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元旦刚过，我们北京知识青年一行18人（我们之间在北京并不认识，是我们到云南后，由云南省革委会农林组把我们组织起来的），乘一辆卡车，还配备了一面红旗，从昆明出发，奔赴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瑞丽国营农场，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进入滇西外五县的内地知识青年。当卡车在崇山峻岭中“盘旋”，想到已远离家乡和亲人，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这时，我注意到我们队伍中有一位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他就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异常地兴奋。他给大家讲笑话，请大家吃东西。他的乐观和坦诚，极大地影响了同志们的情绪。听别的同学说，他叫张育海，是北京四中的高中学生。车一到瑞丽，我们就在瑞丽街头看到好几个身着缅甸共产党人民军军装的战士，张育海总是第一个凑上去，询问情况，收集信息，并探讨能否带我们过去参军等。在瑞丽县城（即农场团部）停留的短短几天里，张育海亲自选择了两个比较可靠的人民军战士作为我们的介绍人。一个是一营的排长欧举，另一个是二营的连指导员苏自忠。老欧的探亲假还有一个月到期，跟他走，被育海确定为第二方案；而老苏的假期只有三天了，张育海果断地决定第四天上午，与老苏在畹町镇碰面，和他一起回部队，作为我们行动的第一方案。尽管我们在昆明就听说过参加缅甸共产党人民军的事，大家都曾跃跃欲试。但是真正到了决策的那一刻，又有些犹豫。张育海召集我们开了一个短会，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面临的机会，指出我们18个人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一致，以完成我们共同的理想。他建议，我们分成两组，第一组应由参战欲望比较强烈的几个男生组成，跟老苏过去，其余同志作为第二组，暂时留在农场等待机会。接着，他表示他自己决定参加第一组。他深情地谈起他的家世，他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丧父，他的三个哥哥都是大学毕业生，并已成家立业。他离开北京时，重病的母亲正躺在医院，北京四中的一个群众组织正在通缉他（据我后来了解，张育海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发表过一些对林彪、江青不满的言论）。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必须用生命换取尊严，表达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决心。大家都被深深震撼了。比如我，从1966年到1968年，已经在学校搞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和同学之间产生了很多恩恩怨怨。来到云南后，我似乎有一种灰心丧气、看破红尘的感觉，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交友也十分谨慎。育海和我是同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误解和委屈绝不亚于我，如今他承担着这样大的压力，激情依旧，对毛主席的忠诚依旧，使我十分感动。此外，他卓越的组织才能也令我们折服。他非常善于沟通，达观、睿智，且风趣、幽默。最后，经过大家充分协商，第一批参军人员确定为：张育海、侯红军、博淇、张来耘和我。我们迅速和农场团部协商，把我们五个人和另外四名女同学分到离瑞丽江较近的卡朗分场，而另外九名同学则分到了离瑞丽县城较近的勐卯分场。记得我们到达卡朗分场的当晚，农场老职工为我们召开了欢迎会，张育海还代表我们知青做了大会发言。会后，我们从场部办公室开出了第二天过瑞丽江的通行证，那天晚上，我们五个人连铺盖卷儿都没打开，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农场，过瑞丽江，到畹町镇与人民军战士老苏汇合，走了四五个小时的山路，来到缅甸共产党东北军区303部队的新兵站所在地——勐古。在新兵站，只做了简单登记，就发了军装和武器弹药，并宣布张育海和博淇去一营，我和侯红军去三营，张来耘去总部宣传队，我们之间都来不及告别，就分别被各自单位接兵的同志带走了。第二天一早，我和侯红军跟着三营的同志，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翻越了邦赛山，于第三天下午到达三营的前线驻地——勐洪。我和侯红军都被分在一连，他在六班，我在三班。我们到达连队的时候，部队正在休整。在勐洪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白天练兵，晚上学习，伙食也非常好，我和侯红军的体重都增加了十多斤。
我们连队像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比如我们班，除我和一个昆明知青是汉族外，其余的同志有景颇族、傣族、傈憟族、崩龙族等，这些少数民族同志的家乡，有的在中国境内，有的则在缅甸境内。那时，我们部队每天都在补充新兵，大家求战的愿望迫切，情绪空前高涨，有的同志甚至提出了“三年打到曼德勒，五年解放仰光”的口号。有一天，通讯员通知我立即去连部，说有人找我，到那儿一看，侯红军也在。原来是一位一营的同志去总部汇报工作，途经勐洪，张育海特地托他来看望我们，并带来一纸祝福的小条儿。我和侯红军到勐洪后，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育海的关怀和问候，使我们深切体会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觉。这位一营的同志说，营长本来安排张育海在一营一连当文书，但在他的坚决要求下，到一班担任了机枪手。
我们终于迎来了参加人民军后的第一次战役，缅甸政府军最精锐的77师奉命进入我东北军区根据地围剿。我们三营按照总部的要求，离开勐洪，开始了大范围、魔鬼式的运动和转移。我们经常是用一天的时间爬上一座高山，立即挖战壕，然后在山顶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又接到命令，迅速下山，再爬上另一座高山，再挖战壕，再过夜，第三天早上再下山。每天重复这样的行动，以致于当我们再一次爬上一座高山时，发现不用挖战壕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前几天爬上的那座山。在整整20多天的时间里，我们在不停的运动中。其间，我们三营不断地派出小股部队对敌军的营盘进行袭击、骚扰，只有一次意外地与支持政府军的汉族自卫队武装遭遇，打了一小仗，我们一连的一个同志负轻伤。三营官兵的疲劳已经达到极限，连队中战士的抱怨不绝于耳，大家急切地盼望着能迅速投入战斗，与老缅军决一死战。我记得是在三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我们正在山上睡觉，忽然接到总部的紧急命令，立刻轻装出发。我们丢掉了背包、雨衣和毛毯，只带武器和弹药，向西南方向急行军。一路上，我听见连长一直在小声地叨念着一个地名：“西沙坝，西沙坝。”听同志们说，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的穿插和运动，我们东北军区303部队已经集中了全部兵力，把敌军77师的快三营包围在西沙坝。二营和特务营已分别占领了西沙坝的西侧和南侧的高地，准备打77师的援兵，而担任主攻的一营协同总部炮连正在坝子里与快三营对峙。我完全明白了，我们三营连日来担任的游击任务业已完成，现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火速赶往西沙坝，增援一营，力争全歼快三营，以完成反围剿的收官之战。
天已大亮，离西沙坝只有一座山头了，我们已经听到了山那边隆隆的炮声，但是很微弱，也很稀疏。终于翻过了最后一座山，我们迅速扑向坝子底。我们一连被安排在快三营的侧翼，即“口袋”口儿。枪炮声已全部停止，坝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总攻迟迟不发动，是在等待我们三营就位。战斗进行地异常残烈，枪炮声震耳欲聋，负隅顽抗的敌人拼命地反扑。处于敌军正面的一营和炮连显然承担着更大的压力，我们三营一连则以逸待劳，消灭了不少企图突围的敌人，但我们连也有两名战士受重伤。战斗一直打到中午12点以后才结束。敌人死的死、降的降，战场上一片狼藉。同志们都冲到前面，从死人的背包里搜寻战利品。
这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正是张育海。他满脸灰黑，只露出一排白牙。我们俩都兴奋极了，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其实，我俩认识还不足三个月，分手也只有两个月）。我觉得，我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吐，但他却不让我说。他就像打机关枪，滔滔不绝地对我说起他是怎样争得了机枪手这一位置的；讲起了今天上午一营的李副营长如何牺牲在他的身旁；（李副营长本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的作战参谋，他作为军事顾问团的成员，被派到缅共东北军区。然而他身先士卒，在西沙坝战役中，亲临一线指挥，英勇牺牲在一营的阵地上）他还说起在根据地休整的那段时间，他经常望着对面的大山，想北京好吃的东西。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集合号吹响了，我们必须立即归队并迅速撤离西沙坝。我拉着他的手，想嘱咐他几句话，但我的声音有些哽咽。他仍然乐观，说笑着，用力握我的手，然后，扛起机枪，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和育海在西沙坝的一别，竟成永诀。从西沙坝撤下来，忽然下起了大雨，我们的雨衣早已丢在了山上，只能淋着雨。道路泥泞，我的脸上流淌着雨水和汗水，思绪仍沉浸在与育海会面的幸福时刻。返回了根据地勐洪，我发现我的全身长满了红斑，有些已经化脓。经战地医院检查，决定我和我们营的伤员一起，返回后方，又回到了中国境内，住进了位于潞西县遮放区的解放军昆明军区108医院。我们脱下了人民军军装，换上了解放军军装，枪支弹药也被妥善保管。20多天后，我痊愈出院，准备返回前线。但是，却传来缅甸政府军78师再一次进犯我解放区的消息。三营已离开勐洪，又开始了运动战。由于无法回连队，我决定和另一个出院的三营战士（他是昆明知识青年）沿中国边境旅游。我们俩虽然身无分文，但却受到了昆明、北京知青的热情接待。每到一个知青点儿，他们会把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吃，还给我们两个人表演节目。本来我们已经确定住在男生宿舍，但那些女知青却嫌男生宿舍脏，她们腾出了一间最干净的女生宿舍，执意让我们两人住。第二天，他们又会安排牛车或自行车把我们送去另一个知青点儿。一得到部队休整的消息，我们立刻返回勐古。这时，我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张育海牺牲了。我一时懵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三营至今还没有一个同志牺牲，何况他是那样的机敏，那样的灵活。一个月前，他在西沙坝的音容笑貌依稀就在眼前。一会儿，我见到了表情凝重的侯红军，他证实了这一消息，并领我到新兵站，介绍我认识另外两位刚刚赶到勐古的北京人沈大伟和刘其超。沈大伟也是北京四中的高中毕业生，他已到山西插队半年。一两个月前，他接到了张育海的信，信中描述的人民军的战斗生活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立刻回北京，决心只身前往瑞丽。出于安全的考虑，大伟哥哥的同学，也是大伟的朋友、画家刘其超，愿意陪他同行，顺便写生、采风。当两个人风尘扑扑地来到勐古，育海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沈大伟一表人才，他浓眉大眼，皮肤白皙，身材高大、魁梧。他的性格也极为沉稳，与张育海形成鲜明的反差。刘其超告诉我，大伟的学习成绩非常好，是四中的尖子生。由于和张育海的关系，我和大伟一见如故，我们只经过简短的交流，就发现彼此对生活、对社会、以至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惊人的一致。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讲过的话。他说，乌鸦能吃饱肚子，因为它吃动物尸体的肉；鹰常常吃不饱，因为它只吃活动物的肉。他其实已经很适应山西的插队生活，他参加人民军，是想像鹰那样。他坦承张育海的离去对他震动很大，但不会影响他的决定。“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7月份是当地的雨季，我们东北军区303部队又一次集中全部兵力，一举攻克了缅北高原的重镇南坎。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班的昆明知青赖思群也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那年他只有17岁，也是一位机枪射手。后撤的时候，我始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暗暗地为沈大伟担心。因为我知道，打南坎担任主攻的就是二营。当得知大伟牺牲的噩耗时，我才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打仗一定是要死人的。不管你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也不管我们打得是运动战还是游击战，是攻坚还是阻击，是遭遇还是埋伏，是大仗还是小仗，是胜仗还是败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死的人绝大部分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张育海和沈大伟均生于1947年，从小学到中学，是毛泽东思想的雨露滋润着他们的成长。在人生最宝贵的年龄，他们饱含一腔热血，却苦于报国无门；他们有思想、有追求，对朋友诚恳，对国家忠诚。只要给他们一点机会，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扑上去，从不吝惜自己的一切。如今，我们应该对当年输出革命的做法做一些认真的反思。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府，以至于选择什么社会制度，应该由他们国家的人民自行决定。难道不是吗？今天，萨尔温江畔已经远离了炮火和硝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留在当地的我的人民军战友，不少人已成为自治政府的官员，他们正在领导着缅甸掸邦的各族人民，彻底铲除毒品，建设美丽的家园，并营造幸福的生活。我想，只有这些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才更加珍惜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也许，这才是我们人民军战士对缅甸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
多年来，由于我们在认识上的反复和政策上的摇摆，使像张育海和沈大伟这样一些优秀青年的事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鲜为世人所知。在此，我也想提醒北京四中的同学、老师和领导，我知道，你们学校每年都有大批学子考入北大、清华等一流高校，你们的校友中也不乏博士、院士等人才。但是，你们可曾知道，另外有两位校友张育海和沈大伟。他们前赴后继，勇冠三军，曾经为北京四中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完全值得你们引以为自豪。 “青山处处埋忠骨”，在缅北高原的深山里，埋藏着我牺牲的战友，也埋藏着我们人民军战士未酬的壮志。
4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那片充满着异国情调的土地，那紧张、刺激，而又充满着激情的战斗生活，时常令我魂牵梦绕。高学民同志当年是瑞丽农场勐卯分场的职工，多年来，他一直很关注我们几个北京籍人民军战士的境遇。后来农场改制成为兵团，我当然也算是他们的兵团战友。在欢庆北京知青赴云南40周年之际，他盛情地邀我写一点儿东西。我欣然命笔，写下这篇短文。一方面，是寄托我对两位亲密战友的哀思；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彰显张育海和沈大伟的英雄壮举，以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本文摘自《八千子弟——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四十周年纪念文集》，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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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毅安：老兵老白，百战归来独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