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蒋蓉：下乡第一晚，六个女孩和衣同床而睡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2002年提前退休。
本文作者
原题
插队落户帷幕拉开的时日
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发布后，各级革命委员会宣传攻势搞得很强大，他们从我们将要插队落户的农村请来了当地的公社干部，在各个学校巡回演讲。记忆中，公社干部把农村渲染得如诗如画，就像当时我们熟悉的一首歌曲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图景：“一座座山头挂白云，一层层梯田平展展，树木成荫接蓝天，渡船迎着朝霞开”。
有了这样的铺垫，再加上文革之前的一些电影，如像《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朝阳沟》《蚕花姑娘》等等留下的还算不错的农村印象，我们对即将去插队落户的苍溪农村谈不上向往，但也没有特别的抵触或反感。只是，对当社会主义新农民这回事，估计没有一个人内心是情愿的。
宣传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采用各种强硬的措施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各街道的居民委员会，把辖区的居民积极分子召集起来，挨家挨户做工作——成分好的动员；成分不好的威逼，目的就一个，让父母们尽快把自己的子女送下乡。
其实，当时除了军队和地方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在平民百姓中敢于而且能够硬扛着不走的中学生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最终会被强行取消户口和粮食关系，这样，即使留在城里，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我和我哥哥同时作为重庆市北碚区第一批下乡的知青离开了家。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一辈子很少下厨的母亲（因为有食堂，学院的教职员家里都不自己做饭），用平时省出来的白糖和菜油做馅饼，说给我们带在路上做干粮。邻居的婆婆阿姨伯伯叔叔们都来探望，说一些祝福的话。话都是好听的话，话里话外却有几分凄凉。
我站在厨房门边，听母亲对邻居说，我们蒋蓉小的时候，一说起要上幼儿园了，就自己一个人对着墙壁坐在那里哭半天……厨房里没开灯，母亲是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灯光在做事。我没看见母亲是否有泪，但我哭了，转身进了房间，不想让母亲和邻居看见。
这是当时最时髦的照片，很多女知青都去相馆留念。
第二天早上天还漆黑，我和哥哥就起身了，各自背着硕大的铺盖卷出了门。母亲不能送我们，她是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洗出来的“阶级敌人”，正被以革命的名义集中批斗劳改，没有任何行动自由，也不能离开西师校园。我们打开房门的时候，黑暗中传来了母亲的声音，路上小心啊，到了以后尽快写信回来。母亲简单而平实的告别，饱含着浓浓的母爱以及她的担忧和关切。
出了家门，早春冰冷的寒气立即包围过来，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因为我们兄妹分别要去约与自己落一户的同学，走上大路我们就分手了。
我和哥哥分手后去了李晓群家。我和李晓群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中学都在一个班，属于“毛根”朋友，所以选择落一户，另外还有一个同学王远贵也和我们落一户，她是天府煤矿老矿工的女儿。
晓群的妈妈把我们送到学校。
校门左边的篮球场上停满了送知青的卡车。我们乘坐的那辆车是打前站的，没有和大队伍一起到街上去参加告别游行。发动机一响，学生们顿时泪飞倾盆，有家长送的连哭带喊，车上车下泪眼相望，悲凉哀伤笼罩着学校的操场。
之所以这样生离死别似的哀恸，是因为前程云遮雾罩。虽然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敢对最新指示有半个字的异议，但家长和中学生对当社会主义新农民这回事都没什么信心，私底下人们对没有工资收入没有国家固定配额粮食的广阔天地能有多大的作为疑虑重重。
家长们的忧虑更加具体和长远：城市里生长的孩子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就算现在能给孩子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今后怎么办？孩子大了还有一系列的人生问题需要解决，又该怎么办……
快到合川的时候，很多同学还在哭泣，我不哭了，不是不想哭，而是比哭更难受的事情出现了，我开始呕吐。翻江倒海的呕吐之中只剩下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快点到达目的地。
从重庆市北碚区到苍溪县，汽车要走两天。碎石公路尘土飞扬，汽车每小时能开多少公里不知道，但第一天只能到达南充市。那时大学不招生，南充师范学院校园空着，正好用来安排知青食宿。
我们班下在一个区的女生合影，作者在正中间。
当天晚上，从学院的广播里得知了珍宝岛事件，很多知青尤其是男知青心里都在暗暗期盼事件扩大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那样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不下乡了，就算去当兵保卫祖国牺牲了，也比到农村当农民强。
可是第二天，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运载我们的卡车一大早就继续向目的地出发了。浩浩荡荡的车队到达苍溪县城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钟，上千名中学生一到，只有一条街道的小小县城顿时显得满世界都是知青。
从南充到苍溪的路上，知青们已经不安分了，途中休息的时候，有男知青到路边抓别人的鸡，还发生了打群架的事件。文化大革命把原有的秩序全破坏了，刚刚脱离武斗战场的学生们，性情都有些像TNT，一碰就炸，不但不听招呼，还带着大城市人的傲慢和武斗中炼成的蛮横，完全没把沿途小县小镇放在眼里。
到达苍溪后，一些男知青又在县城里寻衅闹事，去商店里买东西或在饭馆里吃饭不付钱，下山土匪一样大摇大摆一走了之。被欺负的当地人敢怒不敢言，恨得咬牙切齿。
因为有了在路上和县城集体闹事的情况，苍溪县革委会上上下下都被惊动了。各学校带队的“军宣”和“工宣”队领导以及老师被召到县革委，当晚我们就再也没见到他们，直到第二天我们分别出发去各自所在的区、公社时，他们才又出现在我们中间。
我们一千多人全部被安置在地处县城边缘的粮站里，有几个很大的空粮仓，地上铺了稻草供我们睡觉，跟串联时各地接待红卫兵的方式差不多。晚上在县城一个篮球场吃饭，没有桌子，饭菜都摆在地上，八个人蹲在地上围一圈就吃了。
县革委招待我们还是相当的热情，有那个年代不容易吃到的大盆红烧肉。但吃饭的过程中不知为什么，有知青高高地举起饭碗，“嘭”的一声摔在了地上。这样的响动立即激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知青们纷纷举起饭碗向下一挥，之后，篮球场上撒满了饭菜和土瓷碗的碎片，一片狼藉。
刚刚下乡时作者在五龙区中学。
晚饭后，待所有人都回到了粮站内，县武装部的士兵全体出动将粮站包围起来了，不让闲杂人等靠近。外边正对粮站大铁栅门的地方，架了两挺机枪，还有雪亮的探照灯把大门内外照得如同白昼。事实上是我们被关押在粮站里，再也出不去了。
得知这一情况后，很多男知青摆出了武斗时的架势，火爆爆地喊着嚷着要往外冲，一些人钻进送我们下乡的卡车驾驶室，把高音喇叭按得震天响。理智一点的就跑到大门口，隔着紧闭的铁栅门要和士兵们讲理。
我们去看的时候，大门附近挤满了人，学生们面对着门外荷枪实弹的县中队士兵们高声齐唱：“我们的解放军好、解放军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举得高……”
学生们试图用拥军的歌声感动士兵，唤回武斗期间那种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情谊。可是解放军战士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雕塑一般冷若冰霜地矗立在铁栅门外，对学生们的深情呼唤毫无反应。
好在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头脑还算清醒，没有强行翻墙爬门和士兵发生冲突，避免了流血事件发生。很久以后才听知情人士说，那天晚上县武装部得到了南充地区军分区的指示，如果学生们真的敢往外冲，他们可以向学生身体非要害部位开枪，并抓捕带头的人，囚车都准备好了，停在粮站外面等着。
我们在粮站大门口看了一阵，铁栅门内外是冰火两重天，情绪激动的知青闹了一阵，没有对手，也就慢慢熄火了，大家陆续返回粮仓准备睡觉。
这时，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在知青中迅速传播。粮站里来了一个医生（我们并没见到医生本人，听说后来被抓了），不知他为什么进来和怎么进来的（大门已被封锁），他在知青中散布说，苍溪县有很多麻风病人，山川区新观公社还有一个收容病人的麻风村。
消息在知青中的传播速度堪比时下网络，我、晓群、王远贵是分配在山川区新观公社插队落户的。早在下乡动员阶段，北碚区的中学生们就风闻苍溪有麻风病，大家都装了一肚子的畏惧。医生散布的消息把学校里的传说落到了实处，更是落到了我们眼前和即将开始的现实生活中。
对这个消息的快速反应就是我们的号啕大哭。昏天黑地地哭了一阵，被恐惧罩得密密实实的脑子慢慢有了一些缝隙可以用来思考问题了，我们开始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如今大家都不再是有家长庇护的娃娃了，光哭是没有用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前后相差40年，五龙区中学。
于是，我们找到分配在五龙区浙水公社落户的同班同学陈晓敏等，商量之后，几个女孩一致做出坚决要求改去浙水公社插队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封锁我们住地的士兵撤了，各校的知青也分头上车准备踏上最后一段路程，到各人落户的区、公社或者生产队——如果生产队刚好靠近公路的话。这时，我们三个女生坐在粮站的路边哭，死活不上我们应该上的那辆车。
汽车已经发动了，司机按喇叭催促大家上车归位，但我们几个坐在地上坚决耍赖，打死也不上车，几个学校上千人的队伍因为我们三个而滞留在粮站里。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师傅很着急，他们好说歹劝，把嘴皮都快磨破了。我们简简单单地一口咬定，不去，要么给我们换公社；要么让我们自己买车票回北碚。
放我们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军宣队工宣队领导、老师和接知青的公社干商量了一阵，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把我们换到五龙区的浙水公社。我们含着泪花带着胜利的喜悦爬上另外几个同学乘坐的那辆卡车，风波终于平息下来。
其实，我们那时的行为是非常幼稚的，或许正因为单纯幼稚，才能不管不顾地采用这样偏执极端的方式；才能如此患难与共毫不动摇；才能把彼此牢牢地绑在一起，绑成了一把折不断的箭，最终达到了目的。
我们在县城大闹粮站后，苍溪有关方面把我们调换到浙水公社新民五队，另外三个同班女同学陈晓敏等分在相邻的新民六队，还有三个男同学分在新民三队。
浙水公社不通公路，我们公社的知青都在离浙水公社二十多里地的柏桠公社下车，吃了饭，然后坐在一个戏台上等候生产队的人来接。天下着雨，是那种霏霏细雨，落在人身上没什么感觉，却把远山近景都罩在了朦朦胧胧的雾气当中。
天色渐渐暗下来，那条从山里伸出来的小路泛着白光，像是泼了一层油。各个生产队的来人陆陆续续领走了自己的知青，至此，孤独地陷入陌生境地的感觉才真正涌了出来。
中间没有墙的堂屋，当年是我们的家。
六队的三个同学被先接走。我们是在县里临时改换地方的，所以生产队派人来接我们时天已经擦黑了。从来没走过这样的路，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鲁迅说一句话，大意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们脚下的羊肠小道，应该就是这样一条被走路的人踩出来的路。
农民们背着我们的行李在前面走得风快，我们却两步一滑三步一摔，晓群一路抽抽搭搭地哭，我则不停地问还有多远。农民总是回答快了，快了，一直“快了”两三个小时，才到了生产队。
放下行李，我们根本没关心自己的住处在哪里，就直奔新民六队。六队几个同学被安置在叫做“黑塘沟”的大院子里，离我们很近，走得快一点十分钟左右就到了。刚到那天，她们的住房还没有装门，黑黢黢的屋子里只有两张床，一个当地装粮食的方形大柜子。柜子上放着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昏暗的火苗在灯芯上不知疲倦地摇晃。
屋子里挤满了围观的男女老少。大队书记也来了，他叫人去给我们煮饭，还很贴心地问，你们一个人一斤米的饭够不够吃啊。听了书记的话我们着实吓了一跳，跟着又乐，回复书记，我们一天也吃不了这么多的饭呢。
书记接着给我们打预防针，告知，我们这里缺柴烧。这是一个我们在城市里从未听闻更无具体感受的问题，书记刚刚和我们见面就坦诚相告，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缺柴烧和缺粮吃应该是处在同一个序列上的，生米煮不成熟饭，还是个没饭吃的问题啊。
我开始担忧，询问书记那怎么办呢。书记并不直接告知具体办法，而是打太极，他说“打主意呗”。当地口音和重庆口音差别比较大，我就听错了，听成了“烧猪油呗”。这比听说缺柴火更让人吃惊，我万般不解，反问，“烧猪油啊？”引得满屋子围观的农民爆出一阵哄笑。
农民们渐渐散了，黑洞洞的屋子因为没有门，变得诡异可怕。六个女孩面面相觑，农民给我们煮的饭吃没吃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家都没什么心情，话都懒得多说，沉默了好一会，陈晓敏她们三个和晓群都说要回家去。我不能说要回家。虽然眼前的农村和在家时想象的农村有天壤之别，但我清楚我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跑回去也没有什么出路。
当年生产队的大嫂和小姐妹们。
在苍溪县城时是害怕麻风病，现在换了地方，没有麻风病了（后来知道，我们公社依然有一个麻风病，不过住在二三十里外的另一个大队），再闹要回去也没什么理由。王远贵说她也不走。我们商量了一阵，决定第二天先送她们几个走了，我俩再回生产队。
当晚，我们六个没敢躺下睡觉，背包也没打开，挤在一张床上坐着，你靠我我靠你，迷迷糊糊居然也睡着了，第二天手脚麻木得好一会儿不能动弹。
清晨，天刚蒙蒙亮，农民们都还没起床，我们就背起行李，在对苍溪县行政区域分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凭记忆循着来路往柏桠公社方向走。谁也没有考虑到了柏桠又怎么办，那里只是一个公社所在地，根本没有固定的交通车，也没有设置车站。
刚刚下乡的我们也还算未成年人，离开了父母无依无靠，像我们这样出走，万一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可能根本无人知晓，也不会有谁来关心寻找，我们好像成了一个被放逐的自生自灭的群体，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人会对我们的安全负责。
而无知无畏的我们只能顾及眼前，耸立在我们面前的山那么高，必须不顾一切爬上去，因为我们是从山顶下来的。前一天农民们背行李，我们打空手，走的是下坡路；这一天我们差不多两餐没吃东西，饿着肚子，自己背着沉重的行李往山上爬。三步一喘，五步一歇，好不容易挣扎到山顶，还没走出大队，在新民三队的地盘上就实在走不动了，也不知该往什么地方走，一行人坐在行李卷上，愣着。
这时，几个落户红旗大队的高中生，被农民接往他们的生产队，正好从新民三队路过。他们虽然还叫不出我们几个的名字，却在得知我们这是背着行李要往家里跑时，摆出了大哥哥的姿态，教育道，你们傻的，你们以为这样就回得去啊？就算你们跑回去了，户口粮食关系啥都没有，你们怎么办？又不是只有你们几个在这里，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嘛。走走走，我们送你们回生产队去。说完，又热心地和接他们的农民一起，帮忙拿起行李，一直把我们送回新民五队和六队，才往自己的生产队去了。
从那天起，我们正式开始了插队落户当农民的生活。
重返乡下，和生产队的乡亲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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