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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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张伟光：我以“戴罪之身”考上人大新闻系
作者简历
1976年7月1号，有人过生日，我开始遭罪。因参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我被投进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时年20岁。
我被放出来的时候已是1977年最后一天，77级高考北京考区已于当年12月10号进行完毕，而我压根儿不知道恢复高考这回事儿。
足足吃了一年半的窝头白菜汤，还不管饱，刚出来时身体十分虚弱。一场电影看不下来，在家休息到3月才回厂上班。这期间，仍然不知道高考这回事儿，耽误了两月复习时间。
3月回厂上班，发现一个怪现象。厂里一些青工，下班不回宿舍，分头在办公室，或车间里找个安静平整的地方不打牌，不聊天，都在认真读书。
你们在干嘛？
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现在能考大学了？
能了。
我这才知道恢复高考这回事儿，自然也想参与。
就这样，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准备了四个月，迎来高考。
当年我们78级高考，是在1978年7月20、21、22这3天。后来国家考虑到天气太热，提前了一个半月，真是一项仁政。
我从小就不怵考试，甚至喜欢考试。
我是1963年上的小学，没好好学两年就赶上“文革”。小学基本废了。
1969年刚上初一就接到了一号令，随父母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在农村中学上初中，到镇里上高中，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1972年6月回北京，就近安排，进入北京四中读高中。1974年底毕业分配到位于北京房山的燕山石化前进化工厂当工人。
刚回北京时就近插班到赫赫有名的四中读高一，那是北京市“文革”后的第一届高中。
别看当时四中是就近入学，不经过考试。但上高中还是要看平时学习成绩的。
虽说教育被“革命”，但四中的校魂不散，给高中学生们上课的尽是北京市的一级教师、特级教师。所以那届高中生，还是很厉害的。
作为一个从外地农村来的插班生，有半年时间我的功课全面追不上，很是奋起直追了一阵儿。直到上高二，才能跟上进度。
张伟光与北京四中同学
当时高考考六门，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外语是参考分，不计入总分。
因为是化工厂，伴随着考试紧张气氛的，是空气中弥漫的刺鼻化学气味儿。
考完和小伙伴们一起复盘，感觉我比他们犯的错少。估计能有370分左右。感觉有戏。
厂里一位对我印象不错的女科长，知道我参加了高考之后把我的考号要去，说她爱人在招生办，要帮我去查查。
过了好一阵，起码有20多天，一天全厂开大会，大会在大食堂里开，大家围成一个圈儿。女科长在我对面。四目相对的时候，她伸出四个指头。
我马上猜这是什么意思，直接想到四个指头代表400分，但又马上否定，因为太高了。
一散会，我马上跑过去，女科长祝贺我，小伙子真棒，考了400分，全燕山区第三。燕山石化是全国第三大企业，员工10万，青工居多。各厂考生加起来，少说有两三千。
五门成绩如果要400分，平均每门就得80分。我数学不及格，才56分，但地理考了97分，把数学的亏空给弥补了。
复盘的时候，可能比较谨慎，所以估分不很高。事后得知，当年北京文科录取分数线是340。但当时已经觉得光凭成绩，上大学有望。
知道考了400分后，当时我的心里乐开花，但马上心头黑云翻滚，一块巨石压上心头。
因为我当时还是戴罪之身。
1976年北京因“四五运动”被捕入狱的共有300多人，包括王君涛、党史大咖杨奎松，还有当时名噪一时的韩志雄、贺延光等。
“四人帮”10月6号被粉碎，他们这批没问题或问题轻微的，在11月份之内就都给放了，有的出去后成了英雄。我则没那么幸运，继续当狗熊。
因为他们只是反“四人帮”，而我还反其他人。当时还是华汪主导中国政局，绝不容砍旗。
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叫刘传新，在一次会议上专门点我的名，说我十分年轻但思想极为反动。
被捕以后，家也被抄。我的一本日记，被他们缴获。打开一看不要紧，发现不光思想反动，写诗词发演讲，居然还行凶打人，触犯刑律。
日记里完整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4月4号晚上，广场上花海人潮。在纪念碑不远处，放着一个悼念周恩来的花圈，上有一个条幅，写着陈毅的诗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其中含义，明眼人一看便知，并能立刻引起共鸣。
偏偏这时，一个灰衣鸭舌帽口中振振有词，说这是一首反诗，什么叫“待到雪化时”，雪早已经化了嘛，这是对中央不满。
周围群众有人开骂，他也还嘴，说着说着就动起了手，一大帮人追打他一个，我身强力壮，自然一马当先。很快把他打翻在地。而这一切，都记录在我的日记中，抵赖无门。
反这反那，加上动手行凶，使我不但未被尽早释放，反而又多关了一年多。
尤其严重的是，当最后把我放出来的，不是无罪释放，而是有罪释放。教育释放，监督劳动，以观后效。结论上留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尾巴。
如此情况，即使考分够了，能通过政审吗？
1978年8月的一天，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敲开了人民大学招生办的大门。
屋里只坐着一位老师，五十岁上下，圆脸谢顶。面相斯文和善。
我战战兢兢说，我是咱校考生，想找负责同志汇报点儿情况。
我也多少负点儿责，能跟我说说吗。
我把考分呈上，老师接过去看。
现在还没发榜，你这成绩哪来的？准确吗？
我托关系查出来的，应该准确。
托关系？未入校门，先走后门，你这是搞不正之风。
这一句话，对我不啻当头一棒，顿觉今天凶多吉少。
分数如果属实，你考的还真不错。
此话一出，气氛有所缓和。
我还有一件事必须向组织汇报，我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
你个小年轻，居然犯过政治错误，还严重的？不是刑事问题？
这明显是歧视。
我把北京市公安局给我做的结论的抄件，呈给老师过目。
老师看几眼结论，扫一眼我，目光犀利，令我胆寒。
阅毕，老师起身说让我稍等，推门进了里屋。我猜想，可能里屋坐着招生办主任，他进去请示。
过了不到五分钟，老师出来了。
刚才我进去核实了你的考分，准确无误，达到人大新闻系录取标准。
当年所以报考人大新闻系，因为我自认就是当记者，当大记者、大作家的料，而新闻系，北京只有人大有，而且全国第一。
那我的政审有问题吗？我紧接着问。
你了解人民大学的历史吗？
不了解。
你这是答非所问，问非所答。我心想，没敢说出口。
人民大学是一所我们党自己创办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学。其前身是延安鲁艺、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多年来，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战斗在各级领导岗位上。
人大的历史确实是我应该知道的，日后我一定努力学习，但现在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
老师丝毫不考虑我的感受，继续滔滔不绝。
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大被林彪“四人帮”解散达8年之久，广大教职员工受尽迫害。轻者被关进牛棚，重者被迫害致死。
我心急如焚的时候，顾不上对死难者的同情。
粉碎了“四人帮”，人大迎来了第二次解放，广大教职员工决心在党的新时期方针指引下，重新把人大办成一所又红又专的现代化大学。
我已经快到忍耐的极限了。心烦意乱，已经听不进去他在说什么。
但他接下来的几句话，真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
因此，对于你这样的好青年，我们有一个收一个，有两个收一双。求之不得，多多益善。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背任何包袱，你也不要骄傲。
都这会了，老师还不忘批评我一句，这是什么水平，这是何等清晰的思维。
你要继续努力学习，站好工作上的最后一班岗，等候录取通知，我下班了。
言毕，起身，送客，锁门，走了。
他走后，被他最后几句话打懵的我，坐在招生办门外的台阶上发呆。
难道心中的如山巨石就这么轻易的被老师碾为齑粉？
他究竟是什么人，说话可算数？
我发呆良久，直到天快黑了才起身离去。虽然还不敢全信，但心情已经放晴，觉得希望就在眼前。
果然，过了没多久，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工厂，打开一看，新闻系几个大字令我目眩。
入学后，为了致谢，我打听到了那位谢顶老师姓吴，是人大招生办副主任。
一个招生办副主任，也就是个副处级干部，管儿不算大，却敢把“两个凡是”不放在眼里，什么板都敢拍。
多少年后，我在英国陪同时任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时，跟他讲了这段经历。我说，换个学校，人家或许中规中矩，打个官腔。
“你先回去，你的问题，组织上要开会研究一下，请示一下有关领导再做决定”。绝不会像吴老师回答的这么斩钉截铁，掷地作金石声。
碰上胆小怕事的，只讲政治正确的，敢不敢录取都很难说。
陈校长说，对，人大的老师、干部有这个特点，气魄雄伟，勇于任事，敢于担当。
补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四五运动”平反后，人民大学出面找北京市公安局协商，将我结论中的尾巴割掉了。
2021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