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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叶振华：十年蹉跎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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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振华，生于上海，1969年下乡，1978年入黑龙江大学，1982年分配至北京西城区工作，1985年调动工作在总工会直至退休。
1966年夏天，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风浊浪呼啸而来，初名“文化革命”，实为“革文化命”的民族浩劫，席卷中华，深入城乡。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大潮，将我裹挟到北大荒，从此在寒冷的北国，史称“堕指裂肤”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活了近十年。
每逢探亲假往返乘坐火车时，与其他乘客聊天，常有人问我在北大荒从事什么工作，我总是让对方先猜一猜。无论猜十次八次，永远没人能猜出我是做什么的，人们多数首先猜我是老师，大概我苍白瘦弱、文质彬彬的形象给人的印象就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只能从事脑力劳动。绝没有人会想到我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而且还是重体力劳动！我告诉人家我的粮食定量是56斤，没人相信。因为当时一般人都是三十几斤，厂里工人也不过四十多斤。
我本该1968年高中毕业，由于遭逢“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我只念了一年高中，1966夏季以后，全国的所有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1968年开始，大批知青被上山下乡。翌年，上海市“革委会”对我们这批68届初、高中毕业生宣布了“一片红”的政策（大概在他们看来，只有上山下乡才是“红”，升学就是“白”了），所有毕业的学生都必须上山下乡，如果谁不服从，将在十年内不给分配工作。
我家经济原本就困难，我又是长子，无奈之下，1969年5月10日早上，我随同学一道乘坐专列，不是专供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那种专列，而是专为知识青年下乡、逢车必让的专列。专列选在北郊的彭浦车站发车，远离市区的北站，为的是避免太多亲友前往送行。尽管如此，送行的人们仍是转换几趟公交车蜂拥前往。当局组织了庞大的欢送队伍，敲锣打鼓，彩旗飘扬，竭力营造欢乐的气氛。
列车启动的那一刻，车上车下哭声震天，生离死别，惨景犹如西宝兴路的火葬场。我们在车上整整摇摇晃晃了三天三夜，十三日上午抵达遥远的黑龙江省克山县火车站。
过去的克山农场，因了林彪副统帅的命令，此时改为兵团农场，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四团”。后来在火车上聊天时，人们刚听到我们是“沈阳军区”的，都对我们肃然起敬，然而听完后面的番号，不禁哑然失笑。
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是现役军人掌权，各级政权组织都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主持工作的“革委会”主任大多是军队干部，全中国可算是无名有实的军事管制国家。下乡前我在旧小说中读到过“武将提刀打天下，文官把笔定太平”的句子，却不料“解放”了二十年的“新中国”竟要依靠军队来维持社会稳定，可见建设“和谐社会”有多难！
在我们这个五十四团里，团一级的主要干部全都来自军队，而各个连队一般没有现役军人，原来的农场干部摇身一变成了“连长、排长”，支部书记成了“指导员”。各类组织甚至小学校都模仿军队的编制，这是当年的一种时尚，大概也符合毛主席的理想。
五十四团团长张铭功据说是十四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不知他出于何种异想，也许是当时“左”的习惯思维，也许是想给我们这批来自大上海的未经“革命”锻炼的“娇骄”（文革前流行的对青年学生带贬义的政治术语）学生一个下马威，这位张团长竟下令所有同学不准坐车，每人发两个面包，自己背着行李步行去连队报到，并以红军长征的精神来激励我们。
从县城车站到农场大约二三十里地，我们每人都穿着上海发放的加厚棉衣棉裤，还带着一些随身物件，刚开始列队行进时还算整齐，走不多远，五月的太阳晒在身上，脱下来的棉衣就加重了负担。我们这批学生，岁数大些的刚二十出头，小的才十五六岁，谁曾经历过这样的长途跋涉！
同学们手提肩扛行李的、两人合抬的、一瘸一拐的，渐渐有人掉队，队伍越拉越长。这里的北大荒黑土地并非一马平川，而是高低起伏，上坡的时候格外吃力。放眼望去，我们这一千多学生的队伍就像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国民党败兵。
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很多青年学生都练就了一身“造反”的本领，习惯于调皮捣蛋，不受纪律秩序的约束。一下子从大城市来到这片蛮荒之地，情绪已经非常不稳的学生们，下车伊始又被迫“长征”，很多人的反叛思想又冒出来了。事后听说有一帮学生将随后坐吉普车巡视的张团长从车上拦截下来并揍了他几下，从此张团长视上海学生为“刺头儿”，想方设法整治我们。
第一天的行军混乱不堪，乱到晚上只得用卡车沿途“收容”学生，胡乱送到就近的连队过夜，第二天重新分配。分配的方式很绝：让我们排成一排，报数“一、二、三”，“一”往前一步，“三”退后一步，这样就分成三排，三排学生分送三个连队。本来排队的时候，大家都很自然地同一学校的排在一起，要好的同学往往紧挨着，这么“报数”分成三排，就把很多同学都拆散了。想出这个阴招的人真够损的！
我和几个育才中学同学以及其他学校的同学大约一百多人被分派到5营33连，也就是林彪发布战备命令前的克山农场五分场砖瓦厂。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几十个天津塘沽的学生来了，之后又有北京的一批学生到来。砖窑的活儿比农活繁重，我们这些捧惯了书本的“娇骄”学生如今要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哪能马上适应？而
且来，自京津沪三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因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行为，刚接触时难免发生摩擦，后来又发展为打架斗殴甚至群殴。这给当地农场的干部群众形成很不好的印象。上海学生爱打扮，女生格外惹眼，有些人穿着紧身的衣裤，曲线毕露，走到宿舍外面，更被老乡视为女流氓！
下乡后我就像个棋子，随时被领导呼来唤去，头两年先后干过很多种不同的工作。诸如往制砖机的搅拌机里运送泥沙、在制砖机前搬刚切出来的砖坯、用双轮车拉运砖坯、推独轮车将阴干的砖坯装窑等等，我都干过。我也曾临时被派到外连的地里掰苞米、捡土豆，还在连队食堂做过三个月。在那知识分子包括所有教师被贬为“臭老九”以致无人愿当老师的年月里，我甚至还被调到营部小学当了一学期的一年级班主任。
我倒十分喜爱这项教师工作，跟天真无邪的孩子打交道，不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根据自己上小学时的经验和体会，逐户走访我的学生家庭，尽可能与每一位家长都见了面谈了话，以增加相互间的了解和感情。通过家访，我才直接了解到中国老百姓的困苦。有两户住一间房的，晚上就在对面炕的中间拉起一道布帘隔开。更离谱的是三户住在一起：其中两户没孩子的年轻夫妇，躺在一个炕上，中间再拉布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懂得的真是非同一般，我们班上一个最顽皮的小男孩就经常说：“女孩跟男孩玩，三天抱小孩！”
由于室内空间狭小，更因为贫困，很多家庭往往只有一张炕桌，两只木箱。富裕些的添一套“炕qin”，就是小型的组合橱柜。纸张缺乏，有些家长会随手撕孩子的作业本卷烟抽，为此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过很多次。连部办公室订阅的报纸随时会被人“顺走”，广泛的用途是擦屁股。
我们下乡前就听说那里物资匮乏，带了大量的肥皂手纸，后来也跟着用报纸了。好在大家都用，就没人揭发“破坏毛主席像”了，因为那时的报纸各个版面常常印有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在厕所粪坑见到污损的毛像不足为奇。用不上报纸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村屯子里的百姓，沿用古老的方法：苞米壳、树枝和土坷垃。我们的后代对这些事绝难想象。
正当我与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及其家长互相熟悉、工作走上正轨的时候，却在无意中得罪了不学无术而文革派性强烈的校长赵云祥。第一个学期刚结束，赵云祥就到营部诬告我，将我遣返连队。起因是我“擅自修改教材”。从小学到高中，我几乎一直都在使用“教改”试用教材，我对“教改”始终不太满意。不料改来改去，“文革”中改得一塌糊涂！当我到营部小学报到并领到语文课本，翻看之后大吃一惊：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哪里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我记得自己上学时写“描红簿”是从“横竖撇捺”、“上大人、孔乙己”开始的，学习总得从最基本的笔画开始，逐步由简单到复杂。这“疆”字恐怕连六年级学生都不容易写好，一年级新生怎么可能学会？！“毛主席万岁”这第一课我不敢动，并且这条标语触目皆是，人人都见惯了，小学生也不例外，估计这五个字学起来不成问题，于是我决定从第二课开始，采取灵活措施，改动课程。
这个小学规模很小，原来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今年新生增加了一个班，教师办公室里原有的六张桌子不够分配，就安排我和另一位教一年级的女老师赵树新合用一张办公桌。赵树新老师是天津知青，比我大一两岁，大概是老高二或老高三的。她很热情，给我介绍了许多学校里的情况，包括文革中观点不同形成的对立派系。她对我教课的设想很支持，从第二课开始，我就将课本后面的“工人”、“一二三”、“日月”等笔画简单的字提到前边来教，还专门教他们“横竖撇捺”这些基本的笔画。
校长对我的这些改动不闻不问，他整日关心的是打扑克，跟其他老师吵嘴打架，甚至脱下鞋子来打人。我真不明白这样的人何以能够当校长？不过在那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什么荒谬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后来校长疑心我站在赵树新老师那一边，却又不敢跟她吵，于是就来找我茬，指责我擅自改动课程。我并不知道他的真正用意，于是就事论事地与他辩论，强调教育需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对学生要循循善诱。他说不过我，就说我是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我并没把他的话当回事，继续我的“教改”。不料这流氓似的校长竟然到营教导员（也就是分场书记）那里告了我一状。他不敢说出真实原因，却可笑地以我的普通话学生听不懂、家长有反映为理由，说我不适合当教师。教导员以为我会为自己申诉，会抗拒遣返，字斟句酌地与我谈话，拉开架势准备跟我长谈一番，做通我的思想工作。却料不到我很痛快，刚一听明白他的意思，便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时隔将近半个世纪，我曾经教过的两个学生去年竟然辗转和我联系上了，他们还记得我，这让我倍感欣慰。
我回到砖厂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生活早就经历过了。回想初到黑龙江时，我很惊异五月里还能从土里刨出冰来；凌晨三点多天色已明，晚上八点还能看清报纸上的标题。夏夜无事，万籁无声，我仰望星空，但见北大荒的夜空格外清亮，满天繁星闪烁，这在上海是绝对见不到的景象。看着看着忽然忆起很久以前学过的知识——如何从北斗七星找到北极星，于是经常痴痴地寻找。找到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北斗星原来是围绕着北极星移动的，于是恍然想起曾经在古文中读过的“斗转星移”，对这一现象有了亲身体验。
这些微不足道的醒悟曾经给我枯燥的生活带来丝丝乐趣。但是夏夜的蚊虫和跳蚤则令我长久不得安宁，那是过去二十年在上海生活时从未经受过的痛苦，往往一夜无眠。冬天相对好些，长达七个月的冬季从九、十月份就开始了。我清楚地记得，下乡第一年的中秋节，突然下起鹅毛大雪。望着皑皑白雪，我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情调。不久之后，严寒令我生畏，再也浪漫不起来了。好在砖厂有大量的原煤，火炕烧得还是够暖的，只是漫漫长夜，时不时还会停电，非常无聊。
返回连队后，我仍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随时被驱遣到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劳动。有一天，分管后勤工作的张存仁排长（砖厂老职工）突然找到我，对我说，连里决定调你去打铁。我一怔，心想怎么单单找我这么个身子单薄的人去打铁？排长见我犹豫，便解释道：这是个有技术的工作，因为我们看你人老实听话，不会调皮捣蛋，才让你干这个的。这活不重，主要是给牛打掌。你去了就知道了。于是我便找到那个叫“小烘炉”的地方，给李中田师傅当帮手。
李师傅是山东莒县人，比我大十岁。我跟他相熟之后，不但能够全部听懂他的方言，而且对他的经历也有了较多的了解。他在老家吃不饱，十九岁时，抛弃共青团员的身份，盲流到东北。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农村生活穷困，许多农民纷纷到城市中去打工。这些农民被称为“盲目流动人口”，简称“盲流”。山东农民自满清以来就有“闯关东”的习俗，每当生活发生困难，便大批流入东北。
李师傅“盲流”到哈尔滨，曾在铁路上当装卸工，抬过木头，那是从大小兴安岭上采伐来的一截截粗大沉重的原木。他最津津乐道的是给糖厂扛糖包。东北盛产甜菜，加工生产出的东北绵白糖闻名全国。那个年月上海老百姓每月才配给二两白糖，一个五口之家一个月才吃上一斤糖。对于穷困的农民来讲，白糖有多大诱惑力可想而知。
李师傅他们这帮“盲流”很有办法，他们扛着装满白糖的麻包装火车，需要走上三级跳板，他们常常走到高处，假装失手，将麻包扔下，麻包掉到地上不免开裂，白糖撒了一地，他们便趁机拿大茶缸子装了白糖回去冲水喝。据李师傅说，他们常常一口气喝掉一二斤糖，喝得连饭都省了。
李师傅身高力大，他拿大板锹铲大块沉重的泥疙瘩时，就像拿大扫把扫地一样轻松。之前我还同他在食堂共过事，进食堂前他较瘦，在食堂干了几个月后，体重明显增加了，他说在家饿的，食堂里可以敞开吃。他人也很聪明，各种修理活都难不倒他。现在让他带着我负责这个“小烘炉”，却把他难住了。给牛挂掌，首先需要打出掌叶（片）、掌钉。掌叶的作用相当于马蹄铁，因为牛蹄是分成两瓣的，所以牛掌叶是两个配成一对，每个掌叶形如月牙，上面有三个钉孔。掌钉是用直径8毫米的盘铁（整盘的铁筋）打出来的，这钉子有个三角形的钉帽，牛蹄上打了这样的钉子后，尖角着地，牛在冰面上行走就不会打滑。
这可是个技术活儿，李师傅以前仅仅看见过，却从未干过，因此试了几次都不成功。好在那时候天还热，并不着急给牛挂掌，而且我们还有为制砖机修理配件的任务，我们俩也就每天有事就干点活儿，没事就学习。
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文革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日常总要没完没了的学习政治，特别是学习《毛选》。李师傅基本上不识字，数学则连乘法口诀都不会。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在我看来，李师傅没有文化，怎么对我进行再教育？我教育他倒差不多。
事实上李师傅也同我看法一致，他说我连小学都没念完，怎么能教育你呢，应该你来教育我。其实在农村谁有兴趣成天学习这个学习那个，即使我们这个“工业连队”也只有一些思想左倾的青年学生有学习的积极性，坐下来学习正好可以冠冕堂皇地躲避繁重的体力劳动。
为了不影响生产，连队的要求是以自学为主，小烘炉里就我俩，于是每当我们关起门来学习的时候，他就让我读《毛选》，并逐段给他解释文章的大意。记得我给他讲过《矛盾论》和《实践论》，我对哲学并无兴趣，给他讲解也主要是针对字词句。我俩相处非常融洽，我渴望教这个憨厚的山东汉子学会乘法口诀，但是他坚决不肯，说自己很笨，不可能学会。几次之后我只好失望地放弃。
我们连队养了好多条牛，主要是用于拉车送水。夏天问题不大，冬天到处结冰，必须给牛挂掌才不至于打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之后从别的连队调来了一位铁匠师傅于同河，据他自述是五级工，技术大拿，因为与原来的同事有矛盾才调到砖厂。于师傅确实是位很有经验又有技术的师傅，令我领教了铁匠这项古老职业的魅力。
几千年来，一个铁砧、两把铁锤、几个铁钳子再加一个风箱，这就是铁匠们亘古不变的主要工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北方也许是全中国的广大农村中，这项古老的手工业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我开始学习左手拉风箱，右手用铁钳翻弄炉火和铁块直至把铁烧红。师傅将烧红的铁块钳出来放在铁砧上，右手用小锤敲击。他主要是为我指引敲击的部位，我用十四磅大锤用力击打他所指引的地方。两锤间隔敲击，他还趁着空隙在铁砧上轻轻地点几下，整个打铁过程发出有节奏的金属声音，感觉很悦耳。
大锤的锤把长约80厘米，刚开始时我举起来感到挺重，才打几下就很累。师傅纠正我的姿势，告诉我窍门，渐渐地我习惯了，后来更是得心应手。我虽然瘦弱，但是毕竟年轻，才二十出头，而且打大锤的活儿并不多，只是偶尔抡十几下，顶多一次抡个几十下而已。
于师傅社会关系广泛，他陆续从团部修理厂等处搞来一些角铁、钢板，又弄来电焊机、气焊筒和焊枪，尽管他的本业是锻工，但其他各行也都会摆弄几下。没过多久，他做成了一架简陋的电锤。锤头和滑道是请修理厂给加工的，利用几块解放牌汽车减震钢板的弹力，牵引锤头上下运动，代替了人力打铁。他又做了一个鼓风机，用小电机直接带动，风力超过风箱。
这两项改革大大减轻了我的劳动强度，从此以后我大多数时候干活并不太累。这铁匠活我一干就是八年，再也没有换过其他工种，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考取黑龙江大学。
于师傅从旧社会过来，提起过去拜师学艺，总慨叹今不如昔，说解放后也不讲什么师傅徒弟了，都是一样的干活儿。他喜欢不时给人做些小东西，比如炉钩子或小农具如二齿、三齿的耙子，镰刀斧子。至于连队领导，除个别他看不顺眼的，他都给他们做过家用铁器。几个酒友找他帮忙当然更是有求必应，尤其是两个党支部委员老黄老安（其实也不过三四十岁），这两人经常上顿酒未醒下顿又接着喝，几乎每天都是涨红了脸整日在我们小烘炉里“泡”着，这就是我最初走进社会常年接触的基层领导。
他们原来也是“盲流”，不过后来混得好，入了党，还进入了党支部，所以平日很少干活，只是耍耍嘴皮子。于师傅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小鸡不撒尿但是都有个道道”。我猜这是粤语“蛇有蛇路，鼠有鼠路”的意思，人人都有各自秘而不宣的门道。
后来于师傅通过门道从团部要来一截直径50毫米的不锈钢，我很惊异，农场怎么用得着这样高级的钢材！他拿来又有什么用？原来他要用不锈钢给自己和几个领导打菜刀，好在这种私活不太多。他对我看书从不干涉，还时不时写个字问我。这倒难不住我，每当我告诉他某个字的读音和字义，他就会满意地说，这是毛选某篇文章中的字，我查过字典，确实是这么读，是这个意思。看来你这个高中生没白念！我这才明白原来他是故意考我！
打铁八年，多数时间并不苦累，因此我闲暇时就看些书，其实那时能借到的书很有限，但是为了消磨时间，也勉强看了些当年流行的政治类书籍。有一本古典诗词，其中一些内容引起我共鸣，至今还依稀记得。李白“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仁人志士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白居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些句子句句入心。还有一首较少见的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更多的时间我都用来写信，每星期都给父母写，为的是免除他们的牵挂。我也给亲友同学写信，报告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同时还记日记。我从初中学雷锋时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不过我并没有写那种模仿雷锋“做好事”的日记，而是记录自己日常工作、生活和思想。可惜后来一场大火把我的大部分书信和日记都烧毁了，我的记性又差，以致很多往事只留下一些不太清晰的印象，现在已无从精确地记载了。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当年这种读书、写信给我枯燥无聊的生活打发了不少光阴，也使心灵得到平静。
因为工作中接触到电焊气焊，我就给上过技校的初中同学写信，请他给我找几本相关的书籍，使我从理论上懂得了锻造的原理，焊接的基础，也让我更喜爱自己的工作。但是给牛挂掌是个例外。
挂掌前先要把牛在桩上吊起来使它四蹄离地，把牛蹄绑在桩上后，用烧红的烙铁烫牛蹄的硬皮使它变软，以便用刀削平蹄面。蹄面削平后将掌片紧贴上面，就可以钉掌钉了。钉掌钉才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和手艺，钉子必须穿透牛蹄的硬皮，这硬皮好比是人的指甲，钉浅了容易豁口，钉深了进了肉，牛疼痛起来会作出激烈反应，甚至能挣脱绳索跳出桩子的铁栏。
掌钉尖穿过牛蹄后，要用铁块顶着轻敲，使钉尖盘曲，就像铆钉似的不易脱落。整个过程比较累也比较脏，特别是用烙铁烫牛蹄时会产生浓烈的焦臭味，我衣服上的气味几乎永远都存在，洗都洗不掉，只好专门预备一件破衣服用来挂掌。幸亏我的工作极少与其他知青打交道，主要都是同老职工往来，也就没什么人嫌我脏。
我们刚到砖厂时住的是临时搭建的帐篷，不久就由老职工带领我们自己盖宿舍。奇怪的是盖房子不用水泥，仅仅在草地上挖几十公分深的槽，铺上一层沙子，就算是打了基础了。铺一层砖，加一层泥沙混合的浆，再铺砖，如此循环，砖墙很快就起来了，却是倾斜的。我们议论是否要拆掉重盖，带领我们的唐副连长说不用。他找来一块长木板贴着墙，又用几根棍子顶着木板，叫我们一齐用力推。大家吆喝着“一二三！”齐齐发力，唐副连长眯着一只眼像木匠那样“吊线”，推着推着，他大喝一声“停！”却已推过头了。于是将木板贴到另一面再推。“慢点慢点！好！”墙总算推正了，于是大功告成。后来这房子住了几年便成了危房。
知青们住集体宿舍，总不免打打闹闹，打扑克是最普遍的娱乐。偏偏我对这些都不喜欢，于是休息的时候也常常呆在小烘炉里，这样就渐渐与大家疏远，大家也视我为怪人，给我起个外号“叶老头”。我也并不生气，我更乐意与老职工聊聊天，借以了解当地民风民情。我这种爱与本地人聊天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今天。
于师傅是个十分爱聊天的人，他的消息也特别多，大概平时有不少人上他家串门。他老婆在营部医院，那里也是个流言转运站。有天早晨刚上班，他告诉我说，你们上海知青有个女生昨晚死了！我一惊，忙问真的吗？他说那还有假？叫解称梅。
我怀疑他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昨天下午我还刚见过她。当时我去水房打水，见她正在那儿洗一大盆衣服，我说你真能干，洗这么大一盆衣服。她说没办法呀！命苦啊！我说你有什么苦，身体这么好。她说别看我身体好像很好，其实自己有病自己知道。
平时我很少主动与女生搭讪，多半原因是我穿着老土，不像一般上海知青那样讲究打扮，所以女生们都不大瞧得上我，背地里叫我叶老头。解称梅有些不同，她不像其他女生那样扭扭捏捏，以前跟我说过几次话，从来都是落落大方的，人又长得漂亮，所以偶尔碰上了我也会同她聊上几句。这次她对我说什么“病”啊的，我根本没往心里去。
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一个活生生的美丽姑娘，昨天还跟我讲过话，不到24小时，竟然会突然死了！我很震惊，也很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于师傅也不知道更多的细节。
回到宿舍里，大家正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听说昨晚用卡车送她去团部医院时，解的男友、外号叫“老狼”的北京知青陪着她，有人听到她对“老狼”说“都是你！都怪你！”车还没到医院她就死了。
过了一二天，团部传来消息，说是医院要解剖尸体以确定死因，于是很多人蜂拥而去，都想瞧热闹，医院不得已宣布不解剖了。但是过了些天，医院避开人群转移到别的地方解剖，据说我校高二的王×庸去帮忙料理后事了，听他说解的皮肤真白，死因是宫外孕大出血！
于师傅也已经了解到详细的情况：前两天解称梅多次到营部医院看病拿药，说是胃疼。给她瞧病的×大夫怀疑她的说法，反复问她到底是不是肚子疼，解称梅坚称是胃疼。×大夫是个男大夫，哪敢说一个大姑娘的病是怀孕？那天晚上解称梅疼得厉害，但始终没讲真话，否则的话，我媳妇都能救她。我媳妇是营部医院接生员，见得多了。宫外孕不算什么大病，要不了命。
后来还听说，同室的女伴们给她整理遗物，在她的箱子底发现了一张医院堕胎的证明。正因为她曾做过人流手术，才造成宫外孕丢了性命。当时男女知青都到了青春萌动期，但是囿于种种忌讳，比如自由恋爱被视为流氓行为，一旦结婚就不能返城，等等，很多人都不愿或不能公开恋情，长期处于地下恋爱的秘密状态。这种环境和政策结果造就很多悲剧。
我们连队还有一例，男的是天津知青，女的也是上海知青，怀孕后长期紧勒腰部，以致同在宿舍的女伴们竟无一人发觉，只有一位同屋的卫生员看出些端倪。某晚上夜班，女青年临产，请假回宿舍，在厕所内产下一子后，去水房打水洗涮，然后假装无事继续上班。
第二天死婴被发现，一下子轰动起来。围观中，当事人那个天津男青年还说“谁他妈那么缺德？”有个没能生育的职工痛惜地说，这么好的白胖小子，你不要，给我多好！
根据卫生员的举报，领导找女青年谈话，她坚决不承认。后来几位当地的妇女干部去哄劝，产后要补身子，需要吃红糖鸡蛋小米等等，否则将来身体要垮掉的。但是这些补品只能供应给产妇，你不承认就不能给你了。无奈之下，她终于承认。
三十多年之后，我在塘沽见到他们夫妻俩，当年丰姿绰约的女知青已是个憔悴的瘦弱老妇，入了党，在某企业食堂担任司务长。
当年我还曾听到过这样一件案子：有个农业连队年年都被评为学大寨先进单位，有一年冬季积肥，在冰冻的粪堆里刨出个死婴，查来查去不了了之，把先进称号取消拉倒。这种类似的惨剧在北大荒各地都有上演。
更可恶的是我们的张团长，以调动工作、返城、上大学等等为诱饵，猥亵奸污女知青数十人。这老兔崽子连窝边草都敢吃，后来竟然将团部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都搞了，被揭发出来。过去团部广播站曾表扬他经常早起捡粪积肥，却原来是他晚上找女青年“谈话”，凌晨将女青年放回去后睡不着，就起来捡粪，等大家都上班后他再回屋睡觉。
他的劣迹被揭露后，师长大为生气，骂了他一顿，又怜惜他是十四岁就参军的红小鬼，遂让军事法庭判了他三年徒刑。他运气好捡了条命，因为稍后某团团长也是犯了同样的罪，却赶上了中央26号文件发布，将此类案情定为“破坏毛主席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之罪，该团长很快被判枪决，以儆效尤。后来才知道，全国范围内这类“破坏”罪多了去了。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哪会有这么多女青年遭受侮辱！
跟了于师傅几年，又学了一点锻造基本知识，我就不满足于老一套的工作内容了。我琢磨着打了一把炒菜用的锅铲，作为我的劳动成果，带回上海送给母亲，她很喜欢。后来这锅铲的柄断裂，弟弟多次焊接，最后索性改成个木柄。这锅铲母亲使用了四十多年。于师傅打了不锈钢菜刀后，留下些边角料，我用它们打了把水果刀，又尝试打了三个小勺，其中两个“强盗勺”，是我的得意作品。小勺半球形，容量比普通勺大。这“强盗勺”的名字并不是我起的，而是连队里知青们这么叫开的。
下乡那些年月，我们知青的伙食经常是清汤寡水。当时流传一首民谣：“兵团战士爱喝汤，早晨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洋洋，晚上喝汤漂大洋。”知青出力流汗干一天活，却没什么吃的，如何能长久坚持？大家就想到自己弄点吃的。渐渐宿舍里就自发形成了若干个人数不等的“伙食团”：几个合得来的人凑在一起，找个锅煮各种食物聚在一起吃喝，其中铝制洗脸盆是最受欢迎的“锅”，因为够大。东北天气冷，我们就经常煮大杂烩，连汤带菜的吃起来很带劲。那时候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很少用筷子，大多数人都有一把铝制橄榄形的西餐勺和两个搪瓷饭盆。
聚在一起吃的时候，用西餐勺舀汤菜，锅深勺浅，很不得劲。后来有人从上海带回来一种半球状的小勺，其容积可要比普通小勺大多了。最先将这种小勺带回农场的人占了便宜：每逢聚餐时，一勺伸下锅去，满满的连汤带菜提上来，吃得特别带劲儿。于是大家竞相从上海买来这种小勺，并给它命名为“强盗勺”，因为大家都用它抢着吃，并且越抢越开心。
1976年冬，连里发生一件大事——某天深夜着了一场大火。知青们住的宿舍，冬夜需要有人值班烧炉子保暖。往南隔着一条公路，是一排连着的大房子：西头是两间木工房，紧挨着的是我的小烘炉，然后是一大间零件仓库，库里用木方子木板子搭了一排排高达房顶的架子，放满各种机器零件。仓库隔壁是车库，里边有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和两台解放牌卡车。车库旁的驾驶员宿舍在最东边。东北的冬天十分严寒，早晨起来汽车很难发动，往往要浇灌很多开水才能将车发动起来。车库里原来砌了个砖炉，但是温度老上不去。司机们找于师傅想办法，他就用两个废弃的刹车盘扣在一起，做成一个铸铁大火炉，试了一下，添上烧窑的优质煤，炉子很快就发红，温度明显上来了。
这个炉子晚上就交给值夜班烧宿舍炉子的北京青年李××负责。李××会找窍门，为了少添几次煤，他就把炉子封起来。那天晚上他把炉子清干净，剩一点点余火，然后填上满满一炉煤块，估计能烧好长时间，他就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半夜里一炉子煤全着起来，把个铸铁炉子烧得通红。偏偏这些驾驶员们平时毫无安全意识，他们经常躺在车底修车，身下垫个草垫子。修完车用汽油洗手，洗完手把油盆随意放置或顺手一泼，那草垫子、煤堆里常常都有残剩的汽油机油。那晚铸铁炉子烧红后，引着了草垫子，明火一起来，就把油盆、油桶都点着了。
等我们惊醒起来出门一看，公路对面那排房子的屋顶全都窜出火来了。我们纷纷端着脸盆去救火，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只听得车库里不时发出巨大的爆炸声，有人说那是轮胎爆炸。还有人想把汽车抢出来，刚一靠近，鼻尖都烤掉一层皮，大伙儿只好眼睁睁瞧着大火吞噬了整排房屋。上海知青于延来帮我把放书籍信件的小木箱抢救出来，可是匆忙中没有关上箱子，把里边的东西全都抖落了，只搬了个空箱子出来，我的宝贝全部付之一炬。
从那以后，我们没了打铁的场所，我也没了能躲避严寒的小烘炉。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供应给砖厂的原煤质量越来越差，有时烧的是“煤矸石”，几乎不起火，炕也烧不暖。我们甚至还烧过原油，填进火炉时是一块块乌黑的胶状物，一着火立即化成液体，滴下炉膛，冒出浓浓的黑烟，嗆得人十分难受。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大不如前。最后一批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们都高兴地离去了，我已近而立之年，却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历史终于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我将近八年的打铁生涯就快熬到头了。1977年夏，邓小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中央下发的通知说高考的对象主要是66届、67届的高中生。谁知我们54团的现役军官老爷们理解为只准66届、67届学生，所以66届、67届的初中生即老初三和老初二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考试，唯独我们68届老高一的学生不准参加。眼看我最后一次脱离北大荒的机会已然逝去，未来的生活十分茫然。我万念俱灰，于10月底返回上海结婚后再也不想回东北苦熬严寒，就那么无望地在家呆了几个月。
岂料峰回路转，第二年高考时，团部竟然允许我们参加报考！后来得知，能够有把握考上大学的知青很多都已考走，剩下那些小青年没读过多少书，都不敢报名，于是团里才开恩准许我们这些老高一的学生参加高考。大概在三四月间，有同学向我报信，我赶紧回到连队，报名高考。团部给我们一个月的假期备考，连里强调工作忙，只允许请一个星期的假。于师傅说，你是高中生，还用得着复习吗？歇三天够了！
幸亏所学的知识还没有全部忘干净，更幸的是当年高考的题目不像后来那样难，最终我被黑龙江大学录取，10月份只身一人到哈尔滨去报到。我在黑龙江兵团农场度过的九年半生涯至此终于打上句号，随后便是轻松愉快的四年带薪上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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