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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耿艳鹏:自学艰辛,也是有所作为之路

耿艳鹏 新三届 2019-01-05


作者简介


耿艳鹏,祖籍山东省寿光市。1949年生于黑龙江阿城市。1954年定居江西省万安县。六七届高中毕业,1968年下放农村,当过民办小学教师、公办中学教师、史志编研人员。参加函授和自学,取得大专文凭。1970年代起热衷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发表学术论文和纪实文学300多篇百万字。曾任《万安县地名志》《万安县志》副主编、《万安文史资料》主编。退休前为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原题

自学艰辛,

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




作者: 耿艳鹏

原载《抹不去的记忆》




一、带着书箱当知青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后,我们这个革命家庭开始受到冲击。那年10月,红卫兵赴京代表(我也是其一)回县后,县委安排全校师生去参加消灭血吸虫病的灭钉螺会战,部分师生认为是“阴谋”而造反。我是高三(1)班团支部书记,坚持灭螺不动摇,被划为“保皇派”。


1967年,在吉安行署国防工办当副主任的父亲被批斗,并揪回万安“交代问题”(曾是万安县委副书记)。不久,我又被造反派抓去毒打近两小时。


1968年8月毕业(67届)时,我连县办农场都不让去,被安排到本县偏远的高陂公社泗源大队栋头村,成为了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新的生活开始了。下乡时,我除了铺盖和换洗衣服日用品外,还带去了一大纸箱劫后幸存的书,这是我家当时最值钱的一点东西了。


我家出身贫寒,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抗战时期,家里太穷,只好离开山东老家去闯关东,参加了革命。1949年他随军南下,解放万安,并留在万安工作,1963年调吉安行署搞“三线”建设。他那点文化,是参加革命后学得的,家里最早的藏书,就是他参加培训和平时自学留下的书,多是引我好奇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精典著作,和相应的历史、理论辅导书。


我从小就常常去翻看父亲的书箱,因此也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有点零用钱都是省着买了书。受父亲影响,特爱看历史书、理论书,尤其是革命回忆录和历史故事。“文化大革命”从“破四旧”起,全城兴起大抄家毁书运动,我家不可能幸免。我无奈将藏书卖了几板车,扬言全卖光了,其实还是偷偷地藏下了一些,少数是我自已买的,多数是父亲的那些书。我从1963年开展学雷锋以来,已十分认真地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尤其在高中,看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和文学精典,本想高考时填报新闻系或历史系,有志当个记者编辑或学者。


谁知“文革”阴风起,改变了我的命运,城里的干部子女变成了乡村农民。因有了读书习惯,也不愿消沉,家里劫后只留下这一纸箱书了,我肯定要将它带到身边。我知道它的份量,因为其中除了毛主席著作外,还有苏联科学院编著的大部头《马克思主义哲学》、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及几本《列宁文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南高级党校编印的《中共党史大纲》《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陈伯达等20世纪50年代关于毛泽东思想及哲学的辅导讲课稿,一套完整的三卷本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还有几本革命回忆录。我相信它们会给我力量和智慧。


农村劳动很累,知青生活清苦。我每天晚上到生产队记完工分,间而与队干部和社员们聊聊天,回到小黑屋后,就是挑灯看书,经常是打一斤煤油用不了几天。看书也是有计划的,还把书中的诗词抄下来吟读,慢慢地,又有了一些新的收获,生活也更充实起来。我组织文艺宣传队,自编节目,白天劳动,晚上四处演出,我当“户长”的这个七人知青户,还被评为县、地区先进。


正当我在万安农村开始适应艰苦但也有点乐趣的新生活时,父亲从吉安行署机关下放到吉安县偏远的九龙山区油田公社、至今仍然不通车的芳头大队。 1968年12月最后的一天,我们全家搬到了芳头村,开始了山民的生活。


这又是一场厄运。母亲为此丢了工作(大集体工人),日后丧失了养老金;我是长子,面对老(父母均50多岁,母亲还是小脚)少(二妹一弟均年小),1970年,也只好找当地农家女为妻,以照顾处于艰难中的家庭。

 

二、我的抄书史

 

1969年秋,大队要我担任芳头小学负责人,还要当毕业班的班主任,教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我接课以后,看到无数双信任和乞盼的眼光,就下决心要好好备课,认真教学,不误人子弟。我认真研究教材,针对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除将课堂教学组织好以外,还费精力搞好学生的个别指导,提高他们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得借助工具书,而我当时只有一本字典,备课时常常要向别的老师借《汉语成语小辞典》。


我发现成语辞典很重要,当时又没有卖,就挤晚上和暑假时间,陆陆续续将这本借来的成语小辞典全部抄了下来。我一辈子抄了很多书和资料,第一本全文照抄的书,就是“文革”前出版的这本《汉语成语小辞典》。抄书很辛苦,但对积累资料、避免浮藻、严谨治学是有好处的。


1970年下半年,我被推荐到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读书。这所新型学校,与全省各地大专学校同时招生的,享受同样的学生待遇,文理分科,学制两年,军事化管理。我被编在文科(连),担任一排(一个教学班)排长。


开学没几天,只发了几本书,一半是政治学习材料,一半是内容单薄的教材,老师上课讲得很拘谨,没一点新意,还经常安排劳动。“这像哪门子大学!”我有点失望,就又想到了得自己找书看,脱产学习机会难得呵。


有一天,我正在关闭很紧的学校图书室后小门边转悠,看见两个白发老人吃力地在抬着一只大书柜,我赶快跑上去,帮着将沉重的书柜抬进了图书室。望着不停地喘气的老者,和墙上贴着的批斗标语,我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反动教育权威,“牛鬼蛇神”!他们感激而又惶惶地望着我,我也惑惑望着他们和满地堆放的书。这样,我们互相算认识了。


后来,我经常从这个小后门进去,帮着这些老者做些抬、搬、移之类的重力气活,他们也让我找一些需要的书,只不过叮嘱要小心放好,尽可能躲着看。我就这样“走后门”偷偷地借出了许多书,自学了当时正规大学师范教育的一些课程。


当时虽然图书管理有些乱,但我借的书看完后都一一归还了,不愿给那些处境艰难的老人们再添什么麻烦。有些我需要的内容就抄录下来。有一本《世界现代史》,时间跨度很大,直写到上个世纪50年代苏共20大前后,资料翔实。书很厚,我日夜加班,把全书抄了下来。很长时间,它丰富了我的世界历史和国际知识。


1970年“庐山会议”后,不知怎的,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本届学生要提前毕业,两年制大专变成一年了。很长时间,弄得我们连中专学历都不是!大中专学校毕业前有个实习阶段,1971年上半年,我带了15个同学来到远离县城130里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遂川县分校实习。


离开吉安之前,我在学校图书室未开放的书库里找到一本很厚的《社会科学大辞典》。这部辞典由著名学者共同编著,条目很多,内容丰富,就像浓缩精炼的百科全书。我的自学正需要这样的辞书,于是就选择了一些基本的、重要的条目进行抄录。


由于要实习,我把这本辞典带到了遂川共大。同学们看见了,都说也需要,我就借来钢板刻腊纸,每人可以印一份。大家将不多的实习经费全部用来买了白纸,油墨则只好沾遂川共大的光了。大约20天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一本厚厚的油印辞书,这在那个缺书砍知识的荒谬年代,是渴求知识的青年们重要的礼物。直到从上海邮购到第一版《辞海》前,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我自学路上的教授、先生、导师。

 

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1971年8月,我被县里分配到离油田家70里、距吉安市30里的桐坪中学。在那里一干就是6年,我一直担任校政教组长(即教导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初中一个毕业班班主任,教语文,有时兼教政治,指导校文艺宣传队。这己经很忙的了,公社党政团武(人民武装部)还经常找我帮着写各种报告材料,我都答应了下来,并尽可能让他们满意。看起来忙了许多,但这不就多了一些了解社会,为社会服务的锻炼机会吗?后来我被选调进党政机关,还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不论什么岗位,我都得心应手,其能力就是当时无意中锻炼出来的。


当了老师,又是学校管理人员之一,就得研究教育、教学,我自学到的唯物论辩证法、《教育学》《心理学》等,都在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中发挥了指导、影响作用。我教的班,总是全校最活跃的班,哪怕中途接手“差班”,不需多久,班风和成绩就赶上来了。那几年,我跑遍了桐坪公社所有的村子,到许多学生家进行家访,和大队干部沟通,发展了许多新团员。


我创办壁报和写作兴趣小组,组织文学青年们读书评报评论电影,指导他们提高写作水平,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风气并不好的社会环境下,桐坪中学能有如此的学习风气和育才氛围,是难能可贵的,多少年后还一直影响着这个学校的校风,师生间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前一两年还时有昔日的学生在报刊或网站上写文章提到我的名字,怀念那段令他们难忘的往事。


1977年秋,我父亲离休(时任吉安县革委会副主任),回万安定居了,而我的妻子在远离油田圩镇15里的井头山区小学当月报酬14元的民办教师,带着两个也跟着母亲吃农村粮的女儿。因此在我的要求下,县里调我到油田中学,教高中毕业班。两年后又进井头中学,均为教导主任、毕业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在这几个学校,我一边把课堂教学搞好,一边编办刻印语文小报,敞开我的藏书,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我每月办一期剪报栏,熔政治教育和启发写作为一体,配合教学,评析所选文章,效果很好。


有一年,我带队参加中考,我班的学生交卷最早,冲出考场,兴奋地高喊:“耿老师捉到了题目!”弄得其他学校以为泄漏了考题被我们先知。后来才明白,该年的作文题是《〈钱被风吹走之后……〉读后感》,两个多月前,我读报时发现这篇记述钱被风吹落满地,人们拾到后都交还失主的通讯,是学雷锋的特好教材,文章也写得有特点,因此推荐贴在剪报栏上,几次讲评了该文,还要学生写了读后感,我又一一作了批改。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巧遇这码子事,还不跳起来?不用说,我所带的班这年升学的特多。


我发现一个学习一般、但嗓子特好的学生,就平时辅导他练唱歌。不久,遇上省文艺学校招生,吉安分校只招20名男生,报名的很多,为的是毕业后有工作分配呵。我鼓励这个学生也去报了名,临时教他练唱“文革”前流行而“文革”中没人听过的、有点难度的《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歌曲。他带着我的推荐信(其实我不认识任何考官,只不过凭一个老师的良知而写),一个人去了。几百人来考,城市的、厂矿的、找人培训过的特多。我的山区学生土里巴基的,但放喉一唱,当时谁听过这么好的三节拍歌曲!复考也过了关。


就这样,九龙山沟里破天荒有人考上了艺术中专,至今那大山里还时有人提起这传奇般的往事。机遇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这个山民的后代艺校毕业后,分配在吉安县剧团工作。一次在湖南的演出中,遇上知已。现在他己是浏阳县剧团的艺术室主任、有点名气的活动主持人,早已将父母接了过去。当老师当到这个份上,是该有点自豪感了。


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是老三届们值得庆祝的日子:国家恢复高考了!我也兴奋地跑到教育局询问、报名,但得到的答复是:“你已经参加工作了,又是骨干老师,县里不会同意带工资去读书的。”没工资怎么办?你得攒钱养家育女啊!无奈,我只好茫然地又回到百多里外的山区。


不能脱产上大学,我就报名参加吉安师专的中文函授。买来教材很认真地读,作业及时做及时交,每个月还要骑着自行车到35里外的一个函授点上听一次面授课,三年时间,风雨无阻。一科科考完,乞盼快些拿到大专文凭。但就在赶最后一科熟悉顺手的《古代汉语》考试那天,天下暴雨,每天唯一的一趟班车在30里外,因公路塌陷无法进山来而折返,我久等误考。


那时函授又刚好转由江西师范学院接办,不办补考。无奈,只得等到下一届开到这一门课程时再考。直到1986年,我才拿到大专文凭,那时我已经出山,担任万安县政府办公室政务副主任了。我这一辈子尽是好事多磨,连赶个考也搭不到车!


我虽然处在许多无奈之中,但从不愿消沉和自暴自弃,不怨天尤人,而是积极地面对现实,面对生活,面对未来。我立志要当个好教师,教学之余,比较关注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怎样当好一个班主任,怎样去做好一个称职的中学语文教师。正因为平时勤于思考和分析、总结,在1981年前后,我陆续在省内外地市级以上教育刊物发表了《关于“宫中”“府中”》《班上怎么跑出个“A”同学?》《评作文〈猎狗老黑〉》等多篇文章;县教研室对我的课堂教学大加赞赏,上级教育部门还抽我参加中考出题和阅卷,使我这样一个山区中学的语文教师在吉安县和地区教育界有些知名度,成为吉安地区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发起成立暨首届学术年会的会员。


文学和文史,也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教学内容,对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很有好处。由于我的努力、勤奋和公认的成绩,我多次被评为校、公社、县的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1982年,我被地委行署授予吉安地区优秀人民教师称号,荣获奖章一枚。


干一行,得爱一行,得钻研一行,得尽力干好它,努力在这一行里成为行家,才能做出成绩,这是我的体会。

 

四、最初的业余学术研究

 

在搞好教育本职工作的同时,因兴趣使然,在茫茫大山里,我仍常做学者梦,促使我坚持不懈地课余自学中国历史、中共党史(尤以毛泽东和江西、赣西南革命为重点)、苏联史和华夏民俗文化知识,有时就会思索甚至选题试着研究。


最初是文化文艺活动。我曾是多年的万安中学文工团演员,从师学过美术,从当知青起,我就为阶级教育展览画过巨幅油画,写的诗歌、小说、故事在县文化馆办的刊物上发表过,编写的文艺节目参加全县汇演有的还获过奖,也采写过新闻,因此就多了学习和与外界交流的机会。


桐坪是毛泽东战斗过的地方。有一年,为创作《毛委员来到桐树坪》的歌舞,我们跑了很多村,走访了十多个健在的苏区老干部,又查找历史文献,弄清毛泽东和红一军团1930年由打长沙改为打吉安、曾在桐坪部署攻打吉安城的史实。后来,我又数次在暑假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文学创作会,赴井冈山、东固山两块革命根据地采风学习,参观访问,搜集历史资料和文学素材。


1973年,我创作的革命故事《儿童团大闹梨树园》,编入吉安县文艺作品选,成为我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寻史访问为我日后研究井冈山、东固山、赣西南革命斗争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以至于后来吉安地区文学界见我的小说《百松坡上》在上海《萌芽》发表(1981年11期,署名阿山)、又在撰写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看好我的作家前景时,却见我屡屡出现在党史、区域史、民俗文化的研究行列里而不解。文史自古难分家,古今、中外许多东西也是相牵联的,文学和文史的有机结合,拓宽了我的视野,除品味到文学创作的甜头外,也领略到了学术研究严谨、凝重的气氛。


我第一次参加的学术会议,是1980年吉安县教育学会召开的学术年会。我的论文《谈谈课间十分钟》以小见大,抓住学校教育最容易忽视的问题,通过举实例分析论述,提出了我的观点,得到与会专家和领导的好评。而第一篇长篇学术论文则是针对当时拨乱反正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情状,于1978年11月撰写的《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苏联三十年代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12000字)。文章评介了苏联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背景、经济政策,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口号、推行斯达汉诺夫运动(即始于顿巴斯矿区、影响全苏联的劳动竞赛)的意义,以及给我们的思索。它是我多年研究俄国苏联史积累资料并有所思考的学术文章,写得也很专业,资料翔实,观点明确,即使今天看来,仍不失是篇规范的苏联史研究论文。


那时候小地方有文章也不知该往哪里投寄。稿件先后寄给了几家学术杂志,也许人微言轻无名小辈吧,都没采用,也未退稿。但一两年后,却在报刊上看见了十分类似的文章发表。我没有气馁,仍然笔耕不缀。那一两年,我整理的《党史之最》《有关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点资料》,在《工人日报》发表。


业余写作和学术思考,使我不断地渴求新知识,寻求新资料。我在妻子支持下,全家省吃俭用,订阅了七八种学术刊物,汇款去上海、北京的书店,疯狂地购书,古典史册、笔记文学、党史资料、大学教材、文史工具书等,邮递员常常是一捆捆帮我带进山。我现在近万册个人藏书中,有三分之一是那几年买的,分类剪报、辑录卡片也是那时候开始的。

 

五、“王阿寿”一鸣惊人

 

吉安县油田山区是土地革命时期赣西南延福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是1930年10月,红一军团打下吉安城后,安置伤病员的后方医院所在,也是苏区肃反的重灾区。多年来,我不知听多少人讲述过杀“AB团”的事儿。后来我多次去东固山区采风,又听到不少人为大肃反中引发的“富田事变”和红20军大部分干部被杀鸣不平。这引起我的关注,并寻找和查阅历史文献,有意对此进行探讨。为此,我曾写信向《金陵春梦》作者唐人(严庆澍)先生请教关于国民党AB团的问题。


苏区肃反问题因为涉及毛泽东等人,在中共党史上一直是个研究禁区,当时仍未解禁。1979年,《江西大学学报》上刊发了几篇文章对富田事变进行讨论,我虽在很闭塞的大山沟里,竟也知晓了。我就提起笔来,苦战三昼夜,一气呵成《谈谈富田事变发生的种种因素》一文,寄往江西大学,参加争鸣。文章直究事变的发生原因,认为江西苏区路线分歧尖锐引发冲突,逼供信导致肃反扩大化,才最终演成“富田事变”;并认为当时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双方各打50板、“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其实批评处理还是有侧重,但定性正确)本来是对的,可促使各方冷静和进行反思,促进红军和苏区的团结对敌,避免进一步误杀更多的人。由于有人不服,反而批判项英“右倾”“调和路线”,结果导致红20军排以上干部、和更多的赣西南苏区干部被错杀,教训是深刻的。


论文很快发表在《江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二期,上了要目,立即产生很大反响,引起萧克将军(中央委派他牵头负责对苏区肃反、富田事变进行调查研究)等的关注。一些苏区老干部还写信给我(编辑部转),泪陈往事,对我支持鼓励。人们都以为这个“王阿寿”一定是个权威人士。


那年暑假我在县文化馆参加文学作品改稿会,就常常遭遇人们拿“王阿寿”的文章来为苏区肃反问题争雄。我哪敢讲“王阿寿”就是我呀,讲了人家也不会相信。当时虽说敢闯禁区,但中国的政治运动太多,因文章招祸的例子太多了,顾着一个家,我也有害怕,所以发稿前,就临时想了这么一个笔名。文章发表两个月了,我还不敢去信用社领取“王阿寿”的15元稿费。


纸包不住火,一年后,吉安县终于有人打听出“王阿寿”就是百多里外大山沟里的耿艳鹏。1982年,全国兴起党史资料征集编研高潮,吉安县承接到的中央和省下达的专题任务特别重,还要新修县志,县委就把我调到了史志办公室。我负责军史资料征研,第一块“骨头”,就是红20军军史和“富田事变”。


我费了近一年时间,在东固、兴国、赣南等大山间跑了好几个月,寻找到红20军军长曾炳春的知情亲属,和几十个散在各地的健在的20军老战士,以及其它当事人知情人,征集到很多资料,还到南京、南昌等地访问一些老红军,查阅历史档案,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也收集了许多党史军史民国史资料,为我能几十年不懈地研究军史、赣西南区域史、和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罗炳辉,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六、研究文天祥

 

1981年年中,我妻终于盼到符合政策、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那一天,连带女儿们也有了城镇户口。1983年开春,我进了吉安县委机关,肯定是全身心扑在史志工作上。我本来是调去搞党史的,但地方志编纂刚起步又缺人手,就也给我分了任务:又是一块“骨头”,要我去从十万字文言记述的《中国古今人名大辞典》中,寻找并抄录下吉安(庐陵、吉州)籍、及与吉安有关(如任过职)的人物资料来。


这谈何容易!但我在跑党史军史征集资料的间隙,硬是从头到尾查完了这部绳头大辞典,把吉安及有关的人物找了出来。这也让我有机会对中国古代人物及历史,有了很好的了解,并培养起浓厚的历史研究兴趣。所以说,中青年人不要怕吃苦,不要怕麻烦,“天道酬勤”,人老实一点,吃苦肯干,终究并不吃亏


那年 ,正逢民族英雄文天祥殉难700周年,江西省一个全国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在吉安举行,吉安县政府是承办单位之一。为迎接这一盛会,1982年我就参加了《文天祥传说故事集》的编写(入选四篇)。当时县一个部门承担了撰写一篇研究文天祥青少年时期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学术论文,可论文集待付印前十多天,却跑来说写不出。


选题早已上报,怎么办?县里知道我多年对文天祥也有研究,赶快来与我商量。我答应接下这一课题,立即去图书馆借出《文丞相全集》(线装本),漏夜查找要引述的诗文,思考怎样来组织文章。一个星期后,我交出了论文。负责此事的县政协副主席黄慕贤很满意,作了些修改,专家组评审后同意入选,我坚持署上了两人的名字。


就这样,我又偶然得到以论文作者身份,出席这次全国规模的学术会议的机会,聆听到漆侠、程应醪等一流的宋史专家的学术发言,这也鼓舞我一直坚持了寻找文天祥的新史料,研究文天祥生平和思想。1992年,我出席了国际文天祥学术研讨会。


2000年,吉安县为城区一座大型牌楼公开征匾额创意,三至五个字,啤酒厂出资几十万建,故要有“啤”字。结果在500多份征稿中,选中“吉碑天祥”,我的创意。得1000元奖金,我全用于买书了。

 

七、走进党政机关

 

1984年9月,我与长期在吉安山区的妻女回到了万安。我在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刚跑了3个月资料,县委就把我调到县政府办公室任政务副主任。小地方,总是先把好“笔杆子”首先放在党政领导身边。除做好日常政务工作外,我还担任了《万安县地名志》副主编,编完了这部书。两年后,万安要修新县志,别人不愿去,我去了,担任副主编。


1988年,省里刚审批下我的“编辑”中级职称没几天,县委又以我是研究毛泽东思想搞马列理论的(在县志办这样“冰冷”的部门我也有所作为:1987年我出席了全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1988年又出席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主办的全国中青年领导科学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均获好评),调我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不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也起风波。我忙着到中学与师生“对话”,到机关单位作形势报告,到基层上党课。从笫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讲到西方大国的政治图谋;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讲到苏联的变质,瓦解的教训,让大家了解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光明前途。由于观点明确,资料翔实,联系中国实际,以理服人,收到很好的效果,全县政治稳定,各项工作秩序正常。我撰写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长文,被地区、省、全国理论研讨会入选。那年,我再次被评为全县的优秀共产党员。


不久,我兼任县文化局长,一年时间就把这个派性严重、窝里斗、缺人才又没钱、谁都认为难搞的“烂摊子”整顿过来,文化活跃起来了,连已遣散了的县剧团也重招学员,培训后又演起了群众喜闻乐见的采茶戏。正当我准备在文化部门好好地干到退休时,又是一个紧急电话,叫我立即接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我是很想做学术研究的文化人,最不喜欢在党政办公室这样的岗位工作,谁知一干还五年!经历两任县委书记。


1996年,我已是吉安地区各县中年龄最长的“老”办公室主任了,上级才给我换岗,出任县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持县政协日常工作,主编《万安文史资料》,一年编印一本。

 

八、“业余”的新收获

 

我下放当知识青年,在大山沟里,并没有想到后来会怎么样,只不过觉得即使当个农民,虽然很辛苦,但也可以从物资到精神,过得充实一些,所以我把上天平分给我的光阴利用好,迎对各种磨炼,学习学习再学习,无意中有了今天的成绩。


山区小地方查找需要的资料太难了,即使象万安这样的县城,很长时间也找不全二十五史。为了学习和研究,逼得你必须自己搜寻和积累资料。为此,多年来,我省吃俭用买书看书,陆续建立了藏书近万册、剪报300卷、抄书和录卡片500万字,三套党史、文献杂志从创刊订到今,还有大量藏报的个人资料库。从考古文献到二十五史,从古代军事到三教九流,从毛泽东朱德到蒋介石蒋经国,从苏俄到日本,从民俗文化到古建筑知识,我这里都有丰富的资料。


吴晗等老学者治学的经验给我很好的启发,许多东西我是越不懂越想懂,于是到处向人讨教,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寄出过多少请教书,得到过胡华、程应缪、陶菊隐、严庆澍(唐人)等先生回信指教,受益匪浅。每次参加学术会议,或接待国内外专家学者考察,我都是很认真地听取他们的讲谈意见。有时间我就看书报想问题,或走到古村老寨,去采风问史,进行田野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80年到现在,我用本名及王阿寿、王鹤翔、阿山等笔名,在70多家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文史文章、文学作品300多篇百多万字。


人生苦短,日月岁长。与祖国同龄的我,祖地山东寿光,在黑龙江阿城来到人间,1954年走到井冈山下,一晃就将近花甲,上山下乡当知青也30年了!酸甜苦辣,我们老三届,品味最深。可幸我们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落伍,没有消沉。艰苦磨砺了我们,使我们始终与党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健步走向了灿烂的21世纪。我们也可以自豪的!


2008年2月20日


系列选载

何友中: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

缪志远:风雪完达山

王立东:珍重,我的“新三届”


原载《抹不去的记忆》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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