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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赵兹：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
作者简介
赵兹，1968年北京六十五中学高一学生，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1978年从事新闻工作，专业职称为高级记者，曾任《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主任兼港台部主任、参编部副主任兼“经济内参周刊”主编，香港《经济导报》第一副总编辑兼总经理。1992年，曾作为首批大陆记者团成员赴台湾采访；1997年和1999年，曾作为《经济日报》领队及特派记者赴香港和澳门采访回归。现已退休。
原题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
老三届
作者 | 赵兹
选自《抹不去的记忆》
老三届们
我们那代人，是在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批人，现今大约已有五六十岁了。社会上亦被称作“老三届”，是专指1966年至1968年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这批学生，全国加起来，有几百万人，我也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那代人确有点“生不逢时”的味道，出生时在激烈变革的1949年前后，那时他们的妈妈们可不会像今天的准母亲们，还懂得有保胎期及胎教之类；到了十多岁长身体时，逢三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到了该上大学的岁数，又碰到“文革”和上山下乡；好不容易“文革”噩梦结束，又集中面临返城、考大学、找工作、找住房、找对象、结婚生子，然后，还要为今天已和当年自己同样年龄的儿女考大学、找工作操心；等一切奋斗的差不多了，也到了该下岗回家的年龄。
革命的年代，同时也是个封闭无知的年代，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那代人的生命底色大抵相同，头上顶着的都是同样的太阳，嘴里唱的都是同样的歌曲，心中秉承的都是同样的意志，血管流淌的都是同样的鲜血，可就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命运会在何时把自己遣向何方。
由于生活在年代的断层，那代人徒有莫名的激情，精神资源却相对贫乏，尤其缺乏系统而正面的知识背景。造成他们的可悲处，就在于人生的每个年龄段，却不能做在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时空断代，人生错位，至今，几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留有各自在那段历史时期的抱憾和隐痛，一些人谈起，还会对当时被裹挟在剧烈社会的变动中，被强行拿走的自己的未来而心有不平。
但每个年代又有每个年代的时髦。如果问那代人的追求是什么，我当时笔记本中抄录的这段毛泽东语录可以回答：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当时的座右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管今天看来，会让人感到那么的“假、大、空”。
我是个标准的“老三届”，只是没有下乡回城这段经历。1969年3月8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当了一名工人。
“文革”开始时，我还是北京65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头一年的暑假，我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颇具戏剧性。那些日子，许多同学都接到了自己理想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我却毫无音讯。烦闷之时，我在家里靠街门的小屋，想听听音乐消遣，家里有几张33转的黑色老唱片。
我家位处北京市中心，距今天的老舍故居不远，是曾在空军工作的父亲所在华北空军司令部安排的。街门上方挂有个蓝色的圆形搪瓷牌，写有“光荣军属”四个字，逢年过节，就有附近中学的学生们上门来帮我家打扫庭院。
院子分前后两截，由花砖路连接。中间有一道圆形拱门。前院种着一些蔬菜和向日葵，常常没等葵花籽长熟，我就偷着掰些来吃。后院有一棵丁香树和一棵大榆树，一到夏天，满院子飘荡着丁香紫色花瓣的香气。逢到秋季，大榆树结满了榆钱儿，阿姨刘大娘会用它和着玉米面蒸窝头，一口咬下，满嘴清香。房前还有一大架葡萄，记得每年冬季前，母亲都要将葡萄枝蔓盘起埋到土里，待来年中秋前后，伸手就可摘到一串串深紫色的玫瑰香。可惜“文革”中，经过红卫兵抄家，后又强行搬进些不速之客，好端端的一个院落被糟蹋成了个残破的大杂院。
我先把姐姐从旧货店买来的电唱机插销接上电源，所谓电源，其实就是房顶悬挂着的电灯接口，当我的一只手向上正要拧开灯泡时，突感到一股巨大的吸力，促使我的另一只手，甚至整个身体也凑了上去。就在这一刹那儿，灯泡与接口突然断开了，我被重重地从屋里甩到了门外，一阵昏厥，两个手指也被灼成黄色。我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大脑一片空白。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邮递员的喊声：赵兹的信！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被我的第一志愿学校65中录取了。
65中是北京唯一一所纯高中学校，其前身是北京育英中学，始创于1864年，冯玉祥、胡适都曾为学校题过辞、匾。1949后，学校拥有杨天恩、黄子彦、刘耀昕、唐景一、蓝倚年、齐连昶、仇焕香、孙强、孙鹏、王万海、刘茵等一批优秀师资，其中黄子彦是北京中学中仅有的四名特级教师中的一名。学校还有着当时一般中学所没有的室内打蜡木板体育馆、图书馆等设施，以及用当时民主德国总统名字命名的“皮克班”。
优秀的教师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学生，1962年在北京市数学比赛中，唐守文获得第一名，受到华罗庚的接见。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各种文体项目也造就了一批人才，有利于同学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文革”前有著名导演夏淳、著名演员刁光覃等。“文革”后，有中国实验话剧院演员剧团的团长艾俊迈，空政文工团著名话剧演员舒悦宣，《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陈晓钟，还有名倾京城的书法家赵家熹，他仅长我一岁，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级教师。可惜于1999年英年早逝，其最后一幅作品是写给我的：“铁石梅花气概，山川香草风流，赵兹同窗吾弟雅教，丙子仲秋家熹”，我至今还记的当时他在下笔前，左手攥成拳头，按在脑旁拟词，右手则在砚台上润笔的情形。
我小学时喜乒乓球，在景山少年宫练习，教练叫庄正芳，他也是世界冠军庄则栋的老师，我因此在同学中常以庄则栋师弟自诩，得意过好一阵子。上高中后，我参加的是跳伞训练，逢周末会去龙潭湖畔的伞塔学习跳伞。先是地面练习，在双膝间夹上一根树枝，从一个台阶上向下面的沙坑反复练习蹲跳，而且树枝不能掉下来，然后再练习不脱钩跳伞，一直到最后可以脱钩跳伞。当我置身于数百米的高空中，悠然向下俯瞰，美丽的北京尽收眼底，年轻的心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
“文革”开始后，父母被关进“牛棚”。班主任孙深委婉的通知我，记不大清他当时所说的理由了，反正是从此中止了我的跳伞资格。在此之前，我曾报名参军，也是报考空军，并一路过关斩将，身体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自然是和家庭有关。没能实现上天的愿望，否则，我的人生又将是另一番模样？
此外，65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有中科院院士白以龙、工程院院士马国馨、文学家刘心武、足球教练金志扬等，2005年，我曾荣幸地与这些杰出校友共同成为校友理事会理事。
那个年代，想考大学的初中生都会力争考取这样的优秀高中，而不准备上大学的，则会考取中等专业学校，大家目标明确，心态平和，理性选择，各取所需。不像现在这般，一人考学，全家紧张，千军万马拥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
当“文革”这场反文化的革命，把所有大学的校门关死后，也把全国千万青年的心关死了。尽管后来，我得以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大学和第一届研究生考试，但直到30多岁才得到袁宝华校长颁发的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毕业证书。
“文革”初期，社会乱作一团，满街抄家的抄家，随便给人剃阴阳头的剃阴阳头。昨日还是同桌的学友，今天却因出身不同而反目成仇；昨日还是人们熟知的领导和名人，今天皆成了阶下囚。大街上充斥着游行队伍和革命口号，火车中塞满了各地串连的学生，报纸的头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毛泽东和他的林副统帅身着军装，检阅浩浩荡荡红卫兵大军的巨幅照片。有时，一张报纸头版的全部版式，仅会被两条标语和一幅照片填满，堪称报业奇观。
16岁的我，环顾左右，茫然不知所措。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我就常常躲在同班同学文斯家中看书。他家在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其父是国学大师文怀沙，当时还被关在监狱中，家里只有文斯的奶奶，我们都叫她婆婆。婆婆待我很好，不仅给我做饭吃，有时还叫我住在她家里。
文斯在“文革”后去了日本，在一家大公司上班，1993年我到东京在电通公司研修，他曾到我住的热海庄酒店看望我。其弟文京一度还常常和我联系，探讨过如何提升其父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谁知文老“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时会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章杂志上，且时发出惊人骇世之语。我则借着在采访“两会”期间，和这位年近百岁，却有着年轻人般心的政协委员共忆往事。
文家的后院有一间大房子，里面堆满了书籍，古今中外，林林总总，还有郭沫若等的大幅照片和题字，堪称一座迷你图书馆。记得常来这里的，还有当时许多所谓黑帮子女，彭真的儿子傅洋、傅亮，乌兰夫的儿子苏尼特，罗瑞卿的儿子罗青青等。
那时尽管生活清苦，际遇险恶，但大家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我们那代人从小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每学期还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心里装的、嘴里说的全是天下大事。
“倾心毛泽东，矢志工农间”。当时我们的关注所及，近在一知半解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远则到了在南美丛林中打游击的切.格瓦拉，也就是当年的世界革命。
到了“文革”后期，已不再言必称毛泽东了。我们阅读的书籍已转为苏联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扎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南斯拉夫铁托的战友德热纳斯的《新阶级》，还有日本记者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由于在朋友圈中传阅这些书籍，我还被一机床的军代表找去谈过话。
说到读书，我曾亲身经历过两次黑色幽默。一次是在去云南的火车上，我正在看一本德国作家席勒的《强盗》，列车员过来，声称要没收。在一旁的同学灵机一动，指着封面上席勒的侧面头像说，这是列宁的书，列车员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外国老头，我得以化险为夷。到了云南后，成天没事干，就去当地图书馆借书看，在软磨硬泡下，图书仓库的管理员终于答应了。但他一本正经的说，他只能借给我们内容是1921年以前的书，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些书里不会有反党内容。
在“文革”初期的混乱稍许平静，上山下乡风潮还未开始之前，有过一段百无聊赖，心灵迷茫的郁闷时光，生活的出路，思想的出路，未来的出路，大家都在寻找出路。
一次，大家在聊到1950年代毛泽东曾认为，只给农民“确保私有”是小恩小惠，应组织农民搞合作化，快步进入社会主义。他还引用了孔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的古语，只是把“好行小慧”改成了“好行小惠”。
这是因为河北遵化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它由23户贫农组成，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被称为“穷棒子的合作社”，毛泽东对其大加赞扬，认为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它说明“鸡毛可以上天”。于是，有人提议应该去那里做社会调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称它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很快的，一支十多人的队伍就组织起来，兜里装上笔和纸，没有路费，傅亮就带头拦截运货汽车，最后还扒上了运煤的露天火车。
火车隆隆驶过山海关，秋风萧瑟，山河壮美，大家四处张望，家事国事，涌上心头。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声在长城上空飘荡，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颇带悲凉的场面。
调研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农民根本不知我们是来自何方神圣，他们的生活更与我们的举动有何干系，但当时那张大家背衬长城的留影，我保留至今。那上面有我和傅亮、姚雪、张楠楠、王健、王灿、王敏、王明、郑易生、郑小五、郑红、张小彭、张小朋、刘建、刘成、陈重、郝洁、孙夏夏，还有一些人已叫不出名字来了。
到云南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三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就这样，全国总共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浩浩荡荡送到农村去。其实，当时的真实原因，却是因“文革”造成国民经济停滞，城市中已不可能安排积压下来的大批学生了。
发端于这场遣散城镇剩余劳动力的运动，几乎涉及全国所有城镇家庭，一直到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举行才告结束，但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绎出一场人间悲剧，留下的后遗症很长时间未能消弭。
“文革”后，有人将这场运动归结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它不仅加剧了“文革”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大批年轻人荒废学业，失去了接受较高文化教育的黄金时光。同时，还给国家、农民和知青家长增加了负担，据不完全统计，国家为安置知青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了百亿元。
当时的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东北、内蒙、云南和新疆等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这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年轻人过着算是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另一种是去偏远、落后、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建立一个个“知青点”，自食其力，这些地区本来就劳动力过剩，生产门路狭窄，收入很低，生活很苦。知青来后，无异于与民争食，不仅养活不了自己，还要靠家里接济。
一批批知青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少数人的确是怀着反修防修、锻炼成长的豪情壮志去上山下乡，但多数人却是带着难言的苦衷，被动员、强制而不得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而此时的我，为了摆脱在北京毫无希望的生活，同时按照我的性格，是愿意去建设兵团的，这样会和众多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同学一起生活，精神上应当是愉快的。作为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同时受到《边疆晓歌》《西双版纳的密林中》等小说和电影的影响，我在没有被分配下乡的情况下，一时兴起，与先期分配去云南建设兵团的同学一同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记得同行的同学有齐孝源、张荫堂、乔森涛、朱小米、梁景文、刘志刚、孙炳成、李红，还有北京二中的陈景茂、王世平、曹振东等。
那时，从北京开往云南的火车需要几天几夜，中途会碰到铁路被水冲坏的情况，沿途还不断的有人上车，甚至连座位下面都塞进了人。头两天，我们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还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大家可以分享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后几天，就开始没吃没喝了。
这时，我才知道，在没饭吃的情形下，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每当火车停站前，就有几个人等在车门旁，火车一停就迅速跳下车去，快步冲进铁轨旁的甘蔗地里，合力拔起一根根甘蔗，然后，拖着就往火车上跑。有时，会遇到各种野兽，一次，曾有只狼扒到了车窗前。更多时，会遇到农民在后面追赶，火车上的人则同心协力，纷纷聚到车门口，一时间，车上的人攥住甘蔗的一头，车下要抢回甘蔗的农民则拽着另一头，如同拔河一般。决定胜负的时候，往往是火车的启动之时，这时，火车下的农民保证会溃败而归。
好不容易熬到了昆明火车站，现在的印象中，当初的火车站好像仅有几间小房子，四周一片空旷。我们找到了先期来云南的高三同学李金铃、顾君德和王燕生，不久，去西双版纳兵团的同学被接走了。我们几个由于没有下乡手续，只得和后又抵滇的北京二中的夏之东、陆其等一起被迫困顿在昆明。
昆明当时的社会治安不好，大街上常可看到巨幅通缉令和打有红勾的死刑犯宣判通告。我们在来云南的火车上，曾听到过有关“滇西挺进队”的传言。据说，这是“文革”前，在云南深山老林中修路的一批农民，“文革”中，这些人离开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岭，出来闯荡，他们身穿解放军服装，手持武器，四处抢掠，有的人甚至满胳膊上戴着抢来的手表。
万万没想到的是，刚进昆明不久，这伙人就被我们撞上了。我们当时暂住在一个单位四层楼的招待所里，刚在三楼安顿好行李，就听外面有人惊喊：滇西挺进队来了，如同“智取威虎山”戏中有人喊：“座山雕来了”一般凄厉。跟着就是一片噪杂慌乱声，人们纷纷从楼下往楼上跑。我们赶紧用双层木床抵住房门，并商量着对策，有同学说，他们要是上来了，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慌乱声过后，整座楼却变得一片沉寂，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却不见什么动静。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楼下枪声大作，所有人更不敢动弹了。又过了歇许，枪声渐息，我们偷偷从窗户向外张望，啊！楼下的小广场上跪着十多个人，他们双手高举，每人后面有一个解放军用枪指着，天上下着淅沥的小雨。
又过了一会儿，两辆大卡车开来，解放军将这些人用麻绳一一反手绑住，扔上卡车。驾驶舱顶上，有解放军架着挺机枪朝向前方，车厢两旁是昆明军区持枪的战士，中间则蹲着那些滇西挺进队的农民，随着几声鸣笛，卡车就这样开出了招待所的院子。
类似场景，我们后来在昆明街头时有所见。有同学建议，买来白背心，在洗染店印上“昆明军区”四个字，我们穿上后，个个感觉好极了。
幸好有个同学亲戚家在昆明，我们就借住于此，但不能什么都靠人家，尤其是吃饭问题。“文革”中，原在山林深处生活的麻风病人也跑到城市里来了。我们没这方面的常识，只听说，麻风病人的外部特征，就是全身的毛发脱落，关节无力，千万要避免和他们接触。我们因此不敢到街上吃饭，就靠吃些玉溪黄梨充饥，也因此使我的削梨皮水平提高很快。这种梨个头很大，手执一把当地少数民族的折叠弯刀，可以闭着眼睛边走边削，整个梨皮会垂下，连成长长的一串儿。
又沦落到了三餐不保的窘境，但年轻人爱玩的兴致没有降低。滇池边的西山景色秀美，山顶的峭壁上有座龙门石窟，令人称奇的是，整个石窟的建造没用上一砖一瓦，全部以整座山为原料，工匠从山脚开始，沿着逐级雕好的栈道再向上雕刻，一直雕到石窟中阎王手里的毛笔，却不慎将笔尖雕断。追求完美的工匠，为了这最后的败笔，终其一生的心血干涸了，一个纵身跳下山去。
山下就是滇池，我们在池边看到一艘倒翻过来被遗弃的游艇，据说，这是一年前死去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的。这位刚直不阿的老将军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他在吞服安眠药自杀前的遗嘱中写道：“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古人今世，两位老人，山上山下，辞离人世，却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
放眼500里滇池，烟波浩淼，朝霞满天，渔舟唱晚。长长的海埂大堤像柄利剑，直插入池中，可见有渔民沿岸张网捕鱼，用以养家糊口。滇池，这池流淌在云贵高原上，养育着世世代代滇人的圣水，积淀着多少凄美的情感，传唱着无数动听的故事。
如今却听说，因来自昆明29条河流所携带的污泥浊水注入其中，使这里的汞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的四倍。同时，由于围湖造田被过度贪婪索取，使有着340万年历史的滇池几乎成为一池废水，比太湖、巢湖等的污染程度还要严重，真不知何以交付后人！
好在当时的滇池是干净的，我们下水去游泳。我在游出四五百米后，只见前方渔民停靠船只的平台上，有一个同学已站在上面向我招手了。我用力滑动手臂，想尽快去和他会合，可就在这时，却突然感到水下好像有人在拼命拽着我的双腿，我欲张口呼喊，一股水浪恰好涌进嘴里，话也说不出来了，身体却在被往下拉，我双眼一闭，听天由命，呜呼哀哉，今天要葬身滇池了！
就在这时，水上方一阵躁动，好几根带钩的竹竿拍打着水面，戳击在我的身上，又是一阵躁动，我被人从水里拉了出来，放在几艘渔船中的一艘上，背部上是被铁钩划出的一道道伤痕。同学们呼叫着我，渔民们拍打着我，我在被平躺后又被翻了个身，一口口水从嘴里吐了出来，而后定了定神，嘿！居然没事儿了。渔民们说，刚才我是被水草缠住了。
滇池遇险，却也得来另外收获。我们在滇池附近发现一片玉米地，主人是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征得同意，我们掰下好几个青葱的玉米棒，来到她的住处。泥垒的房屋很高，只在顶部有个小窗户，四壁一片漆黑，整个感觉昏昏暗暗。她点燃柴火，把玉米放到灶台上烘烤，一时间烟雾弥漫，墙壁可能就是这样被常年熏黑的。我们被呛得跑出了屋子，女主人却跟没事儿人似的，一会儿，她就笑呵呵捧着烤好的玉米走了出来，尽管白玉米已变成黑玉米，可吃起来真是又香又甜。我们把兜里的两毛多钱全都给了她。
但我们不能总靠吃黄梨和玉米过日子。于是，我们找到当时的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徐学惠，她是曾保护国家银行财产的女英雄，与滞留在边境的国民党残部搏斗，丧失了一条胳膊。我记得她身着黑色毛线衣，一只袖管空荡荡的，她对我们来边疆务农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在办理手续后再来，还为我们安排了回程火车票。
后来，从云南省革委会边疆组军代表朱刚那里得知，当时在昆明，像我们这样的北京学生有60多人，云南省原来是准备接收的，并在和北京市革委会联系后，北京方面也同意了，还问云南是否可再多接收一些。但就在我们到昆明后没几天，北京却突然来电话，要云南方面动员我们回北京，因为，怕影响北京学生的分配计划。
最终，我们懊丧而归，无奈返京。之后不久，有次我去看望一个下乡同学的奶奶，老人家在听了我这段经历后，沉思良久，她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怎么往那地方去啊？那可是充军发配的地方啊！
留在城市里的同学
“文革”中，我们那代人不管是留在城市当工人，还是上山下乡务农，尽管所处的地域和存在的形态有所不同，但在一个被大社会操控的统一价值标准下，大家的感受大体上是相同的。
尽管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同学之间的关系，却多是以出身和派系划分亲疏，着实荒唐而可悲。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先会被要求公开自己的出身，今天还是所谓“红五类”的子女，也就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在批斗所谓“黑五类”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又加了资本家和走资派的后代，明天“红五类”子女的父母又被揪出，自己也沦为“狗崽子”再被别人批斗。
这种不确定的戏剧性的身份转化，后又随着观点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派别。北京的大学中有“天派”和“地派”之分，中学里则有“四三派”和“四四派”之别，一些派别的称谓，其实就是源自中央文革小组某人某月某天的讲话时间。
由于当时我在编小报，一天，高二同学遇罗文拿来一张小报给我看，报名为《中学文革报》，他问我是否可以帮助他卖报。小报头版长文的题目叫“出身论”，作者署名好像是“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其实真正的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记得文中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但没过多久，就听说遇罗克在东四的家中被抓了起来，再后来，竟然被执行了死刑。我没有帮助卖报，但听说这张小报当时在北京一时洛阳纸贵，还被加印了许多。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纯真的青春，被烙上赎罪的红字，却也因此使得保留至今的“革命”友情愈显珍贵。我的同班同学张大平、齐孝源、张荫堂、谢文纬等去了农村，却丝毫不影响与我们这些留在城市同学的友情延续至今。
“文革”后，张大平在首届高考中上了北京大学，我们在高考前常约在一起复习功课。毕业后，他分配到中纪委工作，现在国务院研究室做社会司司长；齐孝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当办公室主任；张荫堂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一家图书馆，撰写了多部著作；谢文纬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行医，现已成为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且有多本专著面世。
当时留在城市当工人的同学中有周秉智、肖建文、高哲等。其中周秉智是65中仅有的两名学生党员之一，这在当时是许多同学的敬仰对象。我曾像跟着大哥哥一样跟着他，他给我理发，给我照相，我们还一起编辑油印小报。他后来从青海重型机床厂调到了机械工业部工作，现在是北京智能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肖建文现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管理财务，高哲则一直留在一机床厂当人事干部。
我从云南回到北京时，恰逢上两届同学都被分配去了农村。北京的工厂里缺少人手，于是，也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我们68届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工厂去当了工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后的69届又大都被分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
当时在北京，能穿件一机床的工作服是件挺时髦的事，可人们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我们这些被分配到工厂的同学，大都被安排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理由是，你们是高中生，属于知识分子，需要强化改造。
工厂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车钳铣，没法比；锻铆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意思是说，车工、钳工、铣工这些冷加工的技术工种，大家都争着干；铸锻等热加工的重体力活儿却没人愿意干，而我们这些被分到一机床的同学，男生多分去当铸工和锻工。文革前，这些工种的人力资源，几乎清一色是从农村招来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我当锻工后，有三年学徒期，第一年每月工资是16元，第二年是18元，第三年是36元，等学徒期满后的工资是40多元。当时吃饭要凭粮票，社会上一般人每月只有二三十斤，而我却有48斤，可见劳动强度之大。每逢中午饭时，师傅们就会一手掐着三四个馒头，另一只手握着根咸菜萝卜，开始大嚼特嚼起来。
每天要分早、中、晚轮流上班，叫“三班倒“，还需提前近一小时到班，这是“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语录的时间。夏天，大家会坐在车间外铸铁焊成的铁凳上，像诵经一样重复着每日千篇一律的内容，目光却追随着对面的工具车间外。那里总有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年轻女工，穿梭在灌木丛中捡拾废铁，就像是几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上班时间到了，先是把全身脱光，换上每日都会浸透汗渍的劳动布工作服。不管盛夏还是严冬，每天的工作程序始终如一：先推开喷吐着灼人火浪的炉门，将一块块数十斤重的钢料扔进1300多度的煤气炉中，近一两个小时后，待钢料烧得通红透亮，就用长长的铁钩拉出炉外，再用一米高左右的大铁钳夹紧，几个人合力举放到铁砧上，随着数吨重的汽锤挟着加速度，急速猛烈敲打着钢料，霎时，地动山摇，震耳欲聋，车间里的几台汽锤同时交替轰鸣，犹如一曲雄浑的地震交响乐。
此时，飞溅的氧化铁皮和滚烫的机油，不时会钻进工作服的领口和袖口，火烧火燎的，而你却只得握紧铁钳，不能向后躲闪。一次，一块氧化铁皮飞进领口，灼的皮肉吱吱作响，我却只得像邱少云一样，忍受着烈焰的考验，坚持到把钢料锻打成图纸所标示的形状，致使脖子上留下了一块烫痕。
我的眼睛也曾被灼热的铁屑击中，送到北京医院去抢救，至今，我的左眼眼白中还留有一点锈迹。另外，还曾出现过锻打中的钢料，在汽锤重力冲击下，猛地飞窜出来的伤人事件，一个工友的满口牙齿都被打光，脸部也被烫伤了。一天的活儿干下来，油渍满脸，汗流浃背，都要到澡堂洗澡，等十几个小伙子从那个四米见方的浴池里爬出来后，留下的是一层漂浮的黑色机油。
在刚干锻工的头半年，我下班后每晚躺在床上，仍会感到被火烘烤的脸颊在发烧，耳边轰鸣着重重的汽锤声，迟迟不能入睡。用师傅们的话说：锻工这活儿，好孩子不干，坏孩子干不了。十多年后，一次我陪同朝鲜工业代表团重返一机床参观，和师傅们自然相见欢。但遗憾的是，锻工当年的那种工作状况却未见任何改观。
那时，男同学的状况大抵如此，而女同学多被分去当油漆工，“文革”中没有环保概念，苯中毒成了常见的事情。分到铸工的女同学还成立了“铁姑娘班”，干着与她们在体力和生理上都难以承受的活儿计，后来，果然有人得了红斑狼疮和癌症，才是20来岁的年轻姑娘啊！
然而，艰苦的环境也造就了人才。当年从铸工干出来的同学赵家骐，后成为北京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赵纪平是海南博鳌论坛的创办人之一，还有比我小几岁的，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选刊》主编的杜卫东、《北京青年报》副社长的贺帜生、中国机床总公司北京国机展览中心的总经理周国都等，作家王世尧、于子君也都出自铸工。
也是铸工出身的夏家农，后成为法国一家大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2006年，我曾受他邀请，为十几位来华访问的法国市长介绍过中国宏观经济，当我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生的富裕阶层人数已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时，我和夏家农一唱一和，让这些大鼻子市长听得目瞪口呆。
夏家农金发碧眼的法国籍夫人华新民，是研究北京建筑的专家，她曾在其家中用了几乎一整天时间，向我展示各种资料和照片，宣讲保护北京胡同的意义。顺便提一句，她的姐姐华卫民，曾是上世纪50年代中法首部合拍电影《风筝》中的女主角。
夏家农在高中时就是我的同学。“文革”后期，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找到他的家中，我知道他这时已经在和华新民谈恋爱，可他找我不是为了说这事，而是拿出个砖头大小的长方形盒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微型录音机。
他按了下按钮，一个柔美的女声就飘了出来，他赶忙把音量调低，同时把窗帘拉上，我们俩蹲在地上，一声不吭，围着放在床头上的这个奇妙的小盒子。小盒子中传出那甜美的声音，感人的歌词，与我从小唱惯的革命歌曲泾渭分明，与社会上激昂的战斗旋律全然不同，听着听着，我的情绪慢慢被感染了，不知何故，竟然流出了眼泪。心想，天底下怎么还会有如此打动人心的歌曲，难道此曲只应天上有？
这就是后来很快传遍大江南北的邓丽君歌曲，我请夏家农帮我把歌词边听边写下来，悄悄保留了好久。因为当时工厂宣传科的人说，凡是这类好听的歌曲，都属靡靡之音，都是黄色歌曲。
下煤矿和山西行
文革中，还有另外一批同学，名曰留在北京，却是被分配去了京西的煤矿当挖煤工。
北京的西山风光秀丽，这一带也是传统的产煤区，主要有大台、木城涧和王坪村三个煤矿。陈建功的名篇《京西有个骚达子》写的就是那里的生活，这位当今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就在那里当矿工。
在那里当矿工的，还有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徐茂魁，他当时是清华附中的高中生，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还有后成为北京市团市委副书记的哈红星，现在好像是在一家大酒店当总经理，大家谈起那段日子，尤其在说到煤矿出现瓦斯、地下水和冒顶等矿难时，还有整个矿区的恐慌气氛及矿工家属的痛苦表现，都不胜唏嘘。
文革中，我曾去看望他们，并有过下井遇险的经历。我和高中同学齐孝源、马小军等去的是门头沟王坪村煤矿，接待我们的是在这里当矿工的同学秦永楠等，他现在是北京一家咨询公司的老总。
由于煤矿不准女性下井，我只得将防高压电的塑钢矿帽和高筒靴子给了马小军，她将头发塞进帽子，混藏在我们中间。
大家换好工作服，领取矿灯后，一同挤上像是个简易电梯的罐笼，随着一阵铁锁的咣当声，伴着巨大的轰鸣，我们一下子就被送到了数百米深的巷道，由于下井的时速快，不少人双耳涨鸣，只得大张着嘴，据说，这样可以感觉好受些。走出罐笼，又换乘上运煤车，顶着地下阵阵阴凉的冷风，向几十米外深处漆黑的工作面进发。
中途还要下车步行一大截路，大家自觉的依次排队，行走在黑暗的井下。我一面注意着脚下凹凸不平的地面，一面好奇的四下张望。头顶上悬垂着盘根交错的电缆，墙壁上挂着哑铃状的井下电话。大家默不作声，只是一个劲儿的往前走，偶尔会相互提醒着注意安全，像是在急速行军，抑或是在地下寻宝。
工作面终于到了，煤壁四周掘进层的煤石犬牙交错，不时闪现着幽幽的寒光。大家头顶上的矿灯，晃动着直射前方，可见污浊的煤尘像小虫般在空气中密集飞舞，能见度也就仅四、五米远。秦永楠告诉我，矿工们每天就是到这里挖煤，干一个班的时间，再加上来回路程，在井下前后要待上10多个小时，连吃饭也都在这里。
我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来的地方，竟是如此这般！
回去的路上，好像每个人都有了心事，仍是默默地，但在加快脚步走着，连相互间的安全提醒也没有了。我依然走在队伍的最后。
突然，我感到头部被重重一击，便不醒人事了。原来，我换用的柳条矿帽和普通靴子都是不防电的，帽子不巧蹭到头上的电缆，人就被击倒了。同伴们急转身来，慌做一团，有人给我按摩心脏，有人给我往嘴里灌水，我在井下躺了好一阵子，最后秦永楠决定，大家就近返回地面。
谁知，返回的路比下井时还艰难。一条净高不足一米，斜面约45度的巷道望不到尽头，脚下钉有防滑的木条。大家只能半躬着身子，吃力地向上爬行，头都抬不起来。不仅如此，每人出井时，还要依照规定，将一根近两米长的木桩拖出井外。
多年后，我以记者身份，和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程飞，以及他的秘书赵公昌和外资司的顾杰等，一同又去了趟煤矿，这次是山西大同煤矿。
大同的煤多为优质动力煤，是国家重点煤矿。我们换上崭新的工作服，每人脖子上还围了条白毛巾，一同下到400米的矿井下，观看新从英国引进的先进综采装置，综采的采煤效率不仅高，安全性也比炮采好许多。沿着庞大的移动支架行走过程中，我不禁想起在王坪村煤矿的经历，就和程副部长谈及当年的感受，他却告诉我，那样的煤矿在中国还有很多。
如今，每当念及当年井下低头爬行的境遇，忆起矿工们天天都在如是劳作，心想，天下还有什么苦吃不得！
程飞是山西人，我们就随他顺便到省里其他地方转了转。佛宫寺释迦塔位于应县城内，俗称应县木塔。塔高67.31米，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木结构高层建筑。记得在这里参观时，当地一定要程副部长题词，他手执毛笔，却要我出词。我推托不果后，想起讲解员说，49年解放军攻占木塔时伤亡很大，后在木塔下方建有一座陵园。于是，我就脱口而出十个字：“木塔雄姿在，先烈垂英名”，程副部长也就这样写了上去，而且他在提写姓名后，还让我们一行人都签上了名。几年后，有友人去这里参观后回来对我说，在贵宾室里看到过这幅题字。
到浑源县，主要是为了看北岳恒山上有14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区区十几根木柱，竟能在距地面60多米高的万丈绝壁上，凌空建造出40多间层层叠叠的殿阁来。仰望着如同斧劈刀削一般的悬崖，行走在颤颤巍巍的高空栈桥上，禁不住惊叹先人的巧夺天工，其设计思想之绝，其建筑艺术之高。
晚上，在县里的接风宴席上，我第一次品尝到从美国引进的池养虹鳟鱼。改革开放之风已吹进了娘子关，大到从英国引进的煤炭综采设备，小到美国的虹鳟鱼苗。
浑源县自古以出美女闻名。席间闲聊时，同行者中有人玩笑问道，怎么沿途未见到什么美女。主人一声叹息后说：我们这里的美女经过三次“劫难”，第一次是日本人侵华时期，第二次是国民党兵败撤退时，第三次就是1949年后，随些老干部走了。主人还说，最近我们在悬空寺的一批讲解员，被送到北京去做旅游培训，我一直担心她们会不会回得来。这番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据说，唐朝以来地面上的文物，有60%在山西，其中，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的大同云冈石窟最为有名。
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现有主要洞窑53个，大小造像5.1万多躯。我们走进最大的第六窟，为魏孝文帝时开凿，巨大的佛像由地面到窑顶高达20公尺，而遍布四壁的小佛像却仅有几厘米大小。还有些洞窑，由于缺乏维护，佛像和窑壁业已颓败，甚至有的洞窑竟成了方便之所。这里可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啊！
云冈石窟在现代引起人们的关注，却源于蓬皮杜。1973年，即将应邀访华的这位法国总统，指名要求参观云冈石窟。当时正值文革，在千年风沙侵蚀，以及近在咫尺的大同煤矿煤沙的腐蚀下，这里已近面目全非。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国家紧急拨款进行抢修，终于使得当年秋季，蓬皮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顺利参观了维修后的云冈石窟。
30多年过去了，国际上对云冈石窟的兴趣仍未消减。2007年11月4日，我看到美联社对云冈石窟的一则报道：“煤炭卡车排放的黑色烟尘对云冈石窟——中国煤带中心的一处世界遗产——造成了损害。1998年当局迁走了附近的一些工厂，并要求卡车改道，但很多煤灰已留在这些雕像之上。”
《抹不去的记忆》
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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