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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丨“尿素裤”:当年农村干部的小特权

新三届 2021-04-24


专题

“尿素裤”流行的年月






01

农村干部专用“尿素裤” 



张贤亮小说《青春期》中有一段关于“尿素裤”的描述:


“一次,她利用休假日将日本进口的尿素口袋拆开来当布料,缝制成小汗衫及裙子般的半长裤穿来上工,满身散发着尿似的骚味…… ”


“那时她穿着日本化肥袋做的半长裤在我眼中却非常滑稽,‘日本’两个字正好缝在她屁股蛋上,一边是‘日’,一边是‘本’,但她连‘旧本’两个字都不认识,显然不是有意的。她做时装表演的时候我发现了‘日本’而大笑她却以为我笑的是她屁股,便停下来弯下腰把屁股朝我面前一撅,笑道:‘你看你看你看!让你把女人的屁股蛋看个够!’于是‘日本’在我眼前更大大地膨胀起来。”


四十年后,谁还记得当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尿素裤”?


农民自编歌谣里的辛酸史


有一首名为《日本尿素袋》的诗如此写道:做成裤子乐陶然,不串亲友不舍穿。早就收藏入村史,一提笑得把腰弯。


诗的作者是体制内干部,比较幸运,从诗意看,作者在1970年代曾拥有过“尿素裤”。大多数的农民则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自编的歌谣里就多出了那么一股讥讽的怨气:


干部见干部,比比尿素裤,前头“日本产”,后头是“尿素”。



“尿素裤”风靡大江南北


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的村民侯双喜,许多年后回忆说:“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你想想是什么感觉?”但是,即便是尿素袋子,当年也只是村里的干部能穿,一般社员还穿不起。“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个尼龙裤,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这首当年在巷道地头的小孩口中流传的童谣,侯双喜至今仍背诵如流。


河南作家周熠在他的《散文自选集》里忆及尿素裤:“公社革委会孙主任一上台亮相,便激起了人民发亮的目光和窃窃私语……特别善于发现美的女人们终于有了新的发现,透过那轻轻淡淡的青蓝裤色,先是在孙主任的膝盖上方的裤脸上认出了‘日本’二字,继之又在后臀下隐约看到‘尿素’两个黑体字。很快就证实,这条卓尔不群的‘超丝绸’夏裤,是用两只进口的四十公斤装的日本尿素的外包装拆洗、染缝而成。孙主任的少夫人在县供销社工作……”


湖南作家王跃文在《我的堂哥》里描述:“我上大学几年,每次放假回来,都听说很多通哥的事情。想不到阳秋萍同他离婚了,跟了幸福。村里人说得难听,幸福用三条尿素袋子,就把阳秋萍睡了……通哥看见阳秋萍新做了条尿素袋子的裤子,问是哪里来的,阳秋萍讲是幸福给的……通哥起了疑心……”


山东平阴县的董宪云,1970年代是当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这个身份让她有幸获得了一条“尿素裤”:“宣传队的领导非常体谅我们的心情和难处,也想让我们穿得体面些,他们脸上也有光……也不知道找的哪位领导,走的什么关系,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弄到一批日本尿素尼龙袋子,到济南印染厂染成浅灰色,在县被服厂一人拼接了一条裤子……由于尼龙袋子上的字是黑色的,染色盖不住黑色,平阴县曾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宣传队不害羞,穿着尼龙袋子满街溜,后边是‘日本产’,前边是‘尿素’,裤裆里还夹着‘含氮26%’。今天每当想起这个顺口溜,心里就酸酸的。”



想穿“尿素裤”,还得有关系


今天看起来可笑至极的“尿素裤”,当年没有点特殊关系,实在还穿不上。作家周熠回忆起自己搞到“尿素裤”的经过:


“当时,刚刚同日本邦交正常化,进口尿素极有限。一个公社分配下来的尿素指标不过两万公斤,可得的尿素袋,四百至五百条而已。加上县里截流,能分到三百来只袋足矣。这对于六万人口的公社来说,僧多布少,无异于杯水车薪。这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征购尿素袋的独特现象。”


“公社首脑机关的干部们除了孙一把,按人头扣工资1.6元(每只袋八角),由财会负责人直送供销社孙主任手中,郑重传达领导指示:保证供应,注意影响。只好暗度陈仓,不用外面的搬运工,由供销售主任带着仓库的人员,连夜开仓,秘密腾挪清点后送往公社。”


“我给公社革委副主任写斗私批修心得,获全公社好评。这位副主任脸上有光,他就黑夜亲自打着手电到仓库,也套购到两只袋给我。”


原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也回忆说:“我们又到太行山调查,太行山也是如此,那里的农民,就是因为物质生活的贫乏引起一些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紧张,那里有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和群众争抢一个尿素袋子的事,谁抢上谁就可以做件衣服或裤子穿。那时我们就贫穷到那样的程度,不得不用日本的尿素袋子来做衣服穿。争来争去,由于大队小队干部有权,就把这个尿素袋子争到了,做衣服穿了。农民没有权,所以他们就用民歌的形式唱出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大干部,小干部,一个一条料子裤,前边写的是日本,后边写的是尿素。’这样的歌词我们听起来感到很可笑,但实际上我们心里是很痛心的。我们的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搞了三十多年,竟然争抢一个尿素袋子。”


这样的情形下,民众原创了大量的讽刺干部穿“尿素裤”的民谣,譬如:


干部见干部,先比高级裤,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裤裆“净重25”——所谓”净重25“,是指包装袋上所印的文字。


哪个是干部?先看穿啥裤。前头“日本产”,后头是“尿素”,不是干部也干部!


(腾讯网《共和国辞典》专题)



02

穿“尿素裤”的特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农村基层的区委工作,那时,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用品,极为缺乏。粮食、食油、棉花、布匹等许多日用生活用品,实行定量凭票供应。

  

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国家从日本进口化肥,都是“尿素”,都是用化纤布袋子装的。当时中国城里人,一人一年只有一丈五尺五寸布票,农村人更是少得可怜,城乡居民衣服都不够穿,城镇居民有穿打补丁的衣服,乡村农民更是衣衫褴褛,困难得没有裤子穿。所以,用完后的尿素袋子就成了当时农村的宝物,染一染,正好做一条裤子,就是“日本”“尿素”这几个汉字任凭你怎样染,总是染不掉。

  

就是这种尿素袋子,也只有社队干部才能享受到,穿着这种裤子,前面是“尿素”、后面是“日本株式会社”制造。那时,农村流行有一首讽刺农村干部的顺口溜,提到了中国农民最早知道的日本产品:“来个社干部,穿的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这种尿素袋子,社队干部开后门才能弄到,为此,农民群众意见很大,说社队干部搞特权,意见反映到了区委,区委领导批评了开后门的事,并跟供销社黄主任讲:尿素袋子定价公开在各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公开销售,让社员自由购买,严禁开后门。

  

此事已过去几十年了,至今想起,心中仍然一阵酸楚。


(作者陈世高,原载《炎黄春秋》)


03

难忘“尿素裤”



20世纪70年代,我是刚入行的教育系统新战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抽调到公社(乡镇政府)主抓文卫工作。

那时候商品缺,标准低,实行票证管理,每人只能买到限量的平纹布,谁要穿件斜纹布料衣服,便是阔绰的了。一天傍晚,喜从天降,主管会计按照工资花名册,每人发一只“尿素袋”——用尼龙制成的化肥外包装,上面除了印有外文,还用汉字分明写着“日本”产,“含氮量49%以上”,正好够一条裤料。凡是得到此“宝”的,一个个欢喜若狂,笑逐颜开。

我自知本人是教师身份,无缘“问鼎”,可是又不甘心。几经找主管领导暗中勾通,终于如愿以偿,使我大慰平生,感激涕零。于是,按照一般的“炮制”方法,让妻子洗了又洗,把“日本”等字样彻底“铲除”,染成草绿色,再加工成称心如意的“尿素裤”。

之后,我跟其他干部一样,沾沾自喜地穿在身上,显露出无限的“风光”与“高贵”,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谁知看不下去的群众编了一个顺口溜,大人小孩到处传唱:“大干部、小干部,都是穿的‘尿素裤’,就是老师抓不住……”天啊!他们哪里知道我走的“后门”,是个十足的“冒牌货”。当时,有个副科级干部,其妻褪色染洗技术欠佳,待“尿素裤”做成后,上面的汉字依稀可辨,屁股左边是“日”,右边是“本”,中间往下就是“含氮量”。别人看见了都捂嘴掩笑,他却怡然自得。

我知道,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未摆脱“臭老九”的尴尬与无奈,远没有得到应该受到的尊重,难怪他们各找门路,纷纷“跳槽”,我也是那个年代“远走高飞”的。

(原载《中国国土资源报》)


04

一条“尿素裤”引来俩媳妇


  

我出生在农村,弟兄两个,父母是标准式的农民,母亲还常年有病。小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差,我家人多劳少,全家在生产队里干一年,到头来还得倒贴钱。


在我的记忆里,可以用缺吃少穿来形容。那时人们都穿着破旧,上面补丁摞补丁。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哥俩从小到大没穿过新衣服,只是穿父辈剩下的旧衣服。 那时,看到别人穿着新衣服时,我真是羡慕得不得了,做梦都想有一套新衣服。 


日月如梭,转眼我们都超过了十八岁,成了男子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是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谁家的闺女愿嫁给这样的穷人啊?


为了让我们哥俩能有一套新衣服,全家人都在努力想着办法。 


父亲听熟人说县供销社丁副主任的孩子得了白血病,需要输血。父亲是O型血,他找了去,提出自愿为丁副主任的儿子抽血,条件是能得到一个外国进口的尿素袋儿。


经过协商,以抽五次血得到一个尿素袋的条件达成了协议。于是,一个多月后,抽够五次血,父亲把尿素袋儿高高兴兴地拿回了家,只是他本来虚弱的身体就更加吃不消,在家一直躺了十多天才恢复了元气。 


经过母亲的染色,裁剪……精心制作,很快哥哥就穿上了既漂亮又富有弹性的尿素裤(当时的尿素袋是化纤布袋子,质地比较柔软,与现在的不同),再配上母亲做的白粗布褂,甚是精神。因为当时只有干部才能穿上这种东西,一般的人家是搞不到的,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顺口溜:“干部见干部,比比尿素裤,前看是外文,后看是尿素。”


这样一来,哥哥就成了大姑娘的追逐焦点,不久,就经人介绍和邻村一女子对上了象,当年的春节期间,就吹吹打打地举行了婚礼。 


为了给我也弄来一条这样的裤子,了却婚姻大事。父亲又咬着牙找到了丁副主任。谁知丁副主任这次竟提出要以抽十次血的条件才肯给一个尿素袋,理由是愿卖血的人多,尿素袋儿都是分配,很是难搞。 父亲觉得上一次抽了五次血就差点儿要了他的命,这次加倍恐怕顶不住。让我弟兄俩去卖血吧,我们的血型不对号,人家不要。无奈,只得作罢。 


后来,在父母的工作下,贤惠的嫂子叫哥哥把那条尿素裤让给了我穿。在尿素裤的作用下,第二年,我也如愿以偿地娶得了一位女子为妻。 


据嫂子和妻子讲,她们之所以嫁给我们哥俩,就是看中了这条尿素裤,因为能搞到这种东西的家庭,实属不简单,只是她们不知道这是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卖血换来的。 


改革开放后,哥哥在家办起了养猪场,而我则进城创办了一家土特产公司。如今我们是吃讲营养,穿要名牌,住着高楼,坐着轿车。但是那条尿素裤却被我当作珍宝保存了下来,它不但是我在艰苦困难时代的见证,更让我不忘忆苦思甜,时时激励我勤俭度日。

(作者马光,转载《文史博览》)



延伸阅读

衣天下

关于布票的那些往事




1954年:按气候差异制定南北不同布票定量标准


“尿素裤”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主因,是当时布、棉供应的严重不足,这涉及到一个漫长的历史背景。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9月份实行了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除了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而且比“全国通用粮票”发行的时间还要早上一年。

当时,根据南北气候差异等因素,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譬如: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严寒的哈尔滨则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就只有7尺4寸布票。

1960年代: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衣服


1960年,布票限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尺6寸。

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60年代初,风声一天天紧,听说四川省只发3尺7寸布票,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1961年3—8月,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关于“人造棉”的回忆


工程师刘某回忆:1963年秋天,他18岁时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一个贫穷的江南小镇来到首都。三年苦难时期刚刚过去,他的助学金,除每月15元伙食费外,只剩4元零花钱。无法制办御寒的棉衣,冬天实在有要事必须出门,只好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这样一直熬到毕业。

上学期间,国家曾发明了一种叫做“人造棉”的化工产品,来代替棉花纺织布,据说比棉布还要经久耐穿。但人造棉产量很小,国家照顾学生,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做一件衬衣的定量。为此,非常郑重地向每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凭证购买。发证后,又专门开了班会,同学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着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想买又没钱,刘某十分为难。终因拿不出3元人民币,而放弃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机会!他将这枚购布证珍藏起来。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了人造棉衬衣。那衣料确有一种飘逸感,引来了众多羡慕的眼光。

参加工作后,他终于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衬衣,圆了一个人造棉的梦。

一次,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翻出那枚未使用过的购布证,刹那间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此后,他时常做梦,梦见母亲的老泪,梦到他的大学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衬衣。

19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出现“尿素裤”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了中国。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双方互设大使馆。随后,一系列的贸易、航运、海运、渔业、文化交流的协定相继签署,其中就包括日本尿素的进口。

由此催生了”尿素裤“。

但也不是所有”尿素裤“的原材料都取自日本,当时还有这样的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因为当时也从加拿大进口尿素,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


资料来源:

《吕日周自选集》,吕日周/著,红旗出版社/出版;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著,文汇出版社/出版;

《周熠散文自选集》,周熠/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董宪云《话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载《启蒙行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0年代的童谣》,载《天涯》杂志等。



综合腾讯网《共和国辞典》

《炎黄春秋》《中国国土资源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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