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高中：男校生的性压抑、手淫与政治中立

原题

性压抑与政治中立

作者：高中

01

父亲给我起名的原则是，要让孩子从小会写自己名字，也容易被人记住——姓高的，生在中国，于是乎高中。这名字也是中性的中，中庸的中。
　　

三十四岁前我从未和女人接过吻。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父亲恐怕是天下最本分的男人。妈妈去世前说，最对不起爸爸的，就是从没让他碰过别的女人。我知道，爸爸是心甘情愿的。他们共有七个孩子，五女二男，男的我排第二。哥哥生性腼腆，优柔寡断。妈妈对我说：红灯没停，不能绿灯先行，哥哥没找女朋友没结婚，你就不能抢先。我十分孝顺，可最终还是先结了婚。哥哥至今未娶。
　　

包括幼儿园部，我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待了九年。考初中填写志愿，我在父亲的好友汪宝熙（八中教导主任）家坐了一晚上，在四中和八中之间犹豫不决——我哥在八中，可四中名声大，我第一志愿还是报了四中。从1962年到1969年，我在北京四中度过了七年的光阴。
　　

性压抑在所有男校是普遍现象，在禁欲的时代更是如此。性压抑往往可以其他方式转移或释放，比如刻苦学习。文革爆发后，性压抑就跟着转到政治上去了。
　　

小时候玩“过家家”什么的，对性却一无所知。在实验二小，我喜欢上石玲玲，她聪明活泼。四十多年后，在巴黎换乘地铁去中国城，问路时觉得眼熟，一细问，果然是她。
　　

在实验二小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妈妈将口粮分给孩子们，自己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每次开饭，我用筷子敲着碗碟念念有词：妈，我饿，我要窝头！早上出家门，妈妈塞给我的饼子，半路被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从身后抢走，两口就吞下去。考初中的作文题目是“一天的早晨”，我写的是一个衣衫褴的人，早上去偷军属老大娘仅有的一只鸡，被我发现并制止。大概基于亲身经历，写得真切动情，我得了满分。

北京四中，郭沫若题写的校名

上四中第一年，粮食紧张，体育活动暂停。我们班生活委员张大力，他父亲是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研究员。有一天，张大力带来一盒蛋糕，让大家分享。大家狼吞虎咽后，他宣布这蛋糕完全是用苍蝇做的，蛋白质丰富，且无菌。我们全都傻了。
　　

我的初恋情人叫香莲，两家父母是好友常来常往。上初一那年，一天晚上我躺在自己房间，听大人在外屋聊天。母亲们说到香莲和我是天生的一对，将来结婚就成了亲家。一句戏言引发我的性冲动，想着香莲的可人之处，我头一次手淫，把床单弄湿了一片，第二天早上妈妈不声不响拿去洗了。
　　

一个同学擅长画画，他寥寥几笔就勾出女人胴体。我觉得很神秘，转身告诉别的同学，他却告诉他家长。于是家长会有了对班主任的质疑：为什么学生在校画裸体画。我很不自在——由于传言导致一场风波。
　　

班上教政治的女老师，年轻漂亮，皮肤白嫩，胸部高耸。她举手投足，引起同学们内心的躁动。一个同学在课堂上所答非所问，在团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检查：他上课时走神，没听见老师讲什么，夜里总是想着老师的胸部手淫。于是大家上纲上线，一顿狠批。这个同学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虽说我并没太注意那位老师，但引以为戒——克己自律，关键是守口如瓶。后来那个可怜的同学才知道这是青春期最普遍的生理现象。在校友聚会上回首往事，他大呼上当。
　　

“抄家”开始不久，华一家倒了大霉。她父亲辛野是正骨医生，曾任国民党骑兵中将，起义后改行行医。我自幼淘气，伤筋动骨是常事儿，都是他治好的。华内秀矜持，深居简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是我心目中的公主。红卫兵来“抄家”，先把她母亲剃成了“阴阳头”，罪名是嫁给了起义将领。

他们全家被关在后院阁楼上，大门贴上封条，全家手脚被缚，大概挣脱时弄出噪音，邻居以为有坏人撬门，通知那帮抄家的红卫兵。她们遭到毒打。她母亲自认清白，激烈抗辩，被打得奄奄一息，在运往火葬场的卡车上还一息尚存。
　　

文革打破了男女校的隔绝状态。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我实验二小的同班同学，文革初期担任师大附中革委会主任，常到四中看大字报，与我互有来往，我们也到邻近女校串门。有一天，一个女孩到四中找熟人，闯到我单人独处的教室。我们攀谈起来，甚是投机。她身穿崭新“国防绿”军装，当时是最时髦的。

大概是出身名门的缘故，她比同龄女孩子早熟得多——嘴唇红艳，秋波顾盼，散发着奇异的体香。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她滔滔不绝，讲到与男友私奔。她身体离我越来越近，目光变得呆滞，突然轻声问我：你说，拥抱和接吻犯法吗？我呆若木鸡，毫无反应。时间好像停滞了，直到她离去。
　　

第一次肉体接触终身难忘。那女孩是我妹妹同学的姐姐，叫瑞香。全家兄弟姐妹八个，女孩在我们那一带最出众。她母亲是国民党某战区司令的五姨太，住深宅大院。一天，我带俩妹妹和瑞香的妹妹一起去游泳。进陶然亭游泳池深水区收费一角，我是大哥，门票自然由我包了。

回来瑞香不肯，撕扯着非把钱还给我。她两手握住我的曲池穴，一股电流直冲头顶，后来当赤脚医生，才知道那是“得气了”。我一礼拜神不守舍，那臂弯滑腻的感觉挥之不去。
　　

有人说，游泳池男女混泳可致使女孩怀孕。我还真信了，游泳时我尽量避开瑞香，却一不小心撞上了别的女孩。四十三年后，日本电视台报道，瑞香在日本非法居住十七年，涉足滚珠赌博店、按摩、汽车修理等行业，家财过亿，却不幸遇刺，死在东京六本木的豪华公寓中。

在男校除了智力，还得比肌肉。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比我们高几年级，全市中学生比赛铅球第一。那天，他在球场练投篮运球，我不知好歹上前断球，被他健硕的身躯弹到场外。我参加舢板队，与高三同学一起划舢板，胸大肌、肱二头肌有了明显长进。

我家住在西单附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我把重达五公斤的铁砂袋绑在腿上。每周至少一次，我带着绑腿绕操场跑二十圈，汗流浃背。可体能消耗对性压抑并没多大缓解作用。
　　

“大串联”给我带来和女生接触的机会。外出要“校革委会”开介绍信，被拒绝了，让我坐立不安。三个姐姐外加邻居的张晓燕姐姐，还有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几位女同学结伴而行，把我也捎上。第一站上海，再从那儿搭民主五号轮船去青岛。谁料到我扁桃体发炎，持续高烧，躺在上海某中学教室地铺上。

男女宿舍分开。在空旷的大教室里，我嗓子冒烟，脑袋昏沉沉的，无助地望着天花板。忽然一只小手放在我额头，原来是师大女附中的孙某某。她为我买面包打开水，体贴备至，整整陪了我两天，直到痊愈。虽朝夕相处，我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回到北京，生怕别人说闲话，我从未去师大女附中找过她。
　　

女一中有个漂亮女生，姓庞，我们管她叫“螃蟹”。她经常带几个女生到我们“战斗队”来玩。她机智幽默，性格开朗，总是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那时候辩论会很多，多半在高校。我哥是北航毕业的，我们常去北航听大学生辩论。那次辩论会一拖再拖，直到晚上十点才开始。与我们同行的是“螃蟹”和几位女一中同学。辩论会两点半才结束。当晚已无公交车，我们又困又累，决定在北航的教室席地而睡。

“螃蟹”咯咯笑个不停，说她爹肯定今夜睡不着了，她模仿着她爹的口气：“夜不归宿啊！”我们俩找了个墙角，用桌椅围起来，为御寒保暖。我们各自盖着大衣，她紧挨着我，背过身很快就睡着了。我似睡非睡，心神不定。她忽然转过身来，和我面对面，气息扑面，秀发飘拂。更出人意料的是，她在梦中突然抱住我，把我吓得直冒冷汗，浑身僵硬。我最终轻轻推开她，翻过身去，却一夜无眠。
　　

戴士和在文革中以画毛主席像出了名，一进四中正门的影壁，总是贴着他的巨幅画作。一九六八年某个冬夜，我去戴士和家，请他画毛主席与陕北农民交谈的插图，做油印校刊的封面。没有钢板，我们到附近的民族学院附中去借。民族学院附中坐落在西单的仿古深宅大院中，从西厢房的耳房透出光亮，我们推门而入。屋里坐着一位身穿彝族服装的妙龄美女，唇红齿白，目光深邃，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在幽深冷清的大院里，她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和戴士和全都看呆了。
　　

我首先打破窘态，说明来意，她很随和，于是攀谈起来。我突然问，你是黑彝还是白彝？这问法极有挑衅性：在彝族，黑彝是奴隶主，白彝是奴隶。解放后我党将不少奴隶主的后代招到京城进行教育，除了进行改造，或许还有某种人质意味？她扫了我一眼，抿嘴微微一笑，反问道：“你说呢？”
　　

回忆这一幕，多年后我和戴士和一致认为，她是我们一生所遇到的最美丽非凡的女人。

02

从实验二小考进北京四中，对我来说天经地义——最好的小学中最优秀的学生当然要进北京四中。薄××、张小军、白迪祺、余开衡、王金中、赵东平加上我，我们七个小学同班同学进了四中。小学毕业互相赠言，薄××写给我的是：高中同学，希望你在新的学校里，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是谦虚。谁承想，我们不仅考进同一所中学，后来还分到同一班。
　　

四中不愧为名校，老师不仅素质高，待学生也格外好。初二上体育课，我从楼梯纵身一跃，在楼梯转弯处扭伤脚踝骨，站不起来了，正巧刘铁岭副校长（兼任蹲点班主任）路过，抱起我立即送到附近医院。四中学生几乎个个是尖子。由于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社会各阶层的家庭背景兼而有之。

一般来说，每年级一班是重点班，高干子弟也最集中，我们班同学包括副总理、北京市市长、国务院外办主任和将军们的子弟。从幼儿园起，我就是在干部子弟堆里长大的，对他们的行为做派一点儿都不陌生。
　　

知识就是力量，这本来是北京四中学生的基本信条，但政治逐渐取代了知识，聚集着新的能量，不可避免地带来狂风巨浪。自从1960年代中期起，每个学期校方都会组织各种报告会，包括陈毅副总理，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号称“青年鲁班”的李瑞环，还有参加过欧战的老工人、志愿军战俘代表等等。自1965年“四清”运动深入学校，同学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对“白专”道路的批判从高中波及到初中，搞得人人自危。
　　

我们班的孙安民老实巴交，与世无争，人缘特好，他擅长书画，却似乎成为“白专”的典型，成为某些同学批判的对象。一天，我们俩躲在体育教研室后面的夹道谈心，对当时的局势深感困惑。一个跟我同上实验二小后来同班的干部子弟，一边画篮球进攻路线图，一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与工农相结合”这口号落实在学校，就是要与干部子弟相结合，因为他们代表工农。他的话让我瞠目结舌。
　　

本来挺和谐的班级开始四分五裂。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是北京市市长彭真之子傅洋，班长是总后勤部副部长之子唐双津。唐双津与我仿效当时解放军的模式，叫“一帮一、一对红”，我对他什么都不隐瞒，连日记都给他看。而他对我的总体评价是，你怎么哪方面都中不溜儿呢？准是你名字闹的。傅洋的弟弟傅亮是四中初二的学生。文革期间，他偷开了辆吉普车，在西单附近撞上电线杆，被群众扭送派出所。我恰好在场。一问是“黑帮分子”彭真的儿子，有人脱下布鞋猛抽他嘴巴，满脸是血。作为目击者，我感到浑身无力，无法制止。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北京四中虽是废除高考制度的始作俑者，但经过一年多天翻地覆的折腾，大家开始盼着天下太平，恢复高考。谁知这一等就是十年。
　　

自从“中央文革”对“西纠”、“联动”持批判态度后，大多数战斗队在“新四中公社”大旗下实现大联合，老红卫兵在校销声匿迹。而“复课闹革命”则以“新四中公社”为基础进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我由于立场中立，成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成为“四中革命委员会”成员。我分工负责宣传，主管广播站及《新四中报》的编辑工作。

在北京中学生“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对立中，由于“新四中公社”的温和立场，被称为“不三不四派”或“四三点五派”。我之所以成为“新四中公社”核心小组及校革委会成员，显然与四中大多数师生普遍的温和立场有关，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正统教育，容不得独立思想。
　　

“新四中公社”虽反对“血统论”对联，当《中学文革报》推出《出身论》的“异端邪说”时，我们紧跟“中央文革”批判《出身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主张：用你的右手打倒国民党，用你的左手打倒共产党。我们多少有点儿像戴季陶，举起右手打倒“血统论”，举起左手打倒“出身论”。
　　

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我的偶像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缅甸总理奈温将军来华访问，我和其他几个小朋友被选中献花。那天专机延误了，几千名欢迎群众在北京机场停机坪冒雨等候，而我们献花的小朋友在机场贵宾厅休息周恩来总理突然出现了，我从沙发上跃起，跟别的小朋友一起问候致意。

周总理亲切地与每个小朋友握手，询问来自哪所小学，叫什么名字。当我回答叫高中时，周总理连忙问，哪个中字？我答道，中国的中。周总理向身边的陈毅外长说，他叫高中，中国的中，这个名字有意思。总理记住了我的名字。后来常有外事迎宾任务，周总理好几次都叫出我的名字。父亲为此感到十分自豪。
　　

1967年下半年某一天，四中接到通知，选派两个人开会，我是其中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来自北京高等院校和中学的几百名代表等到夜里一点多。终于，周总理，还有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出现在主席台上。由于爆满，有些人没座位，只好站在后面。周总理挥挥手，请大家安静，他想先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哪位同学讲话，请举手”，他说。

一时全场静默，我举起手大声说：我要发言。“好，这位同学，请上台来！”其实我毫无准备，脑袋里一片空白。上台后，周总理问起姓名和学校。我答道：北京四中，高中。周总理似乎在自言自语，哦，高中，我们见过。我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从复课闹革命到中学生的闯劲儿。讲到中学生群众组织不需要大学生当保姆——我们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周总理笑了，带头鼓掌。
　　

初三的赵京兴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在校园引起轰动。他才十七八岁，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除了帮牟志京、遇罗克他们办报，还撰写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
　　

我们校工宣队大都是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四场的搬运工，过去拉板车、抬棺材，即所谓“杠房”出身，基本上文化不高。批判赵京兴可难为了工宣队的师傅们，那些哲学政治经济学词汇让他们如堕五里雾中，不得要领。当赵京兴戴上眼镜回答问题时，在场的工宣队师傅让他摘下眼镜，赵回答说摘眼镜我看不清东西。那师傅勃然大怒：这些都他妈是人，不是东西！引起哄堂大笑。

四中师生批斗赵京兴等“反动学生”

作为校革委会委员，我主持了那次批判会。开会前，一个姓韩的博览群书的同学悄悄告诉我，赵京兴的理论基础不过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我比那些师傅强不到哪儿去，批判会搞得稀里糊涂。我们和赵京兴完全处在不同的层次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交锋，主要靠的是那些政治口号，以势压人——反对上山下乡，明摆着与党中央政策唱反调；怀疑一切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然是异端邪说。批判会后，赵京兴对我的评价是“中间偏右”。
　　

“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铺天盖地，作为革委会委员，我以身作则。第一批插队报名的是陕北延安地区。那里是革命圣地，激起同学们的热情与向往。我立即贴出大字报，写上自己和女八中的妹妹的名字。我回家对母亲说，妈，我要插队去了，她问什么时候，我回答下周就走，并补充说，带妹妹一起去。妈妈一下愣住了，埋怨我做这样的决定太匆忙太草率。
　　

工宣队队长通知我，下一批是甘肃边远地区，更艰苦，由你带队去。我看了看中国地图，用手量了一下，很满意。不知怎么回事，我上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名单，却因一句笑话改变了命运。

分配小组组长赵金镛是北京火车站炊事班班长，我们在锅炉房打水碰上。他跟我打招呼，我没吭声，装作闷闷不乐的样子（尽管我完全不知道被分到内蒙古），我突然开玩笑般地问，听说给我分到内蒙古兵团了？赵师傅说你不愿意？我连忙答道：服从分配，可我愿意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不想当个穿旧军装没领章帽徽的二等军人，还是让我带队去甘肃吧！

1968年，四中同学下乡插队前留影

谁承想这有意无意的几句对话改变了我的命运。赵师傅回到办公室，对北师大的工宣队秘书说，给小高调一下，拨拉到工矿去。工宣队找我谈话，通知我去北京电机厂，我当场拒绝了——绕线圈是女人及老弱病残干的活儿，我要去艰苦的地方。最终我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去房山燕山石化总厂的工地报到。
　　

刚到工地不久，我趴在工棚的通铺上哆哆嗦嗦写信，给我们班那几个要好的同学，他们抢先报名去了陕西延长县插队。在回信中有个同学对我指责，说我害怕艰苦逃避下乡。那里确实很苦，特别是缺水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我们班张大力插队八个月，他那件白衬衣因缺水未洗而碎成条条缕缕。后来他当上赤脚医生，深夜出诊，不幸跌入山崖身亡。
　　

四十年后，我去看望曾在陕北插队的同班同学朱晓明，他年迈的母亲还记得当年我去他家解释，为什么没和他们同去插队，为什么没一起在山沟里度过艰难的岁月。我至今有口难辩。

（本文摘自曹一凡、维一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北京四中纪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家国春秋……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