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吕丁倩，江苏常熟人，出生于教育世家，曾是内蒙古下乡知青，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院英语系，毕业后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后赴美国读研，现在纽约定居，从事写作和翻译，美国翻译协会会员，为中美文化交流笔耕不辍。
作者：吕丁倩
我们住过的知青房
仲夏时节，气温骤升，连日来阳光炙热，酷暑难耐。人的感官记忆很奇妙，即使在北美生活多年，炎热的气息跟我在内蒙古下乡当知青时在夏锄季节的燥热，总是执拗地拧结在一起。夏锄季节到了。烈日之下，发烫的黄土坡地延绵伸展，空气里的燥热令人窒息。吸一口气，热烘烘的气流涌入胸腔，灼得很痛，五脏六腑似乎在燃烧。呵出一口气，也是热腾腾的，像火龙在喷火。在山坡上干活，我倚着锄杵站在田头的陇沟边，头痛得不敢睁开眼睛。而紧闭着双眼却看见满天灼灼的光焰。我试图用手臂遮挡住直射的阳光，燃烧的烈日放出千万根烧红的钢针，刺灼我的脸颊，鼻梁和额头，裸露的胳臂，肩颈被灼舔着，全身火辣辣的疼痛。休息时，我昏沉沉地躺在泥土上，头靠着一块石头，草帽遮着脸，一动也不想动。山坡，旷野，河槽，荞麦地，还有我，都袒露在炎炎赤日之下，无处躲藏。天地之间形成硕大的熔炉在燃烧，把这“地球上多余的一角”全部烤焦，熔化为灰烬。（朋友们听我讲述在内蒙古厂汗村的故事，戏称为地球上多余的一角。）一一这些就是存留在记忆里的夏锄，1977年7月，我在内蒙古固阳县忽鸡沟公社厂汗生产队劳动。
右边角上就是厂汗村的东南坡
人们都听说内蒙古的冬天冷彻骨，却少有人知道内蒙古黄土高坡上的盛夏炎热如火炉。厂汗村位处海拔高度至少1500米，冬天有多奇特的寒冷，夏天就有多奇特的暴热，唯有早晚温度剧降时，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夏天是农忙季节，白天常常在坡地里劳动，烈日当头直晒，仿佛伸手就摸得到太阳，炙热的阳光会灼伤皮肤。山区里干旱严重，经常连续多日不见雨水。黄土地干裂，山坳里的岩石，河漕里的沙土，村里用黄泥砌成的土房，墙垣，都在散发着被烤焙的燥热气味，到处都是热烘烘的。当地很多老乡皮肤粗躁得如铁皮，而且呈深古铜色。厂汗村分布在三个紧紧相连的山坡上，周围山岭漫坡环绕，一条宽旷的河槽路从忽鸡沟延伸几十里，从厂汗村前绕过，直往三岔口去，然后分岔通往石拐煤矿和固阳县城。村前村后的坡下有一些小面积的平坦田地。但是大多耕种面积都是在周围的山坡上开垦出来的。山上多有沙石，尤其是高坡上。即使常年耕作，这些坡地里只有一层薄薄的泥土，主要耕种荞麦，糜米，土豆。地处高寒，春天转暖较迟，传统农作一向是广种薄收。春季播种之后没有什么田间管理，所以给庄稼松土是夏季里的主要劳动，大多时候干活要上山坡去。
厂汗队部分知青。前排右边第二小王，第三作者， 第四小姚； 后排左边魏克岩
那天石队长来找知青分派劳动，正巧只有我和魏克岩在知青房。石队长说要我俩包工，把对面东南坡那一大片荞麦地锄了。东南坡在村子对面， 再往东面就到隔壁村子叫二合公。我答应了，小魏也说行，平时生产队里叫干啥就干啥。平时，小魏显得调皮，爱逗乐，有时不愿出工。我们包工后，在一起锄地好几天，合作得非常愉快，没有任何偷工减料，谁也没有中途撂挑子，踏踏实实地锄完那片地。至今想起来还很自豪。在盛夏高温里，在山坡上锄地确是苦不堪言。毒辣的烈日当头，地里又闷又热。由于天旱缺水，地里几乎连草都不长。锄地时只要把地里的土翻起来，打碎土块。我侧身站在两排荞麦之间的空档里， 每走一趟锄两垅， 把锄头放下去左右各拉一下就行了。土地干旱得太厉害，用力把锄杵往回拉时，锄头下的土块立刻裂成碎粒。刚开始锄地时，我和小魏相差不远，渐渐地我就落后了。当我好不容易赶到地头，小魏已经往回返。 干体力活是我最大的弱点，在地里干起活来像个溺水的人，拼死拼活地挣扎，还是落在后头。每逢这个时候，我羞愧难当，连自残的心理都有。如果有人要求我一头栽到山坡下去，以此表白自己并非偷懒，坚决“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我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我从小体质较弱，实在没有力气。知青干活差就是表现不好，表现不好的知青别指望有机会招工招生回城市。这无疑给我巨大压力和苦恼。
知青们在厂汗门洞村的坡上锄地。作者（右一） 和同生产队的知青小姚、小王
东南坡上静悄悄的，一丝声音都没有。从来没有听到过虫鸣鸟叫——在厂汗村的夏天，连只蚊子，小虫子都没见过。山坡上没有树，没有荫凉地。空气沉闷，只有两把锄头在地里来回移动。我一步高一脚浅，慢慢向前挪动，尽量不踩着荞麦苗。下锄时还要小心别把荞麦苗折断。由于弯腰面朝土地，锄头扬起的土，时不时地呛得我喉咙里又干又痒，憋得喘不上气来。刚开始我和小魏还说说话，暑热很快就使我累得气喘吁吁，谁也不想开口。为了早点完成· 我们趁着早晨凉快，一口气干好长时间才休息一下。半个下午过后，太阳斜照时，坡上才有些荫凉地。后来我发现小魏在前面锄到地头回返时， 已经把我的那两垅也锄完了， 我可以跟他一起从地头再开始。我一下子觉得轻松多了，免去那种当众挣扎的尴尬，心里对小魏不胜感激。东南坡像半个馒头卧在河漕路边，那片荞麦地从坡顶一直往坡下伸展。一边锄地，一边就是在爬坡，或者一边在下坡，特别吃力。我一路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身边掀起一股股热浪，尘土扬起，浑身大汗淋漓，一摸脸上一把水，背上衬衫湿透，马上又被晒干。我光脚丫穿着帆布球鞋，陷进松软的土里，鞋子里灌满了土，汗水和黄土粘和在一起。有时我累了停下来喘口气，望着这无边的荞麦，心里直发愁，什么时候才能锄完？又看看地头那边，小魏正拄着锄杵，也是皱着眉头，一脸愁苦的表情。平时知青们经常表露出这样的愁容，好像正在忍耐着什么苦痛，这与我们年龄极不相称。
作者在厂汗村的山坡上
热辣辣的阳光晒得我头痛眩晕，像地里耷拉着脑袋的荞麦苗。休息时我迫不及待地走到附近老乡家找水喝。对面的坡下有老乡的土房和窑洞，当地村里有个习惯，家门都不上锁，推进门去，靠墙就是水缸，舀上一大瓢水喝，喝完关上门离开。傍晚收工时候，浑身是汗和土，渴得火烧火燎。在知青住的山坡下，往后村去的沟底和小路的交岔处，有一口井。平时知青们和住在这坡上的老乡们都在此汲水。井上有个大轱辘，铁链上拴着个橡皮桶。我在井边摇轱辘吊起一桶水，那冰凉清洌的井水，真是救命的水啊。我放下平时的矜持，顾不得什么体面，蹲下身去，嘴巴直接凑在皮桶边，咕嘟咕嘟地使劲喝水。喝一阵子，歇一下，喘口气，再喝一阵子，然后长长地舒一口气。喝够了再用手把水撩到脸上清凉一下，卷起袖子和裤腿，往胳膊，小腿和脚丫上泼水，凉爽舒畅，消祛一天的暑气和疲劳。回到知青房，晚上用清水洗头发，冲洗满身的汗和土。这井水仿佛是上天送来的琼瑶玉浆，沁透心脾，滋润肌肤。睡觉时把浸湿的毛巾搭在额头上，觉得身上清凉多了。夜里昏昏沉沉睡一觉。当窗户发白，黎明时辰到了，我似乎又复活了。正是老天不绝人的活路。大自然总有神秘的方式，保持着万物的平衡，让人的生命力持续下去。回想在那些年里，如何幸存在种种险恶生活环境的故事，颇有些神话传奇的色彩。
作者（中）和同生产队的知青， 我们常在这里劳动
第二天早上，觉得手臂和后脖颈皮肤生疼，脸上发烫。我和小李合住的房间里只有一面小镜子，仔细照了一下，发现大片，大片皮肤被晒得通红。额头，脸颊和鼻梁上也都是红红的。我心里一阵委屈，带着草帽也不甚顶用。没办法，还要咬牙挺下去。好多天以后，皮肤一片片脱落，像鱼鳞片似的，有的部位露出粉红的皮肉，辣乎乎地疼。脸上，额头上斑斑块块，像化妆的颜色没洗干净。头发被晒得像干草，麻扎扎，硬梆梆的。那灰头土脸的样子，整个人的模样都变了。夜里躺在炕上腰酸腿痛，睡梦里在来回滚翻，躺着都不解乏。不记得是怎么撑下来的，我和小魏竟然没有歇工，把东南坡上足足有十多亩荞麦地全部锄完，可称为艰苦卓绝。我一直以为，只有我自己记得那个夏锄。2017年我回国和知青们在包头聚会，那是四十年后第一次重逢。我们开车专程回厂汗村。一路上和小魏坐在同一部车里，唠叨起当知青时候发生的许多事情。老魏问我： “小吕，记得咱俩夏天包工，在东南山坡锄地吗？” 我说：“当然记得！”
作者去挖渠灌溉水地。1976年5月
我们的汽车路过河槽路， 从村口望去，那片像半个馒头一样的漫坡，在四月的春天里微显出淡淡的绿色，安静地卧在连绵不断的山峦之列。那个盛夏里，东南坡上一片酷热，无情地燎灼着两个年轻的羸弱身影。我们来来回回地，上了坡又下坡，走了一天又一天，干了好几天才把那一大片地锄完。“小吕，收工后都是你做饭， 我就不用做饭了。” 老魏笑着说。我看着老魏，分明还是那个知青小魏，常常纵身一跃，大模大样地坐在我房间的窗台上，翘着两只大鞋，嘻笑着给我看刚换的鞋是干净的，没弄脏我的窗框。唉，即使是眼前所见，也无法代替40年前的印像。我很高兴，那很像我的一惯作风。虽然记不得了，听上去也是在情理之中。锄地时，小魏锄得快，帮我在前边接垅。收工后，我必定会主动做饭，会把纸箱里珍藏的好东西翻出来分享。在艰苦的生活中，队里的知青们大多友好相助，给我忧郁的心情带来慰藉。每当我接受知青伙伴的一点好意，或我能给予一点帮助，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都使我感到这世间还有所留恋，绝望中还有希望，为我支撑起坚持下去的信心。
2017年部分知青回厂汗村，作者和魏克岩合影
我们在村口停下车，步行上坡进村去。老魏突然止步，看着路边一棵树说：“就是这棵树， 收工时我累得走不动了，就在这棵树下休息一会。”我打量了一下，这棵树孤零零地立着，光秃秃的，树身有点歪扭。记忆中的那棵小树，和那时的我们一样，不大壮实。稀疏的枝条，夏天婆娑的绿叶，是黄土山坡上少见的一簇绿荫。40年过去了，这棵树还在顽强地生长。老魏又说，“小吕你跟我说，小魏，多给你一些工分， 我少要点， 你比我干得多。” 我一点也记不得，不过这也很像我的一惯作风。老魏接着说：“我说不要，小吕，咱们平分吧。”他笑着，还是那样的孩子气。我记得小魏从来不乏东北人的慷慨豪爽。所有这些，我已经没有印象，可老魏还记着呢。不知怎么回事，这番谈话，让我鼻子里一阵阵发酸。那时候，厂汗小队的男女村民集中在一起干活，傍晚收工时在地头评工分。记工员拿着本子，念一个个名字，老乡们在地头你一言我一语地评分。强劳力一天10分，我常拿6分。后来知青们单独劳动，我不记得给多少工分。年底分红最差的一年只有1毛1分钱，最好的一年也不过才2毛多点。老魏说他下乡几年从未分到过钱， 我勉强赚够口粮，最多的一年分过大约十块钱。那是因为我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到公社开会常常拿10分强劳力工分。虽然是规定，我对此感到内疚。
2017年春天回厂汗村， 作者和石队长合影
由于这次夏锄，我想起另一次夏锄，至今令我心惊不已。1975年夏季，厂汗村只有我一个知青， 其他十几个知青都是在1975年秋天 – 1976年夏天分批从包头来的。那时我独自住在前村坡上。夏季农忙期间，我连日在酷暑下劳动。清早出门直到月亮升上天空才收工。有一天，我随着老乡们在西面光秃的高坡上锄地。烈日当空，晒得我头昏眼花，后背滚烫。到下午时分，突然觉得身上阵阵发冷，打着寒战，眩晕头痛起来。晚上回到住处，喝了一瓢水，饭也不想吃，倒下便睡。隐约觉得自己浑身滚烫，头痛得像要裂开。没有一点知觉，昼夜不分。在渴得喉咙里像火烧时，昏昏糊糊地爬起来，硬撑着从水缸里舀一勺水喝。再继续昏睡。只记得有时窗户白的，有时是黑的。不知过了多久，耳边有人喊小吕，我勉强睁开眼睛。原来是村里胡家四花姑娘，她家离我的住处不远。四花说3天没见我出工，所以晚饭后过来探望一下。我疑惑地看着她，弄不清怎么回事，虚弱得说不出话来。 屋里水缸里只剩一点水，炕灶几天没烧火。过了一会，四花挑回来一担水，又端来一碗小米粥。当晚赤脚医生郝铁柱也来了。一连好几天，我扶着炕边都站不起来。幸亏前一年下乡时带了两瓶葡萄糖液，还存放在木箱子里。又歇了好多天，我才渐渐恢复。记不清当时是否还服了什么药，但是没有诊断出什么病。事后估计是上火，或“重感冒”。 多年后，我在纽约遇到类似的情况，医生诊断是“sunstroke”，即热射病，相似于严重中暑，若不及时处理缓解，会导致人体衰竭，以及生命危险。我的体质对强烈阳光和高温有过敏的反应。我从小惧怕夏天在强烈的阳光下活动，曾经出现过无名的发烧， 但是一直不知道原因。
知青房坡下的那口井。铁轱辘还看得出来
现在我才明白，在高温烈日下连日劳动，汗流不止，体力消耗很大，导致脱水。也许当时我还年轻抗得住。那井水是正宗的山泉水，含有天然的矿物质，消暑作用很大， 井水救了我。我确信自己命大！夏锄中出现的症状，不就是中暑吗？都挺过去了，一切安然无恙！我笃信不疑，上天并没有抛弃我。不久后，秋季里发生很多事情。紧接着十月份开始了那场载入历史的全国高考改革。假如我在七月夏锄中真的发生中暑或意外，我的知青故事想必到此结束。2017年回纽约后的一天，我坐在院子里，手机响了一下，进来一条微信，是老魏发来的。他说：“我记得石队长让我俩包了东南方向那片山坡地， 离二合公不远。锄地时还能碰上二合公（隔壁生产队）的知青。休息的时候，我们望着远处的群山，谈天说地，谈理想和未来...” 我读着这几行字，眼睛模糊了。知青们也有理想，有抱负，憧憬着未来，向往着美好。但是知青身份和困境使我们陷入几近绝望，这并非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所向往的未来，并不由我们自己决定。这是我对逝去的青春年华感到悲哀的关键之处。
2017年春， 厂汗知青回村， 在我们熟悉的大井边合影留念
谈理想和憧憬未来，是知青之间特有的交流，如一缕清风，给我们苦闷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快乐和欣慰。在情绪低沉的时候，知青们经常相互诉说自己的渴望，描绘着那些不会实现的美好。正如人们处于饥寒交切时，会梦见天下美食锦衣。我们还太年轻幼稚，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政治洪流的漩涡中。我们仍然深信“知识青年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锻炼，”深信上级的承诺，“锻炼两年后有资格回城市去工作或读书。” 每个知青心底里对理想和未来的希望，犹如一盏不灭之灯。那几年里，我身处在内蒙山区险恶的生存条件下，从事着原始状态的劳动。对于长时间低效率的体力劳动，超出人体能够承受的强度，我无数次地拷问自己，到底是我来改变农村，还是农村在改变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谓的求生消耗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年华， 这是一段无法妥协的，永远使我痛苦的人生历炼。回眸往事，依然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每幅画面都记载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如果把这些记录，仅仅看作是叙述苦难和抱怨，那是太肤浅，太狭窄了。在耆髦之年，我和很多亲历者一样，仍然致力于用文字保存知青时代的自身经历。切不要亵渎我们的努力，这一段不可忽视的真实历史，将是后代人追溯的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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