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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刘明:1968年青城山惊魂之行

刘明 新三届 2021-11-25


作者简历

作者1973年
刘明,成都七中初六六级一班学生,1969年2月随校下乡四川省冕宁县,当了7年知青。文革结束后就读于四川教育学院、美国丹佛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于四川大学。

原题

旅游惊魂




作者:刘明


 

生平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旅游是去青城山,虽然以后也去过多次,但还是那一次的印象最深,称之为惊魂之旅也不为过,当然那次的经历再也不可能复制。

那是在1968年夏天,文革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成都和全国各地一样,大大小小的武斗时断时续,已经成为常态,使用的武器也不断升级,从最初的拳头、石块、变成匕首、钢钎,直到部队的制式装备。喜欢耍枪大概是每个男生本能的向往,无奈自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子女也入了另册,日渐明白了“出身”的分量,耍枪一旦出点事,遭“理抹”的首选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于是便干脆做了“逍遥派”,除了偶尔到学校去看看,每天就和同属另类的小伙伴们混在一起,不是无师自(不)通地学拉小提琴就是四处找书看,或者练哑铃、举石锁,指望有天能挤入“肌肉界”。


同住川大绿杨村的毛根朋友们无论是打球、游泳还是闲逛、聊天,都喜欢成群结队,几乎个个都会吹口哨、弹响舌,每次要邀约伙伴,根本无需叫名字,只消在窗外一个口哨,或者舌头一弹,屋里的人就晓得有事,脑袋随即就从窗户探出来了。

一天晚饭后, 三声口哨约出来三位伙伴,大家便在校园散步,记得有九弟、刘眼镜和孙豆儿。我们不仅同住一村,还是同窗6年的望江楼小学同班同学,彼此知根知底,兴味相投,无话不谈。
 
先说说这三位毛根朋友。

                                
九弟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总是红光满面,如同高原红一般灿烂。他生性热情好动、兴趣广泛:无论是飞机、坦克、蟋蟀、斑鸠还是列维坦、李草药,他都一股脑儿尽收囊中,随时取用,从来不缺谈资。他是个打“弹绷子”(弹弓)的高手,每次在校园树林里寻猎归来总有斩获,我们也不时能品尝到用泥巴裹着麻雀烧烤出来的“叫化子烧鸡”。九弟泳也游得好,记得川大在1950年代末花九千(!)块钱修了两个游泳池, 一到夏天就成了我们每天必去之处。当我还处在“狗刨搔”的水平时,九弟的自由泳已经游得有模有样了。
 
刘眼镜厚道踏实、心灵手巧,还是29中航模组的骨干,多次代表学校参赛载誉而归。文革时我们在他家一起做的小提琴肩托,无论是做工还是外观,都毫不亚于春熙路上音体用品商店出售的正品货。
 
刘眼镜会摄影,家里有一架他父亲从苏联带回的“卓尔基”相机,他用这个相机给村里的伙伴们照了不少像。我学照相就从他那里入的门: 如何用黄点聚焦、设定光圈、快门、光圈与景深的关系。一知半解之后就想把相机借来试试身手,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因为相机当年可是稀罕之物。刘眼镜慷慨大方,刚知道我有这个意思就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我们不时相约去春熙路一家小店,购买据说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淘汰的散装135胶卷、相纸,价格非常便宜。我们自己动手做了简易设备, 底片、照片的冲洗、放大、特效、剪裁、上光一条龙。当年物资短缺也难不到我们,有段时间买不到定影粉,就干脆用大苏打代替,反正都是一个东西。拉小提琴时E弦断了买不到不要紧,就用自行车轴芯里称作“猫儿毛丝”的细钢丝代替(至今还是不晓得正式名称)。

刘眼镜抓拍到位

 
刘眼镜的三哥也是个手巧的人,三哥有个绰号“胡子”,其实他并没有胡子,不过就是唇上的汗毛微微显得有点发黑。胡子每天都在摆弄从城隍庙电器市场淘来的各种电子元件,组装各式各样的收音机。胡子也爱开玩笑,记得有次上他们家去,看见他正把一个很大的有金属外壳的电容器从机座上拔下来,我刚坐下,他就把电容器朝我手臂上一触,我登时麻得大叫一声,胡子见状乐不可支,从此竟成了他的保留节目。后来我每次去他家都特别小心,先看清楚桌上乱七八糟的那堆元件中有莫得那个可怕的电容器,结果还是有大意的时候。

有一回明明看到桌上没有,还未坐定,胡子不知从哪里掏出宝贝向我靠过来,我吓得夺门而逃,胡子手握杀器,呵呵大笑在后面穷追不舍,从绿杨村一直追到卫生科(现经济学院附近)旁的健身场,正好面前有个立架, 横梁上悬挂着四根垂直的铁管,是用来做攀爬练习的爬杆,眼看他越追越近,我连忙手脚并用,几下便爬到爬杆顶部,手抱脚绕,刚来得及把自己缠在好几米高的铁管上。胡子已经追拢,他并不急于收获猎物,而是站在下面守株待兔,足足僵持了好几分钟,见我没有下来的意思,便将电容器向铁管一触,结果毫无动静,倒是把电放完了,我这才从上面梭下来,两人又说说笑笑返回家中,哈哈。
 

被刘三哥胡子从身后拿获
 
孙豆儿喜爱看书、爱思考、有想法。有段时间我们每隔几天就要交换着看各自搞来的书,大家看书的速度都很快,几百页厚的书要不了几天就可以看完,当然囫囵吞枣的时候也不少。孙豆儿不但写得一手好字,写字的速度也快。读望江楼小学时,每到寒暑假我们都会先花上两三天的时间,把布置的家庭作业做完,然后把书一扔,放开耍个痛快。

有一次暑假开始几天后我去他家,看见他正在书桌前奋笔疾书,问他咋个还没有做完作业呢?我的早就做完了。他告诉我这是在帮他姐姐小梅做语文作业,每课都要抄写三遍,作为交换,他姐姐就把母亲安排给他打扫卫生的活包下来了。难怪孙豆儿家这么干净,窗明几净、书房里几大排放满线装书的书架一层不染,地板也总是锃光瓦亮,原来是姐弟两各施其职,各显神通的结果。小梅姐比我们大两岁,后来是我在七中的学姐。
                                

 和孙豆儿在望江公园

 
三个毛根朋友的父辈都是学界泰斗。九弟的父亲谢文炳教授,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成归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燕京大学及四川大学英文教授,1950年后曾任川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副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
 
刘眼镜的父亲刘为涛教授就读于法国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并师从居里夫人,曾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和法国化学会柏得罗奖金。回国后历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和成都协合大学教授、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50年后任四川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学会常务理事。
 
孙豆儿的父亲孙次舟教授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并先后在齐鲁大学,金陵女大,西南联大、四川大学、南充师范等校任教授。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孙老治学严谨、学术研究广博,在历史、文学、考古诸领域著述颇丰,且见解多有独到之处。
 
这些前辈在接踵而来的“运动”中先后落难,他们为人谦和,家教严谨,我这几个毛根朋友也秉承了大家风范,待人热情、单纯而又率直,从不显山露水。

那天晚上漫步于校园之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想出去玩玩,商量下来,决定就去离成都市区只有一百多里的青城山。于是便有了此次的惊魂之旅。

我们四个,几年后

 
已经记不起是怎样去的青城山了,进山门后沿石板路拾级而上,只见山中林木葱茏,却冷冷清清看不到游人。我们走走停停来到位于半山腰的天师洞,里面已是一派颓败之像,大家便到各殿走走。历代文人骚客留下的墨迹、明清碑刻、楹联、匾额本是天师洞最值得一看的东西,可惜大多不是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便是被语录和革命标语覆盖,无缘得以一见。转来转去,值得驻足品味的东西寥寥无几,倒是院外拐角处的茅房,墙上“东池”二字仍依稀可见。“破四旧”时到处刮起一股改名之风,改人名、改地名,以示革命。成都的春熙路变成了“反帝路”,盐市口成了“英雄口”。这里居然还能看到古风犹存的东池,实在难得,如果被冠以“风雷急”之类的时髦名字就太煞风景了。

天色渐暗,好在天师洞里还有留守人员,不但能吃上饭,还可以住宿,于是决定就在此过夜。
 
晚饭后不久天色已近全黑,林中的蝉鸣声也渐渐静下来,不一会刮起了风,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院子里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照着东池小径,其他地方则是一片漆黑,没有手电筒哪里也去不了,其实也无处可去。我们便回到客房,关起门来聊天。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此景此情,最适合讲的就是恐怖故事。我们从《聊斋》讲到《福尔摩斯侦探案》,房间里似乎渐渐漂出一股狐仙、野鬼的气息。大家越讲越起劲,越讲越害怕,最后干脆从各自的床上爬起来,紧紧地挤坐在一起。当然免不了把那时的川大子弟津津乐道的《血手印》又重温了一遍,结果我们几个再次被自己吓得半死。
 
《血手印》的故事不知道始于何时何人,在校园子弟中流传很广,以大操坝为界,华西村以远的版本和绿杨村这方的版本在细节上又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故事都发生在新二馆旁的厕所。
 
新二馆坐南朝北,是一栋造型雅致的两层楼砖木结构建筑。正门前有几级石阶,两侧各栽了一棵不高的罗汉松,除正门外,底楼的两端各有一扇门,但平时都是关上的。新二馆在我们心中一直是个阴森恐怖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和《血手印》的关联,也许是因为所处的位置:新二馆虽然和绿杨村只有一步之遥,但在川大已属边远地带,离它十来步远的侧后方有个小院子,院中平房里住着工友何师傅一家。小院不远处是一小片坟地,再远一些就没有任何建筑物了。隔着几大块农田,朝东是和望江公园一墙之隔的树林,朝南是打靶山和比邻锦江的游泳池。
 
那个厕所就在坟地旁边!厕所很长,接近地面处是一排百叶窗,靠天花板有几个大窗户。因为地方太偏僻,平时很少有人去那里。我和九弟倒是那里的常客:因为我们发现那个厕所的共鸣实在太好,文革中我们经常午饭后相约去那里,蹲在厕位上,各人用口哨吹《鸽子》或《苏丽珂》的一个声部,和声效果奇佳。
 
新二馆曾经是经济系所在地,文革时川大校院内建了两处“八·二六烈士陵园”,一处在望江楼小学旁的薛涛坟处,另一处就在新二馆西侧。两处陵园文革刚一结束就已迁走。如今新二馆也被拆掉,在旧址上修建了生命科学院,大门也改了方向,正对马路对面的绿杨村。每日师生来来往往,全无当年的阴冷之气,更何况门旁还立着大名鼎鼎的植物学家方文培教授的塑像,这位老先生风雨无阻,像门卫一样日夜守护着大楼。
 
言归正传,《血手印》虽然有不同版本,但情节大致如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两个在新二馆上晚自习的女生相约去上(那个!)厕所。事毕,其中一位发现自己忘了带草纸(手纸),另一位偏偏也没有多余的,于是便请这位回教室去帮她取点来。谁知这位女生竟一去不回,厕所外面的风越刮越大,里面的女生越等越害怕,正在不知所措之际,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草纸拿去!”顺着声音抬头一望,上方的玻璃窗上竟然出现一个血淋淋的手印。那个声音似曾相识,原来是她遇害多年的父亲,“杀我的凶手就是刚才那个女生的父亲,我们两家有杀父之仇……”话音未落,这位女生已大叫一声, 吓得昏厥过去。
 
这个故事第一次是从九弟的七哥那里听到的。七哥比我们大几岁,是我们心目中的“大汉儿。他英俊潇洒、多才多艺,足球也踢得好,每每看见我们在二教楼前的草地踢球,便会走过来,如果穿的是皮鞋,他会先脱下皮鞋、袜子,把袜子叠好分别放入鞋中,稳稳妥妥地放好,卷上裤管再过来加入我们。他脚法娴熟,打赤脚也把我们逗得团团转,踢了一会便说:“好了,不和你们耍了,”然后提起皮鞋打着光脚板走回家去。七哥的钢笔画非常了得,无需打草稿,拿起笔来,只消几下,神形皆备的德国军官便跃然于纸上。

七哥讲《血手印》的时候总是边说边比划、绘声绘色,声情并茂,讲到最恐怖的关键时刻,他就会故意压低声音,当几个听众的脑袋凑拢过去时,他会猛地抬手一指,大叫一声:“看,就在那里!”众人登时吓得魂飞魄散,惊叫不已,此法屡试不爽。
 
那天晚上在天师洞,《血手印》又一次把我们吓得头皮发麻,阵阵寒气从背脊升起。时间已经不早,该熄灯睡觉了,一想到要是起夜,黑灯瞎火去上厕所简直无异于找死,于是大伙马上起来,一个紧挨一个,扯开喉咙唱着歌去了趟东池。回到客房又把空着的一张床拖到门口堵上,这才稍稍安心。
 
第二天吃了早饭又继续爬山,途径一段险路,一边紧靠山崖,一边则是悬岩,那段山路狭窄,两人相遇必须侧身而过。刚走到那里,便看见不远处从山上大摇大摆走下五六个人,和我们年龄相仿,也就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只见他们口叼香烟,人手一支青城山特产的藤条手杖,边走边在空中挥舞,还不时抽打山崖上垂下的藤蔓枝叶。

“街娃来了,小心!”孙豆儿悄悄说。

转眼他们已来到面前,站在路中间,显然没有相互礼让的意思。

来者不善,我们也不想惹麻烦,便主动让出小道,贴山崖而站,让藤条客些先走。

“哪一派的?”一个小平头发话了。

“哪一派都没有参加,我们是来耍的。”众人异口同声。

“来耍的?”小平头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有莫得烟?”

“莫得、莫得,我们都不抽烟。”

“不抽烟?硬是些乖娃娃嗦?”小平头的声音充满不屑。

“给我搜一下。”小平头显然是个小头目。

几个藤条客手握手杖注视着我们,一个戴军帽的走过来,把我们的衣兜一一翻了一遍。

见我们既无油水,也不像“操社会”的,小平头便丢下一句“后会有期”,带着众人扬长而去。
 
游山的兴致登时大减,不过既然来了还是应当登顶,大伙便继续上路,终于到了山顶的上清宫,“破四旧”已经把道观整得面目全非,更不要说“前朝”留下的墨迹了,匆匆在各殿转了转我们也转身下山了。
 
出山门不远,又看见那几个藤条客正坐在路边,果然是“后会有期”。

“这儿凉快,过来歇口气。”看见我们,他们居然像老熟人一样打起招呼。

“不了,不了,我们还要赶回成都。”

“慌啥子嘛?我们也要回成都,耍一会儿找个车就回去了。”

我们还是心存顾虑,谢过他们后继续赶路。
 
路上的车很少,看见远远有车来了,我们便站在路边招手:“师傅,搭个车嘛。”无人理睬,师傅些甚至连头都懒得转过来看一眼。事后一想,大概一是我们的形象毫无震慑力,二是“师傅,搭个车嘛。”一个“嘛”字就显得莫得底气,完全是商量的口气,兵荒马乱,哪个给你商量,哪个会搭理你哟?!
 
不知道走了多久,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驶而过,突然一个急刹车在我们前面停下。

“兄弟伙些,快上车,”原来是藤条客!几人站在车厢上向我们边喊边挥动手杖。

真是喜从天降,能搭车回成都当然求之不得,大伙马上向卡车跑去。车上也伸出几只手,助我们一臂之力。

上车后我们连连向侠客们道谢。

“谢啥子谢哦,不存在,都是兄弟伙些。”小平头的话听来好亲切入耳。

“你们咋个找到车的呢?”刘眼镜的话中颇有几分敬意。

“咋个找?车子来了老子就朝路中间一站,量他虾子敢不停!” 小平头有些得意,故意提高音量,还把头朝驾驶室偏了偏,显然也是说给已被降伏的司机听的。

我低头从驾驶室的后窗看去,只见方向盘后坐着脸色铁青的那只“虾子”,旁边是压阵的军帽藤条客。
 
卡车颠簸着向前急驶,我们都死死地抓住车上的挡板,以免跌倒。车上几副颜色却毫不在乎,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片刻都静不下来:每当看见路边头戴草帽,推着鸡公车或背着背篓行走的老乡,他们便俯下身去,一手抓着挡板,一手用藤杖在别个头上一敲,车后随即响起苦主一阵日妈倒娘的叫骂声,藤条客们见状呵呵大笑,将藤杖高高扬起,仿佛手握的是法老的权杖,如此往返循环,乐此不疲。
 
不知又开了多久,车速渐渐放慢,原来车子正经过一个乡场,快驶出场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卖部,有两个人正在那里买东西。不远处停着一辆取下了篷布的嘎斯69,旁边站着几个抽烟的人。藤条客们哪能放过如此良机,几个人提前做好准备,猫着腰静候出击的最佳时机,就在卡车经过嘎斯的瞬间,只见白光闪闪,手起藤落,嘎斯车的金属棚架被打得噼噼啪啪一阵乱响。

几乎就在同时,站在车厢后挡板处的我们看见嘎斯的座位上放着几支枪!藤条客们肯定也看到了——几个人突然愣住,一脸惊愕,再次举起的藤杖瞬间在空中定格。只听发动机发出一阵怒吼,卡车随即加快了速度。回头望去,嘎斯车旁的几个人正对着卡车边骂边甩中指,发现后面的人并未上车追来,藤条客们立刻又恢复了常态,大笑着绝尘而去。
 
不到几分钟身后的路上出现一个黑点, 黑点越来越大,黑色变成了绿色,原来是嘎斯追来了。

“快!快!快!”驾驶室里传来军帽气急败坏的叫声,无奈卡车毕竟是卡车,不管油门轰得发动机咋个怪叫,毕竟还是跑不过嘎斯。

嘎斯车越来越近,车上几个人手里都端着枪,枪口朝上来了几个连发,就在和我们并排行驶的时候,听见那些人对着驾驶室大喊:“停车!停车!”

司机看来还在军帽的掌控之中,没有减速,显然没有停车的意思。

嘎斯猛轰油门,刹那间超过我们,然后一个急刹横在前面百来米处。我们的车也猛地一刹,把我们抛向车厢前部,好在大伙早有准备,双手一直死死地抓住挡板,无人受伤。
 
嘎斯车上登时跳下四五个人,平端着枪向我们走来,手中清一色的56式冲锋枪。

“下来!下来,都滚下来!”来人厉声喝道。

我们只得从命,从车上“滚下来”。

“都站好,手举起来!”照办。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对方的手指又扣在扳机上,尤其是不晓得手指另一头连着的脑袋是啥子德行?哪个能不怕?!

我们高举双手,战战兢兢地听候发落。

“跑了,跑了一个!”

就在这当儿,端枪的一个人指着路旁的农田突然大叫一声。众人转过头去,原来是小平头,趁着我们滚下车的混乱之际,他已溜出包围,正在一二十米外的田里狂奔。

“站住!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嘎斯们放声大吼。

小平头继续狂奔,只听耳边几个点射,小平头身体一歪,应声倒地。

遭了!我的心向下一沉,遭打死了。

嘎斯们停止了射击,看着远处一动不动躺着的小平头,几个人耳语了几句,大概也觉得打死人,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于是便丢下我们,提着枪返回路上,开车走人。
 
重获自由的我们却一点也不感到轻松,大家立刻跑下田坎,大概刚下过雨不久,翻起来的土块之间到处都还可以看到积水。我们心里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小平头遇难的地方走去。

“哎~哟,回去咋个给廖孃交待哦!”军帽哭丧着脸,跌跌撞撞,边哭边嚎。
 
小平头侧身躺在地上,半边脸浸泡在泥水汤汤里。我们走到遗体跟前,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咋个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一动不动?!文革武斗中川大校园内不时可以看到从外面拉进来的尸体,但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尸体。
 
莫忙!突然发现小平头的眼皮似乎跳了一下,又是一下,接着眼睛睁开一半,目光呆滞、梦游般地看着我们,嘴唇也微微张开。尽管还有半边脸浸在水里,他居然还能设法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那些人呢?”

“走了,都走了!”军帽的嘴唇还在抖个不停。

“哎~哟, 廖~廖孃~咋~咋个交待哦……”

幸福来得太快!军帽显然有点神经短路,思路慢了好几拍,还没有明白局势已经彻底逆转,脸上的表情也还没来得及调整过来。
 
“吼个锤子,老子又没有死!”小平头从泥巴里爬起来,活动活动手脚,又转了转腰杆,完好无损。

“几个虾子,老子今天是没有带枪,不然,虾子些一个都跑不脱!”顾不得擦干脸上的泥水,平头兄又来了精神,还阳还不到一分钟又开始提起劲来了,突然间觉得这位老兄太可爱了。

大伙有说有笑,众心捧月般地簇拥着凯旋而归的平头兄,卡车还停在那里,司机也落教,没有乘机溜走。
 
不久车子驶入成都近郊,在经过不知何处时,突然听到藤条客们一阵乱叫,“西乡烂眼儿,敢不敢来抢手?!西乡烂眼儿,敢不敢来抢手?!”

原来经过的是西乡路中学,只见远远的校门口站着十来个学生,听到声音都抬起头来,无奈卡车已疾驶而去,只有以中指和国骂回应。

西乡路中学武斗的彪悍早已名声在外,据说他们的学生打起架来亡命,而且还不按套路。武斗初期,当各派的争斗还处在打口水仗的阶段时,观点不同,辩论不赢最多就拳脚相交。西乡路中学的学生就与众不同了:一言不合,可以立马一刀子捅过来,如此“不揣冒昧”、不认黄的“小将”,哪个遇到都有点虚火。
 
卡车开过西乡路中学不到两、三百米突然在路边停下,司机走下来告诉我们他就到这里了,我们只好下车向他道了谢,然后站在路边商量咋个回家。

就在这时,突然看见西乡路中学那边一群人正向我们跑来,他们边跑边喊“站到,站到!”无疑是门口那伙学生咽不下胯下之辱这口气,见卡车停下跑来报仇了。

还是藤条客们见过世面,他们先是一愣,瞬间做出判断:寡不敌众,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后会有期”,说完撒腿就跑。
 
我们倒还算清醒,晓得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人生地不熟,跑是跑不脱的,于是干脆转身向追兵走去。那伙学生很快赶到,把我们团团围住。

“你们不是想抢手得嘛?!”几个声音叫道。

“不是我们,是他们,我们也认不到的。”我们只好明哲保身,指了指越跑越远的藤条客们。

西乡学生们打量了我们一番,确实也不像胆敢和他们抢手的人,于是放过我们又向前追去。
 
傍晚时分,我们终于走回了家。

旧地重游,1976年

 
后来又去过青城山好多次,或结伴,或独行,但没有一次的印象像第一次这样深刻。说来有趣,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不是那里的自然景观,而是人文景观——和青城山莫得啥子关系的人文景观。
 
藤条客些,你们如今可好?

刘明专列
代课记,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
刘明:针刺麻醉亲历记
周大成之死,都是打谷机惹的祸
搭车记,一波三折差点落下手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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