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吕丁倩：四个检举人构陷，妈妈差点被打成“反革命”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
吕丁倩，江苏常熟人，出生于教育世家，曾是内蒙古下乡知青，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院英语系，毕业后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后赴美国读研，现在纽约定居，从事写作和翻译。

原题

那年，我等爸妈回家

——55年前的回忆

作者：吕丁倩

作者小学毕业照，摄于1966年4月，11周岁

01

“文革”爆发的那年夏天，我是个刚满11岁的少年，每天最大的愿望是等待爸妈回家。在昏黄的灯光里，有爸妈的身影，那就是我的平安时光。

母亲是常熟二中的教师，几乎每天晚上去政治学习或开批斗会。我父亲在城西轧棉花厂受管制劳动，常加班到深夜回家。

我睡不着觉，侧头把耳朵紧贴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我辨得出母亲脚步的节奏，从楼梯口，穿过中厅，鞋底拍打在石砖上轻微的震动。等到深夜，父亲回家时脚步很轻，推开门，把麦秸编的藤包轻轻搁在桌上，藤包里铝饭盒盖子咣啷响一下。

听到这两个报平安的信号，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憋在胸口的气，才能缓缓地舒出来，安心入睡。

那个夏天来得诡异，造反热潮一波接一波。继“打倒牛鬼蛇神，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之后，新名词不断涌现，漏网右派，暗藏叛徒特务，漏划地主，现行反革命，名目繁多。锣鼓和口号声的冲击波漫天盖地，撼动着每个角落。

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不断传来。捆绑吊打，跳井自杀，牛鬼蛇神沿街低头站立，向伟大领袖请罪。县政府门前的西门大街上，率先竖起一排排大字报棚，老县场，文化宫，图书馆前的路边纷纷竖起大字报棚，标语和漫画，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我提心吊胆，大字报上出现我父母的名字。

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空气里似乎布满蜘蛛网般的游丝，随时都会被粘缠，被缚就，再也挣扎不出来。“划清界线”口号咄咄逼人。我的愿望绝不可言说，被压抑在心底，像蕴积在火山底下永远涌动的熔浆，胸口憋得焦灼疼痛。有时深深长长地呼出口气，那是百般无奈的等待，只不过是等待父母安然回家。

中学有位老师，家庭是常熟有名的屈家大地主，他不服气说自己年轻在外读书，没有参加剥削，不是地主，被红卫兵造反派一次次狠揍狠整。被扣上“漏划地主”罪名。县南街上有家街坊，客厅朝大街，门口摆些茶水，小蜜饯。那主妇笑眯眯的，从来不嫌小孩子围观。一天，听见居委批判她是“投机倒把分子”，她哭得一把把眼泪。

那时候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检举，不容分辩，贴张大字报，开个批斗会，这个人就被揪出来了。

文革中的大字报（网图）

02

我父亲一向沉默寡言，常加班到半夜回家。全部生活就是一个“忍”字。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忍受精神上的压力，忍受那个尘絮飞扬，车间里40多度的高温。劳动扛200多斤大包，心力和体力消耗。每当深夜，听见父亲把麦秸编的藤包轻轻放在桌上，饭盒子响一下，报平安的信号，我才放心睡觉。

我母亲是全家的顶梁柱，为我们撑起一片天。母亲家庭是教育界民主人士。抗战流亡学生，建国前大学毕业在苏州地委专署参加革命，调到常熟教育局专管小学教育和人事工作，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任何把柄。我母亲病休几年，在2月份恢复工作，调到二中教课。学校师生对她不熟悉。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反革命家属， 随时都会被人检举。只有每天晚上听见那个熟悉的脚步声，才能让我安心入睡。

街上热闹非凡，看游行，宣传，成为一种娱乐。我家住在县南街，一条古老的城中心街道，是大小游行队伍必经之路。每逢锣鼓声，口号声传来，院里的孩子们激动得一窝蜂地往外跑，楼梯咚咚响，一阵哗哗脚步声，大人也常夹在里面。每天各种游行络绎不绝：有的是单位成立战斗队，革命委员会，有的庆祝社论发表或最高指示下达。经常往外跑好几次，人行道上也挤满路人观看。

我觉察到，在满街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社会和人们都在变化着。阶级敌人队伍迅速扩大，类别也从“四类分子”扩大到“五类分子”， 我随之上升为黑五类子女。有些同学的父母被揪出来，有医生、校长、党员干部，甚至普通工作人员。我家21号前院的科局干部们被揪出好几个，从农村老家来照顾儿孙多年的老太太们霍然成了漏网地主婆。暗藏的阶级敌人像地雷一样，密密麻麻布满全城。

没多久，我爸妈多年的朋友张阿姨，在常熟慧日小学遭批斗。大字报揭发她是“反革命家属”，突发精神分裂，张阿姨是极有才华的幼儿教师。我父亲落难后，熟人亲戚割席断交，张阿姨给我家带来少有的笑声。有一次，她和儿子在我家做客。与我同年的发小在餐桌边唱了一首《在松花江上》。张阿姨的先生是县中出色的高中物理老师，反右中遭难被遣送北方农村老家。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无奈之下她与深爱的丈夫离婚，划清界限，自己偷偷流泪大半辈子。当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她崩溃了，住院治疗好几个月。我母亲常在晚上8-9点，邻居都闭门了，才去看望她。

常熟“言子墓道“牌坊，被改为“跃进门”，摄于1966年6月

03

七月大暑，革命热情像炎炎烈日正在燃烧。母亲回家说，当月下旬参加教育局的集中学习班，自带行李分住在常熟各个学校。常熟二中和三中的教职工集中在石梅小学。我顿时惊慌失措。母亲安慰说，学校安排她值班，并准许她每天傍晚回家，晚上再回学习班，这是好的迹象，说明她不是暗藏阶级敌人。

父亲整日上班受管制监视。所以母亲把家里的事情交代给我。我们用纸糊了好几个信封，把房钱，电灯费，煤球费，米粮钱等每项开支如数放到每个专用信封里，在信封外面记账。另外3元订一份《解放日报》。全家买菜开销只剩15元，放在另一个信封里。每天5毛，需要精打细算。夏天的蔬菜只要几分钱，一天控制在2-4毛多，省下的钱可以留到第二天，第二天多省几分钱留到第三天。

以此类推，过几天就可以买点鱼肉荤腥。一般买两毛钱肉丝，或买肉馅炖鸡蛋肉糕。有时拿几分钱，我和妹妹到京门电影院前的夜市，买个新鲜的绿色莲蓬头，和漂亮的红绿生菱角；还有煮熟的又黏又甜的糯玉米。

我母亲体弱有病，家里养几只鸡下蛋。每天剁碎菜根叶，拌些麸皮喂三次。清早赶到自由市场跟农民买到活的小鲫鱼、螺丝，一串串小螃蟹。吃剩下的可以喂鸡。不过，我们得留心把鸡屎扫干净，免得邻居抱怨，给我爸爸惹麻烦。有时干脆把鸡赶到后面大菜院里疯跑一会，吃个半饱，再唤回家，圈到我家房间后面的小院里。

那时每户有一本煤球卡，按家里人口供应，量很小。夏天洗澡要烧很多热水，煤球不够用，白天要用煤灰拌水盖在煤球上封住火，炉子上温一大锅水。我父亲教我早晨去提井水，把大木盆、脸盆和水桶都装满，放在窗外走廊的阳台上。白天阳光灼热，照在阳台上，把盆里和桶里的水晒得暖乎乎的，傍晚洗澡只要加一点热水。

暑热难熬，我把地板擦干净，在房间里光着脚。傍晚用清洌的井水洒在地板上，铺上一张草席，凉爽得多了。母亲傍晚回家时，洗澡水和晚饭都已经准备好，晚上再赶回石梅小学。我俨然像个小管家，煞有其事地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守着门户，等待爸妈回来让他们高兴。霍然觉得自己长大许多。

其实，走出大门一看，满街都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到菜场、粮店，买煤球，井边提水洗衣服，大多是失学守在家里操持家务，年龄大些的中学生大多去造反闹革命。

这段时间的经历给我深刻体验，人的才智，可以改善生活环境和自身条件。换言之，聪明才智有助于人们努力生存，或奋力地活着，这是生物的本能。人类在这方面的能力略强些，他们还会消灭同类，让自己活得容易些，安全些，更舒服些。

大街上的喧闹使我紧张不安，平时躲在家里。后院菜地是安静的去处。院子很大，种着蔬菜，玉米，向日葵。地里草叶茂盛。有飞来飞去的蝴蝶，蜻蜓，墙旮旯石头缝里有蟋蟀鸣叫。更多的时候，我躲在家里看书，读报纸。

破“四旧”时，处理了很多心爱的童话，有插画的外国文学。这时还没有抄家，书报很多。我家有个小房间做储藏室，床底下有一捆捆《人民教育》杂志，积攒多年的《小朋友》《中国少年报》《红旗飘飘》《儿童文学》。我父亲的整套马列主义著作，厚厚的书一捆捆储藏在镜台下的橱里，大多是外国历史书，苏联教科书。

我常常掏一本厚书，钻在大床底下的地板上翻着看，然后再放回去。有一本《印度史话》，硬被我啃了好几章，似懂非懂也觉得很过瘾。这些日子跟外面的世界隔离，倒是平静了一些。但是，一整天家里没有大人，我心里空荡荡的，忐忑不安，唯恐哪天发生什么事，我爸妈再也不能回家。

常熟城内

04

时时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一天上午，中厅里坐着一位来客。我认出她是我母亲学校革委会负责人。她坐在我家对门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家的房门口。不一会，治保主任回来，她们俩进屋里去说话。我心里直嘀咕，不祥的预感，如积压在心头一片阴霾。那个傍晚母亲没回家。一连两三天，母亲还是没回家。我很纳闷，那天革委会负责人来找监管“四类分子”的治保主任，一定跟我家有关系。实在很蹊跷，我憋不住了，带妹妹到石梅小学去探望母亲。

石梅小学坐落在城西虞山脚下。我们在陌生的小弄堂里绕来绕去，找到石梅小学。门口有人值班，不许外人进去。我说给我妈送换洗衣服。那人说，老师们在晚饭时间出来，步行到食堂去。食堂在石梅学校外面的小街左侧，到门外路边去等，会看到我母亲。

我们赶紧跑到外面，巷子里的砾石路面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发烫，热气蒸人。我心里急切，顾不得太阳晒，守在路边。眼看夕阳缓缓西下，才往小巷子里投下一些荫凉。

老师们来了，三三两两，依次走出校门。在队伍的末尾是我母亲，独自一人，旁边有位女老师，两人似乎并行，但她们之间保持着一些距离。我喊了一声，母亲很吃惊。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家，母亲摇头示意不要说话。我递给妈妈换洗衣服，塞给她一个煮鸡蛋，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我记不清了。

母亲不敢停留，说两句话就匆匆往前走。我和妹妹紧跟上去，母亲甩手摆脱我们，一边加快步子，回头挥手示意快回家去。我们只好停步，满心凄凉地目送母亲远去。那女老师亦步亦趋，在一侧紧随着。后来我知道是革委会派她监视母亲。

第二天傍晚，我俩又来了，母亲匆匆说几句话。一连几天我都站在路边，可母亲始终没说为什么不回家。我整天失魂落魄，猜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

晚上，大院子里黑糊糊的，热烘烘像个蒸笼。家家门窗都敞开着，不开灯，免得把蚊子招惹进来。房间地板上铺着凉席，我不敢睡着，躺在席子上胡思乱想，眼睁睁地盯着窗外天空由浅蓝变暗灰，由暗灰变得漆黑。黑夜像浓烟一样侵入房间，弥漫开来，眼前浮现白天看到的骇人影像，游街的人群，打着X的大幅标语，牛鬼蛇神漫画，低头请罪的阶级敌人，毫无逻辑地穿连成一个个怪诞的画面。我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

有人在天井里架起板床睡在露天，用大蒲扇使劲拍蚊子；后院井边有人提水，哗哗的水声很大。有时传来大街上几声喊叫。我把耳朵紧贴在地板上，专注地在碎杂声中分辨那个熟悉的声音：父亲进房间时脚步很轻，把麦秸编的藤包放在桌上，包里的铝饭盒轻轻碰一下，我习惯了，等着那个报平安的信号。 

母亲一直渺无音信，我心里惦记。有个下午，我独自跑到石梅小学。学校后墙紧依着虞山脚下的山坡，读书台就在墙后山坡上。记载上说，南朝梁皇太子箫统曾经在这里潜心读书，由此而得名。天色还早，我从校门一侧走上山坡，那就是著名的读书台楼阁，无人管理。我从山坡的高处往下窥视石梅校园，希望侥幸瞥见母亲。山上有条小路沿着小学的围墙。墙内有一排教室，有的窗户敞开着，我瞥见里边有床和蚊帐，好像是宿舍。

读书台山坡像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园林，寂静得出奇，连蚂蚱跳纵时抖动了树叶的索索声都听得见。斜阳把金色的光芒撒在绿色树林间，似乎有一丝丝的风偶尔穿过。夏蝉时断时续地鸣叫。我挑个荫凉处，闷闷不乐地坐在长廊的石阶上。

石梅小学的白色围墙沿山脚向前延伸。围墙外，是溢满书香气息的林中书苑，参天的古树，长廊古亭，飞檐斗拱。建筑年久失修，破落不堪，但依然错落有致，流连着千年古韵。阁楼下岩石缝里杂草茂盛，似乎人迹罕至。然而越过围墙，里面关着一百多名教师职工，正在经历着生死攸关的政治运动。无情的揭发诬陷，激烈的批判，大字报，批斗会。不幸的人们一个个被搁在运动的烧烤火架上，由造反派翻来翻去，烤得面目全非，半死不活。往食堂走去的队伍里，一眼可以辨出那些魂不守舍，神情沮丧的人们。

常熟读书台公园，位于东南麓石梅，原址梁昭明太子读书台

05

日子过得缓慢。熬到九月下旬，学习班结束，母亲该回家了。那个下午，我跑到西门大街一家自行车铺，花一角多钱租了一部旧自行车。出租的自行车没有刹车，非常简陋，车轮一着地滚动就哗啦啦地响，在街上骑很危险，搬行李倒是顶用的。我推着自行车到石梅小学去接母亲。

老师们分住在各个教室里。我母亲住的那间教室里有六张床。我进门时，母亲一个人在收拾行李。靠墙小床的四角竖着竹竿，撑起一顶白色蚊帐，蚊帐的左右两边各竖贴着白纸对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蚊帐上方贴着白纸横幅“回头是岸”。一个个黑色的大字，狰狞的凶光，瞪着我。我一下子全明白了，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下来。我马上背过身去，不敢让母亲看见，悄悄地擦掉，假装什么都没注意。

我把一件件行李捆绑在自行车上。回家的路上，我默默推着自行车，车子在石砾路上颠簸，每个部件都震得叮叮当当响着。我一句也没问，母亲也没说话，好像我们有个默契，对此保持缄口。二个多月的学习班总算结束，我妈总算回家了。

哪知麻烦事情接踵而来。

国庆节放假三天。革委会通知我母亲到校和牛鬼蛇神一起劳动。二中校园墙上到处涂满墨汁写的标语，需要擦洗刮干净。一家人的心都悬起来。难道我母亲是被揪出来的暗藏阶级敌人？我烦躁不安，觉得大祸来临。母亲和牛鬼蛇神们一起，天天在校园里劳动，听候指挥和监视。傍晚时分，我守在楼梯口等母亲回家，母亲对此闭口不言。意外的是，国庆节后，革委会又通知母亲回到老师政治学习的教室去，怎么回事呢？我们对此疑惑不解，毕竟松了一口气。这个谜一直到1980年代才渐渐解开。

读书台公园

06

1980年代初，我父亲得到平反，重返他热爱的教育领域。老邻居们感慨，来看望我父母。母亲业已退休，偶然谈起那年夏天的事情。我们将零碎的故事片段拼凑起来，了解到那年夏天惊心动魄的详细经过。

那时，群众互相检举揭发在全社会高潮迭起，有些人为此走火入魔。二中革委会收到检举信，有个李姓居民自称曾在我母亲家当过保姆，要揭发她的反革命言行。革委会派人到街道居委联系。我家对门邻居，即治保主任，动员邻居们揭发我母亲。不过有位邻居拒绝揭发，说她不愿昧着良心做对不起我母亲的事。当二中革委会收到揭发资料后，立刻把反革命罪行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石梅小学。在县南街居委会也贴出了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但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母亲立刻被隔离审查，不准回家。

如今审视这一事件，颇有些戏剧性。人性善恶，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力。那个主动检举人李姓保姆揭发我母亲“同情反革命分子”。1958年我父亲已遭难离家，我母亲患重病，三个小孩子需要照顾。经人介绍，李姓保姆到我家。她前夫在反右时被定为“反革命”，到苏北劳改。她离婚后带着孩子，靠变卖家什无法维持生活。刚到我家时，她的境况极其窘迫，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我母亲马上给她钱去做了一身新衣服。她向我母亲哭诉她的遭遇。我母亲怜悯同情，并安慰她。十多年后，她却揭发我母亲“同情反革命分子”。

第二个检举人揭发的罪行是“教育孩子走白专道路”，说我母亲教育孩子“光打球怎能学好功课，考上好学校？”事实上，我母亲教育孩子养好习惯，放学回家先完成作业。这个检举人不仅是邻居，而且是母亲大学校友。她丈夫在肃反中遭难，在外地劳改。本人没有工作，找到时任校长的我父亲，我父亲很快安排她在县中教书。她又找我母亲求助，说家中老小没有住房。我母亲在院里找到两间住处，并指点她找管理住房的科室。不久，她一家老小搬进大院，有了安身之处。那是1950年代初。有人看见她在我家窗口探视，并悄悄问隔壁的邻居，是否看见我母亲回家。大概她按捺不住好奇，急于想看我母亲变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善于选择记住别人的恩德是记忆能力的话，无中生有捏造罪名却是一种品质。

第三个检举人是前院邻居，家庭妇女。平时还客气，但不熟悉。她家庭成分不好，也许迫于压力，揭发一件小事，上纲上线，牵扯到反革命言行，以此表现自己积极向革命队伍靠拢。人需要安全感，需要归属感，识时务的人看哪里势力强就极力往那里靠拢。

然而，第四个检举人揭发一项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罪行。在后来几年，曾经见过类似的罪行，当事人被判为现行反革命，有的甚至判处死刑，也不过因为几句话。这项罪行内容大意是这样：丁原秀是反革命家属，对伟大领袖怀有仇恨。她用“死”骂“毛毛”，是咒骂伟大领袖。她还用“太阳从西出来”攻击伟大领袖。揭发人把这些字和词串联起来，一句句骇人听闻的，恶毒的现行反革命言论。

这项罪行在学习班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一张张大字报贴出来，我母亲立刻被取消值班资格，接受隔离审查， 24小时监视，不准回家或与外面任何人联系。我母亲被责令写坦白，由革委会的领导和成员，两位四清工作队员（四清工作队还在校），造反派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一起盘问我母亲，要她承认检举材料中的罪行。

有人在政治学习会上火上加油，公开检举污蔑我母亲是“漏网右派“。他老婆曾经和我母亲同在教育局工作。反右时的确曾经有人企图整我母亲为右派，被常熟市长和组织部亲自否定。虽然无冤无仇，这人趁此机会出手落井下石，表示自己积极革命，怀揣这种投机歹念的，在那个运动中屡见不鲜。

对突如其来的围攻批判，我母亲态度坚定，拒不承认，直言这些检举人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实质是故意陷害。她理直气壮地解释：孩子出生时即取名毛毛，是南方人对孩子的昵称。常熟方言经常说“该死”，我母亲跟保姆学着这么说的。至于“太阳从西边出来”，是北方人常用方言歇后语。无休止的反复盘诘，没有使我母亲丝毫妥协。

这个检举人正是我家对门的居委会治保主任，我母亲的北方老乡。她刚搬进院子时是个年轻家庭妇女。丈夫在某公司当书记，她的优越感很强，偏偏我们家风缺乏世故，不会阿谀奉承。再者，我父母亲受过高等教育，而她没读过书，这伤害她虚荣心。长期的嫉妒产生出莫名的仇恨。也许多年治保主任工作，提高了她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人有很多潜在品质和能力，在适当时间和环境里会发生蜕变。

这一案件最终不了了之，我母亲以为自己纯属侥幸。1980年代里，有人把实情告诉我母亲。原来在1966年石梅小学学习班，正是那位革委会负责人有意保护我母亲，力争这些揭发材料不实，不足以把我母亲定为现行反革命。正巧另一位负责人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对我父母很尊重。他们的默契保护，让我母亲侥幸躲过这一劫。在以后漫长的政治运动中，这位负责人常常暗中相助，但从未透露给我母亲。

我们恍然大悟。正在这时，听说那位革委会的老师患绝症住在医院里，我母亲赶到医院去看望病危中的马老师，她微露出笑容。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母亲为此很伤感。1950年代，我母亲在常熟教育局负责小学教育和人事安排。年轻的马老师刚毕业来教育局报到，我母亲把她分配到合适的学校。由于她工作能力强，很快提拔她为校领导。这位负责人了解我母亲是正直的。

母亲毕业于教育行政管理专业，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尤其爱惜教学人才，培养了很多年轻教育骨干和校领导，在常熟小学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信。常熟城乡镇共有上百所小学，没有任何人给我母亲写过一张大字报，真可谓是无可挑剔。每年代课教师转正时，我母亲必定亲自到教室听课，征求意见，把转正指标发给教学称职的好老师，从不歧视家庭出身。

有一次在大街上，一位老人迎上来感谢我母亲救了她全家。尽管她丈夫是地主，她获得转正，有了工作收入，得以供养家庭和孩子。凡是有具体困难的老师，我母亲总是从人道出发，尽快给予他们照顾和方便。我在常熟做教师培训工作时，曾经多次遇到老教师赞扬我父母是正派的教育界的领导。

就这样，被撕碎的往事，扑朔迷离，如今一片片回落到它们的原位，终于还原了一副副惊心动魄，令人感到温馨而又酸楚的画图。

关于李姓检举人，还有一段令人惊觫的故事。1958年我父亲遭难离家后，我母亲深信冤情终会昭雪，把我父亲的物品珍藏在箱子里。李姓保姆偷出一些去典当。我母亲发现后追问，她招出实话，答应赎回来。从那以后，李姓保姆对母亲怀有怨恨。

听母亲提起李姓保姆，我立刻想起她那两只瞪得像铜铃一样的大眼睛，凶如庙里的恶煞。反右时父亲离家，我三周岁多。说是她来照料家务和孩子的，她从不跟我说话。晚上睡觉把我放在床尾。夜里，她的脚压在我身上很沉，把我弄醒，我不敢吱声。我要是翻身把她弄醒，她就抱怨。

有一次，她烧了菜放在饭桌上，我用手指捏了一点吃。她跨进门尖声喊叫，挾着我跑到后院，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拎起来，伸到黑洞洞的井口里，吓唬要把我丢下去。我的身子在井里悠晃，脚下是悬空的。我吓得大哭，仰头往上看，井口露着两只凶狠的大眼睛，像两只铃铛。我听不懂她尖叫什么，只觉得天旋地转。

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多次做噩梦，黑洞洞的井口，深不见底。那时我还小，不懂得告诉母亲。母亲生重病卧床，在隔壁房间全然不知。这是我来到人间后第一次体会到屈辱。

在这世间，人与人的差别之大，有如天使与魔鬼之别。有些人怀着天使般的善良去救赎，而有些人则揣着魔鬼般的邪恶去毁灭，把别人的天堂变成地狱。

再回到那个夏天。

暑日的炙热渐渐褪去，天凉入秋了，我不再睡地板上。夏天盖的毛巾被，换成了薄被子。晚上，我把自己捂在被子里，一只耳朵紧贴在床上，听母亲回家时那鞋底拍打砖地的脚步声，听父亲进屋轻放藤包的声音。待到秋风吹起变得萧瑟时，秋虫不再鸣叫，薄被子换成厚棉被。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每天晚上把耳朵紧紧贴在床上，等待着报平安的信号出现，等待父亲和母亲回家。 

2021年9月2日

写于纽约

吕丁倩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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