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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刘明:代课记,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

刘明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档案

 刘明,成都七中初六六级一班学生,1969年2月随校下乡四川省冕宁县,当了7年知青。文革结束后就读于四川教育学院、美国丹佛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于四川大学。


原题

代 课 记





作者:刘明 



1973年,我下乡的第五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
 
好不容易终于被层层推荐, 去县上参加大学、中专的招生考试。办完手续后拿到准考证。考场设在冕宁县中学,考试按语文、政治、数学的顺序进行, 7月22日上午开考,每门考半天,共三个半天。凡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则要考四个半天,增加了口试。
 

 
口试安排在7月23日下午,参加口试的考生并不多,基本上都是来自不同公社的成都下乡知青。大家都在教室门外等着,听到叫自己的名字后再进去。
 
考场内坐着两、三位老师,主考官是冕宁中学的英语教研组组长吕老师,查验了准考证后口试开始。
 
吕老师先让我用英语作一个自我介绍。记得说到下乡时, 引用了那段改变了千百万学生命运的“最高指示”:

“It is highly necessary for the educated young peopleto go to the countryside to receive reeducation from poor and lower- middlepeasants.”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从几位老师的表情来看,他们很满意我的那番自白,接下来又回答了两三个简单的问题。
 
“What do you study English for?” (你为什么要学习英语?)吕老师突然问道。
 
“The great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teacherKarl Max said that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  (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我脱口而出。
 
但凡读过初中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打开英语第一册的课本,扉页上开宗明义就是这句话。有了如此分量的开场白,其后的展开便顺理成章了:学习英语当然是革命的需要, 是为了最终解放全人类,立足农村、放眼世界, 绝不可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多年调教, 早已烂熟于心的说法,此刻根本无需经过大脑便从口中自行流出,叽里呱啦,痴人说梦般大谈了一番学习英语与世界革命的关联。

那个场面想来似乎有点滑稽:一个连自己温饱都难以应付的知青,居然还叨念着解放“劳苦大众”的使命?
 
话音一落,吕老师便说行了,你的英语比我还好,不消再问了。
 
填志愿时只敢报中师, 填了成都师范学校,那已经是最高境界了:一来喜欢当老师的自由,不坐班、还有寒暑假;二来也晓得招工、招生搞的是啥子名堂,录取与否全凭“政审”,与本人表现并无关系。所谓“政审”,一看出身,二拼关系。

无奈这两条我的底气都不足:在川大教书的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此无论是在校时的入团,还是下乡后的多次招工、招生也基本与我无缘了。此次虽然有幸被推荐参加了高考,成绩也还不错:数学满分, 英语全优。但仍然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结果一如既往,“政审”时又无甚悬念地被刷下来了。
 
回到生产队不久,居然有人托公社的干部给我带了个口信,问我愿不愿意到西昌二中去代课,教英语。几经打听知道了事情大致的来龙去脉:四川日报驻西昌记者站杨站长和冕宁县委高书记都是山西老乡。一日杨站长到冕宁县出差,办完公事后便去高书记家串门。

聊天时高书记说起刚刚过去的招生时,不经意地提到,这次招生时沙坝公社有个知青英语考了全县第一,可惜政审过不了关未被录取。言者无意,闻者有心。正巧杨站长的夫人谢老师在西昌二中教语文,二中一位教英文的杨老师即将请产假,下学期需找一个代课老师,于是杨谢二位热心人便促成了此事。
 
到西昌去代课教英语, 还有工资可拿!这么安逸的耙和工分当然可以去挣哦!于是先在队上请了假,开好证明, 背起一背兜米走了十来里路, 到沙坝公社粮站换好粮票。一根绳子卷起铺盖。书包里除了毛巾牙刷、几件换洗衣服、一本英汉字典外,还特意带上几本许国璋教材,说不定还可以给学生补充点课外阅读的东西呢。

成昆铁路已经通车,最近的漫水湾车站就在安宁河对岸的松林。当时河上还未修桥,不过有一摆渡的小船,属于新民一队。过河不远就是车站,坐了几站火车便到西昌二中走马上任了。
 
西昌二中是所老学校,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最初叫“宁远府研经书院”。学校位于西昌城内东北隅的高坡上,紧靠一段老城墙,墙外不远处有条河。校园中有一处称为转角楼的建筑群,全是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四方形的回廊错综复杂,据说这就是旧时的书院。

由于年久失修,楼道和楼上的房间已是一片破败之像,早就弃之不用了。楼上堆放着一些破烂桌椅之类的杂物,除了间或有几个淘气的男生在上面跑来跑去捉迷藏,把楼板踩得吱吱嘎嘎外,楼上基本无人问津,清静而又诡秘,很有几分像《聊斋志异》中狐仙出没之地。楼下则是分散的几排平房,作为教师宿舍。

学校给我安排的一间寝室便在此处。房间不大,除了一床、一椅、一书桌外似乎别无它物,但窗明几净,桌上摆上书籍、字典后居然有模有样,像个“书斋”。
 
安顿下来后领到了要教的初中英语课本,先通读一遍,然后便认认真真地开始备课。下乡时就带上了初中学过的全部英语课本时时翻看,这些年来又在逐课学习许国璋、俞大絪等编写的大学专业英语教材,灵格风、新概念这些原版教材,包括才传入国内不久影印版的英语900句也已啃了大半。得益于在川大外语系工作的父母,每课的作业我都一一完成寄回家去,父亲批改后又寄回给我。有时作业有好几大页,为了不因超重而多贴邮票,便把牛皮纸信封剪去一角,作为“资料”邮寄,为了省钱,也常常将用过的信封拆开,把里子翻出来再用一次。回成都时我常到川大外语系去借听各种教学磁带,以提高英语的听力水平。要给初中生上课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事。当然,也不可掉以轻心,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绝不能误人子弟。
 

邮寄英语作业

 
上课前一晚,躺在床上又把明天的开场白要说些什么、如何展开教学内容、生词、语法的时间如何分配、课堂练习和家庭作业各占多少、如何结束等等细节在心中默默过了一遍。其实课本的内容非常简单,不过,初为“人师”,还是把细点好。
 
就在一切似乎都已妥帖,有点昏昏欲睡之时突然电光石火般闪出一个念头,心头顿时一惊,啥子瞌睡都没有了:这些年来整“臭老九”、批“师道尊严”早已把老师整怕了,整焉了,稍有不慎,动辄就会飞来横祸,轻则批斗,重则有牢狱之灾。事先已得知班上有几个“费头子”(费,调皮之意),任课的老师都小心翼翼,一堂课上完能够全身而退就算是阿弥陀佛了。越想越怕,越想越后悔,甚至想趁着月黑风高,早早夹铺盖卷走人。
 
第二天战战兢兢去上课,结果根本是小菜一碟:一堂课下来,平安无事、毫发无损,学生也上得高兴。心想以后上课也就不过如此了,悬着的心终于放平。
 
大概是上第三次课吧,刚刚开讲,就发现那个出名的“费头子”男生仍然站着,请他坐下,他说凳子不在了,不晓得哪个给他拿起走了。那个时候的教室,学生都是两人共用一根长凳。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没有凳子。转身一扫,见不远处一女生独享一桌一凳,便让他先去那里坐,等下课后我再帮他去找。谁知那个学生根本不理,说他凭啥子要去坐,他只坐自己的位子。

我三番五次地劝说,均如对牛弹琴。我说既然如此,我就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暂时去和那个女生坐一桌,要么就请出去,不要站在那里影响其他同学上课。哪知他突然来了一句:老子就不出去、老子就要站起!我再也无法容忍,几大步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臂,想先把他请出教室再说。哪知这费头子口中念念有词,反倒一掌把我的手劈开,瞬间怒从胆边生,我什么也不顾了,猛地朝他胸前一推,他打了个趔趄一下坐在地上。

费头子这下大概也摔痛了,势头登时减了一大半,坐在地上大叫:“好啊,老师打学生了!”我也横了:“老师打学生又咋个?老师就是该打学生!”一下子全班学生都楞住了,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老师”。我也豁出去了:“给你说清楚,我不是啥子老师,我就是个知青,充其量我不干了回去种田! ”
 
那堂课下来后居然没有遭“理抹”,费头子也落教,既没有约架单挑,也没有去哪里告状,这也算是“费亦有道”吧?此后费头子竟然再也没有作过怪,一学期下来不但相安无事,彼此还成了“同壕战友”。课堂纪律也顺理成章,无需多大周折便能维持。

与所教的西昌二中初75级4班学生在琼海边合影,1974年

 
那几年其实也莫得几个人真的想学英语,前有张铁生的“白卷英雄”,后有“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反文化时髦。所谓教学,其实更像一场博弈——老师既要确保人身安全、不犯“错误”,又要兢兢业业上课,以对得起为人师表的良心;学生既要抓革命促学习,又要设法把45分钟的枯坐弄得稍微好混一些。总之,大家都不容易。
 
我上课时,偶尔眼睛余光一瞟,每每也有斩获:也会发现有学生在干“私活”,有些女生将钩钩针和线团秘藏于书桌之下,乘我背过身去之时,便见缝插针钩上几针,操练比英语更为实在的女红。我也不为难她们,发现了就不点名地批评两句。“水至清则无鱼”,在如此大气候下课堂纪律如果好到了整齐划一、鸦雀无声的地步就令人生疑,必然莫趣。哪像现在,当父母的都怕自己的娃娃“输在起跑线上”,学英语甚至从“胎教”抓起。 
   

与所教的西昌二中初75级4班学生在琼海边的烈士陵园合影,1974年

 
每天在学校食堂搭伙吃饭,虽然肉不多见,但比起知青的伙食来不晓得已经好了多少倍,再加之谢老师夫妇对我关照有加,隔三岔五就会请我去改善一下伙食,肚子里渐渐有了点油气,讲台上自然就中气十足,连诵读英文的声音也越发圆润铿锵起来。
 
相邻而居有一位教英语的曾老师,大概有五六十岁吧?瘦高个子,背微驼,牙齿也掉了几颗。只要有空,他手里都捧着厚厚一本黑皮封面,牛津大学出版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一页一页地逐条研读。老先生是民国过来的大学生,为人谦和低调。知道了我的“出处”后便与我渐渐熟识起来。
 
晚饭后我们常常到校园后面的城墙上散步,建昌月自古闻名,每每朗月当空、大地如洗之时,我们边走边聊。在天南海北、漫无边际的闲谈之中,各种历史典故、风土人情、大学校园趣闻从他口中娓娓道来,别有一番意味,使我长了不少见识。

记得一次聊起外国电影,老先生如数家珍,说起《乱世佳人》、说起费雯丽时,眼中竟然闪出少见的光泽。那时我还是个穷学生,他说,但是只要一看到海报上有MGM三个大字,想方设法都要去看。“MGM?”我不解地问。“就是米高梅嘛!”他有些诧异。“哦,你们都没有看过她拍的电影了”,他又讪讪地加上一句。
 
确实如此,我们这代人早已被“一边倒”地与好莱坞电影绝缘。文革前苏联和东欧电影倒是看了不少,“困难时期”也能看到一些香港的“进步”电影。
 
闲聊中我说起有关看电影的一些小插曲:从上幼儿园起就住在川大校园中,记得川大每周六和周日都会在大礼堂放电影,不知是电影机质量太差还是放电影的人手艺太糟,反正烧片是常事。电影经常放着放着画面就静止不动了,随即银幕上就会出现一团暗黄色的小花,小花渐渐变大,冒着泡沫开始绽放,如同一幅动态的水墨淡彩,接着便可闻到胶片燃烧的糊臭味,随即礼堂的灯光大亮,广播中让大家稍安勿躁,问题马上解决。
 
鉴于烧片已成常态,电影公司的好片子一般都不会先给川大。比邻的成都工学院(现在已成川大望江校区的西区)运气就好得多了,他们的放映机据说是“外国专家”赠送的,质量在成都居于首位,后来被人民电影院换走了,换来的机器也相当不错:至少我去看过几次都未见到过绽放的小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段时间川大也像工院一样, 开始放露天电影,地点就在一、二教学楼之间一块空坝子上。坝子四周没有遮挡,好多人都不想买票入场,就站在周围“看欺头”。学校于是双管齐下:一招是在放映前不断用高音喇叭劝说大家买票,不要“贪小便宜”,不要让“国家蒙受损失”;另一招便是架了一个类似探照灯的聚光灯,每每演到过筋过脉之时,探照灯就突然打开,转来转去地直射场外“吃跁票”的观众,既能把让“国家蒙受损失”的人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又能使他们看不安逸。这招有时还管点用,不时有人补票入场。
 
大概是1964年前后吧,记得有个周末要放的是部香港电影,名字记不起了。大家自带凳子早早入场坐好,谁知开演前喇叭声中突然宣布,接上级通知,改放某某国产电影(也忘了名字)。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公演过香港电影了。后来才知道是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要“天天讲”的原因。
 
听罢,老先生呵呵一笑。
 
在二中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规律而又衣食无忧。星期天无事,我常常会带上一本书和几个干饼子,坐公交车到邛海边去,先找个僻静的地方下水,游一会泳又回到岸边吃点东西、晒晒太阳、看看书,再打个盹,好不惬意。可惜好日子总是过得太快,杨老师产假休满,下期即将回校。学期结束,我也就结束了初为人师的代课生涯,又回沙坝公社继续当我的知青去了。
 
后记
 
一年后回成都时顺便到布后街省文联杨老师家去拜访,见到她父亲沙汀,一位极和蔼的老先生。老先生后来又将我这个“知青小同志”引荐给同院居住的艾芜先生。很早就看过艾老的《南行记》,喜欢他散淡诙谐的文风和浪迹天涯的潇洒。在艾老屋里究竟摆谈了些啥子,基本上都忘了,可以拿得准的是肯定没有向他索要“墨宝”。他送我出书房时说,只要有志气,当知青也莫得啥子。
 
我知道当年艾老在云南边陲闯荡时,除了随身带的一瓶墨水一支笔外,也是一无所有。所以,当知青又算啥子呢?莫得户口、莫得工作、莫得钱,但我还有自己的时间和天地,收工后回到那间小小的土坯房里,还可以看书、还可以有梦想。虽然眼下前途渺茫,不过我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不会很长,有一天一定会改变的。
 
哀莫大于心死,只要心不死,就有希望。要是莫得“政审”的歧视,那一天就近了。
 

2018年8月,44年后第一次重回西昌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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