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吴法宪：秦城监狱的五年零九个月

原题

秦城里的日子

作者：吴法宪 

1965年5月7日，空军司令刘亚楼病逝，不久政委吴法宪接任此职。1971年9月24日，吴被羁押在北京卫戍区二师驻通县的一个连部的临时牢房里。1976年12月31日转入秦城。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1年9月15日被保外就医，1988年刑满出狱。从1976年12月31日到1981年9月15日，吴在秦城一共度过了五年零九个半月。

林彪和黄吴李邱

我在秦城监狱一共度过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生活。我过去不知道我们自己监狱里的情况，有多少条规矩，对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监狱，才逐渐地体会到这里面的情况，才认识和体会自己是一个“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一进牢门，除了看守人员之外，就谁也看不见了。看守人员也只有送三顿饭的来了才开门。见到的人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在牢门外面猛地叫一声：“打饭！”别的什么也不说，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时可以听到门外面有脚步声，但是不见人。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时医生来看病或者护士来送药，可以见到他们，但是除了问病情之外什么也不说，看完病就走。提审都是突如其来，突然有个看守人员开门叫一声“提审”，你就得跟他们走，进到一个屋子里，只见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对面是一排专案组的人员，还有录音机，还有几个搞记录的，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问，一个个声色俱厉，说话刻薄，动不动就拍桌子。
提审完就要你写材料，但是纸和笔必须要经过专案人员的证明以后才能给。纸张也不多给，管理人员问你，需要几张，说定了以后，当面点数。不够用或者是写坏了，必须重新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后，再由管理人员点给你。写材料的时候，没有桌子，在铺上写，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痛，头晕眼花，但是不写又不行。
一进牢房让你觉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死路一条。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们把一切防止自杀的办法都想到了，不仅钢笔、手表、眼镜、铅笔要被没收，连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裤子、鞋子上的带子等，也被收走。吃药要看着你吃下去，要针线缝补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时间用完，交出。
早期的秦城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只手还残废了，加上牢房里的光线又很暗，我穿针非常困难，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动作又非常缓慢，几乎每次都超过了他们规定的时间，每次都要挨骂。
开饭的时候，是管理人员提着一桶子饭、一桶子菜，按牢房的号码，一个一个地叫。有一次，我由于正在集中精力写材料，没有听到开饭的喊声，就没有吃到午饭。写到中午，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我急的敲门，问为什么不开饭。哨兵说：“已经开过饭了，叫你不应，以为你不吃饭了，就没给你。”我要求给我点吃的，哨兵说：“已经下班了，没有人，你就少吃一顿吧。”我说：“我现在饿得不行了。”
哨兵对我比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结果到了下午给我弄了一碗面来，放了一点盐，叫我吃了。
在秦城监狱，我们吃饭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铁汤匙，不准用筷子。刷牙不准用牙膏，每月给我们发一袋牙粉。另外，每月发半块肥皂、一卷卫生纸，每年发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没有地方晒，有时候拿到“放风”的地方去晒，却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收回来。
监狱里一个月理一次发。平时不准刮胡子，理发的时候用推子连头带胡子一起推一遍。理发时每人只有一分钟，理完后自己回牢房去洗头。每理一次发都会弄得我们全身是头发。
洗澡是每半个月一次。每次洗完澡，还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钟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经磨钝了，很脏，剪不动。
夏天，牢房里的蚊子、苍蝇很多，监狱每个星期给打一次“敌敌畏”。但是连“犯人”带蚊子、苍蝇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苍蝇没有消灭，但是我已被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还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满身都被咬烂了。冬天，虽然有暖气，但是放得很少，房间里只有八到十度，冻得不行。
在秦城监狱，“犯人”和“犯人”之间是绝对不准见面的。每当“放风”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地走进没有房顶的房子，将门一锁，接着再放第二个。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牢门开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面一个人的背影，管理员就骂我走快了，说：“你是聋子吗？叫你走慢一点，等等再走，为什么不听？”我说：“我就是耳朵背，听不见。打仗的时候耳朵震聋了。”管理员说：“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摆什么老资格。”
在“放风”的路上，不准“犯人”东张西望，你只能向前看，不准向左右和向后看。“放风”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面种有果树和蔬菜，但是只要你看上一眼，马上就会受到训斥。“放风”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准往牢房里拿。牢房里只要有维持一个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东西就可以了。牢房里没有凳子，只有一个马扎，出来进去都是它。

1970年，李作鹏、邱会作、邱会作夫人胡敏、叶群、吴法宪夫人陈绥圻、吴法宪、黄永胜等在长城合影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关在三楼上，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请求，在日落以后，给打开牢门通通气，但是他们绝对不允许。后来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们允许每天打开牢门十五分钟。在牢房里要换一点新鲜空气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到“放风”，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么想在“放风场”多呆一会儿，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时间不到就“收风”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气，就不“放风”。
牢房里不准吸烟，我进牢房的时候带去了十三包烟，被他们没收了，说给我十六块钱，但要“存”在他们那里。开头给我买过一块钱的水果糖，以后就不准买了。牢房里不准喝茶，只能喝白开水。喝了几年的白开水，也习惯了。
春节的前一天，监狱里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给几块鸡和抽去了刺的鱼。到了过年的时候就完了，管理人员都回家团圆去了，给我们一点剩饺子吃。
在监狱里，看守人员对“犯人”的训斥多于教育。“犯人”有什么意见，只能向看守人员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说两句他认为不中听的话，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间最小的牢房里。整个牢房只有七步长、四步宽。过了一段时间，要是表现好一点，再给你换一间大的牢房。但是为什么这样做，根本不作解释，只要你听从命令。另外牢房里装有监视器，“犯人”们在干什么、说什么，他们都能听得到、看得到。

不过秦城监狱里有一点做得比较好，这就是医疗。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我们死掉，要留活口。监狱中设有一个小门诊部，有各科的医生。“犯人”有病随时可以报告，请求医生来看病，随叫随到，并按时给服药。狱方还半年给我们检查一次身体，一个季度抽一次血，头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经过上级批准，也可以到北京城内大医院去检查和住院。

秦城监狱很像一个县城，整个监狱围着数丈高的砖墙，上面有很高的电网。有三道高大的铁门，从进入大门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铁门。里面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有一栋三层楼房，形状是U型，牢房多为东西向，北面的楼是比较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

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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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城，王洪文给我打蚊子

作者：吴法宪

从预审一开始，就不准我们听广播，也不给看报纸，因此究竟是哪月哪日我也不知道，糊里糊涂地过着日子。有一天“放风”的时候，我在地上捡到了一张包糖果的纸。我就用这张糖果纸来记录时间，一天一天地画。从通知要公审我那一天开始，到判决的时候为止，一共是一百一十八天。从宣读起诉书的时候开始到公判一共是六十八天。这一段时间可以算作我一生最艰难的时期。

哪里知道事情还没有完。回到秦城牢房以后，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突然只给了两个窝头和一碗白菜汤。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偶然。第二天早上，仍然是一个窝窝头。我禁不住向管理人员提问，这是为什么？管理人员说，我们现在是“刑事犯”，是执行期间的“犯人”，只能同其他犯人一样，所以伙食只能是这样了。

我不禁黯然神伤，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屈指算起来，我在狱中已经九年了，不知道该怎样度过今后的岁月，还能重见人间的天日吗？

一直到了1981年2月1日，他们才恢复了我们听广播和看报纸的权利。

到了2月10日，在审判期间停止见家属的权利也恢复了。孩子们又来看我，我的心中又得到了一点宽慰。

到了四月份，我的身体就支持不住了，眼前直冒一个一个的黑点，有时候就像下雨一样。医生给我看病，说是营养不够造成的。这件事情，不知是谁反映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那里去了，据说是趙总理说：“我们国家那么大，就那么几个人，难道就养不起？给增加一点伙食费嘛！”

到了“五一节”的前一天，又恢复了我们原来的伙食水平。当时还以为这是给我们过节，但是一直是保持了这个水平，每个星期还给我们几个水果吃。

1980年11月，吴法宪在秦城监狱会见律师马克昌、周亨元

1981年5月份，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管理人员对我说：“关你们近十年了，关的时间长了，将来连话都不会说了，因此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从今以后，你们各自的牢房从上午八点打开，到晚上九点再关上。白天你们四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由江腾蛟任你们的学习小组长。走廊上有扑克和象棋，你们可以在一起玩一玩。另外，我们在走廊上放了一台电视机，你们可以看一看电视。”

这样算是在监狱里面第一次让我们互相见了面。五年了，我们都关在这里，但是谁也没有见过谁。监狱里的管理是相当严密的。

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变化都不算太大。由于分开日久又加心里有顾虑，特别是怕周围安装有窃听器，因此虽然彼此相见，但是大家说话都比较谨慎。邱会作比较积极，几次拉我一起打扑克。

从感情上讲，我和邱会作是一伙的，但和王洪文、江腾蛟都有些隔阂，特别是对江腾蛟。他是我的老下级，当年为了保护他，我不知道伤了多少脑筋，但是最后他居然背着我和林立果搞到了一起。不是他们搞这一套，空军也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也不会是这个下场。就这个问题，江腾蛟曾几次向我表示歉意，我想同样身陷囹圄就算了吧。

王洪文是个小青年，不知道政治斗争的深浅，只会跟着江青和张春桥乱跑。但是他的福气好，混了这么高的职位。他也来向我表示歉意。他说，他在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在空军的问题上搞了我不少的材料，有很多不实之词，很对不起我。我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我来说，已无所谓了。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看得出来，他的确是比较后悔。当时正值夏天，我们的牢房里蚊子比较多，王洪文年轻，每天傍晚就到我的牢房里来帮我打蚊子。他个子高，站在我的铺板上，能用拖把帮助我打房顶上的蚊子，算是来补偿他自己的过失吧。想想也是，他以前那么高的职位，落到这个地步，也是怪可怜的。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并不能完全怪他。

在那一段时间里，时寒时暖的。王洪文身体不大好，经常头痛，有时候甚至痛得从床上摔下来，为了防止他跌伤，他们在他的房间里铺上了一块地毯。

我记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四个人玩过几次扑克。一开始我和江腾蛟算是一家，邱会作和王洪文算是一家。后来江腾蛟怕出错牌时我骂他，不敢同我一家，就换成了邱会作同我一家。有时，我们几个一起聊一聊天，但是大多数的日子是整日里个人自己看报纸、杂志、听广播，有时也在走廊上散散步。

1981年8月的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他先找邱会作，继而找江腾蛟，最后又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说：“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户子女，去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我们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你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

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总算是有出狱这一天了，可以和家里人团聚了。至于改一个名字，我想好了，就叫吴澄清。是我原来叫过的名字，只不过是把“臣”字改为了“澄”字。我改的名字，他们同意了。但是究竟哪一天才能出去，还不知道。这样，我更加度日如年。

吴法宪和妻子陈绥圻

8月5日上午，管理员通知我，下午家属来看我，陈绥垢也一起来。我听了以后，不禁欣喜若狂。十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她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十年里，她肯定也遭了罪了。

我坐立不安地等到了下午，管理员来叫我出去。走过层层铁门，到了接见的房间，看到陈绥圻带着采芹、新潮、仲秋、平原、京秋、巴璀和梦璀，已经在那里等我。一眼看去，陈绥圻已经老了许多，脸显得消瘦，头上也添了不少的白发，像是刚刚从农村回来的样子。

我心里难受，眼泪欲出，但是又极力忍住了。他们又带来不少吃的东西，让我边吃边谈。我问陈绥圻是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的，她告诉我，是前一天下午刚刚回来的。她说，她是七月二十日离开绍兴的农场回到上海的，原想在上海孩子们的舅舅那里住几天，但是得知八月五日下午要来秦城监狱探视，就特地在四号这一天赶回北京，想一起来看一看。话刚刚说到这里，监狱的管理人员就来找陈绥圻，说是秦城监狱的王主任要和她说点事情。

吴法宪与夫人陈绥圻

陈绥圻出去以后，我和孩子们一起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不久，陈绥圻回来了。她告诉我，王主任叫她去商量了一下保外就医的一些事情，有些具体问题，回家以后和孩子们商量一下。她说，等几天再来看我。

很快，探监的时间到了，管理人员催我回去。十年离别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但是又没有办法。

1981年9月15日早饭以后，我出了秦城监狱。

我们的车直接开到了站台上，上了火车，车就开动了。

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人间景色了，看到一路上的田野和村庄，让我感到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节选自《吴法宪回忆录》）

吴法宪与夫人陈绥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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