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我们来自不同的医学院，上大学的学制不同，有三年制的、有四年制的，但毕业后的待遇一样，行政23级，正排，工资52元。社会上清一色地称我们“工农兵学员”。
当初这顶帽子还是挺有份量的，1970年代的工农兵不可轻视，为此我们也曾沾沾自喜。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从“宝座”上跌了下来，跌得很惨。
后来我们一直都在为残缺不全的学历补课、考核，进了无数五花八门的学习班、进修班，但最终还是摘不掉这顶“帽子”。不过当初全院上下，包括病人都很喜欢我们这批工农兵学员。
做为一名人民的军医，我们每天是这样开始的：
早晨，当朝霞刚刚拉开苍穹的天幕，东方微微透出一丝晨曦，军营里就吹响了嘹亮的起床号。我们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像当年刚入伍的新兵听到紧急集合号一样，穿好军装、系好武装带，冲向操场，参加全院汇操。院长规定，全院汇操雷打不动，不管是三九寒冬，还是三伏盛夏，除了节假日，天天如此。
汇操开始，刘院长带队，他跑在全院队伍的最前面，各科室由教导员带队，依次排成方队跟在后头。凛冽的寒风中，我们挺着胸脯高喊着：“一、二、三、四”，我们的声音是那么年轻，那么清脆嘹亮；“唰、唰、唰”，全院100多人整齐化一的脚步声像战斗的鼓点，有力地敲打着大地。每每想起当年喊队列号的那一刻，心中总不由自主地涌起“秀口一吐，半个盛唐”的豪气！
早操结束后，我们拿起笤帚，打扫各科室自己的环境卫生区。人人干劲十足，大扫帚抡得满院子黄土飞扬，尘土中我们忘不了相互嬉笑打闹，你称我“笤帚大叔”，我称你“笤帚大婶”，笑声、闹声、扫笆声汇成一支欢快的晨曲。
上午查病房、看病人、下医嘱、写病历，并给病人做各种治疗。每个医生大概管十个病人，病人大部分是部队的官兵，也有为数不多的老乡。每周一内科主任查房，周四主治医生查房，我们把这种规格的查房叫“大查房”。
大查房时，我们每个抱着一摞自己病人的病历，站在病床前，先向主任汇报病人的病情、各项检查结果及目前治疗方案。汇报完毕，主任亲自给病人查体，向经治医生提问题，拟定新的治疗方案。在汇报病情时，主任会问你病人的各项检查指标，回答主任询问时住院医生不能翻病历，要求每个病人的每项检查都要记在心里。
今天看来，这是在检查我们对病人是否有负责任心，对病人的病情是否心中有数。每次大查房，黄志声主任都走在查房队伍的前面，后面是副主任、主治医生、医生组长、住院医生、实习医生、进修医生、护士长，这支队伍八面威风、浩浩荡荡。
下午是业务学习时间，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每周科里结合临床实践组织一、两次疑难病症讨论，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小大夫”医疗水平提高得更快。有时院里开大会集体学习，由各科室主任介绍各学科领域国内外医学动态；有时院里的几个科研小组比如“针刺治疗癔症瘫痪”“中西医结合治疗烧伤”“黄元花治疗精神病”“猫眼草治疗哮喘”等向大家介绍研究成果。想想，当时院里业务学习氛围还是挺浓的。
晚上，忙碌了一天筋疲力尽的我们回到宿舍。我们八个人住一个大屋，屋子是老式的旧平房，因为房间挤，所以连桌椅也没有。晚上每个人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把床当书桌，大家都趴在床上看书、学英文、查资料。回想起来，当初没有一个人为简陋的住房条件发过牢骚。
虽然我们没有刘禹锡那种“陋室不陋”的安贫乐道情趣，但其码也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洁风傲骨。八个人每个人床头都有盏台灯，每个人都在灯下苦读“圣贤书”。长时间下来大家有个共识，最后一个熄灯的，一定是最用功的。大家劳累了一天，时钟一过11点，睡意阵阵袭来，上下眼皮子开始打架，但人仍在挺着，死活也不放下书。即便在马上就要晕睡过去的一刹那，心中仍有两个字：坚持。
就凭着这份执著，我们中间有人考取了出国留学，有人考取了研究生，现在大部分成了主任医生，只有最不济的我改行做了行政。老同志们都说：你们这批人最爱学习、最有出息。
30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淡忘，但我治疗过的两个病人至今依稀记得。
我们医院的院址在海淀沙河镇上庄公社，最早的医院就是三座古庙。解放前庙里有几个和尚，等到我们医院接收寺庙时，几个和尚跑的跑，散的散，最后只剩下一僧名叫“老石头”，这个不僧不俗的雅号跟了他一辈子。
随着寺庙的接收，“老石头”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一医院的正式职工。最初“老石头”在医院做马夫，后来又做勤杂工。到最后年纪大了，生活不能自理，经院领导特别批准收住内一科。我是他的经治医生。
“老石头”住院那天穿了一身旧军装，浑身散发着一股臭气，棉上衣上浸渍了斑斑点点的油迹和大大小小的饭嘎。在帮他换病号服时，只见他全身上下因长久不洗澡，泥垢都结成了硬痂，几乎看不到原来的皮肤。看到这一幕，我和唐大为鼻子一酸，俩人二话没说，端来一盆热水，在大厅广众面前给一丝不挂的“老石头”洗了起来。
我们先用湿毛巾浸软硬痂，再用肥皂使劲搓擦，最后用温水无数遍的清洗。体重不足90斤重的“老石头”，为给他洗这个澡，折腾得我们浑身大汗，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想来恐怕他有半个世纪没洗澡了。
洗完澡，开始给他剪指甲。老石头的指甲又长又厚又硬，像龙爪树的枝杈，曲曲弯弯伸向远方。每个指甲近1厘米长。用剪子剪？还是用指甲刀削？我和大为不知如何下手。“先用热水泡。”其他病人支招。“对。”我打来热水将他的双脚泡在水中。细细一看这哪儿是脚呀，活脱是一张枯槁粗糙的老树枝，看了真让人心疼。
泡好后，我和大为一人抱起“老石头”的一只脚放在自己的腿上，精心修理起来。先用剪子、后用铅笔刀一点点抠，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我们竟然将“龙爪”修掉了。当时别提我们的心里有多高兴了！
因为我和大为的良好表现，在周一的晨会上，黄主任特别表扬了我们，黄主任说：“肖医生和唐护士表现得很好，她们不怕脏、不怕累、不嫌弃院里老职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她们学习。”说来都让人不相信，这么简单的表扬我心里竟记了30年。因为我们的表率作用，所以每周给“老石头”洗一次澡，修一次指甲被正式列为护理日程。一日三餐，护士小姐们都给“老石头”喂饭，全科上上下下辛辛苦苦地伺候了他两三年，直到他去世。
有一天，大家发现“老石头”死了。那天正巧又是我和大为当班，最后一次给他洗澡、给他换上一身新军装。他人像活着的时候一样，表情还是那么木讷、平静。我们给他填写死亡证书，在姓名那栏大为堂堂正正地写下三个字“老石头”；年龄那栏，没人知道，但根据要求也不能空着，主任说：“随便写个吧。”我俩填上“73”，这也算应了民间流行的那句老话，“73，84，阎王不叫自己到。”
“老石头”是我至今没有忘记的一个病人，因为他没有病，他只是孤苦伶仃。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病人，姓邱，叫什么记不得了。他是炮团的一名战士，患的是“肝硬化”。我接管他时，他已经住院多年，根据他的病情，看来会终身不愈。“医院要养他一辈子了”，主任说。
小邱是肝硬化晚期病人，最难过的是他的腹水，黑黑瘦瘦的一个人，每日大腹便便从病房中蹭出来，腹水多时，连地也下不了，每隔一段时间要给他抽一次腹水。为提高他的血浆蛋白含量，科里发了不少愁。从治疗角度来说，此种病人应输大量的血浆蛋白，吃些高营养的补品，可他是个大头兵，身无分文，家里又是农村的，一切该补的条件都没有。
有一天林存根医生说：“听说吃胎盘能大补，让他吃些试试看。”到哪儿去找胎盘，这又给我这个经治医生出了个难题。思前想后，心生一妙计：到妇产科，走小寇的后门，“偷”几个胎盘。寇医生人很好，一听此情况，二话没说，给我拿了一个一名产妇刚生下的胎盘。
我手捧鲜血淋漓的胎盘，回到科里先用清水洗了无数遍，又让护士小王把胎盘剁成数块。找来一个锅，又到伙房偷了些花椒、大料、油、盐，像炖红烧肉一样的炖了起来。炖好后，我俩将整个锅端到小邱的病床前，见此状小邱激动地连连说：“谢谢肖医生，谢谢王护士。”我没再听他说第二声谢，人就跑了出去，一则为病人服务是我们的天职；二则我怕看见吃“人肉”的场面。
第二天查房时，小邱说吃完胎盘，人感觉有力气多了。从此，吃新鲜胎盘成了治疗肝硬化，提高血浆蛋白的一项重要措施。随之定点到妇产科取新鲜胎盘，也成了治疗中的一件要事。
30年过去了，我总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纷纷杂杂的世界里，为什么我会记住这两个平凡的病人？为什么我会记住这些琐碎的事情？为什么我会在意黄主任简单之极的表扬？因为，至今我还留恋那段时光，是它用艰苦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是它用纯朴净化了我们的心灵，是它让我们懂得做为一名人民军医，你应该具备的优良。
艰苦的砺练
为了培养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院领导在医院的附近买了几十亩稻田地，让全院医护人员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延安精神”在我们医院发扬光大。
每年三月份，我们就开始泡稻种，泡稻种的地方就是医院的洗澡堂，一楼的男澡堂、二楼的女澡堂、大池子、小盆塘，都泡满了种子。
泡种子的同时，我们开始耕地。那时院里即没拖拉机也没多余的牲口，每个科只发给一个犁。男同志将一根麻绳套在胸前用力拉犁，女同志在后面扶犁。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巴里，徒手走路都困难，更别说还要用力均匀地扶犁。一天下来，人的“内功”像耗尽了一样，只想躺在稻地埂上，再也迈不动一步了。
我们内科男同志少，拉犁的活儿有时也要女同志干。有一次，我主动抢着干，可没拉十几分钟，人就拉不动了。天呐，地咋这么硬？犁咋这么沉?我咋这么没劲儿呀?我不得已停下来，四处张望。突然看见隔壁稻田地里老乡的马正在田埂上吃草，我像看到了救星一样，一个箭步冲过去，冲着农民高喊：“老乡，借我们牲口使使吧，我们拉不动啦！”
我话音刚落地，整个稻田地一片笑声，连老乡也跟着憨笑起来。笑够了，老乡用双手做成喇叭状，冲我高喊：“牲口累了，要休晌了。”我垂头丧气地走回来，远远地望着在地里干活的刘院长，范副院长、曾副院长，心想，连老乡都知道马累了，怎么院领导就不知道我们累了呢？想归想，活儿还得干。套上麻绳，我们几个女兵继续干了起来。晚上回到宿舍一看，胸前被麻绳勒出了一道道血印子，真疼！
地耕好了，稻种泡好了，开始插秧。背对着稻田地，全科站成整整齐齐一排，每个人手中拎着一把稻苗，开始边倒退边插秧。插秧是个技术活儿，苗儿要插得不深不浅，要插得有间距、有行距，这样才能保证稻苗存活，保证插出来是标准方块田。头顶骄阳，脚踩泥巴，我心中默默背诵着自己最喜爱的一首禅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后原来是向前。
最可怕的是挠秧。所谓挠秧就是拔稗子，因为稗子是稻田的害草，所以每两三周就要下田拔一次。每次下稻田，我们都要和蚂蝗“搏斗”，稻田地里，时时传来女同志们的尖叫声，接着就是噼噼啪啪清脆的拍打声。蚂蝗钻进人的皮肤里，要使劲拍它才会出来，可恶的蚂蝗出来后，腿上的伤口就会血流不止。有时一条腿上有几处伤口流血。后来习惯了，也没人再顾及这些，任凭鲜血横流，“惨烈”得很。
秋收的季节到了，我们到地里割稻子，将稻子用马车拉回院里打稻子、晒稻子，然后将辛苦一年种的稻米装进麻袋，幸福地扛回城里。
记得家里第一次吃我们二六一医院种的大米时，爸爸乐呵呵地说：“好哇，我总算吃上我女儿种的大米了，真香。”
欢快的生活
我们医院位于沙河和南口之间，从沙河镇到我们医院有八公里的路程。当时医院每周六只发一次班车，把大家送回城里，周日晚上再接回来。如果我们赶上补休、倒班，就要自己乘长途车，但长途车又很不方便，每天只有三班。所以怎么进城就成了我们这些家住城里人的大问题。
十年间我们频繁奔波于医院和沙河镇之间，长期的革命实践让我们摸索出一套克服“行路难”的经验。我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搭乘老乡的自行车后车架，大家戏称“坐二等”。人站在马路边上，一挥手，过路的老乡就停下来，“带我们回医院”，言语之简单，连“二六一”三个字都不用说，老乡马上驮着你直奔医院。到了目的地，下了车，拍拍屁股，“再见”！
有时，我们下夜班，三五个人结伴一起回城，截车的工作就稍微有点麻烦。因为我是我们医院的“截车高手”，所以遇到复杂情况都要叫我。我们的战略部署是：我先截住一辆自行车，“老乡，现在不能走，等截够五辆车咱再一起走。”老乡点点头和我们一起站在马路旁，等我们再截第二辆、第三辆自行车，直至人车满额。
五辆车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我们各自坐到各自的车上，“出发”，一声军令，浩浩荡荡的队伍奔驰在新修的小柏油马路上，那叫一个痛快！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代的老乡人真好，好得万事都不用商量。
后来，我们嫌自行车速度慢，又改成截汽车、卡车，只要路过我们医院门口不管什么车我们都上。更有胆大者竟截农村拉棺材的车，悠闲自得地坐在棺材旁，年轻女兵依旧欣赏田园风光。
有一次我和三娜一块进城，我们截了辆拉煤的车。车厢小挤不下四个人，三娜只好坐在我腿上，人摞人，三娜的脸几乎贴在煤车的挡风玻璃上。一路上我们说着医院里的新鲜事，人不由自主地大笑起来，司机看着我们笑，他俩也笑，满脸的煤黑只剩下一双眼睛迷成一条缝在笑。笑什么？回忆不起来。年轻时每天人像得了喜贴子一样，永远有说不完道不完的快乐！
在截车的过程中，我们还总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毛病。人刚坐上一辆马车，还正左顾右盼地美着呢，忽然看见后面来了辆卡车，人立即站在马车上，左手扠腰，右手高高扬起，大喊一声“停车！”两辆车会同时停下，我们威严地从马车上跳下来，坦然地上了卡车，坐定后，从卡车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和马车夫挥手告别，人随卡车扬长而去，一切进行得那么从容，那么自然！
现在我坐在“奥迪”“奔驰”车里，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指挥若定”的感觉……
尾 声
我们1970年代分到医院的那批大学生，后来有的考走了，有的调走了，有的转业了。我因母亲身体不好，调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部队医院。
有一天，我在急诊值班，来了一位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走近一看，是我们二六一医院的刘院长。刘振中院长是1937年入伍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他的前任，王铁金院长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他医德好，人也好，对我们要求很严，但也很关爱。记得我刚生完儿子，他亲自端了碗家乡的小米粥送到我床前。
刘院长认出是我，人也很激动。因床位紧张，一时收不进院，我让他住进单间急诊观察室，又给他输了些那时认为比较好的药，“ATP”、“辅酶”等，为给他补充些能量。
夜里我去看他，他费力地睁开眼，静静地看着我，眼神中透着祥和和慈爱。我俩半天没说话，不知他在想什麽?过了好一阵,他突然说：“肖威，那几年我一天到晚让你们干活儿，你们恨我吗？”他问得很突然，我一时竟不知怎样回答。面对我的无语，他失望地闭上眼睛。
忽地，我似乎领悟到了什么，我抓起了刘院长那双浮肿的双手，轻轻地在自己手中摩挲。“刘院长，我们从来就没恨过你。”我的话音刚落地，他睁开了眼睛，似乎在等我说什么。
“你让我们劳动是为了保住国防部授予我们的光荣称号，是为了保住全院的集体一等功。刘院长，你只有一个肾，但每次出操，劳动你都带头，从不拉下。你做得一切都不是为了你自己呀！”我诚恳地说。
“你真这么想吗？”
“不光我这么想，大家都这样想。”停了一下，我又说：“刘院长，二六一医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做为一名人民军医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二六一医院锻炼了我们，为我们以后的道路打下了基础。现在不管吃什么苦都不觉得苦，碰到什么困难都不觉得难。每当我们回忆起在二六一医院生活的那段时间，大家都是快乐的。”我由衷地说。
刘院长脸上泛起了一丝微笑，“是呀，我也喜欢你们那批大学生，说来也都是高干子弟，可每个人都那么朴实、单纯，人也热情。”
他停了一下，又吃力地说：“ 我挺留恋和你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刘院长的声音越来越小，听着这耳语般的声音，看着这生命垂危的老人，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心里默默地想：刘院长，您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对我们年轻一代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和关爱，同时还有一份担忧和挂牵。你们怕我们这代人没吃过苦，没经过磨炼，接不了班；你们怕“艰苦奋斗”的这杆红旗在我们手中无法传承。
那一夜我在他身边坐了很久……
刘院长住院没多久就去逝了。追悼会那天我没去。我想，在急诊观察室那夜就是我俩最后的道别。
近日来，我一直徘徊在记忆的大门口，重温往事，感觉她是那么新鲜，那么快乐。我竟第一次知道，“回忆”也能让人饱尝温暖，使人年轻。著名作家余华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生活并不属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属于以后的回忆。”是啊！当我们步入青年回忆童年，当我们步入中年回忆年轻，当我们步入暮年回忆一生，往日的忧郁、嫉恨、欣喜、骄傲都已归为零，无数的过去构成了立体的、炫丽的人生。
我在二六一医院渡过了12个春秋，12个春秋的日日夜夜已沉淀为我们对青春美好的记忆。一代人的品格需要记忆来唤发，一个民族的精神需要记忆来传承。在二六一医院青春的记忆中，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元素，那就是平凡、艰苦、快乐与光荣！
2008年11月18日
系列选载
转载自《抹不去的记忆》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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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