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 陈凯歌：让人欺负惯了，日后就成坏人了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凯歌，1952年8月12日出生于北京，其父为导演陈怀皑。北京四中毕业后曾下乡、从军，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先后执导电影《黄土地》《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等，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之一。

原题

少年凯歌

作者：陈凯歌

1952年夏天，我出生在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

我的父母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先在国家电影局工作，以后改做了电影剧本的编辑。抗日战争以后，他们都曾是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父亲又做了教师。他们曾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名字列在报纸的通缉令上，不得不离开，就到华北参加了革命，中间有一些艰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时，他们是广场上几十万人中间的两个。

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原来富裕的家庭，在日军进攻时破产，但仍有机会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念书。1950年她回到南京的家中，她的父母却已迁到台湾，连同她的六个兄弟姐妹。她是这个家庭留在大陆的唯一一人。其后的39年直到去世，她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的父母。在她同父母告别时，21岁，天然地向往一个新社会。母亲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千千万万，我就是这样的母亲生下的千千万万孩子中的一个。

据说，我生下来就惯用哭声表达一切。彻夜啼哭常常使母亲无法安睡，是她日后的病因之一。所以长成以后我痛恨一切哭啼不休的电影，算是一点自我反省和否定。那一年，是龙年。

我出生前不久，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于是父母就给了我名字叫作“皑鸽”，“皑”就是洁白。父亲名字中也有这个字。他们期待的本来是个女儿，并且准备好了“皑燕”的名字——各从他们的名中取出一字。父亲的名字是“襟怀洁白”的意思，母亲是燕，而且飞驰。当然，这都不是他们父母给的，原名在参加革命时为躲过通缉，改了。“皑燕”这个名字后来给了我的妹妹。我成人以后却突然听到父亲唤了母亲原来的名字，母亲应了，却两个都无话。那时他们都有些老了。

我13岁时，已经长到1.8米，觉得自已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甚少共同之处，就改掉了这个名字，用了现在的名字在中学注册。我改名，父母没说什么。母亲去世以后，我在美国接到朋友来信，提到，在她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鸽子飞走了，鸽子飞走了……我这才明白，世上总有些什么，是不变的。这一年，也是龙年（1988），我不在她身边。

我爱北京，不光为了它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儿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车辆。更容易看到的是四个轮的小车，竹做的，里头坐着咿咿呀呀的娃娃，后头推车的是一样咿咿呀呀的老太太。临街的学校书声朗朗，忽而又安静了。老人们坐在中药铺前台阶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两个核桃，转着，虚着眼望着天上飞远了的鸽群，哨音像是云的回声，淡淡的。热闹的地方是庙会。我还记得怎样欠着屁股坐在拉“洋片”的老式镜箱前，盯着一张张画面闪过，不敢眨眼，画面有山水、人物、神话中的故事。拉“洋片”的人一边摇着镜箱上的手柄，一边“嘭嘭”地敲着一面小鼓，被敲乱了心的孩子就交出最后一分钱——更不用说庙会中的玩意儿和吃食了。

春天，挑着大箩卖小油鸡的汉子走进胡同，不用吆喝就围了一群孩子，托起一只在手上，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嚯，赛柳絮。孩子们毛茸茸地托着，回家放在鞋盒子里，撒上小米，坐着看，夜深了都不忍睡去。卖小金鱼的担子上，一头是木桶，一头是玻璃缸，圆的，要哪条就捞哪条，注进净水，还有一缕碧绿的水草。槐花落尽的时候，卖花的老汉用丝线把晚香玉一串地穿了，挂在好动的小姑娘颈上，一跑，小胡同里就香气弥漫了。夜里，甚至冬天，也能听见卖小吃的吆喝声，推开古旧的院门，看见一盏风灯和一个身影，热气虚虚地晕了灯火，身影悠悠地唱着，悠悠地远了，夜就踏实下来。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听，觉出被子的暖和安全。

那时北京，仿佛护城河里故宫角楼的倒影，梦一样安详着，小风吹过，晃动了，却不破碎。它的古松和早梅，庭院和街道，都显出古老和平，而且骄傲。

我的童年分给了两个幼儿园。那时的孩子大多住在幼儿园里，因为父母忙。第一个是一座四合院，有高大的门楼和小小的石狮子。园长是个严厉的妇人，可只要看见孩子，又笑成了一尊佛。记得我们住在北房，一有太阳，阳光就好。后面高高伸出一个平台，有栏杆围着，就在上面游戏玩耍。

春日最爱的是养蚕，有时一上午地趴在平台上，看着它们“沙沙”地吃掉一张张漂亮的桑叶，又换上新的。时候一到，蚕箩里一夜之间就寂寞了。早上，我们举着亮晶晶的蚕茧大声问阿姨：蚕宝宝哪儿去了？然后就一二十个地一齐放声大哭。阿姨张开手，眼晴湿湿地笑，不知说什么好。

分瓜果的时候，大家就坐成一圈，你一个我一个，白梨、石榴和樱桃，多出来的就分给最小的。夏日，午睡是在院子里的凉棚底下，太阳透过棚顶，在地下洒出许多光斑，风一吹就跑来跑去，睡不着的时候就伸出手，想在空中抓住它们，做个朋友。

有一次，我们在游泳池呆得太久，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我们一边叫一边跑，阿姨暂时地做了牧鸭人。然后，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小的餐室里一边吃豆沙馅的包子，一边听雷，雷不响的时候就把包子放在嘴边，激动地等待。北京四合院的雨夜，雨点和瓦在房脊上热烈地欢叙，之后又静下来，水珠的滴落声像在试一张古琴。这时醒来，就能看见值夜阿姨瘦小的背影，浅浅的灯光底下摊开了一本书。我当然不知道，在我做着童年梦的时候，已经有55万“右派”分子被送进了风雨之中，在未来22年中苍老或死去。他们的孩子可能就躺在我的身边，不知不觉地受了伤。我不在他们之中，出于偶然。

第二个幼儿园也是四合院，只是没有门楼和石狮子。门与墙一般高，漆成红色。最让我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有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却只有两样动物：白兔和鸭子，也是白的。我们喜欢在临睡前探看它们，尤其是停电的夜晚（那时常常停电，也许是已经“大跃进”了的缘故）。手电筒的光亮里是几对宝石一样的眼睛，自然是红的，于是大家“呀”的一声赞叹，都不说话了。鸭子不然，一见光亮就聒噪起来，这抗议直到我们匆匆逃走才停下。找不到手电筒的时候，就由阿姨领着，一人点起一根蜡烛，穿过不矮的松墙，踽踽地去又踽踽地回来，有谁不小心遇见了鬼突然大叫一声，大家就也叫了，兴奋地奔逃。

把鸭和免放在一起，是谁的主意？长了羽毛只会聒噪不会飞的；长了一双看什么都是红色的眼睛却无法开口的，以后明白了，不仅是兔和鸭。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享受住在动物园的礼遇。1958年，我站在幼儿园的滑梯上，手中挥舞一根系了红布条的竹竿。北京的天空中有无数这样的竹竿挥舞，配合着从铜锣直到破脸盆的敲击声。成群受惊的麻雀降落是死，不降落也是死，于是纷纷跌落尘埃。还活着的就被因得胜而快乐的人群缚住翅膀，慢慢死去。终于出现了载重4吨的卡车装满了死麻雀，在街上游行的“盛况”。这一年，老鼠、麻雀、蚊子和臭虫被政府宣布为“四害”。

可是能飞的并不只是麻雀，所以我弄不清在幼儿园葡萄架下看到的是一只什么鸟。它在我和一个小姑娘的注视下抽动着翅膀。“麻雀。”我说。“它还活着呢。”她说。“麻雀。害虫。”——我还弄不清虫和鸟的区别。小姑娘点点头，她知道我对，但还是在那只鸟死了之后把它浅浅地埋葬了，上面还盖了一张葡萄叶，为了第二天还能找到它。第二天，葡萄叶落了满地；又过了一天，葡萄叶都被风吹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仍然唱着那首已经没有了意义的儿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北京的天空寂寞着。有的只是养在笼子里的黄鹂，为了使人快乐而歌唱。在“大跃进”过去以后许久，我的朋友们仍然不断用气枪射击所有的鸟。我的朋友们用湿的泥巴糊住死的麻雀，扔进火堆，慢慢等待烤熟的身体。到了1966年，被扔进火堆的就不再是死去的麻雀。

麻雀被宣布为敌人，它就不再是一只鸟。它的存在即是罪恶，为了消灭罪恶就必须消灭它。而在我还弱小时已不能怜悯弱小，实在能对我日后的强壮指望些什么呢？

差不多30年以后，我偶然路过这所幼儿园，门上的红漆已经剥落，也许早就剥落过多少次了，兔和鸭自然也不在了。而且，幼儿园就要拆掉了。“一定要拆吗？”我问。回答是一定。这里要建一座很高的楼，容纳更多的孩子。我高兴至少这里还是一座幼儿园，又为今天的孩子们惋惜，他们再也看不到夜里的红眼睛。即使还能，他们愿不愿看，我没有把握。

我家住在离幼儿园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很大，除了门楼、影壁，还有拴马环。前清的时候，这是一座王府，后来残破了。我家住在西跨院，有围墙、走廊，两棵大槐树和一道垂花门。因为住在东厢房，夏天黄昏就很热。我和妹妹就在走廊前的空地上种些瓜豆和淡紫的牵牛，夕照时满屋都是花影。

我的童年，更亲近的是母亲。父亲总是忙，难得见到。我觉得他很严厉，也记不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去外地拍电影我总是很高兴，临走他拍拍我的头顶，说一句“好好念书”，我就点点头。他有时写信来，我就回一封，说一切都好。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些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母亲只要我体会，很少作意义之类的讲解，所以至今不忘。这些图画了的诗歌不能不对我日后的电影有了影响。

我小时候贪读，读得到的一切书。最得意的是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就钻在房间里，翻看家中的书籍。如果是阴天就最好。看到精彩处就高兴到无可奈何；之后，呆想。我虽读过一些武侠小说，可是因为其他男孩子不可抗拒的目光而头一次爬上房顶时，我就断绝了做剑侠的念头。

像许多人一样，留给我童年最深印象的，是我们的保姆，我们叫她奶奶的。奶奶姓沈，满族人。脸和人中都有些长，很像御像上的皇帝——他们的祖先。她有过一次婚姻，不好，就离开男人单过，天足，不识字。问到她为什么没缠足，她说：“裹了。后来又放了。我闹他们。”因为不曾生育过，又终日劳作，她有一个光亮的前额和一副爱吃铁蚕豆的牙齿，70岁的时候仍然行走如风。只要天不是最冷，她必定脱了老式的内衣，早晚用冷水洗她年轻时也不会太好看的奶子。

奶奶曾是贵族，她出生之前，家里曾管过御制宫花的买卖。想想清末宫廷中有多少戴花的女人，就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业。可奶奶却不懂什么是“满汉全席”，衣服都是布衫，当然更没有花插在头上。宣统皇帝退位的时候（1911年），她才11岁，在这个世纪的其余时间里，她都靠自己的一双手活着。能看出她是满人，只有在她梳头的时候。早上她先在走廊上用冷水把头发抿了，又用一把牙刷沾了有桂花味的头油，亮亮地刷在头发上，又用篦子细细篦过，在脑后挽成一个髻。之后就满意地沏一杯茶，喝的时候声音很大。

我和妹妹常问：“奶奶，您小时候北京什么样？”“什么样？烧饼一个大子（铜钱）一个，豆浆比现在好喝，过皇上的时候胡同口得围上蓝布，一个冬天街上净是倒伏——饿死的、冻死的。”“还有呢？”“还有？没有了。”这时，她的眼神便茫然起来有时就这样茫然很久，朵呆地坐着，嘴边会突然露出一个笑，又急急地收住了。想什么呢？她没说。可云影一样的眼神，却把她亲历过的繁华一下子照亮了，一下子又黯淡下去。

因为不识字，逢到偶然有人来信，她总是让我念给她听。我念一句，她就应一声，好像在和来信的人对话。念过去了，她就把信仔细地叠了，放进衣襟里。她敬爱文字，凡是写了字的纸，不问过决不扔掉。每次我写作文，她必定守在门口，不愿有人打扰我。

奶奶是那种一生仅得温饱却体面而自尊的北京人。她精明不失善良，爱面子也给人面子，因为不再是贵族反而靠了双手得了贵族气派的劳动者。她衣服永远干净，头发一丝不乱；耳聋，却能听到别人的痛苦；从不惹事也决不怕事。每次我犯了错，她总是说：凯歌，我告诉你妈去！——可她其实从不这样做。如果别的孩子欺负了妹妹，她一定拉了妹妹的手找上门去。而别人道了歉之后，她又哈哈地笑着，把两个孩子的手合在一起说：来，拉拉手，拉拉手！

她常说：人不兴欺负人。也不兴叫人欺负。让人欺负惯了，你日后就成了坏人了——中国的传统，受压迫者，以为有正义在手，便只知有报复，不知有宽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压迫本身代代不绝，只是对象换了。奶奶目不识丁，乃能以这样透彻的道理示于后代，可见她目光之锐，见识之高。可当时的风尚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我听不懂奶奶的话是自然的事。

一件发生在饥荒年代的事却是我没想到的。1961年的一个冬日，奶奶把按定量做成的面条端给我和妹妹之后，母亲把我们叫到卧室，关上了门。她在厨房里低低地说了几句什么，就听见奶奶的声音：“我错了！我错了！您原谅我！”未久母亲走回来，一脸的怒气。我和妹妹被着实地吓住了。以后才知道，奶奶把我们定量中的一部分放进了自己碗中。母亲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爱子，又是米贵如金的年代，她是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我们吃饱的，自然不能容忍奶奶的行为。奶奶是一看到母亲的脸色就跪下了，之后就是“我错了”的呼声。

刺痛我的，并不是奶奶吃了我的食物，却是她有些凄厉的喊声。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件事。过后，再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奶奶依旧在我家，仍然梳头，仍然喝茶，仍然有时茫然着。

我一直不解，以奶奶的体面、自尊，竞将事情做到钟爱的孩子们身上，必然的理由是：她饿。可那一点点食物果然能减轻她生理上的不适吗？当然不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饥饿使她恐惧。恐惧比爱更有力量。

出门向南穿过小巷，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护国寺。说是寺，有寺之名，无寺之实，所以我很久都以为护国寺不过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地名。后来走得多了才突然明白，这个今天居住着上千人口、五方杂处的大院落其实就是原来的寺。

寺的东西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斑剥了，很高，约有半华里长。庙的两座后门面北，之间的距离约20米。单是这两个长度已经可以看出当年庙宇的规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座后门打开，庙内成了行走之地，僧舍内也住了人，时间久了，寺庙就变了样子。南面护国寺街上，山门已不存，代替是几座店铺，其中一个是花店，冬日也有半街余香。

我常走的是庙后的西门。要抬起头来才会看到伸出的门檐上，有几乎被风尘湮灭的绿色琉璃瓦，夕照时在隔年衰草后面闪闪地亮。后门与殿堂相连，实际是个过厅；里面比外边明显的低，可见当年香客踩踏之繁。门内有低低的石阶，甚宽。细细一想，应该是泥塑金妆的天王站立的地方，如今却空着。盛夏，须发皆白的老者在石阶上对坐下棋，老太太们路过歇脚。黄昏时突然走入，会看到台阶上留在夕阳里的糕饼点心，嘴馋的孩子也决不敢碰的。有人说，这是老人们留给庙里的“灵物”黄鼠狼的，因为庙已残破，香火不再，恐怕它无处觅食。也有人说，是“黄大仙”本身因循旧例，偷来的食物救济孤苦的。两者都是美丽的故事，而庙确实残破了。

当年香客如云的焚香散花之路已经崎岖不平，遇雨便满地泥泞。廊下僧房中住满了笑闹喧腾的俗众，门窗依旧，没有了往日的肃穆。小作坊的机器声代替了晨钟暮鼓；而应是“大雄宝殿”的所在，变成了一座电影院。门外两座石龟，驮着巨大的石碑，翘首问天，碑上盛记功德的碑文已经苍黑，湮然不可复识了。唯一留下的真迹，是西北角的“地藏殿”，殿宇宛然，偶像俱在。殿前有一榆树，因接近道路，有人经过便摸一把，摸得久了，树腰竟成了一片光滑的白色。树后遍种蓖麻，叶子肥大深绿，苍翠时阳光也照不透。

出于好奇，我们常常抓住门上的铜锁，站在露出的门坎上窺探。殿内昏暗潮湿，霉味扑鼻，地藏王菩萨满身灰尘，慧目低垂。神案上除了牌位、香炉之外，还有一大堆凝了的红色烛泪，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之后，这里首当其冲地成了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的“战场”之一。殿门打开，阳光涌入，地藏王菩萨被推下莲花宝座，在尘埃中摔得粉碎。

宗教的脆弱，是中国的一大问题。40年来对宗教，害处听得多，好处听得少，是宣传的一大特色。因其与“无神论”相悖，所以不能容忍。其实，气度恢宏的统治者，深谋远虑，总会意识到宗教维系精神、稳定社会的好处，而加以保护。但在1949年以后，曾经遍布禅林的北京，僧众流散，寺庙荒凉，对于我们这些革命后出生的少年来说，宗教几乎等于旧世界的代名词了。

在这个决不完美的世界上，宗教是个去处。它使做了好事的人有地方去欣喜，做了坏事的人有地方去忏悔；失望的得了希望，绝望的至少得了安慰，信仰是文明的开始。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杀死了天真和勇气，剩下的就是一群暴民了。信仰实在是人性的围墙。而在文革开始的最初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暴力无不首先发生于信仰的领地：孔庙、佛寺、天主教或基督教堂。

1965年，庙会已经被禁止，接着，民间丧葬嫁娶仪式也被禁止。接着，北京南城享有百年盛名，在中国人欢度新年时几乎无人不去的文化集市——厂甸街，宣告关闭。接着，就轮到了北京城墙。

1949年初，清末大儒梁启超之子、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住在其执教的清华大学。当时内战大局已定，解放军攻城刻在日内。一夜，有客来访，自称共产党城市工作部干部，特携带北京市区地图，要梁先生指明何处不可用兵，何处不可开炮。不久，北京未被战火而和平易手，使800年古迹得以保留，是中国的大幸运。所以可以想象梁先生听到毁城设想时的心情。他曾力谏政府首脑放弃这一计划；他的夫人甚至誓言：城破之日，自取其命。但是，以“城墙妨碍首都建设”为名，计划终于变成现实。在现代化机械的频频击打之下，木石俱下，烟尘大起，顿成废墟。被分段拆除的城墙，砖石今已不知去向，少量的可以发现于民间的鸡窝兔舍。

传说：在明初重修城墙时，工匠曾用熬熟的米汤和泥浇铸，以求坚固，可见毁城工程的艰难浩大。多在夜间操纵的轰轰机声未能惊醒北京人，而城市从大梦中醒来时已成裸体。这座始建于元代，经明成祖朱棣重修，此后代代维护，长达数十华里的800年古城墙轰然倒塌了。一个旧梦随风雨而逝，永远不再。

1986年，我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内注视西方人于1893年拍摄的旧北京城墙照片，回想它延伸阔大的雄姿，不胜唏嘘。

至此，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灭。从不设防的国度中醒来的人们，看到空旷的地平线上一轮巨大的红太阳，在短暂的幕间休息之后，天国的钟声又响了。

（选自陈凯歌《少年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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