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 曾诚：小时候遇见的那些疯疯癫癫的人

  作者简历

曾诚，1965年出生。198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1989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讲授口笔译等课程至今。期间，曾在美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高校任教。现在西澳大学访学。

原题

菜 花 黄

（外一篇）

作者：曾诚

“菜花黄，疯子忙”——知道这句话，已是在多年以后。虽然每到春暖花开，不时会传来因为发病而造成伤害的报道，但这句谚语对疾病高发期的准确描述，仍让我惊讶。细想起来，在我还不晓得菜花长什么样时，就已经认识他们了。

从零点几岁到五岁多，我大都住在照看我的王爷爷和何奶奶家。他们家在武昌阅马场的体育村；出门往右，巷子对面的一个邻居家有一个大姐姐。我已想不起她长什么样，只记得她总是坐在家门口，总是在笑，总是很高兴。这让我觉得，她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没有看到别人总是坐在家门口，总是在笑，总是很高兴。

我们这帮小屁孩常去找她玩；所谓玩，也就是跑到她跟前，乱喊乱叫一通，或者揪揪她的衣裳，拍拍她的肩膀。她不烦我们，依旧高兴地坐着，还会咯咯笑出声来。实在招架不住，就用手左右掸掸，像赶蚊子苍蝇，但脸上还是带着笑。这时，我们也差不多玩腻了，于是一哄而散。

有一天，几个大一点的小孩在喊：“找疯子玩喽！”听到招呼，我马上跑了过去，我大概以为，那就是大姐姐的名字。这次玩的跟平时不一样。当时，一个邻居家正在剥蚕豆，我们首先要在地上去找那些没有整个撕开的空豆荚，捡起来，把两瓣合拢，捏住豆荚剥开的那一端。然后，跑到大姐姐那里，排着队递给她，说“给你豆子”。每次她都高高兴兴地接过豆荚，认认真真地剥开，然后笑着说“冇得”，再把空豆荚扔到地上。

也许是觉得这游戏应该有点变化，我竟然乘择菜的邻居奶奶不注意，从她篮子里偷了一个没剥过的豆荚，兴奋地把它交给了大姐姐。她还是高高兴兴地接过豆荚，认认真真地剥开——然后睁大了眼睛，说：“这个有！”还咯咯笑了起来。 我还没来得及为拓展这个游戏得意，邻居奶奶的孙女就跳到了我面前：“你！赔我们家蚕豆！”

我望向笑呵呵的大姐姐，她已经把攥着豆子的那只手放进了衣服口袋。我呆住了，不知该怎样要回那两颗蚕豆。见我看她，她把伸进口袋里的手又使劲往里揣了揣。损失蚕豆的女孩提高了声音：“不是你家的，为什么给人？”自知理亏的我答不上来。

这时，所有的小孩都停了下来。因为我别出心裁，这场游戏提前结束了，留下一地空空的豆荚壳。往家逃的路上，我回头看见大姐姐还是坐在那里，还是高兴地在笑。

在省中医学院的三号楼，我又认识了一个叔叔。那是我爸单位的筒子楼，在蛇山半山腰；我家右手隔壁的隔壁，住着一位袁叔叔，四五十岁的样子，高个圆脸，眼睛和脑门都大，常年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他的房间总是关着，但是门里面不断传出他的声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发动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要不是休息时间，他家门口都能听到这种声音。

有时，在学院门口传达室看到他的信件，我就帮他带回来，敲门交给他。这会打断他，但是谢过我后关上门，就又会传出他的诵读声。虽然听着很像在讲课，但他并不是老师。他叫袁家驷，是学院的打字员。据我爸讲，他那时其实只有三十多岁，出身不好，是个胆小的人；有人说，他是吓病的。

有一次，他告诉我爸：“医生说了，我得的这个病是忧二型的。” 我爸安慰了他一番。然后，他又神秘地低声跟我爸说：“你莫说，我这个病还蛮先进的，只有美国才有咧。”我爸一时没听懂，只好支应过去。

后来才明白，原来袁叔叔说的是美国先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上世纪60年代，解放军先后击落了五架台湾飞过来的U-2飞机。袁叔叔虽然有病在身，但还是在关心国家大事。

后来调整宿舍，袁叔叔换到了靠筒子楼西门的房间。这个屋子比原来的小，因为分出了一小块作储物间，他的房间就成了刀把形。那个小储物间分给我爸，当了我的卧室。单独睡觉对一个五岁孩子来说还是有点吓人，但住在袁叔叔隔壁，我会觉得好一些。储物间跟他屋子之间开了个小窗户，隔着玻璃仍能听到他的朗读声，这让黑暗中的我不再那么害怕。反倒是听不到他声音时，更可怕些。

在我妈工作过的蒲圻县医院，我还认识一个五六十岁的奶奶。那是个冬天，她正在山脚下房前的空地上演出。那片地方比我妈平房宿舍的地面要高出大半米，因此，我从家里跑出来看热闹时，就像是看舞台上的表演。空地上的人围成一圈，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更是导演。一个男的在高声领唱：“太阳出来了……”众人一起合唱：“噢嗬依哟嗬……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今天看见出了太阳！” 那个奶奶穿着肥大的黑棉袄和黑棉裤，奋力地跟着大家的节奏，在空地中央忽左忽右跳着，双臂不断向上张开，只是瘦长的脸上看不到重见天日的表情。

银幕上蓬头垢面、颤颤巍巍的华子良，还有手拿玫瑰在残垣断壁前游荡的孔妮娜，让我又想起了幼年时认识的那些人。我在想，他们会不会也是迫不得已才装成那样的？那个大姐姐接蚕豆时会不会是在逗我们玩？袁叔叔会不会从他背诵的语录中吸取力量？跳芭蕾的奶奶会不会是在借机锻炼身体？

时至今天，在菜花黄时记起他们，我仍会毫无根据地臆想，他们最终都像华子良和孔妮娜那样，熬过了生命中那段黑暗的日子。

外一篇

会飞的椅子

作者：曾诚

 大概我“啊”了一声，吵醒了身边的她。迷迷瞪瞪睁开眼，原来手里还握着手机。难怪刚才想去挡住那把迎面飞来的椅子，胳膊好像被人捆住了。我摁下锁屏键，关掉手机上那篇亮了半宿的文章。

“做恶梦了吧？”她说着，翻了个身，“明儿用我姥姥说的那个办法，没事的。”

姥姥的办法是起床以后，把梦见的事情写下来，贴在墙上，让太阳晒一下，可怕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之前看了什么鬼东西，怎么又见到了那把会飞的椅子，还有那个什么都知道的少年，和那个什么都记得的三岁男孩。

小家伙刚睡午觉醒来，不知是他自己醒的，还是被吵醒的。那是在湖北中医学院的三号楼，从右数南边第三间宿舍里。他坐起来，发了一会儿呆。听到蚊帐外有声音，就爬到床边，掀开帐子，伸出脑袋往外看——“妈妈。”

妈妈坐在小凳子上，在离门不远的地方洗衣服。脸盆里洗的是爸爸的汗衫，里面的水却是红的。他见过白色的肥皂水和又圆又亮的泡泡，但从没见过这种红色的水。

“再躺哈子，乖，”妈妈用手臂擦了一下眼睛。他这才明白，那个声音是妈妈在哭。他从没见过妈妈这样，吓得不敢说话，他想问：“爸爸呢？”

“爸爸自己去附院了，”朦胧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说。附属医院在花园山，从阅马场走，要穿过鼓楼洞和民主路，再进胭脂路，大概要半个小时。

之前，爸爸捂着血流不止的鼻梁，先去了学院的保健科。值班的王大夫吓了一跳：“曾老师，我们这里怕是搞不下地唻，还是去附院吧。”他手有点抖，但还是很快地给爸爸清创止血，又撒了些消炎的磺胺粉。“路上小心，看到学生伢躲着点啊，莫回宿舍！”

三岁男孩躺在席子上，呆呆地望着帐子顶，然后，侧过头，看见半掩着的蚊帐门，好像想起了什么。先是一阵砸门的声音，然后是很吵的说话声——“搞邪了，胆敢为黑帮说话！”“不给你点颜色，不晓得厉害！”“打——！”他看见到蚊帐外的人张开双臂，挡在了床边；与此同时，一把木椅被高高举起，朝着帐子外面的那个背影，飞了过来……

“后来我回王爷爷家了，”小男孩说的是住在彭刘杨路体育村的王爷爷，平时，一直是王爷爷和何奶奶带他。得知同事出事，中医研究所的几个阿姨赶了过来。她们说，学生现在已经知道了宿舍的位置，三号楼不是久留之地，还是躲一下为好，就把妈妈和男孩送到了王爷爷家。

而这时，爸爸正摁着鼻梁上的纱布，独自往附院走。纱布将厚厚的近视眼镜垫高，挡住了部分视线。一路上，首义红楼，还有半圆形的鼓楼洞，看起来都和平时不太一样。到外科检查，说是鼻骨骨折，要住院。本想在病房住下，又怕学生知道了，会追过来，只好躲进了五官科门诊的医生休息室。“学生有枪的，”护士说。

“爸爸妈妈后来躲到了蒲圻，”小男孩说。那是妈妈上班的蒲圻县医院。看到武汉的反越造越厉害，中医学院也一天比一天热闹，他们只好逃到了县里。县医院的形势相对平静，但是爸爸的伤口却迟迟不见收口。两个多月反复发炎，爸妈怀疑伤口里有东西没清干净，就去照了个片子。

果然，里面有一块一厘米多长的木屑，必须开刀取出。

“我晓得，就是家里靠背椅上缺的那块……”小男孩说。

“你晓得？你才三岁，你就晓得？”那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说，一脸的自以为是。小男孩显然不服气：“我当然晓得，我看见了。爸爸把手张开，挡住了那把椅子。”

“那你晓得是什么人打的爸爸吗？”少年问。三岁小孩不做声了。

“是中医学院65级的人，”少年说。他说的是黎柯城、汤柳琏那几个学生。那天，以汪盛桦为首的造反派正在大礼堂里批斗学院的当权派。台上挨斗的有院长曹冰清、书记陈任远、教务处长张重明；他们被学生押在舞台上，头上顶着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各种罪名。

爸爸那时从外面回来，正好路过礼堂。只见里面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书记院长们手里捧着领袖的石膏像，跟着学生在喊万岁。有人拎来写大字报的整桶墨水，兜头浇到台上被斗的几个人身上。在“打倒黑帮！”的吼叫声中，有几个学生冲到台上，对着书记、院长和教务主任拳打脚踢，还有学生解开了扎在腰间武装带。

“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个刚走进礼堂的老师大喊了一声。

台上的人一下愣住了。很快，一个声音说道：“曾老师，我们批斗走资派，这事你别管！”

“走资派该斗，该斗，但不必动手嘛，”曾老师冲着舞台上说。“伟大领袖不是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台上的学生一时不知该怎么应答，僵在了那里。刚冲上去的人有几个准备往回走。其中一个经过曾老师身边，用肩膀轻轻地撞了一下他，低声说：“你等着”。

一个小时后，曾老师就等来了那把会飞的椅子。

“我后来见过那个人，他来过我们家，”少年说；其实，他只是跟那人打了个照面。当时他放学刚到家，碰到爸爸把一个客人送出门。那个男的穿着有点土，不像武汉当地人。少年以为又是谁介绍过来找他爸爸看病的，却听见妈妈问：“就这样算了？”

“算了，他都上门道歉了。说起那件事，还掉了眼泪，”爸爸说着，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仔细看会发现，那块皮肤的颜色比别的地方要深。“刚三十岁出头，在荆州专区的一个县城医院，也不容易。前几天他们单位来外调，也来找过我。”

“那你没说他打你的事？”少年问，一边取下身上的书包，挂在了椅子的靠背上。

“当时他还是个学生，”爸爸在厨房里说。“要是现在把他划成三种人，一辈子都会受影响。”说完，他用手里的刀，把一根莴苣的老根削进了垃圾桶。

“你爸那顿打算是白挨了，”妈妈在一旁说。几个月前，中医学院拨乱反正，要统计教职工受迫害的情况，说是会发一点补助。但是，爸妈填了表，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爸爸说，大概是申请的人太多了。我想起家里的相册一直夹着一张爸爸的照片——他胸前的衣裳上满是血。妈妈总说那张照片太吓人，要丢掉。后来，照片不见了。说不定，就是那次申请时交上去了。

“至少那次把学生拦住了，”爸爸说。“我还不是看见学生在打人，还要拿皮带抽。书记院长都是老干部，曹院长都七十了，哪里受得了，还是个光头，张重明也是多年的同事和邻居。”

“张伯伯总给我糖吃，还把过年放焰火的小火车给了我，”那个三岁小孩又冒了出来。是的，张处长也住在三号楼一层，当时他们两口子没有孩子，所以特别喜欢小孩。陈书记是当过新四军的，而曹院长出生中医世家，二十年代就入了党。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一张他的照片，跟爸爸的描述是一致的。

“哼，把老师打成那样，还好意思到我们家来。”少年还在愤愤不平。看着他的样子，我觉得既熟悉，又有点可笑；心想，你到时候就不会那样吗？你不也是从小听着“仇恨入心要发芽”的戏，看着“我恨！我恨不得砸烂奶奶庙！”的电影吗？

十二三岁的少年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又补了一句：“就是心不好！”

嗯，心好也许管用，心好的人会替老人和孩子挡住那把飞来的椅子。可是我不知道，椅子会不会什么时候再飞起来；如果它真飞过来，我们是否挡得住？昏沉之中，我好像记起了睡觉前看的东西……

早上醒来，发现她已起床上班——要不，我就把那些事写下来，贴墙上晒一晒，外面应该有太阳吧。

一点光线从窗帘缝隙透了过来，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台前，伸手去拉窗帘。

2020.5.16于珀斯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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