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张小雪：小学毕业生考入大学的天方夜谭

Original 张小雪新三届 2021-08-14

作者简介

作者高考证件照

张小雪，1955年生于上海；1960-1970年代去过干校、当过兵、做过描图员；1982年毕业于人大科社系国际共运史专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从事苏联史研究。1990年起，先后担任香港金帆国际有限公司驻京首席代表、美国Pitney Bowes公司中国区行政总监。现已退休。

原题：

圆梦，路遥遥

梦境一：数学考场，我拿着考卷看不懂，急的我抓耳挠腮……吓醒了！摸摸耳朵，哦！是梦！

梦境二：大学招生发榜了，在名单里找来找去没有我……哭醒了！掐掐大腿，哦！又是梦！

人这一辈子，像我这样几十年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得被同一个主题的梦纠缠不休的恐怕不多吧！一句话，能上大学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宝贵的经历。

1965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在爸爸的影响下，我对自己未来的学业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中学直奔北京101中学或者师大女附中；大学就选北大、清华了。

1960年学龄前，我在上海自家花园里

文革爆发，我的美梦第一次被搅和了。虽然不用读书作业了，可以疯狂玩耍了，但是接下来家被抄、父亲被抓、母亲被整、哥哥姐姐上山下乡……我慢慢感觉到名中学、名大学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模糊了。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选自工农兵中佼佼者，或者跟领导关系良好或者本人家庭背景特殊的人，简称工农兵学员。我是多么羡慕他们啊，尽管他们手里经常捧着红宝书而不是课本，毕竟被冠以大学生。1974年我因病退伍回了北京，我琢磨着只要养好身体，好好工作，就一定有机会被送去读大学的，当时信心满满的，上学的梦悄然复活了。

记得那是1977年的冬天，我正在北京延庆县白河堡水库简陋的工棚里，白天为祖国战天斗地描图忙，晚上和同事智斗老鼠忙折腾，突然接到领导上通知，中国的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们都有资格参加。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我想当工农兵学员的梦八字还没一撇呢，中国的工农兵大学生就要绝版了。这对我一个只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上大学的美梦似乎又一次被撞破了。其实，对待人生我们自己是能够作出一些实质性选择的，就看你能否勇敢面对，能否无所畏惧。走免考捷径直入大学的门在我面前无情地关闭了，而靠自己努力学习、拼搏进取的自考大门却对我敞开了，而且更加敞亮！

在父母和朋友的动员下，我那颗绝望的心又萌动了：报考者可以歇一周（复习功课），交五毛钱报名费，去见识见识考场也值啊！从报名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再回头了。我这辈子做得最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演绎了一场小学毕业生考大学的天方夜谭。

军旅，我的大学预科

“人民军队是革命的大熔炉，锤炼了一代又一代的钢铁战士”。而如今我更愿意把部队比作是我的大学预科班。在我看来，部队的经历不仅仅千锤百炼了我的意志和能力，而且还为我这个小学生日后迈进高等学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15岁那年我入伍当兵

1970年，整个部队的管理是非常左的，文艺兵不能以排练演出为主要任务；步兵、炮兵同样也不会狠抓射击和训练。而每天早请示、早读、晚汇报、班务会是雷打不动的。当时我的文化水平充其量是个半文盲，仅限于写写家书而已，连情书都未必写得了。我最怕早读时当众念报纸，因为字认不全，念着念着就遇到生字，侥幸的话，自己找个替代词蒙混过关了；倒霉的话会被指导员纠错，很没有面子。皮厚的人也就算了，偏偏俺脸皮薄又要强，我就笨鸟先飞呗，提前一天去队部阅读报纸，查阅字典。久而久之，我不惧怕给大家念报纸了，教导员也不“为难”我了，他肯定发现我有所进步了！

其次就怕写总结、写评论，因为词汇量不足！我们部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天中午饭和晚饭期间，各班派出一人念一篇自己写的短小精悍文章，赞扬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或者批评不良行为，美其名曰“小评论”。说白了就是当大伙儿狼吞虎咽时，你却得拿着事先牺牲自已的休息时间写的稿子，站在食堂当间大声念。

回想起那个场景，念小评论的战士真的又傻又惨。我就是经常被班长点名去扮演那个悲剧角色的人。班长一般提前一天派活儿，我那会儿就怕班长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越怕还越来。更有甚者，后来我们班的小评论活儿基本上都由我“承包”了。班里老三届学生大有人在，班长不叫她们写，偏偏赶我这只半文盲的鸭子上架，说的好听是班长器重我，说的难听班长就是拣软柿子捏，看我年龄小听话罢了，我是敢怒不敢言啊。

按照辩证法，好事会变坏事，而坏事也会变好事的。写小评论、当众读小评论看似一件尴尬和傻帽儿的行为，又久而久之，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正是这个傻帽儿行为培养了我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锻炼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演讲的胆量，逼着我查字典，学习文化，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特别是写评论文，需要作者观察力敏锐、思路清晰、论点准确，我对此似乎越来越在行了。

当初我对班长大人又恨又怕，如今只有感激之情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班长，没有她当年逼我历练写小评论，哪会有今天我爬格子的功夫。多年后，我当面感谢班长，可她却早已忘却了，无论是功劳还是苦劳一概没了印象。真可谓，一个人做好事也好干歹事也罢都不难，难的是无论做了什么事情自己却不记得了！

当年部队狠抓政治思想教育，崇尚马恩列斯毛著作的学习。这对我来说本来是一件被动而无聊的事情，为了受表扬，为了入党进步，我经常违心地捧着马列在那里装蒜，可装着装着就把自已装进去了。起初是从书里学新词新字，后来学句学段学文字，再后来就琢磨起道理来了。居然有一次我还跟教导员交流起读“国家与革命”的心得。想起来很滑稽，而实际上我确实学进去了。

在部队几年间，我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论托洛斯基》等马列著作，为后来的政治考试夯实了基础，大学四年级我们主修马列专著，我把在部队学习的那点政治水儿倒出来搅了搅，考试时居然蒙了个5+！

当然，在部队期间不仅仅是学政治，周围也不乏有文化的战友和领导，我受他们的影响，开始喜欢诗歌和散文，经常主动请缨出墙报，发表自创的诗不诗歌不歌的拙作，还参与“有学问”人群的对书画、诗歌的讨论，甚至还跟一位女军官学过裱画。最快乐的是妈妈给我寄了一套新版的中国历史和世界通史，在那个文化生活贫乏的日子里，除了马列毛著，也没有其他什么书可看的，于是乎那几本历史就成了我的宝贝，如饥似渴，翻来读去地看不够。这些书把我引上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世界，吸引我去求知去探索。

女兵时期

总而言之，部队的生活苦中有乐，我学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这个革命大熔炉培养和造就了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从文盲、半文盲成为学者、教授、专家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1974年，我，一个普通的战士，以优异的成绩（18岁入党、获三次嘉奖、摘掉了半文盲的帽子）完成了我的大学的预科，“毕业”回京。

敲开大学之门的金砖

话说回来，1977年我从白河堡水库赶回北京，局里给的一周复习时间我是一点儿没有浪费，认真复习了各门功课，除了数学。我得丢卒保车呀。结果，1977年高考落榜，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不过我的语文、政治和史地成绩都不错哎，错就错在数学上了。对于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来说，高考数学的考卷我一道题也看不懂！但是我不愿交白卷，把所有题目工工整整地抄了一边，交了一份布满字迹的白卷。出乎意料，数学居然拿到3分！

这么多年来我还经常琢磨，可能是我的认真劲儿感动了阅卷的老师，决定以3分鼓励我这个数学白丁吧！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就这小小的3分日后对我的生活和学习有多么大的影响！通过1977年高考，我对自己有了信心，继而加倍燃烧考大学的热情。我决心从那3分开始起步，去学习数学、攻克数学，把数学当成金砖去敲开高等学府的大门！

1978年春节，正当我有志而无助时，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数学教授许寿山伯伯，他在北京养病，顺便带了一帮亲友的孩子复习数学，备战高考。闲聊间他了解我高考落榜的情况，主动提出帮助我复习数学，当即给我做了测试和辅导。于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堂数学课（小学是算术课）不是在学校的课堂上，而是在自己家里，当着父亲的面，由许伯伯开讲了。

他想当然地从正负数给我教起，讲着讲着发现我连5年级的分数、小数都不懂！我猜想许伯伯一定很失望，他手里虽有金刚钻却揽了我这么个不正宗的瓷器活！我很担心他会放弃教我。然而许教授在第一堂课后爽快地对我父亲说：“我教她，保证她高考数学及格！”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段既非常辛苦又特别充实、既不堪回首又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的生活轨迹在每周一~周六是3点一线：早起上班，下班去许伯伯家，夜里回家练习；每逢周日就变成两点一线：早晨一睁开眼睛就去许伯伯家报到，上午旁听应届生的数学课，下午独享许伯伯给我开的小灶。

许伯伯带的学生很多，其中不乏数学尖子，有的是当年全国数学竞赛中的精英。学生被分成快、慢两个班。我是哪个班都跟不上，因为人家是复习，我是学习，压根儿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我的旁听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那些应届的孩子们经常用一种特殊的眼神打量我，是好奇？是敬佩？还是同情？我也说不准，不过其中几个人后来成了我的忠实“粉丝”。

许伯伯对我特别关照，细心加耐心。一般情况下我随到他随教，哪怕正在给他的孙子讲课，只要我踏进他家的门，他马上就让我进入学习状态。我就这样被许伯伯引进数学的海洋，从探索到遨游……

退役之后

那期间，我上班时间只要有空隙就见缝插针做题，周围有讨论就参与，不漏掉任何一个学数学的机会。我所供职的北京市水利勘测设计处，有很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非常支持我们学习，经常给我们讲题。

不过我是一个带病退伍的复员军人，经常病休，因此他们并不看好我，重点辅导其他年轻人。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要跟数学有关，就厚着脸皮凑上去听，并随手记下重要的问题，回家自己复习消化；搞不懂的问题就去请教许伯伯。

1978年许多政府部门礼堂开始放内部电影，这对被封闭了十年之久的中国社会来说是极大的冲击，对渴望了解文化、历史和艺术的的年轻人来说，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当时为了争一张电影票，周围的兄弟姐妹会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有人画假票混进电影院。而我自从和数学结了缘，就被迫退出了电影票竞争的行列。这对我的哥哥姐姐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而我却忍受着割爱的痛苦！

就这样，我平均每天睡4~5个小时，缺少休息，没有娱乐，拒绝恋爱，全部心思都在数学上。工作、吃饭时心里想的是数学；谈话聊天时说的是数学；连夜里做梦也是数学。记得有一道题我白天没有做出来，夜里却在梦里把它解了！我发现自己对数学越学越带劲儿，也越来越喜欢它了，明显地感觉到了它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动力和热情，看到自己离考大学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许伯伯紧赶慢赶地在高考前夕把初、高中的数学和解析几何全部给我讲完。记得考前最后一次数学课，许伯伯重点讲了几何题，让我牢牢记住了他的几种解题方法；记得他送别时对我说，“你行！你一定能考好的！”记得考数学的头天夜里，我复习到深夜，凌晨2点入睡，凌晨5点起床，把所有的重要笔记和试题铺了一床，又复习了一遍……

在1978年的数学考场上，我经历了人生中最神奇的一幕：当我这辈子第二次拿起高考的数学考卷时，我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一道题也看不懂！好像1977年考数学时的悲情又要重演了！我把考卷上下左右、来来回回地看了几遍，就是看不懂，我的脑子里甚至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走错考场了？

我实在忍不住，就叫来一个监考老师，问他这些题是什么意思？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年轻的男老师的表情，他先是感到诧异，后来慢慢露出抱歉和同情的微笑，说：“你自己慢慢看，别急！”

我能不着急吗？为了这门数学考试我耗费了130多天时间和精力，放弃了年轻人该有的生活和乐趣，还放弃了一次很好的调动工作的机会。为了这个数学，多少个白天和夜晚，体弱多病的许伯伯在简陋的屋里，在灰暗的灯光下给我辅导，陪我做题！为了这个数学，我的父母亲为我操了多少心啊！

我又气又恼又惭愧，无奈地落下了眼泪。我边抹眼泪边暗暗地想：许伯伯啊，我对不起你！爸爸妈妈啊，我对不起你们！今年考不上，我明年还考！历史上经三次科举才成功的例子还少吗？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想着想着半小时过去了，我的心情也平静下来了。这时奇迹发生了，卷子上的题目向我“招手”了，我能看明白了！我赶紧提笔答卷，一道接着一道。可惜之前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当考试结束时，我还有两道大题没来得及碰呢。不过，这次我没有交白卷，我尽力了！

后来有人分析，我在数学考场上一度“失忆”，是由于精神过于紧张，数学压力太大，加上前一天夜间睡眠严重不足等原因造成的。

出了考场听到许多人议论，都说砸在一道几何题上了。我有点纳闷，因为我用许伯伯在前一天晚上教我的方法很轻松地解了那道题。但是大家的议论让我很担心，经历了那半个多小时的“迷糊”，我对自己的表现实在没有把握。

离开考场我没有回家，直奔许伯伯家。1978年高考数学卷子的难度大大超出了许多人、包括许老师的预料。他认真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给了我一颗“定心丸”，确定那道几何题我做对了，且能拿满分！他估计我的数学成绩不低于50分！

数十天后，从领导手中接过高考的成绩单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查看数学的分数：当“60分”的字样映入我的眼帘里时，我为之感动了，我的父母为之感动了，我的许教授更为之感动了。许伯伯准确无误地（一分也不差！）兑现了他的承诺；我呢？是一波三折地为自己的“天方夜谭”编织出了完美的结局！我就是凭着数学60分的实力（其他几门投入复习的时间很少，都在80分左右）跻身于1978年北京市高考一类分数线上。

我从自己这段经历中深深刻刻、真真实实地感悟到，幸运之神一定会惠顾那些对生活有信心、有勇气、有目标、有行动的人！

我的幸运之神就是许伯伯。许寿山教授是安徽人，从小喜欢数学，一辈子从事数学教育，曾在天津大学和内蒙古工学院任数学教授。他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数学人才，仅仅从他家就涌现出两代有用之才。他把儿子培养成内蒙古的治沙专家，又亲自教育4个孙子和外孙。从中学开始，孩子们基本上就在家里读书，由许教授一人教授各门功课。随后他们全部在15岁时考入大学，其中3人在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一人在北大数学系。现在他们分别在国内外工作，都已经事业有成。

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许教授的帮助，1978年的高考榜上未必有我的名字，最起码我与重点大学不会有缘。许教授后来说，在给我上了第一节课后，之所以敢在我父亲面前立下军令状，是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从我的笔尖上看到了聪慧的火花。1980年代初，许伯伯在一本有关数学的专著中以我为例子，大胆提出了“数学可以速成”的理论，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观点。

有关这悲壮的3分和圆满的60分的数学故事，已经成为我们家族教育子女的“必修课程”。女儿第一次从她姥姥嘴里听说这个故事时，小手捂着嘴哈哈大笑，她实在难以想象，她妈妈的成绩怎么能比她们班最后进的学生还要差！她那天真无邪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很清晰，我感觉心里很痛，但是并不埋怨她。她年幼无知，怎么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苦衷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不再感到可笑了，而是逐渐从心里同情和敬佩前辈，尊重历史，珍惜眼前的生活。这就足以了！

1977年在延庆白河堡水库工作，

我从这里得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亲们，我的救星！

分数线达到了不等于我就能上大学了，我心里还有两块石头没有落地呢。

78级对考生的政审并没有放宽。当时父母都还没有被落实政策，这个问题是压在我心头最大的石头。为了帮我排除障碍，我亲爱的妈妈挺身而出了！

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我最最应该感谢的、永生不忘的恩人是我亲爱的妈妈！我的妈妈是跻身于革命队伍中的地主家大小姐。参加抗日战争前就在县城的女子中学读书，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私下卖掉自已的衣物首饰，带着一个穷人家的女同学离家出走，投奔了共产党。正是因为读过书有文化，妈妈非常重视对我们的文化教育。记得读小学时，每天晚上妈妈无论下班多晚，都要仔细检查我的作业，有错的话就会毫不留情地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改写。

由于她的严加管教，我小学的成绩一直不错，4年中只得过一个3分，且还是图画课，把一条金鱼画得不伦不类的。文革中，妈妈照常要求我每天练字，之后才许出去玩耍。妈妈把家里的世界文学名著藏到了一个熟人家里。

我1972年回京治病期间，她找回部分书籍给我看，我在三个月里饱览了俄罗斯、英、法古典名著，使我对社会对生活的看法发生了质的变化，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更上了多层楼。在那个年代，像我妈妈这样身受迫害却依然重视子女文化教育和陶冶情操的卓有远见的家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

话再说回来，妈妈得知我的高考成绩已经过了一本线了，也明了我的担心，她鼓起勇气做了一件不像一贯知书达理、处事稳重，一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决定的她会做的事情。她很清楚形势有多么的严峻，她的女儿费多大功夫、付出了多少心血才换来的高考成绩，岂能被那黑暗的政审毁了！

她冲到单位对军管会的头头大声嚷嚷：“我15岁参加革命打鬼子，一辈子忠于人民终于党……你们可以揪斗我，停我的职，让我劳动改造，但是不许阻扰我女儿上大学！如果有人捣乱，我就跟他拼了！”

妈妈后来回忆说，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口气喊出来了，把军代表镇住了。最终，我的政审通过了，不知道是妈妈勇敢所为，还是当时的形势已有缓和，但我就认定是妈妈帮我搬掉了心里的最大的石头，妈妈是我的大救星！

心里的第二块石头就是我患有慢性肾炎，有好转但没有好利索，不知道高考会不会体检出来？那天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我一眼就发现体检项目中有尿常规化验，我立马感觉当头挨了一狠棒！我不知所措了，是继续体检还是放弃离开？继续吧，我的尿化验百分之百是不正常的，可能会被淘汰的；放弃吧？我能甘心吗？我绝望啊！连开窗跳楼的心都有了！人道是，吉人天相，绝处逢生！正当我感觉自己呼天天不应，忽地地不灵时，一个熟人出现了，她就是我的战友张小北。

小北与我同年出生、同天入伍、同火车来到西北。经常有人误以为我们俩是亲姐妹呢。实际上我们俩不是亲姐俩却胜似亲人。她性格文静、举止稳重、吃苦耐劳、好学上进。她入伍时已经是共青团员了，是我学习的标准榜样。后来她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在西安的野战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她时常到病房来看望我，给我送来了温暖的乡情。周末她曾经带我溜出病房，去了大雁塔。我们俩个在大雁塔前留下了那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合影——“张家姐妹在大雁塔”。

我们俩个再相聚就是1978年7月了，在北京丰盛中学的高考考场上！两人都很激动，碍于场合特殊，我们没有多说话，互相鼓励匆匆而别。接下来我俩又见面的场景前面提到了，我手拿化验尿的小杯子正欲哭无泪时，我的小救星出现了！原来她的成绩也过了线，且也在这家医院体检。

我顾不得更多了，上前把小北拽到一边，低声请求她帮姐姐一把。冰雪聪明的她马上明白怎么帮我了，于是我用小北的尿样蒙混过了体检这道鬼门关！第二块石头也安全落地了！

上图：1972年张家姐妹在大雁塔；下图：2008年张家姐妹和李金玲老师、吴小松、吴红团聚在人大

我坚信，如果没有小北帮我，我的高考成绩再好，进入高等学府未必一帆风顺。

故事还没有结束。1978年10月20日，我身着一袭绿色的旧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在校园里你们猜我看见了谁？张小北！

据说佛家认为，人的缘分是前世结下的，今天我们走在大街上，与你擦肩而过的人跟你上辈子都有缘分的，更何况你的朋友、爱人和家人了，他们前世或许就是你的父母或者儿女呢！按照这个逻辑，我和小北的缘分绝非战友这么简单，事实上我们俩个是战友+校友+队友+朋友。

虽然我们俩在部队共同“战斗”的时间不长，可后来我们两个在人大的校艺术体操队一起操练一起比赛的时间可不短。这些年来我俩的关系和感情远远超出了战友+校友+朋友，在我两次大病中，小北都及时赶到我的身边，送温暖给帮助，早已胜似亲姐妹了，这也许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吧。

话题再回到在人大的校园里见到小北，我们俩别提多么高兴了！可惜当时我羞于言表，把对她的感激之情藏在了心里，深深的！我们俩个不在一个专业，分头到各自的系里报到去了。报到后拿到一张表格，我定睛一看，苍天啊！体检表！所有新生还需到校医院做例行检查，且还有尿常规化验！

1978年任学校艺术体操队队长

我的第一反应是寻找小北，但是上千名新生散落在校园里，想找到小北难度太大了。体检轮到我了，我便硬着头皮自己做了尿样化验。一整天我都很郁闷，满脑子装的都是尿化验的结果，认为一旦我的慢性肾炎患者身份暴露了，那后果不堪设想，我那眼看就要圆成的梦又一次面临危机了！一夜未眠！

第二天班主任宣布体检需要复查的人名单，当念叨张小……的时候我几乎晕阙了，以至于没有听清楚是张小什么。我挤到老师跟前仔细询问，才搞明白，我们班需要复查的人中有一个叫张小劲的！我还是不放心，快步冲到校医院去，看到门口张贴着复查名单和项目，我看着看着就傻眼了——张小北复查尿！！！

当时吓了我一身冷汗！小北？复查尿？不会吧？！我戴着一头雾水回家，一路上既为小北担心，也为自己庆幸，前一天如果找到了小北，用了小北的尿样，今天复检名单上也会有我的大名！不过后来小北复查也通过了。总之，我经历的这两次体检都够惊心动魄的了，已经永远地载入了我大脑的记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